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戊戌后梁启超的“政本之本”观点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立宪论文,探析论文,之本论文,报刊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继续鼓吹君主立宪。报刊成为了他们参与和影响政治运动的主要手段。在立宪政治的目标和视野下，在与政府、国民的关系上报刊如何为之?何以可为?从改良的政治立场来说，他们必须说服和影响国内的政治力量，以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为此必须建设相应的立宪政治理论体系和推进策略，而他们所凭藉的报刊活动在立宪政治中的生存根据和办报方向也必须运用近代学理加以论证。戊戌后，梁启超运用近代西方学理深入审察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彻底摆脱了“君臣之伦”的报刊论述框架，阐述了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提出了“政本之本”的观点。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的提出，将国人对报刊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对此后中国报刊的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论报背景：致力君宪与学理积淀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此后，改良派主办的学会、学堂全毁，维新报刊“亦如西山残阳，倏忽匿影，风吹落叶，余片无存”①。然而在晚清特殊的中外政治格局下，慈禧能扼杀新法，却无法阻挡改良思潮的继续传播。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不久就在海外的日本甚至国内的上海等地重建了自己的宣传阵地。
戊戌后列强的侵略有增无减，《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更趋深重。“天下爱国之士，莫不焦心竭虑，忧国之将亡，思有以挽回补救之策。”②1899年夏，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第一个保皇会组织，不久保皇会的活动即遍布海外。1900年前后，改良派在海外创办和控制了30多家报刊，在美洲、澳洲、东南亚等地皆有分布。1900年以后，改良派在国内也有办报活动。一些与康、梁有很深渊源的知识分子先后在全国各地创办报刊，如《外交报》、《选报》、《岭海报》等。1904年，狄楚青奉康有为之命，在上海创办《时报》。在香港，保皇会1903年创办了《实报》，1904年创办了《商报》。在澳门，除1897年创刊的《知新报》外，1899年又有《澳报》、《濠境报》等报刊创办。戊戌后，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尤以梁启超最为重要。戊戌之后，梁启超在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等，开创了其报业生涯的黄金时代。“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③尤其是在《清议报》以及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期，他更被人推许为当时“言论界的骄子”，认为其“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④。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慈禧开始了所谓“新政”，迫于形势，推动了涉及广泛领域的变革计划。1905年，受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刺激，全国要求实行立宪政体的声浪高涨，立宪改革有所进展。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暂停了《新民丛报》的发行，决定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来推动立宪运动。清廷对立宪改革并无诚意，歧视汉人、无能的满族领导也使改革没有效率，并最终形成“皇族内阁”。然而清政府的改革姿态又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人们对宪政的探讨。《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又先后创办了《政论》(政闻社机关报)和《国风报》等，积极鼓吹立宪。
既然以立宪为目标，则改良派的报刊在与政府、民众的关系上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合乎其立宪政治的理论与策略。戊戌之前，国人在对待报刊与政府的关系上大都谨守“君臣之伦”的话语秩序。如王韬即以为：“韬虽身在南天，而心乎北阙，每思熟刺外事，宣扬国威。日报立言，义切尊王，纪事载笔，情殷敌忾，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区区素志，如是而已。”⑤在王韬看来，以当政者言之，报刊是“博采舆论”的工具；以办报者言之，报刊是建言陈情的平台。再如康有为：“查报馆之义，原于古之陈诗，古者太师乘輶轩采诗万国，以观民风。胪列国之政，达小民之隐，改设宫督报，实为三代盛制。冯桂芬《校邠录抗议》即有请复陈诗之议。”⑥康有为的观点与王韬是十分接近的。即便是思想超前的郑观应，将报刊视之为“泰西民政之枢纽”⑦，在直接描述报刊的时候，也未免有“谤木”、“谏鼓”之类的传统话语。