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坚志》中的《水浒传》素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素材论文,夷坚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元明诸朝的白话小说，常常取文言笔记故事为素材。不但话本、拟话本如此，长篇章回小说也不例外。彼时小说家的创作功力，似乎还不足以承担直接从生活中萃取素材、进行创作的繁务重任。好在中国文坛早已预备下取之不尽的笔记材料，足够白话小说家汲用拣选、任情“挥霍”。
在浩如烟海的笔记小说资源中，说话艺人似乎特别钟情于《太平广记》、《夷坚志》等几部志怪、传奇集。罗烨在《醉翁谈灵·小说开辟》中就曾说：“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史书。……《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罗烨是南宋人，他的这番话不但道出宋代白话小说的选材习尚，也被后来的元、明小说家奉为圭臬。
将白话小说中的文言素材一一拈出，寻绎文言、白话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而归纳总结文学嬗变的普遍规律，学者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大量工作。本文仅就个别文言、白话作品——《夷坚志》与《水浒传》之间的渊源联系作一点追寻探索的资料工作，希望能对学者已有的成绩作一点补充，或许不为无益。
有关《夷坚志》对《水浒传》的影响，前辈学者多有提及。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引《夷坚甲志》卷十四的《舒民杀四虎》，指出此条与《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李逵沂岭杀四虎事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孙楷第《夷坚志与水浒传》文（注：见孙楷第《沧州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8月）页23—26， 为《水浒传人物考》之附录。）也引了三条《夷坚志》文字。其一为《夷坚甲志》卷一的《黑风大王》，此条叙女真统军黑风大王于汾阴后土祠遭神谴事，孙楷第疑与《水浒》第四十二回郓城县都头赵能赵得追捕宋江、于古庙遭狂风所袭事相近。其二为《夷坚支丁》卷四的《朱四客》，此条叙婺民朱四客摆脱劫匪、又入贼窝一事，疑为《水浒》第四十三回真假李逵故事所本。其三引《夷坚支丁》卷九《陈靖宝》条，谓“妖民”陈靖宝以道术戏弄樵夫蔡五事，与《水浒》第五十三回所叙罗真人戏弄李逵情节一致。
笔者也曾就《夷坚志》与《水浒传》的关系发表过点滴看法，以为小说中鲁智深形象的塑造，多有取材《夷坚志》处。一为《夷坚支乙》卷六《永悟侍者》叙天台山国清寺方丈永悟庇护屡犯禅规的侍者侄儿，疑与《水浒》第四回智真长老庇护鲁智深的情节相似（注：见拙文《再论吴读本水浒传》，载《文学遗产》1988年第3期，页37—44。）。而《夷坚丁志》卷十四的《武唐公》、《夷坚丙志》卷六的《范子珉》二条，分别叙述阆州僧官武唐公、处州道士范子珉不忌荤酒、行为粗鲁、污秽寺观等事，与鲁智深在文殊院不守清规的表现颇为相像。此外，《夷坚支癸》卷八中有位寄食僧舍的赵十七总干（见《赵十七总干》），似乎也是鲁智深的原型之一。他膂力过人，嗜食酒肉，寓居西禅寺时，因夜归阍者不肯开门，便“怒击其扉者再，且排撞门颊，少焉双扉及栓楔悉堕地，其声如雷，寺人皆惊起”，这活脱是醉打山门的鲁智深的作派。又《夷坚乙志》卷六的《榕树鹭巢》，大概又引发了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故事（注：见掘文《鲁智深形象源流考》，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页17—22。）。
