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 （2001）02—0031—06
值此世纪转换之际，反观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它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在有些方面已经相当深入，在另一些方面也已见端倪。正确体认这种转变及其实质，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恰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趋势及其内在脉络。我认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在经历并有待进一步完成的深刻转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解构”到“建构”：自我反思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说得好：“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哲学的自我反思，也就是哲学的自我“批判”。 这种所谓的“批判”，决不是庸俗意义上的“大批判”，而是作为哲学理论自我反思方式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所揭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适用于它自身，这恰恰是其逻辑的彻底性之所在。因此，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亦即辩证法意义上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发展。然而，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建国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上，陷入了教条主义和经学传统的泥淖，从而极大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生机和活力。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开始了自我反省。人们以“回到马克思”为基本取向，对以哲学教科书体系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阐释进行批判性的反省，试图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读，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这项工作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例如，人们从元哲学的层面上清理了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象、功能、体系建构原则，它与时代、科学、文化的关系等等；由于实践视角的凸显，以往被严重忽视了的主体性原则被重新发现，在关于认识的本质等问题上，力求达到客观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辩证统一；不仅丰富和深化了辩证法的内容，更重要的是把辩证法同人的存在本身内在地联系起来，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辩证法的立场；对“真理”的理解，也突破了狭隘认识论的局限，进入到本体论的语境；如此等等。
通过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深入反省，以“回到马克思”，从而消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这种解构性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在哲学观念上，我们已基本实现了由旧哲学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物质本体论向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变，尽管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争论，但只有实践唯物主义才能代表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特质这样一个观点，已得到多数人的认同。然而，从目前情况看，按照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建构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在总体上尚处于意向阶段，因而鲜有真正成熟的体系诞生。其实，宣称一种哲学立场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困难的是把这种哲学立场真正贯穿于哲学体系的建构、哲学话语方式的选择和哲学内容的展开之中，并构成其内在精神。恰恰是这样一种工作，目前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着手进行。如何按照时代发展的要求，在以往反思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建构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又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体系，这才是当务之亟。
二、从“封闭”到“开放”：自我把握方式的转变
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阐释，带有明显的封闭性。建国以来编写并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就多达几百种，然而无论是在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抑或在表述方式上，却鲜有独特之处，而是大同小异。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在于：似乎是在颁布“绝对真理”，读者只要无条件地认同就足够了，根本无需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如此一来，它们就不能不带有明显的独断论色彩。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对哲学缺乏理论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陷入了独断化所致。
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自己远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以致于使人们在它面前“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恩格斯语）。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后，是否还需要继续不断地同变迁了的时代和其他的哲学及文化成果保持对话，以便感应时代脉搏，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从而丰富和发展自身？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那里原本是不成其问题的，但由于极“左”思潮的禁锢，它倒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以致于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其思想史来源，而且应当有其“横向来源”。也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它还必须不断地吸收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之所以走向自我封闭，并不在于它建立的体系本身。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体系乃是一种哲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对于哲学的建构来说，体系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有人担心，一种哲学一旦形成体系，就有可能陷入封闭和保守。其实，一种哲学是否封闭和保守，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自己的体系，而是取决于它所建立的体系是否具有内在的开放要求和能力。造成旧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封闭性的一个重要的学理上的原因，就在于它未能把马克思所极力推崇的实践作为整个体系赖以建构的基础和前提。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哲学体系丧失了亲近时代、回到“此在”、与“他者”展开建设性对话的内在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内在的开放性，即它不是指体系本身的非完成性，而是指体系具有内在的与现实相沟通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现了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显示出来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首先，立足于人的“此在”状态，深入反思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如现代化和发展模式的选择、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等等，既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反过来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本身，从而使其获得了“巨大的历史感”。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之间的壁垒开始被打破。近年来，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沟通工作，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沟通不仅仅局限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中国化的形式，如“中国气派和中国语言”，而且进一步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相互发明和相互解释。后者才具有更本质的意义。同样地，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沟通，也开始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生长点，如对马克思同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的比较研究。特别是我们开始正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诠释和发挥，并从中得到借鉴和启示。正是这些工作，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实现了由封闭走向开放。