值得注意的是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在《湘报后序》中所提出的“民史”、“民口”说反映了他对国民主体地位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摈弃了“君臣之伦”的秩序限制。但是对报刊与政府的关系，谭嗣同并没有明确阐述。同一时期，梁启超在报刊论述方面则是“未敢倡言”⑧，仅仅主要就报刊的“耳目喉舌”作用做出阐述，在报刊政治角色的定位上未见其有民权思想的鲜明表露。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进，这对其报刊论述产生了深刻影响。加之海外无所禁忌的环境，梁启超一扫“未敢倡言”的心理顾忌，对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进行了颠覆性的设想，从而使近代国人的新闻学思索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戊戌之前，梁启超所读西书，较有影响者主要是他编辑的《西政丛书》中所搜集的著作，而与李提摩太的交往也使他能够获得一些西学知识。但总体上其西知来源十分有限。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与西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这使他的思想境界有了进一步的飞跃：“戊戌九月至日本……自此居东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⑨梁启超最初接触的是为数众多的日文西学书籍，流亡日久，更对孟德斯鸠、卢梭、达尔文等做了深入研读。他先后写作过《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笛卡儿)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读之可见其西学之精进。张灏先生就分析过流亡日本后梁启超所使用的“新民”概念在内涵上的变化，认为需要以“新的公民”这一新的概念来表达梁启超所用的“新民”一词的含义。⑩
梁启超根据其所掌握的西学新知，提出和引入了许多新的概念。主要有：国民与奴隶；朝廷与国家；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等。梁对这些概念的阐发，强调的是自由和民权，直接否定君主专制，闪耀着近代民主思想的光辉。张朋园先生综述了梁启超思想的总体变化：“二十九岁以后的梁任公，又集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于一身，他肩负起开民智的责任，促使国人觉悟，恢复自由的思想，‘自由乃天赋，非他人可随意得而剥夺，也决不可随意而放弃。’国人必须有权利，国家乃众人的国家，决非一二专制民贼的国家。自此任公的思想成了定向的发展，言论始终不离进化、自由、民权之义。”(11)梁启超思想的这种变化，更使其报刊论述具有了深厚的西方近代政治学学养和思想底蕴。同时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新闻理论和实践也有较为广泛的吸收和了解。其中又尤以卢梭和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影响最为显著。
西学知识的广泛吸取，使戊戌后梁启超的报刊论述具有了充沛的近代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在海外自由的言论环境下，梁畅所欲言，融合西方近代学理重建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在勾勒立宪政治图景的同时也在描绘着立宪目标下的报刊面貌，与梁本人，也在很大程度上与改良派其他报人的报刊活动交相辉映。
二、“政本之本”：立宪目标下的报刊政治角色构想
在立宪政治所包涵的民权原则下，“君”与“民”的关系就不再是传统的“君臣之伦”。关于这一点，早期的维新思想家们在介绍西方政教制度时就有所论述：“泰西之为国如醵然，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其政主于人之自得，民诉诸君，若诉诸其友”；“国有大事，谋常从下而起；岁之常用，先一岁以定之。有大兵役，国会群谋而许，然后量出为入，加赋而敛，于宫所不可一兵之发，一钱之税，一条教之变，上不能独专也。”(12)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一文中更做了进一步分析，“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作者以类似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说观点进行推演，得出了“民主即君主也，君主亦民主也”的结论。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君不过是国民的公仆而已。这种思想，严复在《辟韩》篇中也曾有类似表述。只是他们的观点并未延伸应用到国内现实的报刊活动领域。流亡日本后，梁启超进一步将之引申到国民、报刊与政府三者关系的论述之中：