其实《夷坚志》中还有不少可能被《水浒传》利用的故事素材。如小说开篇的“误走妖魔”故事，写洪太尉到龙虎山上清宫请张天师进京作罗天大醮，后于上清宫游玩，见伏魔殿大锁当门、封皮重叠。住持真人解释：“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国师封锁魔王在此，……”而据《夷坚丁志》卷十《洞元先生》载：
沈若济，临安人，结庵茅山，以施药为务。宣和间蒙召对，赐封“洞元先生”。尝指华阳洞之东隙地曰：“死必葬我于是。”其徒以地势汙下为言，不听。绍兴十五年卒。其徒用治命，掘地六尺许得石板，大书六字曰：“沈公瘗剑于此。”观者异焉。岂非先有神物告之者乎？佳城漆灯之说，信有之矣。
按文中“洞元”字样，为严元照影宋手写本的写法（注：中华书局《夷坚志》排印本“校例”：“甲乙丙丁四态，据严元照影宋手写本。 ”），宋人因避宋帝始祖赵玄朗讳，遇“玄”辄改“元”字， 此处“洞元”应即“洞玄”无疑。据《云笈七签》卷六说：“洞玄之教以教主灵宝君为迹，以赤混太无元无上玉虚之气为本。”（注：转引自任继愈主编《宗教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页819 “洞玄部”条。）灵宝君即灵宝天尊，全称为“上清灵宝天尊”，是道教“三清”尊神之一，与元始天尊、道德天尊并为三洞教主，居天界“上清”仙境。龙虎山上清宫，正是他的香火院。
两相对照，《水浒》第一回相关情节，很可能是受《洞元先生》启发。一来，二者名号相同，都称“洞玄”；二来，两人都有预知后事的异能：或在数百年前于殿碑预凿“遇洪而开”字样，或在生前于地下预留“沈公瘗剑于此”的石板。此外，《水浒》中众人掘地三四尺，“见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围”等描写，也与“掘地六尺许得石板”相似。唯小说将洞玄先生说成唐代“祖老”，与《夷坚志》中这位宋代洞元先生年辈不符。不过这又是小说家活用材料的惯技，试想宋代洞元的谢世之年尚在梁山起义之后，若据实照搬，岂非笑话？
其实洪太尉的故事，大概还借鉴了《夷坚丙志》卷十五《鱼肉道人》条。此条叙“成都小家子”黄元道过武当山，欲拜见高士“罗浮山黄野人”。崇真观主指示他说：“山有三石楼，高处殆无路可上，须扳藤萝援枯木，如猿猴以登。不幸陨坠，必糜碎于不测之渊，君不为性命计，则可往。”黄元道不畏艰险，杖策而行，攀登于“仅可容足”的山崖小路上，经历了“风雨骤至”的袭击；暮避石穴时，又有“大蚺蛇入穴，继之者源源不已，蟠绕其旁。黄瞑目坐达旦，群蛇以次去”。最后他攀藤而上，终于见到了黄野人，得道而还。而《水浒》中洪太尉欲见天师，上清宫主持向他指示上山路径，他独自“盘坡转径，揽葛攀藤”，途遇猛虎、大蛇，惊险万端，终于见到天师。这段描写的素材，无疑参考了《鱼肉道人》。
《水浒》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的“智取生辰纲”故事，是小说最精彩的片断之一。其实这段故事的情节，也可从《夷坚志》中找到出处。且看《夷坚三志己》卷四《燕仆曹一》：
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货糍饵。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为曹一，求备舂粉使令之役，衣饭外不请工钱，燕留之为仆。小心祗恪，颐指如意。虽令干置它事，悉皆尽力。凡四年，晓夕如一。郡人皆以为未尝见店铺众仆厮若是其谨者。一夜已寝，外有十数人敲门，称来就曹一索命：“我辈根寻他四年于此矣，今日须将命还我！”曹当时颤惧，亟告主人云：“其实府差罪过，不敢有隐。昨经过连州，见有十二商客，所赍颇厚，因诈作提茶人，就山岗上倾茶与吃，而和药于中，皆困倒不醒，即杀之。而拣取金银北还。今埋在本州宿松石桥下。若蒙相救，当尽以答谢。”燕五大骇曰：“十二人同行，尚被汝坏了，何况我家只六口，又多幼小。早知汝行止如此，那敢相留？即冤债临门，岂能奉救？”俄闻门外言：“燕五哥此说极是。”已而门自开，众鬼捽曹一去。