当然，在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某些误区。例如，在与时代对话时，产生了某种“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既现实而又超现实的关系。哲学是以反思的方式把握时代精神精华的，这就决定了它越是在直观意义上远离现实，便越能够在本质层面上揭示时代精神的内核；相反，越是在直观意义上切近现实，则越是在本质层面上疏离自己的时代。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的哲学研究出现“错位”：该联系实际的没有联系实际，反而带有经院哲学的色彩；该超越实际的却没有超越实际，出现了经验主义偏差和实用主义倾向。再如，在与“他者”对话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过度诠释”的问题。在“创造性地解释马克思”时，往往超出“文本”给予的可能性空间，把一些原本不属于马克思的说成是马克思的。二是不能恰当地处理哲学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在与古典哲学对话的过程中，存在着把传统的东西现代化的问题；在与中国哲学对话过程中，则存在着模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民族性判别的问题。
三、从“抽象”到“具体”：自我理解方式的转变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性， 首先就体现在它的体系的有机整体性方面。然而，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却陷入了抽象性的解释之中。譬如，我们总是拘泥于列宁的说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前提，过分简单地缩减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再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表述，存在着机械切割的弊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为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形成了典型的“板块式”结构，就像“一袋马铃薯”，不同部分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甚至可以随意拼凑。这一模式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外哲学史的解读，如把古今中外哲学家的思想先验地、“削足适履”地纳入这个框架，从而抹杀了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个性。还有，在我们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越来越缺乏内在的贯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边缘日益清晰和僵化，以致于形成了相互隔膜的三个不同学科，在大学中不仅分成不同的专业，而且隶属于不同的院系。这恰恰背离了马克思的研究传统。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再认识”的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超越以往那种知性逻辑及其理解方式的局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放在一个“长时段”来加以观照，以充分发掘其思想史前提。这主要表现在：1.人们开始更全面、更充分、更深入地追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越来越多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背景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不仅同黑格尔有联系，而且同孔德、康德、卢梭、席勒等人密切相关。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难看出，他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思想的总结和比较研究，对于确立自己的哲学视野产生了深刻影响。2.我们现在能够更客观地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思想上的异同。我们过去似乎过分地夸大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的一致性。通过近年来的研究，人们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无论是在禀赋、性格、气质方面，还是在知识背景、学术兴趣、研究方法方面，都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人的理论创造。对这个问题的辨析，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思想。3.更详尽、更完整地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把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马克思著作的不断发现和整理出版，特别是受到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启发，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对早期马克思的研究、对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历史学笔记的研究、对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思想的研究，都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把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诠释和体认。4.打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机械和僵化的划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消解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互为外在关系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确立的实践基础。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许多研究论文和著作越来越难以归类，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机性的逐步增强。
此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剥离的联系，我们开始意识到，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就不能不联系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按照从抽象到具体的顺序展开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相反，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则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说法，前者属于叙述的方法，后者则属于研究的方法。在叙述方法的意义上，哲学作为理论预设，构成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逻辑前提，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则是哲学预设的必然展开，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作为整个理论完成的最后形态，因为它在逻辑上把所有可能性都已展现完毕。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的经验前提构成研究的起点，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市民社会的考察对象，而哲学则是整个研究过程的逻辑结论。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中，我们很难明确划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相反，它们是融会贯通、高度整合的，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方法的一个鲜明特色。值得欣慰的是，最近2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领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的立场已开始自觉确立起来，并在实际研究中得到初步体现。它为今后的研究昭示了合理的取向。
