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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日渐萎缩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一面是高达上万人的冗员，以及遍布各省各自为战的分支机构。在过去几年间，搜集了各种金融牌照、志在金融控股方向的资产管理公司（下称AMC），处境并不像外表那么光鲜。
十年前，作为国有银行改革的副产品，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家AMC成立，对口接收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处置，原定存续期为十年。十年之后，他们徘徊于十字路口——往何处去？
转型方案仍遥遥无期。
自2007年1月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AMC的商业化转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多。今年2月，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一五”规划》，提出“具备条件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加快向有业务特色、运作规范的商业性金融企业转型”。
何为“具备条件”？一行三会的规划里并无相应的标准。财政部早已将AMC商业化转型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内容主要围绕如何弥补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的巨额亏损，仍不涉及对四家AMC去向的明确说法。
巨亏1.4万亿元
“第一步要先厘清AMC十年来与国家的这本账，明确相应如何补偿损失和缺口。”一位银监会高官对记者表示。
这确是数额空前的一本巨亏账。
AMC无一例外有着极为“难看”的资产负债表。信达、华融，东方、长城成立之初，为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按账面值接收1.4万亿元不良资产，AMC们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又对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期限均为十年。财政部是四家AMC惟一股东，每家100亿元资本金。
由于四大国有银行当时均未实施按风险为标准的贷款五级分类法，剥离的1.4万亿元贷款大多是在《商业银行法》和《担保法》出台前发放的，多数处于无担保或担保抵押无效的状态，其中信用贷款占70%，并且有40%多属呆账。
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规定，央行再贷款和向国有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实行固定年利率2.25%。据此计算，每年AMC需支付利息315亿元。四家AMC成立以来，每年回收的现金扣除各项费用之后，绝大部分只能支付这一利息和央行再贷款，偿付本金无从谈起。AMC挂账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损失合计至今仍高达约1.4万亿元，与十年前规模一样。
信达一位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AMC回收的现金基本都用来付息了，付息后还有些许可充实资本金，但也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按照账面价格收购，也给AMC日后据此向国家讨价还价留下空间，对其业绩考核评价更平添难度。
最初，财政部将核定的折现比率作为对AMC绩效考核依据，但很快发现，这一比率根本无法完成。
经过对AMC前三年的业绩考察，财政部分别于2004年、2005年建立了资产处置和股权资产处置回收考核目标责任制（前者对应债权资产，后者对应政策性债转股资产），将处置成本与回收现金挂钩；并与四家AMC签订协议，规定到2006年年底，四家AMC在完成不良资产处置的“两率”（现金回收率、现金费用率）后，即可进行商业化转型。
这一标准似乎并不难达到。来自信达的一份研究报告《AMC的转型及约束条件研究》显示，截至2006年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1565.53亿元，信达、华融、东方、长城总计完成处置进度的81.48%。累计回收现金2225.81亿元，比财政部核定目标超收400亿元；信达、华融、长城、东方的债权资产的现金回收率，全部完成财政部分别要求的现金回收率目标；四家AMC平均综合现金费用率控制在10%以内，低于财政部核定的现金费用率标准。
