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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09)01-0005-09
一、政治生活是高贵的公民公共生活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整体社会生活分成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这四大领域已经是一个常识了。当然要让这一重要观念成为在人类生活中通行的常识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就是在几年前，教科书上，学术刊物上，连同官方的正式文件上，都还只有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的说法。以往所讲的社会是一个大社会，它只是相对于自然界，特别是相对于动物界而言的。至于和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则没有这一专门领域。
有人说，这种关于人类生活领域的新划分是社会学家们长期呼吁的结果。这种说法兴许有点道理。因为在传统的整体人类生活的领域划分上要补上的是社会这一领域，而社会似乎本应当就是社会学家们研究的专利，由社会学家提出要增加社会这个新领域，不仅有为社会科学做贡献的味道，也有为社会学专业增添光彩的意图在内。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不怎么重视知识，尤其不怎么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地方，如果真有一门社会科学具有能将传统的整体社会划分来一个颠覆和创新的本领，那这门社会科学的功效可算是破天荒的奇特了。
其实，从传统的人类生活领域划分到新近的这一领域的重新划分，特别是突出了狭义的社会这一领域，可能更多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到了今天，公民和民生社会建设的任务已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提上了国家治理的议事日程的缘故。虽然社会学家们对此再三呼吁过，但那终究只是学术研究。学科意义上的某种新的说法或新的思潮，充其量只能在同一学术圈子里被少数人知晓而已，其影响并不可能很大，至少不如某些社会学家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但是一种提法和观念能出现在执政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能够载入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文件中，情况就不一样了。经过全国范围的反复宣传和学习，这种提法和观念，就会成为人人皆知和家喻户晓的常识。连一些生活在国外的学者也迅速明白了凸现社会领域所反映出来的是执政党战略思想的重大变化①。
在中国，当由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经历了30年，经济体制转轨初见成效的时候，人们都在思量下一步的改革应该选择哪个领域作为新的突破口。按照惯常的理论，政治生活的改革必须提上议事日程。其理由再简单不过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当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一旦经济基础变革了，下一步要变革的必定就是政治上层建筑。而且经济改革的成就，还需要政治的变革来巩固、维护和推进。这一套话语，对于念过高中政治课本，对于上过大学公共哲学课程的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发展轨迹却不是这样的呢。很多人都以此为依据，振振有词地责怪中国政治改革进展不快，甚至认为这是有人在故意阻拦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其实，上述的那一套话语已经被过度教条化了，从而也逐渐失去了真理的成分。世界上许多经验事实和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并不是那般简单。在很多政治系统中，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但政治民主化程度却相当的低。而相反的情况也很多。在不少政治系统中，政治上虽然学着西方发展出一套民主化制度，但经济却相当落后。现在人们不难看清楚，在政治和经济之间存在着作为两者植根基础的是社会生活。经济要通过社会再和政治发生作用，政治也需要通过社会再和经济发生作用。
