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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0)05-0009-06
周期性经济危机始终是折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痼疾。单就世界性经济危机来说，从1847年第一次爆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的90多年中，就总共爆发了十一次。二战结束以后，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有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美国总统肯尼迪，70年代有联邦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90年代有美国总统克林顿，他们或则发表讲话，或则著书立说，宣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被克服或者已经被成功地转移，但随之而来的，却总是一轮新的经济危机的翩然降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而只要这个基本矛盾还在运转，那么，无论资产阶级推进新科技革命也罢，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也罢，就都不能终结或转移这种经济危机。正如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所说：“商业周期之于资本主义，犹如地震之于地球性质，是内在的，资本主义向来就有商业周期现象，将来也还会有”①。
一、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
由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所谓次贷危机，是指没有购房能力而且信用程度又很低的人，在通过贷款买房以后无力偿付抵押贷款，而金融机构又把这种贷款通过一种称作“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金融衍生品拿到金融市场上去交易，把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由此形成了难以控制的金融交易，一旦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造成金融链条断裂而酿成金融危机。这种金融问题之所以会酿成“次贷危机”，是因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以股票、债券和各种金融衍生品为主要载体的这种虚拟资本获得了极大发展，它一方面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需求假象又诱导着实体经济盲目发展，而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于是，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个环节发生断裂，就爆发作为经济危机的先导的货币危机。从表面上看，美国次贷危机的表现并不是建造出来的房屋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买到住房的穷人无力现实地支付贷款，但这却使实体经济领域中已经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暴露了出来，冲击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还不限于经济方面，它又涉及思想政治和其他方面：
一是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山口二郎教授认为，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以30年为一个大的循环周期：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循环是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为提高人民生活而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到70年代后半期，经济上发展停滞和通货膨胀相结合，使支撑福利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瓦解。1979-1980年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在英国和美国的先后上台，揭开了第二次循环的小政府时代的序幕，其政策主旋律是注重自由竞争，鼓励追求利润，财富合法化，减少对一般民众的政策性服务等等。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之上的这种政策虽然恢复了经济增长，却使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成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日益激化，导致投机行为，又使低收入阶层无法偿还贷款，“此次的金融危机是过去30年推行金融资本主义和追求浮华利润的必然结果”，“它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而今，市场、追求利润和竞争等一系列政策理念，已无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相反，它本身成了问题的根源”，“转变新自由主义的路线应该成为新时代的主流”。②
二是重创了盎格罗—撒克逊模式。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迈克尔·林德说“我认为这次危机明显损害了我们一直倡导的英美模式的声誉，中国模式现在可能更多地会被认为是未来的潮流。拉美、中东以及其他地区的人大概会说，‘美国人一直在宣扬这种自由市场模式，看看这个模式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吧，所以我们大概应当尝试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从软实力度、名声和声望竞争的角度来说，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③。被称为欧洲资本主义旗手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华尔街崩溃时反应迅速，当即在法国土伦发表讲演，批评盎格罗一撒克逊模式“认为市场万能，不应该受到任何规定的限制，不应该受到任何政治干预，这是个愚蠢的想法”，并率先向美国提出一种备选模式。其后，推荐北欧模式、亚洲模式、新加坡模式的纷至沓来，引发了各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的竞争。
三是结束了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时代。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开来的时候，有一些人惊慌失措，认为世界贸易额自1982年以来翻了两番，这种几何级数的增长不过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信贷泡沫的另一部分，现在泡沫破裂，他们担忧世界是否将进入“去全球化”时期。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说：“全球化崩溃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情况在20世纪紧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发生过，而且有可能再次发生。民族主义抬头，我们的政治体制也日趋闭关保守，在危机时期越发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说：“我们在过去20年依赖的很多增长驱动器正在我们眼前消亡。我的确认为，我们将面临一个劳动力流动、资本和政治意志松懈的垮掉的10年，这与去全球化相关”④。然而，在实际上，国际金融危机所结束的，却只是“全球化即美国化时代”。2010年1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全球化革命》一文指出：“美国和欧洲史无前例地不得不依赖新兴经济体来克服危机。有关美式资本主义导致经济衰退的看法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威望。华盛顿共识失效，全球治理方案不再为西方所完全控制”。“结果可能是我们会看到经济模式四分五裂，全球化即美国化的时代已经结束”。