2008年2月，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有关场合表示，截至目前，四家AMC处置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已近90%，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据2007年财政部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清算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财务重组时尚未完成终结处置的剩余政策性资产，可由各家公司按商业化方式买断，或由财政部委托继续管理和处置，按现金回收一定比例向资产管理支付委托手续费”；“清分后的政策性业务负债、剩余资产和处置损失经核准确认后，从负债表剥离出来，移至表外单独反映。”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政策性业务再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停息挂账，政策性业务回收现金支付改制银行债券利息不足部分，由财政专项安排资金补足；向商业银行发行的债券，由择机发行的特别国债予以置换。
但这一办法至今未正式落实。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向四家AMC下发《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意见》（下称《意见》），提出AMC改革之具体步骤：核定损失、财务重组，是新公司组建、引入战略投资者、开拓新业务的前提条件。
商业化试验
从AMC成立至今，外界对其质疑从未间断，从处置速度慢、运行成本偏高、对债转股企业公司治理的作用有限，到内部管理存在较多问题、回收率远低于社会期望水平等。在2003年前，外界包括监管部门曾热议AMC的十年存续期，主张其处置完不良资产后关闭或合并等。但随之而来的国有银行改革，为AMC提供了再一次宝贵的生存机会。
2004年，交行、建行、中行、工行的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造相继进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第二次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
因意识到第一次政策性剥离的种种弊端，这次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披上了一层市场化的外衣，力图引进竞争机制。但由于对象仍是四家资产管理公司，而未面向市场上所有不良资产处置机构，使得这次的试验结果实际上大打折扣。
2004年5月，中行、建行将共约1970亿元损失类资产分别委托给东方、信达处置。随后，在央行主导下，可疑类不良资产处置不再一一对应母体银行，并要求保本盈利。央行向AMC再次发出了为期五年的6195亿元再贷款，用于收购中、工、建、交等银行的可疑类贷款，并且明确要按实际中标价格偿还本息，超过部分由央行停息挂账。
2004年6月，中行和建行再次剥离不良资产共2787亿元（中行1498亿元，建行1289亿元），均为可疑类贷款，采取封闭式招标竞价，最终，信达以约31%的高价夺标。这部分再贷款由信达负责偿还，偿还期限为五年。
按照有关安排，信达需要在2005年底完成一级市场的打包出售。为此，信达举办了多次招投标活动，但仍未如期完成。其中最大交易为当年11月，向东方整体批发转让的建行1248亿元资产，转让价格约为31.3%，略高于31%的成本价；其次为2005年转让给长城的中行可疑类资产包63亿元。上述可疑类资产由东方、长城处置收现后，返回给信达，再由信达一并交付央行，偿还再贷款。
仅仅发生在四家AMC之间的批发和转包效果不佳。此后，工行可疑类资产剥离时，回到直接面向四家AMC招标的轨道。
2005年6月，工行在2460亿元损失类贷款直接交由华融处置后，将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打成35个资产包，面向四家AMC直接招标，平均转让价格为资产面值的26.38%。这次竞价中，报价最高的长城第一，东方第二，信达第三。长城成为最大的赢家，拿到了17个资产包，占该次拍卖资产量的56%，中标2570亿元，东方、信达、华融分别中标1010亿元、571亿元、238亿元。
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AMC商业化不良资产收购总额为9427亿元，信达、长城、东方、华融分别收购不良资产为4054亿元、2633亿元、2502亿元、238亿元。如果加上以零价格剥离的443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AMC这次获得的不良资产又近1.4万亿元。
2004年、2005年期间，信达还曾协议收购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竞价收购上海银行、深圳商业银行等不良资产包，目前累计接收不良资产共上万亿元，涉及十几家金融机构，是目前国内管理不良资产最多的AMC。据信达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侯建杭介绍，信达2004年商业化收购的建行资产包已整体转让，中行资产包处置进度为58%，“预计能实现较好的收益。”他说。
