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 ”对山西人口素质的影响
董虹廷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 ：“丁戊奇荒”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灾害等级最高,死亡人数最众的一次自然灾害。在受灾严重的山西，灾荒不仅对社会经济及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人口素质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灾民深受饥饿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折磨，造成身体素质的下降；学校大量停办、受教育人数锐减，山西民众文化技术素质大大降低；灾荒对灾民思想素质的影响更为深重，灾区人们普遍充斥着恐惧、失落、消沉的情绪，部分民众道德沦丧，行为堕落越轨，动摇了社会治安的稳定。灾荒期间也产生了民众合群倾向，这一方面有利于互相救助，合理抗灾；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 丁戊奇荒； 山西； 人口素质； 社会治安
0 引言
“丁戊奇荒”是光绪初年中国北方发生的罕见特大旱灾。由于此次旱灾以1877年、1878年最为严重，而这两年的干支纪年为“丁丑”、“戊寅”，所以时人称之为“丁戊奇荒”。这次旱灾从1876年一直到1879年,持续时间达4年之久；受灾地区广，除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五省受灾严重地区外，还波及辽宁、苏皖、四川等地；灾难后果严重程度前所未有，受到旱灾影响的人数在1亿6000万到2亿左右，“仅因饥饿而死的人数就高达1000多万，高居世界历史上饥荒死亡人数排行榜的榜首。”[1]192可谓之：“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2]268。此次灾难以山西和河南地区受害最重，所以又被叫做“晋豫奇荒”、“晋豫大饥”。丁戊奇荒发生时，山西受灾甚重，“赤地千里，寸草不生。”[3]
关于“丁戊奇荒”学术界已有非常丰富的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对灾情、原因的研究。如夏明方[4]对灾荒状况和形成原因做了详细论述，认为“‘丁戊奇荒’正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历史进程中经济凋敝、政治腐败等社会危机演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二，对赈济措施的研究。如谢忠强[5]论述了“官赈”“商赈”与“教赈”三种赈济方式的各自表现及力量合流。第三，对灾荒影响的研究。如苏全有等[6]认为“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一是造成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其次是导致人口数量和质量的下降，再就是对社会秩序形成冲击”。第四，对灾荒中人物的赈灾行为的研究。如周晨星[7]详细论述了位居刑部左侍郎的袁保恒在河南省的赈灾行为。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学者对灾荒中的银钱比价[8]、生态[9]等问题作了研究,但是关于“丁戊奇荒”对人口素质的影响研究极少。有鉴于此，本文将对“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素质的影响进行分析。
1 丁戊奇荒对山西人口身体素质的影响
人口素质，“又称人口质量，包括：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发展的自然基础；文化技术素质，指人口受文化、科技教育与训练的程度；思想素质，包括思想觉悟、道德品质、传统习惯等。”[10]
受灾害影响最直接最明显的是身体素质，“就是人口质量的自然物质基础，即一定数量人口的人口肌体发育和健康水平。”[11]119一般来说，灾害对身体素质影响的后果，“主要包括伤残、疾病和营养不良。”[11]119伤残主要是由海啸、地震、洪水、飓风等爆发性灾害以及疾疫、地方病等造成。丁戊奇荒中人口身体素质的下降主要表现为疾病和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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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大部分地区粮食几乎绝收，“灾情较轻地区的收成也不足正常年份的三成”[1]193。在极其严重的旱灾下，山西大多数地区遍地饥荒。“山西报灾八十二州县，民数五百万”[12]，这里的民数即为饥饿的人口数。粮食歉收或绝收导致当时粮价急剧上涨。正常年份，米斗只需银四分左右，旱灾期间省城“米斗需两千四五百文”[13]。高昂的粮价使得灾民饥不择食。为了生存，灾民们搜集周边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许多人还变卖一切可以卖的东西甚至亲人来换取食物。山西夏县水头村牛庄的一块碑文上描述了当时的惨烈场景：“人食树皮草根及山中沙土、石花,将树皮皆剥去，遍地剜成荒墟。描犬食尽，何论鸡豚；罗雀灌鼠，无所不至。房屋器用，凡属木器每件买钱一文，余物虽至贱无售；每地一亩，换面几两、馍几个”[14]。