四是动摇了美国单极霸权地位。俄罗斯政治基金会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在《当代世界：新的现实》一文中说：“21世纪初世界实际上已成为单极世界，美国能独自决定世界事务。两位美国同行2002年在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双月刊上写道：从衡量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上看，美国没有竞争对手。一个国家有这么强的优势，这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体系中都是从未有过的现象。美国占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占全世界军费开支的一半。然而仅仅过了6年，另一个美国人，众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说，‘我们已不再是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显然，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在迅速变化着”，“与其说美国在衰退（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不如说其他力量中心在发展，在变得越来越有分量、首先是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和波斯湾国家，这些国家现在拥有的黄金外汇储备比所有西方国家的总和还多”⑤。法国学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则在《西方势力全球性下滑》一文中指出：“金融资本主义接近崩溃，不仅证实而且加速了国际政治中已经出现的一场革命”，“首先这场动荡加速了美国的相对下滑，从单极世界转向多极世界”，“如果我们不能找到解决办法，2008年金融危机将加速西方的相对下滑”⑥。
五是证伪了“历史终结论”。2009年11月10日，新加坡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奥巴马和西方重新研读福山，向东方看》一文说，“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历史的终结》在上世纪90年代和之后可能对西方思想造成了某种严重的破坏。西方学者从这本书中得到的唯一信息似乎是西方的胜利。那时，空气中弥漫着西方的傲慢”，他们“没有预见到，人们将目睹西方对世界历史的主宰地位的终结（但并非西方的终结）和亚洲的崛起，而非西方的胜利”；“《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基本假定是，西方仍将是民主和人权的世界‘灯塔’”，然而，“在15年内，最重要的人权‘灯塔’成为第一个重新使用酷刑的西方发达国家”，“西方还有什么道德权力在人权问题上指手画脚？这种道德权力的丧失与西方在1989年庆祝柏林墙倒塌时所期待的结果刚好相反”。2009年10月29日的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马库斯·沃克的文章说：“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战胜了最后一个意识形态对手”，然而“一些西方思想者现在认为，威权体制的强健出乎意料，民主制度正与之展开新的斗争，看哪种形式的政府能更好地实现繁荣、安全和提高国家实力”，但“一些分析家说，中国最近的增长尤其令世界某些地区更加确信，民主制对实现繁荣不是必要的，甚至没有帮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
在盘点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影响时，我们既要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并不能终结或转移经济危机、逃避不了它的冲击；又要注意当代资本主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也表现出了它自己的特征。特别从当今国际金融危机与1929-1933年经济危机对比的视角来看时，这些特征就更加突出。
在危机爆发以后，西方有一些人曾根据以往的经验对这次危机的发展作过种种预测，但后来危机的发展却没有证实这些预测。例如，2010年1-2月号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曾发表过其主编伊塞·纳伊姆题为《没有发生》的文章说：“仅仅数月之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还一致认为：经济危机将引发新一轮地缘政治灾难”，“虽然经济衰退确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和普遍的人类痛苦，但是最恐怖的预测并未成为现实”。文章列举了有关危机的六个最常见的错误预测：一是预言金融体系将彻底崩溃。然而，金融体系虽仍很脆弱，却还在运转，而且认为它将彻底崩溃的观点已基本消失；二是预测经济危机将持续至少两年甚至十年，然而到2009年秋，美、欧、日经济已开始再次增长；三是预测美元将崩溃。然而，在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7月-2009年3月，美元反升值了20%。2009年下半年美元贬值，但却不是灾难性的崩溃；四是预测保护主义将加剧。而事实上保护主义普遍而全面的升级得到了遏制；五是预测富国的危机将拖垮发展中国家。可事实是一些新兴经济体或依靠本国市场或依赖向其他增长国（如中国）的出口，并未被拖垮；六是预测暴力政治动荡将更加常见。事实是没有这样。
但为什么这些预测都没有成为事实呢？
国外媒体上发表了一些分析文章，认为这和当代资本主义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有关：
第一个特征是说各国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正确的对策。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榊原英资在2009年2月号日本《外交论坛》上发表《21世纪式危机的冲击与世界的变革》一文说“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不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央银行与政府实现了合作。上世纪30年代，各国间产生了对立竞相下调汇率和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次危机“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目前出现的情况是去杠杆化，金融紧缩。也就是说，个人、企业和金融机构过去通过借贷来增加生产，但现在反而出售资产来还贷”。有人则列举了这个时期各国对付衰退的一整套政策：不是毁灭市场，而是为它制定规则；将银行家的薪酬与长期业绩更紧密地挂钩；通过增加银行必须持有的资本降低内爆的可能性；削减他们的利润和红利，但是允许银行留在私人手中；通过私人部门的公司引导大部分刺激开支等等。