四家AMC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后，都分别作出规划，初步计划四年左右时间即至2009年末完成处置，并都初步测算归还央行再贷款后可以实现盈利。与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的计算标准不同，侯建杭表示，“商业化收购业务的盈利取决于收购成本和处置回收率。”
华融第二次收购不良资产规模最小，为225.86亿元，其不良资产包收购价是38亿元，目前已回收20多亿元现金，资产处置进度达到70%。商业化业务账面资本金为135.82亿元，且基本为现金。
东方收购的工行、建行不良资产包，仍在亏损的边缘。东方总裁梅兴保介绍，2007年，东方商业化收购的工建两行资产包收现金额达206亿元，当年商业化业务收入是3.03亿元，“第一次在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中，总体收现和商业化资产收现水平最高”。但他也坦承，建行可疑类资产包有望于今年实现盈利，但希望申请延期偿还央行再贷款。工行可疑类资产包则要努力控亏保平。
长城目前的商业化业务，主要是2005年以26.38%的高价竞得的2570亿元王行不良资产包。长城公司2007年商业化金融资产处置原值368.26亿元，回收现金136.16亿元，回收率36.97%。然而，业内人士均认为，长城商业化业务整体最终盈利的机会非常渺茫，“收购价太高！”
“第一次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损失是由国家承担；第二次剥离的商业化收购的盈亏是AMC以自己的经营利润归还央行再贷款来承担。”华融一位高管告诉记者，如果定价不准，意味着最后再贷款的损失将用资本金去弥补。
“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和国家扯皮。”一位业内人士直言。
至2007年底，信达商业化业务账面资本金达158亿元，商业化业务利润总额达8.03亿元，均居四大AMC首位。华融、东方、长城利润依次约为5.09亿元、3.03亿元、1.71亿元。
以上数字均由各AMC单方面提供。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财政部即按照利润指标对AMC的商业化不良资产处置进行绩效考核。到2009年，AMC们能否如期归还央行再贷款和实现整体盈利，将水落石出。
金融“杂牌军”
在揽得更多不良资产的同时，近年AMC们纷纷涉足证券、金融租赁、信托等行业，成为另类“金融控股”的代表。
现在，除了长城还未有证券牌照，其他三家AMC都拥有证券平台，均脱胎于历史上托管清算的问题金融机构。2007年9月，信达在收购汉唐、辽宁证券的证券类资产后，组建了包括43个证券营业部、注册资本金为15.11亿元的信达证券。东方则通过重组其托管的闽发证券和庆泰信托，组建了东兴证券。华融通过整合原“德隆系”旗下券商，于2007年9月成立了华融证券，注册资本为15.1亿元，目前拥有2l家营业部和8家服务部。
证券公司对AMC发展究竟意义何在，目前尚有争议。事实上，即使以四家AMC中经营业绩最好的信达、华融为例，信达证券及华融证券的基础都较薄弱，在证券业内都排名中下游。
但这并不妨碍AMC搜集金融牌照的热情。
目前，旗下拥有牌照最多的是信达和华融，已经拥有了除银行的证券、资产管理公司等多个综合经营牌照。
信达旗下拥有七家子公司，除信达证券和具有投资功能的信达投资有限公司、华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主要清理央行历史形成不良资产的汇达，还包括信达澳银基金管理公司、幸福人寿保险公司。另据记者了解，信达拟投资2500万元入股广东核电产业基金管理公司，并在与金谷信托积极接触。
华融也已拥有华融证券、华融金融租赁、融德资产管理公司、珠海市横琴信东房产实业开发公司及即将成立的华融国际信托等五家子公司。其中，融德是境内惟一的可持续经营的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2006年8月由华融与德意志银行及IFC合资成立，注册资本为17.88亿元，可以从事三倍于注册资本金的投资。
与此同时，东方旗下已取得的金融牌照，包括东兴证券、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东方持有50%股权），参与发起设立的百年人寿公司；同时托管了庆泰信托、泛亚信托和中科信托等高风险金融机构，正等待合适的机会争取信托牌照，并拟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设立汽车金融公司。
长城于2007年下半年控股新疆长城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接触入股河南百瑞信托。
AMC的做法据称有政策依据。2006年3月中旬，财政部向四家AMC下发《财政部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发展意见》（下称《意见》），明确提出AMC转型方向是“现代金融服务企业”，并指出AMC可开展信用评级、风险管理咨询、征信服务、投资咨询、财务顾问、金融租赁、风险投资及担保，信托业务，汽车金融服务、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等金融服务，逐步实现由单一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向有市场需求的综合金融服务业务的方向转型。