食物的缺乏，使得当时饿殍遍地，有幸存活下来的人们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现象。因取食之物参差杂乱、营养甚少甚至还有的不可食用，导致受灾区民众普遍面如菜色、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人们苟延残喘、朝不保夕。就山西赈灾钦差大臣阎敬铭于光绪三年冬报告的情况中就描述道“待赈饥民逾五六百万之众……目之所接，皆系鹄面鸠形……甚至枯骸塞途，绕车而过，残喘呼救，望地而僵。”[15]
清代传统学校的教育经费“依据经费来源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土地收入的经费，商业运作的经费等等。”[22]21土地收入的经费主要就是县级存留款中的教育经费和学田收入。清代县级财政来源于地丁银和徭役摊派，然而这些财政收入一大部分需要上交国家和省作为各部和省级财政的款项，本县存留款项只占财政收入的3%。据估计，用于教育经费的支出占本县存留款项的25%。全省各府州县官学收入大部分来自于学田，学田不仅仅限定于地亩收入,“学田以供修学及赡给贫士,其田与赋,即在州县田赋之中。惟佃耕收租,以待学正檄发,间有山磨园屋,统名曰田,所有收银,有钱,有粮,统名日租。”[23]5267
丁戊奇荒造成了人口锐减，大量劳动力丧失，致使出现了许多无主荒地，“而一县的地丁收入、书办规费继续征收。即使国家黜免，书办胥吏的浮费照旧加之于现有耕地上”[22]75，如此一来，加重了许多田主的赋税负担，致使许多田主选择抛荒。“有主土地都要抛荒，学校学田无人耕种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22]75这导致县级征收的地丁收入减少，学田收入更是大大少于往年甚至收入全无。收入的微薄使得政府维持官学都很困难，更无多少财力支持地方致力于科举的书院了。因此，学校的办学经费大大减少，许多学校被迫停办，或者转向商业运营。“山西富民吝于财而怕官”，在官府的要求捐资助学的情况下，富民“不恃任劳不敢辞，即任怨亦非所恤”[24]。
思想素质也称心理素质或者精神素质。“从机理上说，思想素质是输入人体的信息通过头脑中思想素质因素的软件程序和精神网络指挥人体的各个部位，产生了人的所有行为，这个能力就是思想素质，没有思想素质就没有人的行为。”[25]而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示，“人类在正常生活条件下形成的某种既定需求结构，一旦遭到外力的冲击并导致需求层次的降低，形成需求结构的倒置，必然会导致其心理活动的失调或重整。”[11]127在灾区，经历过丁戊奇荒的民众亲眼看到了旱灾下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情景；亲身经历了饥荒中饥饿、病痛、苦不堪言的感受。因此，这些灾民们在旱灾的打击下产生了消极恐慌、道德堕落、合群倾向等心理。
旱灾带来的营养不良和疾病几乎体现在灾区每个人身上，无论男女老少，皆形容消瘦，身体素质不容乐观。
2 丁戊奇荒对人口文化技术素质的影响
人口文化技术素质的高低程度取决于人口所受的文化、技术教育与训练的程度，与当时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
要确定基层刚度指数的标准范围，则需要先清楚基层刚度与什么有关。我们知道，基层模量的刚度越大，荷载的扩散能力越大。而荷载又会对路面产生作用力，从而使路面发生变形。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应力扩散角和弯沉盆，也可以用刚度指数表示弯沉盆参数。又因为刚度影响弯沉盆的范围集中于20～60cm，基层刚度指数为BDP，DX代表距离某点Xcm的弯沉值，所以可以表示为BDP=D20-D60。
营养不良，既是“疾病多发的基本诱因，又是形形色色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急性饥馑与慢性饥馑的必然结果。”[11]121《申报》描述了此次灾荒下民众受饥荒折磨的惨状：“民生困苦……始则剥榆庄榆皮而代食，枵腹不充，煮石粉以为粮，饥肠欲裂”[16]。饥荒期间，人们食用树皮、草根、石粉是普遍现象。树皮、草根营养成分极少，灾荒条件下饥民也不可能在使用之前进行必要的浸泡、研磨、蒸煮等过程，他们往往会草草进食，“因而导致身体肿胀、发黑、大小便不畅、直至丧命。”[17]食用石粉后果更严重，石粉可以充饥，但致命的缺点是不消化，使用后不能排便，吃多了还会导致人的胃肠不能蠕动，最后导致食用之人肚子胀胀被撑死。在《晋灾泪尽图》中就有一图描绘了一个家庭中两人因食树皮两腿肿胀，不复能步，又因食石粉肚子鼓鼓，二便闭塞的情景。
道德堕落是这次大旱灾的恶果之一。灾荒时期，人民饥饿难耐，在死亡威胁的恐惧下，许多人道德堕落，丢掉自尊与廉耻，沦为乞丐、娼妓。甚至有人铤而走险，成为盗匪，“劫衣夺食全无忌，几个安贫守故丘”[29]，造成社会治安的不稳。