第二个特征是说编织了社会保障网，增强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2009年10月4日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危机不能磨灭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一文说：“为什么经济动荡和失业率上升没有导致工人起来造反，而是让他们去找他们的贷款银行重新谈判抵押贷款安排？”“原因有三个：民主制度的存在，失业者的状况，以及对付衰退的一整套政策”。“左派之所以未能利用经济困难恰哈表明了资本主义在大萧条中已经证明了的适应能力。当一群银行家和财政保守派维持现状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实践者已经开始编织一张社会保障网了。因此，失业不再意味着工人会被饿死”。
第三个特征是说对通货膨胀顽疾的斗争取得了胜利。2009年12月21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其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的《稳定的秘密》一文，认为当今世界存在三股强大的稳定力量，它们相互支撑，每一股力量本质上都有历史意义。这三大力量是：大国和平的扩散、对通货膨胀顽疾斗争取得的胜利、技术关联性。关于其中的第二种力量，文章写道：“上世纪70年代，很多国家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毁灭，这是当时很多政治剧变的背景，如拉美的军事政变和伊朗国王被推翻。但过去20年各国央行成功果断地打垮了这头猛兽。低通胀使人民、企业和政府能够为未来作打算，这是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
第四个特征是说社会主义和左派力量都处在低潮谷底。2009年12月2日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法国学者帕斯卡尔·佩里诺的《危机：为何2009年不是1929年》一文，阐明他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会引发政治动荡的原因。他写道：“上世纪30年代，极端主义政党的拥趸者接近百万。现在呢？危机并未引发激烈反应。极端主义政党力量弱小：国民阵线有数万名党员，新反资本主义党有9000名党员。虽然在一些社会活动中表现积极，但极端左派早已无力支撑‘革命前夜’。选举方面的情况也存在很大差别。1929年危机促使极端分子在选举中上台。如今选举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要温和得多。以2009年6月欧盟27国的欧洲议会选举为例，大部分执政的温和右派都得到了支持。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都是如此”，“整体来看，极端主义力量的支持率只有大约12.4%，与2004年相当”；“危机带来负面影响，但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政治极端化。在这一点上，现在和1929年相去甚远”。“许多法国人都对世界运作的方式感到不满，并且在寻找代替选择。不过和上世纪30年代不同的是，这种寻找并不怀疑政治制度。抗议是出于要求改变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不是像上世纪30年代那样追寻‘歌唱的未来’，最后以独裁主义凄凉收场”。
扎卡里亚在前引文章中也说“随着社会主义受到置疑，冷战结束以来的和平局面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如今当东欧国家可能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时，没人会建议它们放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事实上，放眼世界，你会看到相反的一幕：即使在这场衰退期间，也几乎没有任何要求重返社会主义或抛弃当前政治经济框架的竞选呼吁获胜”。杰弗里·惠特克罗夫特在2010年2月9日英国《卫报》上发表的《1929年以后一代人曾突然左转，今非昔比，社会主义被抛诸脑后》一文中，指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苏联共产主义爆裂后，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的最大输家，得票率在15年间从40%下降到23%”，“1929年的华尔街股市暴跌及随后的经济低迷曾促使整整一代人向左转，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再度发生，最新的金融危机对现行秩序的声誉没有造成多大损害”。
三、危机后资本主义的走向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在这场国际经济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从当代资本主义在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和它应对危机时表现出的特点来看，在它的未来走向上将表现出以下一些发展趋势：
一是世界格局将要重塑。
有人认为，即使结束了美国的单极霸权，它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例如，2009年3-4月号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的《重塑世界秩序》一文说：世界格局“目前的结构是上个世纪中期国际关系的产物，跟当今世界格格不入。当今世界是个大国纷纷崛起、新的挑战（从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到金融危机和全球变暖）层出不穷的世界”。但“同意必须改革是一回事，进行具体改革是另一回事”，“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单极体系正迅速接近结束”，“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挑战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家，可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20%至30%”，“中国的人均GDP不及美国的10%”。所以，“综合财富、规模、技术能力以及生产力等各种因素，在可预见的将来，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法跟美国相比。世界现在是、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是一个1+X的世界”。
但其他人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这个问题。如《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的作者查尔斯·库普钱在2009年1月12日接受韩国《中央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相比较而言，我认为美国在衰退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美国在以后20年还会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同时，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位的国家的追赶也会继续。也就是说，世界秩序将朝着多极化体制发展”，“美国衰退可以说是时代发展趋势和错误政策的结果”，“一些国家对美国产生了反感，这是由于美国强求移植民主造成的。所以，有人批判‘美国是伪善的’”。
《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2009年1月15日在《美国世界论坛网》。上发表《美国的实力正在衰退》一文强调：“目前的数据显示，中国和印度经济仍在持续增长（增速不如以往，但仍保持增势），美国经济却毫无疑问地一路下滑。当这一令人担忧、也许旷日持久的全球经济危机尘埃落定时，占全球生产总值的份额就不会维持在2005年时的水平了。山姆大叔也许会下降一两个等级”，“与其他大国相比，美国在人口、人均土地面积、原材料、高校和科研机构、劳动力流动性等方面都存在巨大优势。近10年来，华盛顿在政治上的不负责任、华尔街内外的贪婪成性以及海外军事过度扩张，都使得这些优势黯然失色”，“全球结构体系的重心逐渐从西方向亚洲倾斜的趋势似乎难以逆转”。