四、从“现代”到“后现代”：自我定位方式的转变
我们以往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往往带有一种浓厚的启蒙情结。这正是我们之所以在前马克思的水平上诠释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没有或者未能正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现代”的“后现代”维度，我们总是倾向于单纯从科学理性的视野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得出带有朴素实在论色彩的物质本体论结论，以致于在本体观、实践观、真理观、自由观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陷入了知识论的偏执。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以主—客二元对立为框架的知识论立场，只能执着于“在者”而遗忘了“在”本身。这恰恰是典型的现代性特征。与此相关地，我们却严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的浪漫主义前提，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视野和价值尺度。
上述这种在现代性意义上的解读，使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恰恰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安排及其内在精神所代表的现代性的过程中确立自身的。笔者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既是一种逻辑的关系，同时又是一种时间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无疑是对“现代”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双重超越，它在这两种意义上均“后于”现代维度。现代性的文化基因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典的文化传统，但使它成为现实的世俗基础，则是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从哲学理念上看，现代性是以理性及其独断化为其根本特征的。理性自我、理性认知、理性逻辑等等，构成它的基本预设。后现代性正是以颠覆这些基本预设为指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及其精神所作的批判，充分凸显了它对待“现存的一切”所采取的超越姿态。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构”，使它根本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制度安排所作的辩护。更为深刻的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意识形态根源的揭露和批判，进一步深入到对意识形态的发生学前提和存在论基础的“解构”。这就是马克思所确立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真谛之所在。这种“实践的批判”，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思辨批判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马克思的哲学理想所昭示的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与本质之间矛盾的最后解决，以及马克思关于理想社会条件下的人的存在的审美意味等等，都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特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种针对“现代性”的“诊疗学方案”，也就是说，它决不是在现代性的语境范围之内去探索问题的出路，而是在经验和超验这样两个层面上给出了超越“现代性”的内在理由。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决不在于挽救“现代性”，而是试图历史地扬弃和逻辑地超越“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体现了“后现代”维度。
一般地说，对“现代性”的批判大致有三个路向：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三是所谓“后现代主义”。
利奥塔说：“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3]。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颠覆”， 意味着它对以“逻各斯中心论”为代表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不信任。以所谓“解构主义”为旗帜的德里达，通过杜撰的“differance”，来强调“差异”与“多元”，以消解那个充当一元论基础的“逻各斯”。问题在于，在由“文明的碎片”构成的“废墟”上，人们既丧失了现实生活赖以整合的前提，又丧失了作为精神家园归宿的意义世界。文明的“废墟”所造成的人的自我迷失，恰恰是所谓“后现代境况”下人的存在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绝对破坏性和纯粹颠覆性，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过渡性状态。它不可能为人们昭示出可能的拯救之道，从而不可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从另一方面来说，后现代主义所试图解构掉的不过是“结果”而非“原因”。这种批判也是不可能奏效的。而且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游戏”，因而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针对原因的，所以它是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有人提出了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如D ·格里芬等），但即使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也没有超出对多元论的推崇，从而难以逃避绝对的相对主义之陷阱。而且，无论是哪种后现代主义，它们最终都不过是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兜圈子。这是它们共同的致命缺陷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建设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建设性。因为它的哲学旨趣在于诉诸实践，也就是在实际地批判中实际地生成。显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不同于那种以“颠覆”和“消解”为特征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因为前者才是一种真正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信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对象是“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本身，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立场和批判框架，试图揭示以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存在的缺陷，揭露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新形式，即所谓“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在广度（如“总体性”范畴的提出）和深度（人的精神异化）上的拓展这一事实，对工业社会及其对人的剥夺，特别是人的异化由肉体层面向精神层面的延伸，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考察。然而，从本质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当代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所进行的批判，离开了马克思“实践的批判”这一根本立场，甚至存在着某种向当年曾被马克思超越了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复归。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作为它的一个最主要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所表现出来的对未来的深刻绝望、对所谓“意识革命”的极力推崇、对“否定”意义的过分夸大……，都意味着它们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因而同后现代主义一样，它也不可能为今天的人们昭示一种现实的解放道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语境的确发生了巨大变迁。我们必须敢于正视这一点。在今天所谓“后现代境况”下，尤其需要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筹划未来的建设性意义。这是今天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和真诚信奉者都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意义，才能充分解读出它的全部内涵和真实意蕴，而且是因为只有真正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建设性意义，才有可能为自我迷失的现代人提供一种可能的参照。
收稿日期：2000—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