这种情况就和人们曾经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遇到的状况差不多。有相当一段时间，人们老是纠缠在一个问题上不能自拔：究竟是政府大一点、市场小一点好，还是市场大一点、政府小一点好。政府与市场两者似乎总是成反比，好像不会再存在其他的关系类型了。但是，现实中存在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类型却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大政府、小市场的关系类型，也有小政府、大市场的关系类型，还有大政府、大市场的关系类型。原来，存在的并不是单纯的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比例关系，这两者其实都植根于社会。一旦有了社会这一深厚的基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需要借助于社会这一重要变量来理解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客观进展已经告诉人们，在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基础的条件下，下一步需要优先变革的不是政治，而是社会体制，需要建设和发展的是一个民生、公民社会。中国改革的递进路径不是经济——政治——社会，而是经济——社会——政治。这种改革开放领域的转换是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起点有关系的。在中国，作为社会转型起点的是一个被严重扭曲的政治生活结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生活则几乎是一个空白，它被多年的政治挂帅无情地吞没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要继续下去，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重建公民和民生社会。
尽管今天人们对刚刚划出的社会领域的认识还处在逐步深化的阶段上，对于社会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其中应当装入什么内容，人们的看法还不统一，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就是普通大众生活的地方，或者说得更简明一点，新划出的社会领域就是和传统的国家、政府相对应的，并且作为其基础的民生社会，就是公民生活的社会。从表层来观察，这一社会首先是民生社会。从深层来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社会是公民社会。建设好这一领域，就是要让公民从自利中和私人生活中提升出来，成为作为国家主权载体的公民，并形成展现公民的利他性人格和自由创造性的真正高贵的公共生活，形成真正的民主政治。
公民和民生社会这一本来应当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生活领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不断地被挤压，最终极度萎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几乎到了消失的边缘。那时人们只知有国家，不知有民生社会。结果，一直联结在一起的“国计民生”，只剩下“国计”而没有“民生”了。造成这一结果的是“政社合一”、“党政经社一体化”的制度安排。在当时的情况下，因缺乏公民社会作基础的政治，就不得不成为专供一批政治精英随心所欲的活动场所。政治的实践表现就是不断的发动和推进阶级斗争，政治的思想表现就是人治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强制和灌输。搞政治挂帅，就成为年年、月月、天天、时时搞人斗人的阶级斗争，成为年年、月月、天天、时时宣讲僵化的极左的意识形态。因此，民生社会、公民社会的衰竭和消失与失去社会基础的人们生活的政治化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已经没有太多基础的政治完全成为任人搅动而对社会加以破坏的力量，社会更为衰竭，而社会一旦衰竭并趋于消失，失去社会基础的政治就会进一步沦落为专供一小部分政客玩弄和操纵的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政治化过程，即社会生活不断地被政治蚕食，以至最后全部被政治侵占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称之社会的强行政治化。
但千万不要将这种特殊时期出现的有着中国特殊印记的社会政治化与西方发达的政治系统中出现的社会政治化混为一谈。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70年代所讲的社会政治化，乃是学术界为反对西方现实政治的片面性，为追求公民政治参与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艾里斯·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美国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做综述时，谈到这种政治观念的变化。他说：“在过去的25年里，政治理论家成为如下观念的守护者：政治是有关公民权的一种参与式的理性活动。这与大众舆论、新闻界以及许多社会科学所持有异议的更为常见的政治概念形成了对比。在后者看来，政治是精英们为赢得选举和获得影响力而进行的竞争，而公民是主要的消费者和旁观者。”②
艾里斯·马里恩·扬对这种已经兴起、正在流行的新观念做了概括，认为这是由汉娜·阿伦特等人首先提出的社会政治化的理论。这种社会政治化是反对社会与政治的隔绝。一方面反对政治生活只被少数的政治精英们所控制和垄断，公民只被贬低为周期性的投票者。另一方面提倡公民自由的政治参与，创建自己的真正的公共生活。正是这种健康、正向的社会政治化，能够培育和发展出一种高贵的、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政治。