二是催生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
2009年1月12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世界新秩序的机遇》一文说，“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崩溃给美国的地位带来了一次重大打击”，现在“美国及其潜在的伙伴拥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将危机时刻转变成充满希望的构想”，“将出现什么样的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在未来几年如何与对方打交道。”
2009年3月19日，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理查德·莱亚德教授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我们需要人道的资本主义》一文说：“上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但幸福并未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停止对金钱的顶礼膜拜，创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基于‘正和游戏’(Positive-sum)的社会”，“我们必须远离过度的个人主义，朝着具有更高社会责任感的方向前进”，“我们不想要一个建立在人与人相互竞争的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社会”，“我们的确需要更具人道色彩的资本主义——不仅建立在更完善监管的基础上，也建立在更好的价值观基础上”。
2008年12月9日，罗伯特·佩斯顿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国际金融海啸的“废墟中可能会出现一种新资本主义。与过去30年的模式相比，它也许比较公平友善，如果想要自保，这种制度或许应该变得仁慈些、温和些、少制造一些不和，少一些胜者通吃的赌博意味”。
2009年11月11日，英国《卫报》发表专栏作家谢默斯·米尔恩的文章说：“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加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由于摧毁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1989年还使资本主义模式解除了管制，20年来给整个世界造成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严重破坏。这又导致了如今的经济危机。人们常说，欧洲共产党垮台和苏联解体摧毁了可取代资本主义的惟一制度。但是要求另一种社会的选择总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失败。在本周英国广播公司对27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1%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行之有效的，近四分之一认为它有致命的缺陷，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公有成分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20年前崩溃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会出现新的运动和模式来挑战一种受生态和经济危机困扰的全球秩序”。
2008年11月17日的《今日美国报》则发表《20国峰会改变全球政治》一文指出“全球危机峰会包括了中国、巴西和印度等迅速崛起的国家的领导人”，“这标志着世界经济的主要的指导委员会从七国或八国集团变成了20国集团”。这种迹象表明“二战后诞生的国际秩序将让位给一个植根于新世纪客观现实的国际秩序。20国集团峰会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另一个标志。这次峰会证明，如果没有已成为关键伙伴的新生潜在竞争对手的合作，世界列强的领袖无法再应对世界经济提出的挑战”。
三是需要重新讨论世界政治中最基本的问题。
美国杜克大学的布鲁斯·詹特森教授在2008年11-12月号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上发表《美国强行推销》一文，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五种理念统治着世界政治：1.和平比战争好；2.霸权（至少是形式较温和的）比力量均衡好；3.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4.民主比独裁好；5.西方文化比其他一切文化都好。
今天，美国人仍普遍地认为这五种理念依然行得通⑦，“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上个世纪的五大理念已不再是可靠而坚定的指导原则。我们的国际体制并非只是需要简单的改进来反映世界力量和财富的变化。规则已经变了，世界政治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问题现在都需要重新讨论”。
四是校正市场作用，加强国家干预。
日本教授榊原英资在上引《21世纪式危机的冲击与世界变革》一文中指出：“尽管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崩溃，但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市场的重要性。今后将摸索实行在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并向‘修正市场主义’过渡”。
2008年9月2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艾伦·贝蒂的文章说，过去几周里华尔街的事态使人认为“美国在全世界推行的放任金融模式似乎正在快速后退”，但“一些决策者相信，虽然自由化脚步可能放慢，但不大可能出现急剧逆转。而且很多经济学家也指出，并非所有的自由化都是相同的，一场金融危机并不意味着要拒绝所有的自由市场”。因为“这是对自由金融市场和商品与服务的国际性流动的一种危险混淆，前者易受反复的泡沫、恐慌和萧条的冲击，而后者则不会。然而在实践中，二者往往被捆绑在一起，例如华盛顿一直试图通过其贸易行为出口其金融模式”。
2009年2月11日，弗拉基米尔·帕夫洛夫在《俄罗斯商业咨询日报》上发表《危机后的世界》一文说：“国际金融服务市场在危机后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金融机构的行为模式也将发生变化。普华永道公司的专家戈登·拉蒂默认为，它们将被赋予重大责任，为确保信贷质量进行必要的金融分析。内部控制和国家监督也将加强。因此，银行将不得不节制自己的胃口——银行系统的积极性和规模都将变小”。“后危机时期的特点可能是现行国家法人所有制内的资产再分配和主要银行优化自己的资产，银行业将受到国家更加严格的监督”。
2008年10月23日的英国《卫报》发表谢默斯·米尔恩的《并非资本主义死亡，而是新的秩序诞生》一文说：“濒临死亡的并非资本主义，而是自由市场模式”，“绝大多数人认为导致金融危机的是‘滥用资本主义’”，“正式回归凯恩斯主义的象征意义不应该被低估”，“过去25年的市场自由化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然而，大多数增长和脱贫来自中国这样受政府指导、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有的经济体”。“我们正进入一种新型资本主义。不过，它会采取何种形式将由来自上上下下的压力决定”。