清代山西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虽然有冀宁道这个商业区，但商业集中地也仅仅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县。山西虽以农业为主，但农业却不发达，而且地质灾害遍及全省、地丁杂税又居全国前列，因此，正常年份山西的经济就相对落后，丁戊奇荒更使得山西经济受到重创，几乎破产。“尤其使得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的传统教育区域受到重大影响。”[22]72“学校制度赖以存在的农业基础被严重破坏，传统学校制度受累颇多。”[22]74
脑脊液漏（cerebrospinal fluid leakage,CSF）是脊柱外科手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之一，此并发症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手术操作过程中损伤了硬脊膜和蛛网膜。据文献报道［1-3］脊柱外科手术中硬脊膜损伤的发生率为0.6%～7.4%［1］，术后脑脊液漏的发生率为 1%～17%［2］。椎管内肿瘤、硬脊膜与椎管内致压物粘连、需要打开硬膜操作以及进行多次的脊柱手术，脑脊液漏的发生率大大增加。当患者出现脑脊液漏时应积极进行处理，否则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因此，了解脑脊液漏发生的原因及防治方法，才能够加快患者康复。
山西的商业在明清时期虽繁盛一时，但商业资本并没有投资到工业等领域，仅仅是靠传统的票号等金融业致富。丁戊奇荒下，山西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商业也变得不景气，再加上许多富家子弟吸食鸦片、极度挥霍，许多富家也开始变得穷困。而此时地方绅商还需要捐资赈灾，因此，在教育领域的捐资也大大减少，这使得学校的发展因经费问题又受到极大的限制。
丁戊奇荒期间，除了学校数量大大减少外，学生人数也锐减。正常年代，一般家庭都只能勉强负担孩子入学教育的费用，参加乡试会试的费用更多，只有少数家庭能够承担。灾荒年代，全家生存问题就已经很严峻，更无力负担教育支出。因此，丁戊奇荒下，人口受教育程度大大降低，文化技术素质程度相应下降。
3 丁戊奇荒对人口思想素质的影响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丁戊奇荒除了带来饥荒和营养不良外，还引发了另一严重问题——瘟疫。据《申报》记载：“都中时症甚多，多由旱干所致”[18]。“河南自得雨后，因天时勺旱，雨尚苦其未足，而一经暴晴，各处尸骸之枕籍者，其气熏蒸人，触即病”[19]。这证明了旱灾引发的饥荒使得大量人口因饿致病致死，饿死之人的尸体不能及时掩埋处理，给瘟疫的产生提供了条件。1878年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20]《申报》记载“临汾县城关一带春间瘟疫盛行，每日倒毙的饥民，不下数十百人”[21]。
丁戊奇荒对社会及人民造成的影响十分严重，这会使人们形成一种“灾民意识”。王子平认为“灾民意识”是指“灾民在灾害发生前后出现的以灾害心理中的消极因素为内容的关于灾害的情感、意识和观念的综合表现，其结果将导致灾民在灾害条件下的消极行为。”[26]这也是灾害后的一种应激表现。丁戊奇荒发生后，民众产生一种消极的应激反应，这种社会心态可能会不断发展，甚至在灾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存在。
3 .1 消极恐慌
生命在于运动。团场里的人们热衷于燃烧卡路里来释放对生活的热情。舞蹈队随着乐曲拉开了阵势。大家跟着明快的音乐节奏，舞动身姿，时而优雅曼妙，时而轻快俏皮，劳累就这样在脚尖交错中悄悄滑走。跳舞的人群中，有小到十来岁的孩童，大到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她们在欢快的歌声中，舞动了生命的活力，舞来了身心的健康，舞靓了人生的风采。
丁戊奇荒在短时间内摧毁了山西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夺去了上千万人的生命，许多灾民失去了家庭、亲人和朋友，正常的生活被打乱，甚至这些幸存下来的灾民的生命安全也正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境下，灾民被死亡的恐惧感所笼罩，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安的状态。人们意志消沉、情绪低落，出现了“掘穴以待毙，坚卧而听死者”等消极现象。在生存难以维持下去时，一些灾民甚至选择自杀来寻求解脱。在永济，“民有投河死者，弃儿于途者，投儿于井者，而自缢者尤众。”[27]夏县“每有举室闭门仰药或投环跳井自杀者”[2]279。
3 .2 道德堕落