我们在20世纪60、70年代经历的社会强制政治化是消极的、被扭曲的、反向的社会政治化。它不是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是一种倒退。改革开放终止了这种倒退。在社会渐进转型的30年中，人权得到重申，人性获得复苏，个体的法定权益逐渐得到保护，一个公民活动的民生社会正在慢慢地成长起来。这正是在经济改革取得进展，其他领域继续改革的重要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才能重新建构出真正属于公民的、健康的、合理的政治生活。在这一关键时期强调公民和民生社会建设，正体现了执政党战略选择的正确性。
但是在这一刚刚成长起来的公民和民生社会中，公民人性中利他性的一面还没有能够迅速地彰显出来。让人们从个体的利己性，从自身的狭隘的需求和苦难中解脱出来的作为集体性的公共生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当人们刚刚从被极度政治化了的僵化状态下解放出来以后，又被淹没在经济的自利性中，淹没在仍旧不正常的政治行为之中，淹没在仍然强大的传统的政治实体和政治关系之中。在这种状况下，人们见到的政治生活还不是高贵的、具有集体精神的公共生活。再加在人们头脑中还或多或少地残留着以往计划经济模式为内容，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严重扭曲的、带有野蛮性政治的记忆，人们对政治依然充满着厌恶和冷漠。
人们不必要为已经经过的苦难而丧失信念。人类具有创造良好政治生活的潜能和理想。远在2500年以前，在古希腊半岛的城邦中，一位智者就想象过理想的政治。亚里士多德曾经依据当时城邦中流行的但在今天看来实在是简陋和幼稚的公共生活，提出了人就其本性来说是政治动物的名言。但是在已经过去的20多个世纪中，人们都在不停地猜测这位古希腊智者讲话的真实涵义。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名言的真正含义是，人的本性不是劳动的动物，他们不能只知道一天到晚的劳动。人的本性也不只是懂得积累金钱的利己的动物，他不能只知道为金钱而奋斗。人是致力追求公共生活的动物。这种高贵的、展现人的利他性的公共生活就是政治，因而，人就其本性来说是政治动物。
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民生社会、公民社会的重要了，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设和发展这一生活领域了。我们终于站到了新的历史进步的起点上。这就有了前提，也就有了希望和理想。只要沿着健康的社会政治化的道路走下去，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出高贵的、体现集体精神的，作为公民公共生活的政治。
二、新的社会政治化呼唤政治学理论
但是，公民和民生社会的出现还只是为人们真正的政治生活的出现准备了基础。从公民、民生社会要上升到高贵的、充满集体精神的公共生活，需要加强和推进科学的、理智的社会政治化，这正是我们重新构建高贵的属于公民的公共政治生活的途径。但这种新的社会政治化决不是再搞政治挂帅，也绝不是重新回到与人奋斗、其乐无比的阶级斗争时期。它需要科学合理的政治实践和科学合理的政治学理论研究。
真正的政治生活是需要经营和建设的。这种经营和建设既包括实践的，也包括理论的。实践可以是盲目的，也可以是自觉的。只有自觉地运用和创造知识的实践才是重要的。人类自觉的政治实践发展和自觉的政治理论建构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实践的大厦与政治理论的大厦应当是互为表里的。
在建构新的政治生活时，人们必须牢记已经经历过的野蛮的社会政治化的教训。以往的政治生活空间也是被政治实践破坏的。但那不是正确的、科学的政治实践，是扼杀人性、剥夺人权的政治浩劫。这种没有人性，不是以公民为本的政治实践也是由一定的政治理论指导的，只是这种政治理论是错误的、荒谬的政治理论。这类充斥着极左思潮、形而上学和人治色彩的东西，曾经在中国的思想界整整猖獗、横行了几十年。现在要指出这些陈旧腐烂的理论的来历已经不难了。它其实只不过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为我所用地摘取了只言片语，再和主观的极左狂想拼凑起来、经过一些御用文人的特意加工制作、以动听的美妙言语表现出来的体系。这套东西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就连那些制作者自己都不大相信。但是，十年浩劫却创造了一个奇迹，纯粹是错误和荒唐的东西，居然能在意识形态的强制下，让一个民族接收并为此疯狂了整整十年之久。以至时至今日，仍旧有些遗老遗少，还念念不忘，舍不得抛弃，时不时还有人准备重新拾起。
但是总结以往的教训，人们也发现了另一个事实，那就是越是社会被反向的政治化时，作为政治系统的控制者们，就越不喜欢真正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凡是要推行由错误的理论指导的错误的政治实践时，就不允许甚至禁止一切真正的政治学理论研究。因为玩弄和垄断政治的小部分人知道，一旦让人们科学地研究政治生活，都去追求真理时，他们那一套陈旧腐烂的东西就会原形毕露，威风扫地。只有禁止政治学研究，让人们永远愚昧下去，假的东西才能得到长久的维持。试想还有哪一个政治系统会做出以行政的命令宣布政治学是伪科学，并下令将它从科学知识的殿堂中驱逐出去的事情。