与“智取生辰纲”比较，两个故事有着不少相似点：首先，被害者的身份都是携货甚丰的“商人”（自然《水浒》中的商人是杨志等人假扮的）。其次，劫财者都因“以少敌多”，采用“智取”法：《夷坚志》中是曹一独自对付十二位商客，《水浒》则是晁盖等八人对付杨志一行十五名军汉。其三，作案地点都选在便于下手的山岗荒僻处。其四，全都以贩卖饮料为下手契机，不过有提茶、贩酒的区别而已。
但应说明的是，《夷坚志》中的曹一纯是杀人恶魔，为“所赍颇厚”的一宗财货残杀了十数条性命，如此罪行令人发指，十恶不赦。《水浒》则对这样一段素材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将一段杀人越货的笔记谈资，改造成劫富济贫的生动话本故事，并大大削弱了原型故事中的血腥气。经过大手笔的一番创作，生辰纲故事被演绎得起伏跌宕、扑朔迷离，生动酣畅之余，凭添了一段机趣。从中尚可领略到《水浒》作者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高超艺术修养及文学创作水平。
《水浒传》第三十九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 梁山泊戴宗传假信”，同样是小说中的精彩片断。此段是宋江江洲之劫的关键回目，宋江的性命系于一封书信，而这封书信又成为梁山好汉与蔡京贼党智斗的焦点。——其实这段“传假信”的情节内核，依然来自《夷坚志》，试看《夷坚志》补卷二十五《桂林走卒》：
吕愿忠（“忠”丁志卷二《小孤庙》条作“中”）帅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与之约，某日当还。过期三日乃至，吕怒，命斩之，一府莫敢言。汪圣锡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见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极刑，它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脱有急切奏请，将不得闻之，其害大矣！”吕戄然悟谢曰：“业已尔，难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为之地。”明日，吕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释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报。
录事参军周生者，与时相秦益公有学校之旧，倚借声势，跌宕同僚中。尝于国忌日命妓侑酒，汪素恶其人，将纠其事，既而中止。然周衔恨不置，遣一狱典持书与秦。超闻而疑之曰：“录曹通太师书，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狱典家访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尝远出，况于适京师乎！且吾属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贷俸，今行赍索然，方举室忧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为汝办万钱，宜少待。”时吕令问摄阳朔令，超尝为之役，即往谒，得钱，持与典。典喜，买酒共饮，示以书。典先醉卧，超急就火熔书蜡，密启观，果谮汪者。复缄之，典不觉也。
后二日，超复往，谓之曰：“吾忽被命如临安，行甚遽，汝果惮此役，当以书并钱授我，我代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归，以秦府报帖与典，汪既受代还玉山。明年，超诣其居，出周生书示：“汪常遣信过海，饷遗赵元镇丞相、李泰发参政。”是时秦方开告讦之路，数兴大狱，使此谤得行，汪必不免。超以一卒能报恩，固已可尚，而用智委曲，终于集事，士大夫盖有所不若云。