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宁惟是，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故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之视子弟。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13)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梁启超与视报刊为政府附庸的观念拉开了距离：“然其意曰‘吾将为政府之顾问焉，吾将为政府之拾遗补缺焉。’若此者，吾不敢谓非报馆之一职，虽然，谓吾职而尽于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处也。”(14)报刊不是政府的“臣属”，而政府却是国民的“雇佣”，只是受公众委托“办理最高团体之事业者”；因此报刊对于政府，不仅不应当成为其“顾问”，做“拾遗补缺”的“臣属”工作，反而应该监督政府。报刊之所以具有舆论监督权，梁启超的理由是：“虽然，吾国民一分子也。凡国民皆有监督其公仆之权利。吾不敢放弃此权利。吾又业报馆也。凡报馆皆有代表国民监督其公仆之责任。吾不敢放弃此责任。”(15)报刊监督政府，只是代表主人行使其正当权利而已。这就彻底颠覆了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局限于“君臣之伦”的报刊论述。监督政府的目的在于防止其滥权，而报刊舆论监督正是民主政治的组织框架之外一种有力的制衡政府权力的补充措施。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并未满足于报刊与政府的独立平等关系，而是进一步譬之为“父兄”与“子弟”的关系。这就将报刊的地位甚至置之于政府之上了。“其不解事也，则教导之，其有过失也，则扑责之”，则报刊之主张和议论，对于政府来说也已不再是“臣”对“君”的谏言，而更近乎政府施政的指南了。
何以至此?这就涉及到梁启超戊戌后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政本之本”。作为国人中对《新闻学》的较早阅读者，梁启超受松本君平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梁的报刊论述中多次借鉴或直接引用过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的观点。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中，梁启超依据他对西方新闻界的观察，尤其是借鉴松本君平的观点，明确提出了“报馆者政本之本”的重要命题。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松本君平的深刻影响。例如，梁启超直接引用了松本君平的论述：
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各国议院议事时，皆别设一席以备各报馆之傍听记载)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盖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驱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为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16)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除了直接引述的部分外，此段关于波尔克对报馆的论述实际上也引自松本君平的《新闻学》(松本的《新闻学》1903年中译本将“波尔克”译为“普鲁古氏”)。进一步比较还可以发现，梁启超在该文中讨论“报馆之势力与责任”时，其前半部分的绝大部分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在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中找到出处。在《新闻学》中，松本君平对“新闻纸”的社会影响做了高度肯定，指出其为“近世文明之基础”，同时也是思想自由和文明进化之“猛大势力”：“于舆论则为先导者，于公议则为制造家，于国民则为役使之将帅，挟三寸之管作全国之主动力”。(17)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热情赞颂报刊之于国民的引导和教育作用，但对报刊在国家政治中的意义却鲜有明确阐述。那么梁启超何以得出了“报馆者政本之本”的结论呢?
在松本君平《新闻学》1903年的中译本中，译者附加的“原序”里对此有一段议论或许可以作为解答：“如政府之命令，议会之决裁，非新闻纸之赞成，不能实行邦国。此果何故耶?曰：在平民时代，不外代表国民中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而已。盖平民时代，非谓以多数人民之意见为国政之标准，乃以国民中之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为多数国民之向导，且由其力而可疏通国政也。”(18)此段文字强调了民意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其特殊之处在于，作者并未将“国政之标准”直接寄托于“多数人民之意见”，而是强调了“新闻纸”由于代表了“国民中之最聪强、最高尚之思想感情，为多数国民之向导，且由其力而可疏通国政”，因而对政府的施政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报刊主张：“政府之命令”与“议会之决裁”皆取决于民意；而民意之“本”则在于新闻纸。松本君平既然强调了“新闻纸”在“舆论”、“公议”、“国民”中的主导地位，按“原序”作者的观点，自然也不难得出报刊作为“政本之本”的结论。梁启超显然也主要是从这一思路来肯定报刊的这种政治角色的。