虽然政治学作为一种知识门类，其存在性在有着13亿公民的政治系统中已经得到了允许和承认，但是，它是否是合法的，仍有不少人在怀疑。政治学从恢复重建到今天，虽才短短的20多年，但其间却经历了不少波折。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比如出现不同政见，或有了一点社会骚乱，一些人就会把责难的目光投向政治学。这样，在转型社会中就能经常看到两种景观既矛盾又相安无事地纠缠在一起：一边是政治腐败泛滥猖獗，急需政治学做出研究；一边又害怕政治学道出真相而限制这方面的研究。
政治学在恢复重建中，也暴露出自身的幼嫩和浅薄。检视一下20多年中出版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学原理教本，除了少数的几个版本有一些新意外，都还是司空见惯的那些老套路。除了急急匆匆地对一些新的提法和术语加以赶潮式的解读外，人们还热衷于翻译和解析西方的名篇名著，并用那些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新的一套来表明自己知识的新颖和渊博。在对载于官方文件中的政治提法进行动员式的解读，留下一大堆大同小异的文章以外，就一切归于静寂了。在介绍和评点了那些五花八门的流派、思潮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除了摇头，说我们差得远了的之外，似乎什么也没有了。
政治学有了存在性，但它要进一步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就必须依靠政治学研究专业团队的努力。在当今世界上，凡是政治学理论发展领先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合作进取的学术研究团队。发展出适合本国政治生活运行和发展的有自身特色的政治学理论是这支学术研究团队的任务。这支研究团队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为政治实践设计服务的智囊型的政治研究者，一部分是为日常政治操作服务的宣传阐释型的政治研究者，还有一部分是相对独立的为政治学知识的创新和积累工作的学术型的政治研究者。这三方面的政治学研究都是重要的，只有把这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才能产生出积极的成果。
中国社会转型已历经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其间虽然经济体制的转轨走在最前面，但是，公民和民生社会的建设也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另外，以往被丢失的宪政和民主，现在人们至少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丢失，并正在努力地找回和加以重新构建。伴随经济生活回归市场，社会生活回归民生，政治也正在回归民主和法治。我们已经行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虽然速度并不算太快，但步伐是坚定而谨慎的。已经有的许多实践尝试应当成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解释、归纳、概括的宝贵材料。
越是高贵的公共生活，越是需要人类去认真经营和建构。因此，要恢复本来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化，就需要创造条件，让政治学真正成为知识观照的对象。毛泽东当年曾经意识到哲学应当是普通人思维的依据，因此，主张哲学从哲学的书本和课堂里解放出来。今天，政治再也不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要让政治生活从少数精英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普通公民参与的生活，成为人们言说、论辩的对象和内容。
我们曾经闭关自守，两眼只向内看；曾经沉溺于理想，眼晴向上看。改革开放后，我们面向世界，学会了两眼向外看。但正确的做法是既要向外看，也要向内看，向下看。要发展出真正有用的、能够指导新的政治实践的政治学理论，就必须采取现实的形而上学的态度。这种形而上学，不是指那种机械式的搬用或套用现成原理，而是指揭示事物的本质，达到深刻的哲理化程度。但这种深入到本质的理论，又必须是贴近现实的，为现实的社会政治化服务的。只有用这种现实的形而上学的精神，我们才能建构出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
各个政治系统都有自己的历史，都有自身的政治生活故事，也都有致力于解决公共问题的政治实践。由此产生出来的政治学理论有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有一套特殊的范畴结构，也有一套特殊的研究途径。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有许多的方法、范畴、流派和范式，但它们都是从西方的政治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对西方的政治实践来说，它们是活生生的。如果我们抽去了具体的政治实践的背景，那些流派和思潮只能成为一堆毫无生命的词语。把这套僵死的词语再套到与其发源地相关不太大的政治实践上，就会变得不伦不类。
