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世界需要树立新安全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极化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开始走向多极化。在这个过程中，将一直存在着一极化还是多极化的斗争。美国是一极化的主导者，而中俄等国则是多极化的倡导者。在这个斗争过程中，多极化世界格局将需要树立新安全观。
一、破除旧安全观、树立新安全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冷战时期，美苏两霸都以无限地发展军备来谋求自己的最大安全。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核军备达到了“超饱和状态”。它们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打10次、20次核战争。爆炸当量相当于300亿吨TNT。除此之外，它们还拥有庞大的常备军和生化部队。鉴于核战争的可怕前景，它们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核裁军谈判。经过反复较量，它们达成了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第一阶段条约，并为达成削减战略核武器的第二阶段条约做了认真的准备。事实表明，美苏两霸在核安全方面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当然，它们这种共识是很有局限性的。对于广大中小国家而言，“核恐怖”依然严重存在。因此，它们往往也想效法美苏两霸去发展军备，甚至也想挤入核门槛。事实表明，在冷战结束前，世界已有10多个国家掌握了或基本掌握了核技术。鉴于一些国家的具体情况，它们往往用发展生化武器的方法来代替发展核武器。这样，从总体上讲，世界各国几乎都在以无限地发展军备来确保自己的安全。历史告诉我们，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安全的最主要根源，旧的国际秩序是世界不安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到头来，几乎每个国家都陷入了极度的不安全之中。
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一超多强”并存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开始踏上了多极化的道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欧日离美倾向的加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更使世界多极化步伐不断加快。鉴于世界政治民主化呼声的加强，有关国家便开始大力强调联合国和安理会在维护世界和平、保证安全方面所应发挥的更大作用。事实表明，树立新的安全观正在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
二、反对霸权主义是树立新安全观的必要前提
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地区性霸权主义应该停止了,它们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不管是国与国也好，还是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也好，都应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事务。”（注：《人民日报》，1988年12月3日。）“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注：《人民日报》，1986年6月19日。）从邓小平上述言论可以看出，使世界不和平、不安全、不稳定的根源是大大小小的霸权主义。因此，要树立新的安全观就必须明确“反霸”这个必要前提。当前，世界上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布什总统表示：“美国的领导作用谁也休想取代”，（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并进一步要建立自己居主导地位的“世界新秩序”。概括起来，其要点是：1.确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不允许在欧洲、亚洲等地出现与它相抗衡的地区大国和全球大国。2.建立以美国的军事力量为保障的国际安全结构，其主要组成部分是“新北约”和“新日美同盟”以及某些双边条约或协定（如美菲、美泰、美澳等）。3.以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改造世界，清除东方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实行资本主义大一统的价值观体系。克林顿总统进一步明确指出：美国全球战略有两大目标：一是美国必须行使在全世界的“领导作用”，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二是美国必须保证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全世界推进“和平”、“自由”和“民主”的最大力量。为了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美国决定采取下列战略措施：1.开展预防性外交，通过这种外交消除危机，将美国影响扩大到非传统盟友国家中去树立美国的领导地位。2.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经济强国地位。3.加强军事力量建设，保持军事强国地位。4.加强与盟友关系，加强海外驻军，提供军事援助，共同对付影响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威胁。5.实施“人道主义干预”政策，以美国的价值观取代一切非基督教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实行和平演变。事态发展表明，目前美国已基本完成了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时期军事战略的转轨。其军事战略指导思想已从单纯军事对抗转向争夺安全环境主导权。美国当局声称：“美国是真正拥有全球利益和全面的全球性手段（军事、经济和政治手段）的惟一国家。所以，我们自然是国际共同体的领袖。”（注：王昕等编著：《北约新战略》，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80页。）在此基础上，克林顿总统进一步阐明了美国国家安全目标：国家安全、促进经济发展、扩大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安全机制，美国祭起了覆盖现代欧洲的“新安全体系”（1994年提出，1995年正式列入“美国对欧洲及北约的安全战略”）和“新的太平洋共同体”（1993年提出，1995年正式列入“东亚安全战略”）。美国不仅有言论，而且也有行动。1995年9月，北约公布了《东扩可行性研究报告》，1999年3月15日，波兰、匈牙利、捷克正式加入了北约。与此同时，即1996年4月，日美共同发表了《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日美批准了《日美防务合作指导方针》，1999年4月28日，日本国会批准了新日美防务合作指针相关法案。
三、产生新安全观的客观条件
（一）新的世界科技革命为树立新的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在长期的冷战过程中，美苏一直都在追求绝对核优势地位，并企图以此来压倒对方。但是，核技术的发展迫使它们不得不认真地进行削减核武器的谈判和严格限制核扩散。冷战结束后，信息技术正在渗透到全球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使单纯军事安全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特别是信息战的可怕前景，更使有关国家拼命地争夺信息战的战略主动权。
（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使有关国家都将面临综合性的安全威胁。
交通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促使经济日益全球化。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极不平衡，使得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加快。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亚太经合组织正在成为几个最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在这些区域性经济集团之间以及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既存在合作也存在竞争。因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的情况到处可见。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将面临来自各个方向的安全威胁。其中，经济威胁尤其突出。
（三）“集团政治”正面临彻底被埋葬的历史命运。
“集团政治”是冷战的产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先后组织了“北约”和“日美同盟”等军事政治条约网。经过几十年的较量，“华约”自行消亡。与此同时，“北约”和“日美同盟”也受到了重大冲击。尽管北约制定了新战略，日美同盟进行了再修订，但其内部结构在总体上并不是越来越紧密，而是越来越松散。美国不得不承认与德国是“领导伙伴关系”、与日本是“全面合作伙伴关系”。邓小平深刻地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已经行不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9月20日。）事态发展表明，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沃战争，并不表明“集团政治”的真正兴旺，恰恰相反，这只能说明它在做垂死挣扎。
（四）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迫使全人类确立某种共同安全观。
长期以来，地球人口的迅速增加和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的广泛消耗，正在使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特别是大量核试验已严重污染了大气和水资源。而矿物燃料广泛的利用也正在使臭氧空洞越来越大、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至于森林资源、植被资源、水资源等的浪费和工业污染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球人。因此，明确全人类某种共同安全观确实已属十万火急的国际事务。
（五）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正在迫使有关霸权主义国家承认安全观上的多样性和多元化。