梁启超在此后的论证中，又进一步吸收了卢梭的观点。他运用卢梭的“公意”思想(19)，从近代舆论学的角度对报刊的“政本之本”角色做了深入阐述。一方面，梁启超认为，所谓舆论，即“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其无形而至大，“天地间最大的势力，未有能御之者”，“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立”(20)；另一方面，他又对舆论抱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认为“舆论之所在，未必为公益之所在”(21)；“夫舆论之足以重天下，固若是矣。然又非以其名为舆论而遂足贵也。盖以瞽相瞽，无补于颠仆；以狂监狂，只益其号呶。俗论妄论之误人国，中外古今，数见不鲜矣。故非舆论之可贵，而其健全之为可贵。”(22)强调盲目的、狂热的舆论乃“国家之病”，唯“健全舆论”可担重责。梁启超的这个关于舆论未必合乎公益、强调“健全舆论”看法颇有卢梭“公意”说的影子。卢梭将舆论分为公意和众意。众意是个别利益的加和，不具有政治实践意义；公意则是指人们最初自由结为共同体时的协议、约定、公共意愿，它是“普遍的意志”和“有机结合的意志”。卢梭认为，公意“必常以公益为目的”，故能赋予国家主权以生命和意志。在卢梭看来，“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归依”(23)，“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他的目的上以及在他的本质上都同样的是公意。”(24)可见，公意的本质并非如其字面上体现出的含义(即“所有人或大多数人同意”这个数量标准)，而在于公共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将公意的实现最终寄托于宛如神明的非凡的立法者身上，这种人需要“有一种能够洞察人类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感情支配的最高的智慧；他与我们的人性没有任何的关系，但又能认识人性的深处；他自身的幸福虽与我们无关，然而他又很愿意关怀我们的幸福。”(25)梁启超则将造成健全舆论的责任寄望于精英知识分子，强调言论倡导者的“公益”目的，同时不同于卢梭“公意”说中的这种神秘色彩，他从经验现实主义出发探讨了精英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种种道德修养和业务能力。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一文中，梁启超指出：“谓格公为舆论之母也可，谓格公为舆论之仆也可。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爱存也。母之真爱其子也，恒愿以身为子之仆，惟其尽为仆之义务，故能享为母之利权。”(26)故“豪杰”之“敌舆论”、“母舆论”，皆须从“公益”出发。在《国风报叙例》中，梁启超将报馆视为造成健全舆论之有力机关。为造成健全舆论，梁启超特别提出了“五本”、“八德”说。“五本”即“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八德”有“忠告”、“向导”、“浸润”、“强聒”、“见大”、“主一”、“旁通”、“下逮”。因此与其说报馆代表国民“舆论”，毋宁说是代表国民“公益”。因为“世界贵有豪杰，贵其能见平常人所不及见，行寻常人所不敢行也。”(27)何况健全舆论之形成，亦必借助于报馆。在梁启超看来，报刊如果能够代表“公益”，就可以成为政府行为的指导者，即“政本之本”。
梁启超的“政本之本”观点是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色彩的。梁启超相信，如果大多数报馆都具有良好的道德水准和职业素养，则政府、国民皆能从中受益，而国家也终将进乎内外皆治之境：
吾窃尝怀此理想，谓国中苟有多数报馆能谨彼五本而修此八德者，则必能造成一国健全之舆论，使上而政府大臣，及一切官吏，下而有参政权之国民，皆得所助，得所指导，而立宪政体，乃有所托命，而我德宗景皇帝凭几末命所以属望于我国民者为不虚。而国家乃可以措诸长治久安，而外之有所恃以与各国争齐盟。(28)
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也常常有一种强烈的精英主义情结。例如，在1905年的两篇文章中都凸显了他的这一取向。在《论私德》中，他认为中国人私德丧亡，欲移风易俗，就必须由少数人来推动：“自古移风易俗之事，其目的虽在多数人，其主动恒在少数人。”(29)这少数人，主要就是信奉儒家思想的绅士阶层。在《论政治能力》中，他指出，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中国之改革进化者，也无不是“此辈人”：“试观数年以来，倡政治改革之人，非即倡教育改革之人乎?以实业论，则争路权者此辈人，争矿权者亦此辈人，提倡其他工业者亦此辈人也。以教育论，则组织学校者此辈人，编教科书者此辈人，任教授者此辈人也。以政治论，明言革命者此辈人，言暗杀者此辈人，言地方自治者亦此辈人也。”(30)梁启超相信，真正能救中国者，是这些属于“中等社会”的人们。他们才是社会的中坚。他们不仅在思想上开社会风气之先，在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中，也是当然的前锋和组织者。在梁启超看来，报刊从业者也当属“此辈人”之列。梁启超不仅仅要藉报刊教育国民，还要劝导政府。在《申报》刊登的发刊广告中，《国风报》的办报宗旨正是这样表述的：“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31)梁启超强调“政本之本”，主要就是从原初意义上来肯定精英报刊的这种作用。
戊戌后梁启超的报刊政治角色设想，可以说是立宪改良派藉报刊参与政治的行动纲领。它的精英主义色彩，决定了其理论取向仍然以宣传作为基调。而报刊宣传事实上也是改良派参与政治的主要途径。然而梁启超又吸收了西方近代政治学和新闻学等相关学理因子，试图重建报刊与政府、国民的关系蓝图，以建构与改良派立宪主张相一致的报学理论，这无疑又是具有建设性的，是改良派立宪主张和方略在报刊活动领域的创造性发展和运用。
三、简要评价：“政本之本”的意义及影响