其实我们用不着成天絮絮叨叨地诉说西方民主是如何如何，我们应该从已经出现的村民自治和社区民主中寻找真谛。虽然这类民主实践是如此的粗糙，不尽如人意，但是，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未来的高级民主，只能从这里茁壮地生长出来。有时，我们也能在一些研究政治学的刊物上，看到诸如合作政治、协商政治、对话政治、参与政治等概念。但是，许多论者并没有将这些术语和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观念，与正在发育的中国民生、公民社会联系起来。在没有普通公民参与的这些美好的政治形式的设计中，最终人们见到的只能是少数政治精英的合作、协商、对话和参与，它依然成不了真正的公民参与的公共生活。在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应该发展出一套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范畴原理，应该有一套适合中国人心理和习惯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有效的政治学理论必有坚实基础
政治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其最终的动力在于政治生活的结构功能、运行规则机制与政治环境之间的矛盾运动。当现实的政治生活结构功能、运行规则机制已经与政治环境不相适应时，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公民就会对已有的政治结构功能、运行规则机制做出调整和变革。在政治行为主体展开其能动的政治实践的过程和获取的政治活动的结果中，政治学就能概括出新的理论。从政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政治学理论，不仅要能解释已经发生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而且它还成为指导新的政治实践的知识手段。
但是，政治学理论的发展还需要有另外的逻辑动力，这就是政治学理论自身所包含的矛盾。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行为主体即公民自己构建公共生活的结构与功能，并规定出政治生活持续运行的规则与机制。结构功能和规则机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大厦。作为这座政治生活大厦的观念形态，是它在政治行为主体即公民头脑中存在的并且不断地在进行修正的意义图景。每一个公民都会按各自的理解建构出具体的政治意义图景。
在政治学家头脑中，也有一幅政治意义图景，但它是用特殊的专业语言，并用特殊的形式建构的。这是政治学理论的图景。在普通公民的政治意义图景中，充满的是有关政治生活的意见和见解。政治学家头脑和著作中的政治意义图景，则是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政治学家头脑中的政治意义图景和普通公民头脑中政治意义图景在不断地作用着并且转换着，理论和意见发生互动。经验在这种转换中成为理论的素养，而理论在这种转换中成为操作的指导。
但是，政治学家对政治大厦的理论映照总是特殊的。这既和政治学家的观察角度相联，也与他持有的价值相关，还和他的具体政治经验相通。虽然政治学家相信通过他的研究和概括，一定能找到政治生活存在、运行的结构、功能、规则和机制，但究竟能找到多少，又能表达出多少，这肯定是因人而异的。这就产生了反映同一座政治生活大厦结构和运行的政治理论的多元性。这些理论会相互论辩、互相竞争，从而推动着理论朝着精细化、整体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
在多元政治理论的竞争中，政治学家们不仅会交流和批判理论中包含的内容，还会就政治生活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理论范畴的获取、理论体系的形成、理论范式的更替展开讨论。这种讨论比起具体理论内容的探索来要更为深刻。这种超越具体政治学理论内容的理论竞争和批判，所结出的果实是一种建构理论的理论，是元理论。
政治学基础理论就是一种元理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阐述政治生活的本质时，曾经用这样一连串的提问来划定政治的研究范围：政治就是要弄清楚什么人，以什么方法，得到了什么。似乎是有意的仿效拉斯韦尔，出生于以色列的公共政策学家Y·德罗尔在1971年出版的《政策科学构想》中，也以差不多的方式确定了公共政策的效用范围：政策科学方法在何时、以何种方法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③。后人将德罗尔对公共政策的这一见解称为是元政策(metapolicy)。德罗尔自己也认为，他阐述的是制定政策的政策。实际上，德罗尔探索的正是公共政策学科中的基础理论的问题。
对超越政治学理论具体内容的反思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论构成性反思。通过这种反思所获得的结果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础。一个学科只有在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和阶段时，这种深层的理论构成性反思的要求才会被提出来。当政治学学科刚刚孕育和兴起时，人们忙着对学科做总括性的描述，介绍特殊门类知识的功能，并急着要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有关政治学知识的范围是非常不清晰的。为了规范学科知识，人们就会围绕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争论。
