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人类学家史禄国
李建田
史禄国，一位具有世界水准的俄罗斯人类学家，1887年7月1日，出生于沙俄帝国一座古城——苏兹达利，出身于帝俄末期Suzdal世家。他传奇的一生，与东北亚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人类史，风俗史，文化史，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史禄国青少年时期，受到“古典教育”，即欧洲早期通才教育的启蒙，重点学习数理化、文史哲，并掌握多国语言。他早期的思想倾向，赞同彼得大帝向西欧开放、向东亚扩张的基本思路，是一个坚定的疆域扩张主义者。他情趣极为丰富，喜欢绘画，对欧洲古典音乐有一定的鉴赏力。对于绘画，人们可以从他著名的史学书籍《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看到他的绘画技巧，那本书的内页，就配置上两幅他亲手绘制的彩色画。
在史禄国52年的生涯中，他在中国生活近20年。北平、上海、广州、厦门及越南都留下了他的人生足迹。他对中国东北地区，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的少数民族原住民，也就是清朝时期史称的通古斯索伦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对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这些东北迁徙的少数民族族群，从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文化特点等方面，也进行了富有成果的整理和归纳。这个人应该说，是中华民国军阀混战年代、抗战时期，域外来华最赋研究成果的一个学者。
将萃取纤维头插入前处理好的样品瓶中，萃取温度25℃，样品平衡时间5 min，萃取时间50 min，乳化器转速500 r/min。于250℃解吸5 min后进行GC-MS分离鉴定。
从多篇后人撰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史禄国是一个对学术研究非常严谨的人。他每次外出考察，都制定详细的规划，所获得的考察资料，考察地点也都需要个人亲自去考证，踏察。生活在中国期间，他采用骑马、雇佣车辆等方式，考察了呼伦贝尔哈克遗址，这个遗址距今比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还略早一些，他还数次进入大兴安岭密林深处，考察原住民的生存状况和宗教信仰。
根据大量史料，史禄国为东北亚的萨满教，这样下了定义。他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性宗教，萨满教从中国的东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一直延续到北美洲，成为北半球少数民族共有的宗教。他强调萨满教精神的主旨就是“万物有灵”，目前，他的这一论证，已经被世界学术界广泛接受。
远东大学校长，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课题，承诺资助其出版专著。为此，他专程前往上海，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洽谈著作出版事宜。一开始，他首先打算出版《满族的社会组织》，但在专家论证中发现，书稿在俄文转译汉文时，一些特定的语言符号难以核准，所以，上海商务印书馆决定首先印刷俄文版的《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但是，事情的进展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聘请来的翻译在语言转译过程中，对词语的判断经常出现问题，因此译稿的进度特别缓慢，这样一来，他不得不写信给远东大学校长，请求校长延长他在上海的逗留时间。
【案例2】A公司2017年1～12月在国税局缴纳的增值税为229万元，但是在2018年初国地税大数据比对时，地税局发现该公司各项附加税费仅缴纳4.65万元，漏缴了近17.85万元的附加税费。
(1)High speed in the analysis and design(reducing design time and cost).