然而，在这些庞杂的金融牌照和相应的金融业务中，只有一部分是AMC不良资产处置主业的延伸。“用这种方式拓展非银行金融业务，在竞争中并不具有优势，转型后能否找到盈利模式是一个疑问。”有AMC内部人士表示。
“转型任务艰巨、复杂、漫长。从单一的政策性机构转变为商业性化的综合经营金融控股集团，AMC能够在金融市场上发挥作用，长期持续发展，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华融总裁丁仲篪对记者说。
东方总裁梅兴保在2008年2月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则坦陈，“目前除了证券业，我们没有找到其他平台主营业务的盈利模式。”
AMC很快发现，过多的金融牌照不一定是资产，也会是负担，“面临着可用资本规模数量和资本表现形式的硬约束。”这是由信达总裁田国立牵头，以信达金融风险研究中心名义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的内容。“由于AMC的100亿元资本金以及拟进入行业新设公司的最低资本额的限制，在增资扩股政策不明，债务性资金资本化存在障碍，企业资产负债率健康标准比例有着技术性限制的条件下，AMC不可能从事主管部门提供的推荐名单的所有业务。”
“AMC的定位应尽可能通过市场决定。赋予其多种业务职能的方式使AMC成了杂牌军。以前只是面对现有不良资产客户提供连带投行业务，一旦面向整个市场，竞争力很有限，即使拿到金融牌照，也纯粹是浪费资源。”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君认为。他在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之时，任央行稽查局副局长，曾参与资产管理公司最初的设计方案。
回归何处
AMC是应留在市场独立面对竞争，还是回归母体银行以期获得更可靠的业务平台？这是近年来AMC内外热议的话题。
汇金公司一位高管表示，AMC寻求回归是意料之中。“AMC自身的运作管理模式、商业模式等存在不少问题。每家公司都有两三千人，即使拥有一些金融机构的股权，但缺少可以长期为继的业务。”
来自银行方面的这一愿望更加强烈。“AMC的转型应在整体金融布局的优化上，和国有银行改革、增强其金融综合服务能力方面作通盘考虑。回到母体银行成为银行集团内部的投资公司，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一位国有银行高管建议。
众所周知，工行已积极向财政部和国务院相关部门提交研究报告，希望重组华融，交行亦在与东方积极接触。鲜为人知的是，建行和信达则在一年多前就此有过接触。
工行的计划是注资200亿元控股华融，持股比例大约在60%。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财政部原有意将其持有全部股权悉数转让给工行，但后来觉得“和工行共有”也是一种选择。
信达、华融回归母体银行的动机何在？工行一位高管告诉记者，“AMC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大。资本金、队伍结构、客户基础都有问题。”
但有关回归的谈判最近一年来并无实质进展。“银行能否控股已经是综合经营平台的其他金融机构，如何定价，都是问题。”一位知情者说。
“如果国家允许国有商业银行立即实现综合经营，那么AMC回归也不失为一条捷径。”一家AMC高层认为，与银行新建平台相比，控股AMC成本低，人员与文化的融合难度小，而且也更便捷。
财政部一位官员认为，AMC回归银行，首先挑战《商业银行法》。不过，也有业界人士指称，《商业银行法》早已被突破，建行已经分离重组设立建银投资和建银股份，商业银行也于去年纷纷设立专门租赁公司。
银监会一位高官对此表示，只要不是行政划拨，银行集团市场化收购AMC并不存在障碍，“《商业银行法》里有一条出口，即‘国务院规定的除外’”。
相比政策难题，更复杂矛盾的是AMC的心态。AMC既有回归母体寻求依托的需求，也有独自寻求更大发展的冲动，随着市场形势的松紧而首尾两端。不过，从实际操作看，四家AMC即使不回归银行，其天生的血缘关系也会在业务上和银行有各种合作。
近期，建行放弃了和平安保险等机构开设合资保险公司的计划，转而从信达手中取得了幸福人寿20%以上的股权。幸福人寿2007年11月中旬获准开业，由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旗下三家企业参与发起，总计持股幸福人寿近60%。信达宁愿将对幸福人寿的控股权转于建行的原因很现实，寿险行业的投资回收期长达七年，而且销售渠道主要依托于银行。建行的加入，有利于壮大资本金，实现网点资源的共享。
另一个原因，或许在于信达逐渐对未来的市场定位找出明确方向。“信达将坚持以不良资产处置和问题机构托管清算为主业，首要功能仍然定位于为国家提供化解金融风险的专业化服务，这是信达的核心竞争力。”侯建杭强调。
对于“信达欲2009年实现改制上市”的传言，他表示“从财政全资的公司到一个股份制企业，再到上市的公众公司，需要有一个过程。”
（实习记者张曼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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