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是人类历史从来就固有的现象。在冷战时期，由于战争的威胁至上，便使得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处在不显著的地位。冷战结束以后，大国争霸现象趋于消失，而地区冲突、宗教冲突、种族冲突、文化冲突却日益显露出来，使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得到了充分表现。其中，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更成为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主要载体。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谓的“两种文明的冲突”，说到底，就是要让基督教文化“吃掉”一切非基督教文化。当然，所谓的“共产主义文化”肯定也就在此“被吃”之列了。事态发展表明，恰恰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将更强烈要求安全观上也要具有多样性和多元化。那种强行追求文化的单一性和单一化将必然会带来地球的极大不安全、极大不稳定。
四、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
在几十年的冷战时期，我们一直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毛泽东指出：“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注：《人民日报》1977年8月23日。）在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70年代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注：《人民日报》1988年5月16日。）“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注：《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见《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1989年10月，邓小平又强调：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时代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超级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看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和继续发展保持高度警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剧变，作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超级大国在地球上消失了。世界格局从此进入了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过渡时期。这就是说，世界格局开始更明显地朝多极化方向发展。事实表明，多极化趋势将有利于世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将有利于广大中小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决策，将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于1995年11月发表了《中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又于1998年7月发表了《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主席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普遍安全”是我国新安全观的核心的论断。他说：“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维护国际安全的经济保障。”这是江泽民主席站在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的高度，分析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和各种战略力量对比以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客观情况，吸收了国内外一些有益的分析才提出来的新理论。它的基本内容是：新的安全观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新的安全观要以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为前提；新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新的安全观主张安全应具有综合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和全球性；新的安全观重视联合国和安理会在维护和平方面的首要责任；新的安全观反对任何军事集团借口集体安全观超越联合国和安理会而行事；新的安全观反对以“人权”等为借口对主权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和颠覆。
五、实施新安全观的战略手段
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新的安全观已应运而生。那么，我们将依靠怎样的战略手段去实施它呢？
（一）实施新的安全观必须立足于反对大大小小的霸权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强权政治。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世界不安全的最主要的根源。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它们运用综合国力的各个方面来控制、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实施新安全观就必须明确自己的首要目标——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联合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国家数量都占世界很大比例。它们历来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压迫和剥削的主要对象。邓小平指出：“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9页。）因此，它们强烈要求推翻旧的国际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鉴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招致霸权主义干涉，它们就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
（三）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着许多矛盾，美国对欧日等发达国家同样也实行干涉和控制政策。冷战结束后，欧日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日益明显。尽管美国千方百计地通过“新北约”和“新美日同盟”加强对欧日的控制，但终将抵挡不住欧日要求彻底独立和充当世界级大国的努力。因此，爱好和平的力量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内部的矛盾、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四）充分发挥中国维护和平、维护安全的战略作用。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它有着巨大的综合国力的潜力，。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维护和平、维护安全的战略作用。邓小平指出：“我们多次向世界声明，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设需要一个好的国际和平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希望至少20年内不打仗，更希望70年内不打仗，那我们就可以有时间从从容容地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和平力量就增长一分，到本世纪末（20世纪），中国达到“小康水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便会有很大的增长。如果将来中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时战争就更难打起来了。“（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又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我们这一角力量还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点是既大又落后。”（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五）积极正视西方和平演变攻势，大力巩固自己的阵地，展开全方位的自卫斗争。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兴高采烈。它们认为，苏联东欧共产党下台是西方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巨大胜利。因此，它们更加紧了向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发动和平演变攻势。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6页。）又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事实表明，邓小平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只要我们稳住了阵脚，展开全方位的自卫斗争，就能巩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综合国力。只要我们联合一切维护和平、维护安全的力量，就能有效地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六、实施新安全观的战略途径
实施新安全观的战略途径就是要建立不同层次的安全机制。一是利用和改造联合国和安理会。在21世纪，应继续利用和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在维护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等问题上，应该加大力度。二是利用和发挥“东盟地区论坛”和“上海五国会议”等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积极筹组“东北亚地区论坛”、“南亚地区论坛”等新的地区性安全组织，发挥它们在维护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在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地区建立相应的安全机制，发挥它们在维护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五是利用和发挥“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跨地区性组织在维护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事实将表明，只要认真地发挥上述安全机制的作用，实施新的安全观就会有希望。