接下来争论的重点就会逐步转移。最先可能转移到政治学的范畴上。伴随研究者的增多，政治学的范畴也一个个被创建出来。这些范畴来源各不相同，有些是从别的学科直接拿来的，有些是经过加工后移植的，有些则是独立创造的。学科发展的初期都会是范畴不断涌现的时期，政治学也不例外。众多相互矛盾混杂的政治学范畴，需要梳理、澄清、检验，并且要按照一定的方式排列起来。围绕范畴的争论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日。
在政治学继续发展时，就会出现不同学说、流派并列和纷争的局面。在这种状况下，政治学发展中一些更为深层的问题会被提出来。比如，应当用什么途径来获得这些恰当的政治学理论范畴，又如何用这些范畴去构建理论体系，不同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为何不相同。当政治学学科的争论深化到这一层面时，有关政治学理论的理论轮廓就会清晰地显露出来。
这种自觉的学科理论反思常常是周期性的。在经过一次时间较长的彻底争论之后，虽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专业学术团队会对学科的性质、研究的传统、研究的途径、理论的范畴，以及可能的理论体系和建构的方式有大体上较为趋同的认识。它为这一学科领域的理论耕耘者暂时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纲领或思维模式。
但政治生活的实践仍在发展，新的经验和知识仍然在不断的涌现。在学科的专业团队中，又会出现新的理论创新的尝试和新的知识积累。当学科知识的创新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新一轮的围绕研究的传统、研究的途径、范畴的选择、理论的构成，又会发生更为激烈的反思和争论。这一过程，就如同大树的生长一样，经过一年中的光合作用，大量吸收土壤中的养分，这些成长的因素都会沉淀和积蓄到树干之中，树干更加茁壮生长，增加了树围和高度，最终又多了一层年轮。政治学每一次学科反思的结果是使理论基础变得更加坚实，并带来新一轮的理论繁荣与创新。
要保证学科理论反思的有效性，保证基础理论争论的学术性，必须严禁学科之外的因素介入到严肃的、高尚的学术殿堂中来。虽然每一个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都有一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但是，在进行学科反思和基础理论的建构时，应当自觉地处理好科学性、学术性与政治价值、意识形态的关系，不要让世俗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干扰学术论争。除此以外，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还必须遵守本学科约定俗成的某些学术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则和程序，展开友好的、建设性的学术争论。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有过太多的曲折，也留下了太多的教训。任何非学术的因素必然会阻碍甚至毁灭神圣的学术研究。
在政治学学科的反思与基础理论的建设中，学者们可以在不同的理论层面进行劳作。有些学者既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同时又是学科基础的探索者。但是，要让政治学学科的基础获得更为坚实有力的发展，实行一定程度的学术分工是有益的。应当鼓励一部分学者，专注于学科基础理论的探索，孜孜不倦，推进理论基础的发展。
四、政治学基础理论是开放性的论域
政治学中的基础理论是超越一般政治学的哲学理论、理性理论、经验理论、操作理论，是向着建构理论的理论这一层面探寻的产物。它的任务是要回答政治学理论究竟以何种方式、范式、途径和材料才能科学、合理和有效地建构起来。对于政治基础理论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内容，不同的学者都会有各自的见解。像许多其他的政治学理论一样，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应当采取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不必要在一开始就规定基础理论涉及的范围，只是对其中重要的方面先进行探索就行了。这种最初具有尝试性的对研究范围和内容的探索必然会带来评价和争论。通过有益的论争，有关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自然就会逐渐地变得清晰和明朗起来。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下列的一些内容对于政治学基础理论来说可能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是关于政治学学科科学性的论辩。