这段笔记，借一个走卒报恩的小故事，反映了南宋权奸当道、忠良遭忌的政治大背景。文中未正面出场的“时相秦益公”，即巨奸秦桧。录事参军周某只因与秦桧“有学校之旧”，就仗势胡行，挟私报复，诬告正直官吏汪氏与“赵元镇丞相、李泰发参政”相勾结，这罪名足以置汪氏于死地。按赵元镇即南宋名臣赵鼎，他于高宗朝历任参知政事，拜右相，知枢密院事，又拜左相。在抗金活动中，他是坚定的主战派，曾先后举荐岳飞、张浚等。后因反对议和，为秦桧所排挤，贬居吉阳（今海南崖县东北），最终含恨而死（注：赵鼎传记见《宋史》卷三六○。）。李泰发即李光，也是主战派，高宗时曾任吏部尚书、参知政事。他曾面斥秦桧，后被安置琼州（今海南琼山一带）（注：李光传记见《宋史》卷三六三。又今海南海口市有五公祠，即为纪念唐宋二代被贬海南的李德裕、李纲、赵鼎、李光及胡铨等五位历史名臣所建。）。这两位都是秦桧的政敌，假使周某阴谋得逞，汪圣锡定会被难无疑。
笔记中这位“桂林走卒”王超，系专供奔走之役的隶卒一类，自然也是位“神行太保”。他代狱典到京师下书，以走卒之职而兼狱典之任，身份与《水浒》中的戴宗一般无二。与戴宗故事相仿，王超所送信函，也是一封诬告信。信中所诬害的，又同是送信人的恩人或朋友。两个故事中收信人的地位也相仿，一个是南宋奸相秦桧，一个是北宋权奸蔡京。诬告者与收信人的关系，一为“有学校之旧”的往日同窗，另一对干脆是狼狈为奸的父子。至于送信人的举措，都是发现隐情后对书信采取作假、掉包等手段，以图救助他们的恩人和朋友。由此可知，《水浒传》“戴宗传假信”的素材，也是取自《夷坚志》。
略有不同的是，戴宗的机警果决远不如王超。他怀中揣着朋友的“催命符”还懵然不知；而书信掉包的计谋，也出自梁山军师吴学究。只是对手蔡九知府更为狡猾，吴用的一个小小失算，几乎断送了宋江、戴宗的性命。——《水浒》作者只是借一段笔记材料来演说自己跌宕起伏的长篇故事，并非专意塑造一个知恩图报、机警过人的走卒形象，因此戴宗形象取自王超又与王超不尽相同，也就容易理解。有意思的是，《夷坚志》中提到的那位“赵元镇丞相”，在《水浒》第六十七回以后曾几次露面。他同情梁山义军，并因此受到蔡京等人的排挤，与《夷坚志》中的情况相仿。
《夷坚志》中另一条《水浒》素材是《夷坚丁志》卷二的《刘道昌》条，该条叙“豫章兵子”刘道昌嗜酒无赖，横行市衢。后以罪受杖，羞见同伍，于是“径登滕王阁假寐”，梦一道士持仙书赠之，醒后书犹在袖间。从此刘氏习符咒之术，为人治病行醮，名闻一时。此条与《水浒》第四十二回的宋江得天书事极相类。而该回前半幅演说宋江为赵能、赵得所逼等情节，则是取材于《夷坚甲志·黑风大王》。可知这一回前后两段故事，全都是取材于《夷坚志》的。
《夷坚志》中还有一些条目虽不能肯定被《水浒》作者直接利用，但有可能部分或间接地为小说所借鉴；此外还有一些条目中所描摹的社会风气、民俗习惯、时言俗语，又与《水浒》所反映的社会背景、语言风格等有相通之处。如《夷坚丁志》卷十一的《丰城孝妇》，写丰城农夫于大荒之年携母将妻就食他处，途中因嫌老母“老病无用，徒累人”，将其遗弃荒野。妻子“愍姑老，不忍弃”，独自回去寻找。当她搀扶婆婆归来时，发现只有儿子在沙滩嬉戏。问父所在，则答曰“为黄黑斑牛衔入林矣”！实为老虎所食。
《水浒传》第四十三回李逵之母为虎所伤事，正是对此素材的反用。二者一是孝子故事，一是逆子劣迹；一个到涧边替母寻水，不料母亲为虎所食，一个故意将母亲遗弃水边，结果自己反被老虎吃掉。——如前所述，《舒民杀虎》、《朱四客》两者都与《水浒》第四十三回有关，本则又与此回相关，则《水浒传》“李逵取母”情节完全自《夷坚志》取材，正所谓“一客不烦二主”。其实，《夷坚支景》卷五《郑四客》一条，讲的也是杀虎故事：台州仙居林通判家佃户郑四客出外经商，偶避雨空屋，杀掉屋中的三只乳虎，又从门外归来的大虎口中救下通判小姐。可知一举杀数虎的故事有多种版本，都可能对李逵杀虎故事产生过影响。
《夷坚支景》卷三中，尚有一段有名的《西湖庵尼》故事，叙临安某官之妻为一少年所慕，少年买通女尼，将妇人骗至西湖尼庵，灌醉后淫污，而少年竟“喜极暴卒”。后官府究问经年，实情始得大白。该故事以其言情（色情）加公案的题材以及生动曲折的情节，为说话人所偏爱。《古今小说》卷四《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情史》卷三的《阮华》、《西湖二集》卷二八的《天台匠误招乐趣》之入话，《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画童儿因宠揽事 平安儿含恨截舌”等白话、文言小说（或片断），便都是它的翻版。