1917年9月20日，俄罗斯科学院文史部，向科学院院务委员会正式提出报告，请求批准史禄国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编外人类研究者、馆人类学部主任，派他前往中国东北，进行通古斯族群语言和风俗的考察，报告称他“工作勤奋又努力，在人类学方面颇有建树，并对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族群，进行了成功的调查”。所以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当场进行了表决，以11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对史禄国的任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办公室还发出公文，授予史禄国“人类学助理研究员”的职称。10月2日，史禄国按照院方的规定，致函俄国临时政府，请求批准这一任命，职务两天后获得批准。可是，最近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事例，有网站登载资料，称史禄国“26岁就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不知道这些资料，是不是以“人类学助理研究员”为依据，如果是，也是一种谬误。
当时的俄国，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明文规定，不承认所有的外国文凭。最后，他不得不来到南方城市阿尔马维尔，参加一所中学的毕业考试。这对已经获得外国博士学位的人，还需要参加中学考试，多少有点耻辱。通过了中学考试后，1911年9月，他考入彼得堡大学，成为数理系自然部的一名大学生。对于已经读到博士学位的人，彼得堡大学本科的功课显然不能满足他学习的需求。这样，他又像在法国学习时那样，每天旁听彼得堡大学人类学课程和民族学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的讲座。四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良好的学习状态，出色的论文答辩，被校方挑选进入考察组，参加萨拉托夫省与库班省的考古调查。在考察了约五个月之后，圣彼得堡博物馆馆长拉德洛夫院士，建议史禄国把通古斯人，作为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向。这一决定性选择，深度影响了他后半生的命运。
起初父亲怀疑他智商有问题，心情也跟着压抑。父亲是一个极为固执的人，为了让他继续求学，于1905年，父亲托朋友把他送往法国巴黎，进入巴黎大学语文系学习。与此同时，根据父亲委托人的要求，他每天都要去巴黎高等政治经济学校、巴黎人类学学校当旁听生。1908年，在巴黎学习生活了三年后，他遇见一个俄罗斯女人，名字叫伊丽莎白·罗宾逊，两个人经过短暂的热恋，在法国举办了婚礼。婚后不久，他应召回国服兵役，在兵役部门检查身体时，他的身体条件没有达到标准，军方便放弃了他。这样，他又回到巴黎继续学习。直到1910年获得巴黎大学语文学博士学位，才携带妻子，返回了圣彼得堡。
说着，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印着：“北大教育学院鲍威教授”，下面还有联系电话、工作地址等，背后印着英文。
1917年10月11日，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在圣彼堡为史禄国及夫人颁发了护照，委托他赴海参崴组建科学院远东长期考察队。在十月革命即将爆发之际，11月6日，史禄国携夫人离开了圣彼得堡，赶赴远东组建考察队。这一次的离开，他再也没有回到圣彼得堡这个高纬度的“白夜”之城。1923年，史禄国虽然名义上还挂着圣彼得堡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的职员，不过出版过《难忘的一九一九》的史学家维什涅夫斯基，早已接替他的工作，他只不过还拿着一份博物馆人类学部主任的薪水。
1926年10月，史禄国滞留在中国。厦门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史禄国应聘到学院讲授人类学。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筹设语言历史研究所，史禄国被聘为研究所教授。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在广州设立历史语言研究所，下属八个组，聘请史禄国为第七组即人类学及民物学组人类学工作室负责人。他在任期间，曾对广州的男女学生和驻军士兵进行了体质测量，对华南人的发育状况也进行了调查。同年7－10月，受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派遣，他率领容肇祖、杨成志等中国学者，由广州经香港、赴越南、云南进行人类学调查。他在越南和云南作了2000例体质测量，并从人类学角度拍摄了150余幅照片，还住进彝民家中，记录彝语音标。
对于这次通古斯族群的考察，他开始制定了一个涵盖中国东北、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宏大计划。他用大半年的时间，奔赴俄国远东、中国黑龙江及北平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俄国内战爆发了，资金马上出现了匮乏，1918年的夏天，沮丧的史禄国，无奈地终止了考察，经哈尔滨回到海参崴。