2009年2月16日的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2009年的美国正在朝着现代欧洲国家的模式迈进”。文章说：“一系列数字显然表明我们正在朝着更具欧洲特色的方向前进。10年前，美国政府开支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4.3%，而在欧元区，这一比例为48.2%，大约相差14个百分点。2010年，预计美国政府的开支将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9.9%，欧元区则为47.1%，差距不足8个百分点。随着今后10年美国政府津贴开支的增加，我们甚至会更接近于法国”。
2009年3月23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题为《北欧模式是未来资本主义模式》的文章说：“为了避开经济萧条，全世界都应该考虑采用北欧模式的资本主义”，“北欧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全球化持开放心态，同时作为平衡，政府制定强有力的计划来保护国民免受全球化的过度影响，还有就是人人平等的教育制度”。
2009年3月19日的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新加坡学者基肖尔·马赫布巴尼的《亚洲资本主义留给西方的启示》一文认为“这场经济危机恰恰论证了亚洲资本主义模式的可行性”。文章说：“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模式将是混合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西方模式。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将与有效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相互制衡”。
诺贝尔奖得主美藉印裔学者阿玛蒂亚·森则在《重读亚当·斯密：我们不需要新资本主义》一文中说：“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困局并不需要某种‘新资本主义’，而是需要我们以开放性思维来理解有关市场经济能力范围及其局限性的旧观念。我们首先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同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同时还要了解各种组织——从市场到国家机构——如何能够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经济世界”⑦。
综合以上有关国际金融危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冲击、当代资本主义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特征、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的走向等种种情况，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多种冲击，遭到了重创，但并没有被压垮，并没有崩溃。而自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陷入低潮谷底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还没有振兴起来，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被当作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提上议事日程，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赢得过35%以上的选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应当说，对于这个问题，早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因为苏东剧变解体而陷入低潮谷底，西方资产阶级叫嚷资本主义已经全面战胜了社会发展的其他模式，现在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时代，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的时刻，邓小平就斩钉截铁地宣告，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惶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⑧。从那时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升起和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作为一种学术现象的 “马克思热”在欧美一波又一波的掀起，……所有这些都从不同的方面清楚地证实了邓小平的论断。这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说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说的。
而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当前态势来说，邓小平又从实际出发，强调指出：“现在的情况和过去大不一样了。我们走的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其他国家再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难了，因为条件不一样。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寻找其他的、新的途径，但还没有找到一个成熟的观点、成功的办法。总的来说，没有执政的共产党正在衰退，它们的影响力也在缩小。执政的共产党又不能帮助它们”。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怎样才能从低潮谷底走向振兴呢？邓小平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我们中国承担的“要把生产力搞上去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20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前50年，共70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向世界交出的一份这个方面的答卷，我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方面，从而在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振兴方面，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①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②山口二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政权选择》，2008年11月号日本《世界》月刊。
③引自吉姆·洛贝：《金融危机威胁美国的影响力》，2008年9月26日香港《亚洲时报在线》。
④引自安东尼·法约拉：《经济停滞导致全球倒退》，2009年3月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
⑤2009年9月号《俄罗斯月刊》。
⑥2008年英国《金融时报》。
⑦参见2009年4月1日《参考消息》。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382页。
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4～1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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