在巨大灾荒下，虽然有部分民众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选择自杀，然而，这只是少数。相形之下，“那种因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被强行剥夺之后而凸显出来的人类最原始的求生本能，则普遍制约着灾区民众的心理和行为。”[11]127“仓廪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28]，只有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人们才会讲礼节知荣辱。当物质生活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生存需求难以满足时，人类的自尊心和理智的约束就会逐渐淡化、消失，一些人甚至会摒弃社会道德约束和行为规范，做出道德堕落越轨的行为。
第七，在院级层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评奖活动。每年由科室自荐，专家组讨论、投票，综合新技术的先进性、社会效益、影响力、论文产出等指标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手术类、非手术类、医技类各奖项，给予3万～10万元不等的奖励。
所以函数V在点处取得极大值，又通过与区间端点值的比较，这个极大值就是函数V的最大值，由此可知，当截去的小正方形边长等于所给正方形纸片边长的时，所做成的方盒容积最大.
社会上甚至还出现卖妻鬻子、人相食等道德沦丧的事。灾荒发生时，妇女和儿童是最大的受害者。为了生存，各个灾区普遍存在卖妻鬻子的情况。《晋灾泪尽图》中有一图就刻画了一个母亲鬻子为奴的情景。
灾荒期间，人相食的事例屡见不鲜。清廷派往山西稽查赈务的前工部侍郎阎敬铭也哀叹:“古称易子而食，析骸而焚，今目晋省灾荒，或父子面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岂非人伦之大变哉。”[23]5633《丁丑大荒记》的碑文中还记载了山西“人死食其肉，又有货之者；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较之易子而食、析骸以餐尤为酷。”[30]1878年4月1l日的《申报》上有消息称:“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吃了八个人，有一女年十二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他父亲杀了吃了。”[31]在极度饥饿逼迫之下，灾民把过路人杀了吃掉的情况也常有之，使得出行时人人自危，纷纷武装自己。
雌飞鱼会小心翼翼地将鱼卵产在棕榈叶的叶柄上，它们的卵又轻又小，卵的表面有许多丝状突起物，这些呈丝状且有一定黏性的突起物可以把飞鱼卵牢牢地缠在棕榈叶上。
以上可见，长期的大饥荒下，灾民为了满足生存需求，不同程度的削弱了社会道德伦理意识，形成道德堕落的行为。
3 .3 合群倾向
合群倾向是指人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加入群体行列与之共同活动的愿望。研究表明，人类的交往活动与恐惧有关。人处于恐惧条件下更喜欢合群。丁戊奇荒期间，灾民们经历了残酷的饥荒，受到严重的打击，恐惧感、失落感和孤独感充斥在他们的心里，“必须得到外在环境的弥补才能逐步消除，而由此导致的不同程度的自信心或自我意识的弱化，又降低了自我独立性，强化了对他人的依赖感，固使得灾民的亲和要求空前强烈起来。”[11]131在灾荒降临时，无论富贵贫穷、高低贵贱，生活在灾区的人都受到了灾难的打击，这使得平时人们交往的亲缘、职业、身份地位等限制被不同程度的打破，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角色即灾民。这种情况下，灾民之间互生怜悯，将自己与他人融合为一体，产生了“沦落人效应”。共同的社会角色、共同的环境区以及沦落人效应使得灾民间距离拉近，为求生存而走到一起，甚至会彼此结群组成“大家庭”，相互救助，共同战胜灾难。不管是抗灾还是逃荒，山西地区都可以看到彼此结群，共渡难关的情景。然而合群倾向也会使得一部分民众为了私利结群乞讨、甚至抢劫，影响社会治安。
4 结语
“丁戊奇荒”作为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灾荒，给受灾地区的社会经济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灾害对人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山西作为受灾省份严重的地区，经历过此次灾荒后，全省人口已由灾前的1640余万突降至不足1000万。庞大的人口亡失数字背后还有着成百万上千万灾民在灾荒中身心受着折磨，人口素质受到极大的影响。不仅灾民深受饥荒造成的营养不良和疾病、瘟疫的折磨，造成身体素质的下降；山西教育发展也因此严重受阻，学校大量停办、受教育人数锐减，山西民众文化技术素质大大降低；灾荒对灾民思想素质的影响更为深重，灾区人们普遍充斥着恐惧、失落、消沉的情绪，自杀事件屡见不鲜。部分民众道德沦丧，行为堕落越轨，动摇了社会治安的稳定。灾荒期间也产生了民众合群倾向，这一方面有利于互相救助，合理抗灾，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的消极影响。