1922年1月底，远东大学把史禄国聘为远东国家民族学和地理学教研室编外副教授，讲授西伯利亚考古学、民族学和通古斯语。史禄国虽然执教仅仅一年，由于没有什么事情骚扰，可以心无旁骛地做学问，在这个期间，他完成了两部重要学术著作的初稿：一部是《满族的社会组织》，另一部为《族体：民族和民族志现象变化的基本原则研究》。尤其是第二本书，成为史禄国一生的重要著作，为他的多项研究打下了基础。幸运的是，这本书的部分章节，以《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以及民族共同体分类中的地位》为标题，在海参崴出版。
在当前的部编版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学的识字写字教学中，教学效果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就要求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师要重视帮助小学生打好识字写字的基础，让小学生有效掌握教材中的识字学习内容，并且掌握写字的基本笔画与笔顺，切实提高识字写字课堂教学的效率。
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书信寄出的第二天，红军就攻破了白军的最后防线，开进了海参崴。远东大学的新任领导收到了史禄国的书信，只是草草地将这封信归入档案，并没有给予回复。新成立的校务会，发布了一个公告：凡是1922年10月26日，没有前来学校报到的教职员工，一律开除。史禄国就这样，被远东大学除名了。得到这个信息后，他既恼火，又沮丧，接连给校务会寄去好几封信，强调自己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得到了原来校方的允许。至于寄身上海出版专著，也是万不得已，完全是为国家研究通古斯学，希望校务会尊重自己的工作权利，更改开除决定。但他寄出的信件，如同石子，投进湖水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在这种窘境中，他自然也就难以回国了。最后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流亡异乡。那个时期，俄国的秩序非常混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正在全国武装夺取政权。
从这个时候起，他对自己的祖国，多少产生了一些失望，这些情绪他在《北方通古斯》一书自序里有过透露，他说自己研究的课题包括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迁徙，俄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非常害怕他收集的资料，透露出沙俄侵略中国的史实，就处处为难他，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到中国东北和呼伦贝尔地区收集少数民族资料。后来干脆把他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还戴上了“叛徒”的帽子，他的书也被禁止出版了。有些日子，他一个人在西伯利亚旷野上旅行考察，经常发现有鬼鬼祟祟的特工跟踪他，这种情况，还不算是最遭糕的，最遭糕的是，有时候他一个人在旷野上走，也会遇见酒鬼上前撕扯，行李也常常被偷走，考察资料就更不用提了，那些对别人来说，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东西，也会丢失。在海参崴家里，经常看见有人在家门口晃悠，不怀好意监视地着他。
经研究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法常用的课堂互动模式方式有“汇报演示型”、“测验点评型”、“学生讲课型”和“实战操作型”。
1929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研究院决定，史禄国整理完广州的考察资料，赶赴北平。1930年9月30日，史禄国迁居北平，转入清华大学，任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教授。后来，国内人类学世界级专家——费孝通教授，就出自他的门下。
史禄国在中国大学里讲学，他头脑中，还残留着一些帝俄时期固有的思想、观念、理论，这些并不被同辈中国学者所理解。况且他又不能使用自己的母语作媒介，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这样一来，只能借助于他自认驾驭尚欠自如的英语来发表学术见解，传播面狭窄且不够透彻。他甚至感觉到没有人身安全。有一次，费孝通先生在他家闲聊，突然看见他神色异常，隔窗望去，几个外国人正在院门口晃来晃去。懂事的妻子匆匆走出门，和那些人交涉了一阵子，那些人才不情愿地离开。他气愤地骂着，这帮克格勃，都跟踪到中国来了。但脸上紧张的表情，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史禄国的《通古斯人的心理特质综合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英文专著在伦敦出版了，很快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出版过《民族社会学》的德国民族学家米尔曼称，这本书刚一问世，我就明白，“史禄国用这部著作，打破了民族学的条条框框，使自己跻身于第一流民族学理论家之列”。1938年，米尔曼又为此书撰写了书评，他又说：“这本书跟别的许多书不一样。那些书被人阅读过后，就会放回原来的地方，不再做评价，也不再过问。与此相反，史禄国的著作，会让人陷入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类学的强化，而其结果必然是引起长期争论。”