七、实施新安全观的策略原则
实施新安全观需要确定一系列的策略原则。概括地说，主要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反对一个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而不一定要反对特定的一个国家所有的对外政策。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可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因此，实施新安全观就就应该把反对一个国家的霸权主义政策作为目标，而不一定要把一个特定国家所有的对外政策都作为目标。邓小平指出：“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犯别人的利益，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的政策我们要坚持到底。”（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例如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我们就持反对立场。在美国入侵科索沃时，我们就持反对立场。但是，对于伊拉克和美国其他的对外政策，就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美国参加某些联合国维和行动，就应持理解态度。
（二）反对霸权主义斗争要联合一切反霸力量，但不和任何国家结盟。
邓小平指出：“第三世界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分量越来越重，作用越来越大。”（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第三世界国家是霸权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力。第三世界最希望和平，没有和平，就不能发展。”“和平环境的赢得是全人类，特别是第三世界共同努力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超级大国发善心的结果。”（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页。）“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页。）邓小平反复申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所谓真正的不结盟，既包括不与任何大国结成同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包括不把一些中小国家罗致在自己周围，由自己当盟主，即使是正义的盟主，反霸的领袖也不能当，因为既然你当了头，就难免与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被卷进集团政治的旋涡之中而不能自拔。”（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三）把谋求均势与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结合起来，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邓小平在80年代提出了“战略平衡思想”。这就是著名的“战略砝码”（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8页。）理论。在中美苏大三角格局中，利用“战略砝码”理论，我们赢得了有利的战略地位。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仍然应该运用这种“战略平衡思想”来处理各种国际战略问题。例如在美俄关系、欧美关系、日美关系中，就应该继续运用这种理论来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
（四）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为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而努力。
邓小平一贯认为，要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便为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而努力。1989年9月4日，他指出：“对于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这就是说，我们总的策略原则应该是沉着冷静，积极防御。而不要锋芒毕露，四面出击，咄咄逼人，到处树敌。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针对不同的对象和问题，制定不同的具体的斗争策略，为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不断地创造有利条件。
（五）树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榜样，为维护世界安全与稳定贡献力量。
多年来，影响和平的国际争端有许多种，但其中边界问题和领土、领海问题则比较突出。邓小平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否则始终顶着，这样僵持下去，总会爆发武装冲突。“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问题，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路子来解决。”（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页。）事实表明，中国在这些方面（如钓鱼岛、南沙群岛等）确实作出了榜样，这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六）“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营造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国际和平环境。
众所周知，意识形态利益是构成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之一。当然，在对外关系中，它要服从国家整体利益。这样，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才有可能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即使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采取不尽相同甚至相左的政策），这就使外交政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单个国家而言，在不同时期也可能采取不同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政策、这就为营造一个“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国际和平环境创造了有利条件。邓小平曾指出：“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注：高金钿：《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正在继续这样做。当然，这里所说的“淡化”是有一定限度的，是策略性的。
（七）反对“人道主义干预”政策，捍卫联合国宪章中“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断揭露“人道主义干预”政策的虚伪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直在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意识形态攻击。早在50年代初，杜勒斯等人就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一场思想战争”。1986年3月，里根主张“谋求保卫和推动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事业”，“鼓励民主革命”和“促进建立多元化体制”。1991年5月，布什表示：“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不仅仅是美国利益的体现，它也是美国理想的延伸。”近年来，克林顿也多次声称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事实表明，在人权、自由、民主等问题上美国一向持虚伪立场，一再大搞“双重标准”。它以此为手段，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别国社会制度，破坏当地的社会安全和稳定。因此，反对“人道主义干预”政策，捍卫联合国宪章中“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正在成为世界人民维护安全和稳定的重要领域。
（八）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斗争中，要善于利用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以便共同捍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指出：讲人权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国权。他把这一点当做反击美国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攻势的突破口。目前，众所周知，全世界共有56个伊斯兰国家，大约8亿多人口，他们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在印度与中国，共有20多亿人口，他们也有自己特有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他们在西方价值观念进攻面前，都持反对和批判态度。对此，美国学者亨廷顿则是意识到了的。他写道：“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个亚洲一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214页。）事实表明，在反对西方意识形态入侵的斗争中，中国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的。因此，在共同捍卫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方面双方应进一步联合起来，要善于利用西方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积极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
综观上述，可以看出，多极化世界迫切需要树立新安全观。而树立新安全观则要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追求“普遍安全”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以便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创造更好的世界环境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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