戊戌变法以后，对西学的大量摄取，使梁启超对报刊在国家社会中所处角色的设想更具有近代学理的底蕴。梁启超在立宪政治的视野下对报刊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的地位展开了论述，完全颠覆了“君臣之伦”的报刊话语秩序。他将报刊视为“政本之本”，明确强调报刊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并用近代民主政治的理据对报刊与政府的关系做了深入论证。这在近代国人对报刊角色的认识史上是具有突出意义的，标志着国人在报刊与政府关系的认识上真正从君臣伦理框架中摆脱出来，而树立一种符合近代宪政秩序的新型关系，从而真正实现了报刊观念的近代化。
不仅于此，作为戊戌后改良派君宪运动方略在报刊活动方面的学理性探索，“报馆者政本之本”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契合中国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在民智未开的局面下，骤行民主政治的确会引发许多人的担忧。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提出过这样的看法：
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固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才之盛所致，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成知。我国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设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32)
议员选举对选民也有高度要求。要选举出真正的“英奇之士”、“才智之民”，选民必须有良好的判断力；这样国家的治理才有可靠的保障。郑观应的解决办法是振兴学校，广设报馆，以提高国民的智识。戊戌后改良派也意识到了国民的智识问题，为此才有《新民丛报》“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宗旨。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强调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坪。……今日舍此一事，别无蓄图”。然而“新民”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立宪政治却应该努力推行。这样，先进知识分子的主导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报馆者政本之本”的命题，实际上就肯定了“此辈人”的这种作用。
戊戌后梁启超对报刊政治社会角色的设想，在改良派报人的报刊论述中迅即获得深刻回应。以欧榘甲言之，即使是在他对局促于清廷专制格局下的报刊的回顾和分析中，也能见出其报刊角色观中所具有的新视野：
然所谓省报，亦不过设于省中，其体例亦与各口岸日报无异，非有专言一省之如何危亡，如何关系，如何愤发，如何联合，如何经营，如何改革，始可使全省人民，智识开通，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缚，不受他邦之吞噬者。昔者谭烈士嗣同，唐烈士才常，开湘报于长沙，日日发论湖南之当自立，如萨摩长门之于日本，慷慨激昂，全湘风动。湘人以军功闻天下，号强悍，至是知外事，知爱国，有国家思想焉……彼夫天津、上海、香港之各大新闻，以主持国是，救我中华为念，虽宫庭相臣之隐恶，督抚大吏之阴私，莫不穿其沙包，搜其跟脚，登报以示天下，而中国士民之耳目心思，不至于全为独夫民贼所愚弄蔽塞、墨墨而死者，赖有此耳。(33)
在欧榘甲看来，报刊之作用，就是要使“人民”“张独立不羁之精神，不受朝廷之束缚”，如湘报一样，使湘人“知爱国”、有“国家思想”。这实际就是要使人们摆脱臣民意识，而确认现代国民之身份。报刊之功效如此，则其自身与国家的关系也必然超越“君臣之伦”，而具有平等、独立的现代姿态。义和团事件之后，随着国内立宪改革的进展，改良派在对报刊角色的论述中，也益发融入了明确的宪政视野。《国风报》第13期的《立宪政治与舆论》一文中，署名为长与的作者即直接阐述了立宪政治背景下“舆论”的重要地位：“立宪时代则不然，一切庶政无不取决于舆论。上之则有民选议会，以为立法之府，制一法，举一事，非得议会之可决，则不能见之实行。下之集会、出版皆得自由，举国国民皆得发表政见，以判论国政之得失。苟有利之当兴、弊之得革，皆可侃侃直陈其意见而无所屈挠。政府不职，失国民之信任，则为舆论所不容，不能复安其位。是故行政官吏，立于舆论监督之下，虽甚不肖，皆有所畏惮而不敢为非。一国之内治外交，且必借舆论为后援。”(34)从这个主张看，报刊与政府、国民三者之关系建构，已完全从君臣之伦的视野中超脱出来，而更合乎近代宪政秩序之要求。徐佛苏主持之《国民公报》一度成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其发刊预告所定的宗旨是：“在于监察宪政之进行，鼓吹国会之速开，培植政党之基础，巩固本省咨议局之实力，输入世界之常识。”(35)这种办报宗旨可以说就是梁启超报刊角色设想的具体体现。
清末革命派对梁启超的报刊论述也有借鉴，而主要吸收的是其精英主义的办报取向。如孙中山主张《民报》之创办，就是要发扬三民主义，“由之不贰”，“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成“舆论之母”。即直接引用了梁启超的“舆论之母”概念。在《民呼日报宣言书》中，于右任阐述报刊的价值时也主张“舆论之母”：“盖报纸者，舆论之母也。泰西诸国今日享有自由之乐而胎文明之花者，皆报纸为之也。”(36)革命派将报刊视为宣传、教育和鼓动民众的重要工具，并普遍具有“先知”向导“后觉”的精英情结，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梁启超的报刊理论和实践的启发。