史禄国俄文名字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希罗科戈罗夫。史禄国——是他来中国后，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他成长于沙俄帝国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一名军医，性格比较刚烈，从小就对他严格管理，这让他青少年时期，生活的很压抑，性格也很懦弱，平时很害怕与人打交道。他虚弱的身体，只要寒冷的冬天一来临，就开始闹病，这种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他的学业，父亲为他换过三所中学，但直到中学毕业，也没有拿到毕业证。
现在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史禄国这个人语言天赋极高，他早年掌握了法语和英语，俄语就更不用提了，那是他的母语，就连最难学的通古斯语，他也学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生活了近20，他竟然没有学会中文？熟悉他的人都说，这个人很难正面交流，思想也不容易沟通，在清华大学教书时，他成了清华园一个孤僻的隐士，生活得十分简单，每周除了给学生们讲上一两堂课，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斋里，长时间的翻书写作。闲下来的时间，就闭目倾听夫人弹奏的钢琴曲。傍晚来临，他和夫人手挽着手，在夕光中漫步，绕清华园一圈，天天如此。这种遗世独立的生活，更显得与人格格不入，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觉得他是难以接近的怪人。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的著作开始在学术界引起重视，尤其是《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深度影响着东北及呼伦贝尔作家原住民题材创作，代表性的作品如乌热尔图的小说《丛林幽幽》、萨娜的小说《有关萨满的传说与纪实》，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都深受他学术思想的影响。但是，作家们也有一定的区别，乌热尔图和萨娜笔下的萨满，多了一些神性，而迟子建笔下的萨满，多了一些巫性，这也许就是，民族和民族之间的视觉点不同吧？
这位俄国学者从1922年移居中国，到1939年在北京逝世，他的人生时光有近20年，是在中国度过的，绝大部分著作，也都是在中国出版的，他为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他对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和达斡尔族这几个东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可以说填补了东亚民族史的空白。可惜的是，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前苏联才为他恢复名誉，他的著作才可以公开出版，前苏联科学院，才承认他是通古斯研究领域里的世界级专家，可是在这个时候，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有半个世纪了。隔着半个世纪的漫长时光，许多学者写文章怀念这位外国友人。尤其是他的学生费孝通，1994年在《读书》杂志上，饱含深情地发表文章，深彻缅怀自己的老师——史禄国先生，这位把他培养成学者的外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把他收为弟子、精心指导他进行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教导他如何翔实写调察报告。
在文章中，费孝通先生说:作为史禄国先生唯一中国弟子，学术受用，越到老年越是深刻。如果要追踪自己10年来城乡发展研究中所运用的类别、模式等概念，其来源应当追溯到清华园，多元一体论更直接从史禄国的Ethnos论里传来的。史禄国先生讲述的人类学包罗最广，联系的相关学科最宽，思维的透射力最深。最后，他对这位外国老师感激地说:前人播下的种子，能否长出草木，能否开放花朵，那是后人的事，值得珍视的是这些种子，好好保留着，总有一天会桃李花满园的……
(1)初始化全局参数，具体包括信号的采样频率，符号率，载波频率，载波的幅度，设置4种不同FSK信号的频率，信噪比的最小值、最大值和增益值。
史禄国于1939年10月19日在北京去世，去世后，骨灰就安葬在北京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墓地。他给妻子伊丽莎白·罗宾逊留下大量的手稿和藏书，妻子为了完成他的遗愿，编撰了他的著作目录，这种基础性的整理工作，为世界研究东北亚民族史、风俗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史禄国去世6年后，妻子伊丽莎白·罗宾逊也于1945年于北京去世，结束了这对伉俪传奇的一生。他们夫妇遗存的研究资料，由于国共的内战，也下落不明。
史禄国的一生，贯穿着两次世界大战，那个时期，世界翻滚着种族主义的浪潮。学术界基本忽略了他的研究成果，加之他研究的领域，涉足的人也有限，从他自身的性格上分析，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性格内向，不善于人交流，典型的旧式文人作派。但不管怎么样，隔着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他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现在，世界许多名校都把他的着作列为人学类必读的科目。
责任编辑/尚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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