我们将目光投向其他受灾省区会发现灾荒对人的影响仍旧不可忽视。如河南渑池出现“母弃其子，夫弃其妻，弟食其兄，子食其父，求生则骨肉相残”的现象，陕西、河北灾区“卖妻鬻子”、“人相食”[32]现象也频频出现，这种有违人伦的残忍场面是灾荒这种特定场景下衍生出来的，直击我们灵魂深处，让我们无法忽视灾荒对人口素质的影响。灾荒是关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肃问题，我们要全面认识，认真对待，在现今以人为本的社会我们除了关注灾荒本身更应该关注灾荒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以史为鉴。在开展救灾减灾工作时，除了应用传统的拨款放粮施医等救灾措施保障灾民身体素质不受威胁，还应该积极发展灾时教育事业、开展灾民心理疏导，使得灾民科学技术素质和心理素质朝着稳定良好的方向发展。只有人民各方面素质提高，民心稳定，国家才能更好地朝着稳定、富强的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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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Incredible Famine between 1876 and 1879 ”on Population Qualities in Shanxi
DONG Hongti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Bohai University ,Jinzhou 121013,China )
Abstract :“The incredible famine between 1876 and 1879” is one of the highest-level natural disasters with the biggest death toll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In Shanxi, the severely afflicted area, the famine caused great damage to social economy, production life,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s well as greatly affected population qualities. The victims suffered poor physical quality due to the hunger-triggered malnutrition and diseases. A large number of schools was shut down, resulting in a sharp decline of the educated population and a descent of the cultural and technical quality of the people in Shanxi. Even worse, the influence on the victims’ thought quality was severer. Prevalent among people in the disaster-stricken areas were terror, loss, and depression. Furthermore, some people turned perverse morally and degraded in their behaviors, greatly shaking the social stability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 famine also created a tendency of people affiliation, which on the one hand is conducive to mutual assistance and reasonable resistance to disasters, and on the other, exerts a disrupting impact on public security.
Keywords ：the incredible famine between 1876 and 1879; Shanxi; population quality; social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 ：S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47 (2019 )01-0097-06
收稿日期 ：2018-12-10
作者简介 ：董虹廷(1994—)，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标签：丁戊奇荒论文; 山西论文; 人口素质论文; 社会治安论文;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