其实《水浒传》中的“二潘”故事，也有此条的影子。此条写少年慕官员之妻，“日日坐于对门茶肆，睥睨延颈，如痴如狂”，就极似《水浒》第二十四回对西门庆慕色狂态的描写。只不过文中的尼姑在《水浒》中被易为开茶馆的王婆而已。另外，《水浒》第四十五回述报恩寺和尚裴如海趁做功德之机、引诱潘巧云到佛寺中偷期幽会。又颇似《西湖庵尼》中尼姑受少年之托、将官员妻子诱至庵中的情节。稍有变通的是，《水浒》将尼姑换作和尚，而做奸犯科者，也变成和尚本人。
《夷坚志》一些条目所披露的社会风气，也是《水浒传》的读者所熟悉的。如《夷坚丁志》卷二《张通判》叙韶州通判张某因其随行男仆与使女私通，便将男仆送至官府，并“阴语录参吴君，使毙之”。阴谋未逞后，张某又买通押解军校，将男仆杀害于充军发配的路上。此段描写，使我们了解到《水浒》中林冲、武松、卢俊义等好汉的遭遇，并非小说家弄笔传奇，而是有着现实依据。此外，《夷坚甲志》卷八《金刚灵验》写寿春郊外有旅邸，“每遇客携囊橐独宿，多杀之，投尸白沙河下”；这又与《水浒》中张青、孙二娘十字坡黑店（第二十七回）、李立揭阳岭黑店相类（第三十六回）。
又《水浒》中常有旅客江心遇盗、被撺入水的情节，如第三十七回“船火儿夜闹浔阳江”、第六十五回“浪里白跳水上报冤”等便是。而《夷坚甲志》卷第四《方客遇盗》写盐商方客于芜湖遇盗，其仆被盗“以刃剚腹投江中”。次及方客，方要求焚香谢天；强盗微有所感，谓“以尔可愍，奉免一刀”，于是“只缚手足，缒以大石，投诸水”。——这两种不同的“待遇”，正是《水浒》第三十七回中张横所说的“板刀面”和“馄饨”的区别。而第六十五回张顺将江贼张旺“手脚四马攒蹄，捆缚做一块”，撺进扬子江后，还要说一声“也免了你一刀”，正似芜湖盗声口。
此外，《水浒》个别次要人物身上，也有《夷坚志》影响的痕迹。如《夷坚丁志》卷九《河东郑屠》，记述临安一个不守行规的郑姓屠户。他不向“大屠”趸货，独自设肆宰杀，最终遭了报应，落汤锅而死。此一郑屠无视行规、我行我素，其霸气狠态可想而知。《水浒》作者让小说中的恶霸屠户姓郑，是否借助了这位临安屠户的有关传闻？
另外，《水浒》中一些偈语俗谚，在《夷坚志》中也多有出现。如《夷坚甲志》卷十《佛还钗》写平江民徐叔文妻在逃难途中口诵观音佛名，后遇白衣老媪指路，谓“遇僧即止”。此类偈语式的预言，使人联想到《水浒》第五回“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以及第九十回“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等偈语。虽说《五灯会元》等宋代语录中已有此类偈语，但《水浒》作者更可能是从《夷坚志》这类他们所熟悉的笔记中获得启示的。
综上所述，为《水浒传》所借鉴利用的《夷坚志》素材有二十余条。所取材料，涉及《夷坚志》多卷，其中于甲、丁二志取材尤多。至于对《水浒》内容的影响，则涉及第一回（2条）、第三回（1条）、第四回（5条）、第五回（1条）、第七回（1条）、第八回（1条）、第十四回至第十六回（1条）、第二十四回（1条）、第二十七回（1条）、 第三十回（1条）、第三十六回（1条）、第三十七回（1条）、 第三十九回（1条）、第四十二回（2条）、第四十三回（4条）、 第四十五回（1条）、第五十三回（1条）、第六十二回（1条），第九十回（1条）。其中第一回“洪太尉误走妖魔”、第四回“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以及第四十三回“黑旋风沂岭杀四虎”，比较集中地利用了《夷坚志》素材。而七十回以后部分，则很少有借鉴之迹。对于《水浒传》成书研究，这些信息都不无意义，值得深思。
《水浒传》对《夷坚志》的借鉴，尚不止此。《水浒》故事“错误”地将宋江根据地定位于山东梁山泊（注：宋江于梁山泊聚义的说法，至今未得到史料证明。学者倾向认为此说出自小说家言。），据认为是受《夷坚乙志》卷六《蔡侍郎》条“误导”所致。本条记述蔡居厚于宣和年间杀掉梁山泊降“贼”五百人并遭冥报事；后来的小说家大概正是根据这条传闻，将宋江同这伙“梁山泊贼”视同一体，虚构了梁山泊根据地。——如此说来，《夷坚志》对整个《水浒》故事的影响，带有根本的性质；二者间的文学嬗递关系，也因此具有着更为深广的研究空间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