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办报传统，是以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期的报刊活动开启端绪的，其中梁启超的报刊活动和思想主张更是声誉卓著。自梁启超的思想传播以后，国人借报刊以参与政治，大都受梁激励和启发。在诸多办报实践和经验中，精英主义的办报方向、“母舆论”之事业追求等，皆成为鲜明之特色。如许特色之形成与积淀，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梁启超戊戌以后在对报刊政治角色观上的基本论述。
注释：
①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六)，53页。
②芙峰：《日本宪法与国会之原动力在于日本国民》，《译书汇编》第二年第12期，1903年3月13日。
③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40页。
④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94、197页。
⑤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206页。
⑥康有为：《恭谢天恩条陈办报事宜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332页。
⑦郑观应：《日报上》，《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76页。
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三十四)，61页。
⑨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18页。
⑩[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8页。
(11)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30页。
(12)邵作舟：《异势.邵氏危言》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7-8页。
(13)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37-38页。
(14)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37页。
(15)梁启超：《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一)，35页。
(16)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六)，50页。
(17)[日]松本君平：《新闻学》，载《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7页。
(18)[日]松本君平：《原序新闻学》，《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7页。
(19)舆论一词，通常指的是在一定社会范围内，消除个人意见差异，反映社会知觉和集合意识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与“意见”两个词汇联结起来，用以表达人们关于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即“舆论”，法文原词Opinino Publique)。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说对梁启超当有一定的启发和影响。
(20)梁启超：《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上)，145-146页。
(21)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饮冰室合集·专集》(二)，83页。
(22)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上)，19页。
(2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35页。
(2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39页。
(25)[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49页。
(26)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饮冰室合集·专集》(二)，84页。
(27)梁启超：《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饮冰室合集·专集》(二)，83页。
(28)梁启超：《国风报叙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五上)，23页。
(29)梁启超：《新民说·论私德》， 《饮冰室合集·专集》(四)，125页。
(30)梁启超：《新民说·论政治能力》，《饮冰室合集·专集》(四)，156-157页。
(31)国风报第一册出版，申报，宣统二年(1910年)1月12日广告。
(32)郑观应：《盛世危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2-63页。
(33)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288页。
(34)长与：《立宪政治与舆论》，国风报第13期，1910年6月17日。
(35)《时报》宣统二年(1910年)，4月12日广告。
(36)《民呼日报宣言书》，《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