虽然评判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对这门学科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但是探究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更为重要的目的是要为这一学科在发展中自觉地充实自身的科学性提供建议。对于政治学学科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的种种理由中包含着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不确定、研究方法的不精细、理论流派间的过度纷争、与意识形态难以分开等根本问题的看法，能否正确的解决这些根本性的问题，是政治学学科能否获得和保持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其次是对政治学研究的理论传统的判断。每一门历史久远的学科或知识门类，在建构理论时，都会形成一些基本的、能够不断延续的做法，这就是学科研究的理论传统。常常发生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许多具体的理论研究者勤勉地耕耘着，但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更没有刻意地去创造或依循某种理论传统。理论传统通常是在学科理论研究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理论研究的成果积累到相当高的程度时，人们才会从已经发生的研究中细心地辨认并总结出某种传统来。但是，不同的学科理论史的研究者们，所总结和辨认出来的理论传统不可能是一样的，后续的理论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恪守某种被总结出来的理论传统，这样就会产生有关理论传统的争论。要对政治学基础理论做出说明，就必须思考其理论传统问题。
第三是对理论研究方法的探讨。现实的政治生活系统既是由人们参与其中才存在和运行着的，又是不依任何个人或群体、团体、组织的意志为转移地存在和运行着的。但是，参与和创造着政治生活的人们并不一定就能正确和科学地认识政治生活。要对现实的政治生活系统做出描述、解释、批判和建构，必须选择一定的视角、采用一定的手段，还要遵守一定的道德。政治学基础理论所要探索的是有哪些不断增加着的研究视角能够让研究者进入政治认识的领域并到达政治生活的本质层面，有哪些手段和技术能够让研究者获取信度和效度都有保证的信息资料。同时，还需要分析在政治学研究的过程中会发生哪些道德问题，研究者如何较好地进行道德防范。
第四是关于政治学理论构成的探索。一个学科的成型的知识是通过一定的理论体系表现出来的。也许学科在形成的过程中，其知识是未经琢磨的、粗糙的、零碎的。但一旦有了学科，知识就会理论化、精细化、整体化。理论并不是随意编造的，学科的理论有其构成的规则。在这些规则中，包含着理论的形式，理论的类别，理论的层次。政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对政治学理论构成的概念、通则、学说这些主要形式加以说明，需要对构成政治学理论的哲学理论、规范理论和经验理论这些主要的类别进行分析，需要对政治学理论中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进行设计和规划。
第五是关于政治学的理论范畴的讨论。政治生活的现象、事件和过程经过政治思维的加工，会凝聚为政治理论范畴，它是人类特有的政治意义图景之网的网上纽结。政治理论范畴会随着政治学知识的发展而得到创新和充实。政治理论范畴必须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一定的结构。政治学理论之间的一大区别是选择的范畴和范畴的结构不一样。在政治学基础理论的构建中，需要思考的是应当提炼出多少政治范畴，才足以反映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和运行；要把政治学范畴做怎样的排列，才能较确切地将现实政治生活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机制反映出来。
最后是关于政治学的理论范式的论述。政治学学科的理论在其演化过程中，总有许多的学说和流派产生出来。这些不同的学说和流派又不是散乱无章、混杂无序的。在一定时期和空间里，一些学说和流派会逐渐聚合成某种共同的研究模式，或遵循着某种大体相同研究纲领。具有相同理论信仰、研究途径和价值取向的研究者还会结成研究团体。政治学基础理论应当告诉研究者，政治理论的发展是否存在范式的转换，如果有，那么已经经历了哪些范式的更替。
注释：
①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共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随着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参见郑永年“谈中国改革：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http://www.beelink.com/20071223/2457492.shtml.
②③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政治学新手册(下册)[M].上海：三联书店，2006：667，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