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刊物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派论文,英国论文,原动力论文,刊物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新左派”异军突起，它从根本上影响了英国政治乃至整个西方政治、也使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文化”转向。当时，“新左派”意味着一种重要的身份政治。在英国“新左派”运动中，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霍加特(Richard Hoggart)、霍尔(Stuart Hall)、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等先驱人物，面对激变的时代，深刻反思，积极应对，强有力地催生了“文化研究”，使其作为体制化学科存在于人文社科领域之内。与传统人文学科相比，“文化研究”以其政治性作为自己旗帜鲜明的理论特征，这种政治性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是格格不入的。
50年代的英国和整个西方的政治大气候构造了“文化研究”自身的政治性特征，而英国“新左派”刊物则直接成为“文化研究”诞生的摇篮。创办于牛津大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y & Left Review)、《新理性者》(New Reasoner)以及两刊物合并后创刊于伦敦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成为当时“文化研究”先驱人物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新左派评论》被公认为战后西方影响力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在2010年《新左派评论》创刊五十周年之际，该刊出版纪念专辑，现任编辑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回顾性地概述了该刊的发展历程，并对未来做出展望。该刊的第一任编辑、“当代文化研究之父”①霍尔撰写了《新左派的诞生及其时代》(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一文，老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发表了《两种革命》(Two Revolutions)一文，这些文章使人们可以更直接地观察到此刊与“文化研究”之间深入的历史性关联。
一、作为“文化研究”序曲的“新左派”刊物
20世纪50年代，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性事件促发了英国“新左派”阵营的建立②，也成为“老左派”和“新左派”之间的历史分界线。“老左派”反对“二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新左派”的矛头直指权力独裁。当时，英国的社会格局出现重大变化，传统的主义和理论再难以对社会不同阶层产生以往那样的作用，“反文化”或“异常文化”③现象层出不穷。一个需要重新思考阶级、公民权力、法律与秩序的新社会形成了。
1956年，《大学与左派评论》诞生于英国牛律大学。“当时有四位编辑”④，即霍尔、塞缪尔(Raphael Samuel)、泰勒(Charles Taylor)和皮尔森(Gabriel Pearson)。《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办之时，霍尔正在忙于准备博士论文，题目与詹姆斯小说研究有关。当时，霍尔的“新左派”观点处于萌生阶段，他对《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非常热心，既当编辑也当撰稿人。1957年，霍尔离开牛津来到伦敦布里斯顿和欧华区当代课教师，他把编辑工作又带到伦敦，地点就在伦敦的索霍区(Soho)，而这一地点后来成为《新左派评论》的诞生地。
1960年，为了减轻刊物的财力负担，《大学与左派评论》与《新理性者》这两本在内容和风格等实质问题上具有共识的刊物实施合并，创办了后来影响巨大的《新左派评论》。《新左派评论》每两个月出版一次。“没有60、70年代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对于欧洲理论的大量翻译介绍，文化研究就不会存在，也绝对不能存活过整个70年代。第二个刊物《新左派评论》也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它译介了当时其他刊物没有关注的重要书籍”⑤。
合并之前的《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们，大多像霍尔一样，是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年轻学生，他们关心英国时局，对马克思主义持一种批判态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他们在刊物上开辟当时英国其他杂志没有关注的新话题，比如流行文化和电视文化等。而《新理性者》的创办人是萨维尔(John Saville)、汤普森和夫人德乐西(Dorothy Thompson)。他们普遍比《大学和左派评论》的编辑要年长一些。比较而言，汤普森的经历更为丰富。他在1952年就办过杂志《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是左派政治活动中的活跃分子，在苏联侵占匈牙利之后，他宣布退出英国共产党，也因此无法专心于《新理性者》的编辑工作。威廉斯同时为这两本重要的“新左派”刊物撰稿，《新左派评论》创刊后继续投稿。威廉斯从来没有担当过这三本刊物的编辑工作，但他影响着刊物的内容和性质。他擅长文学和文学理论，并发展出从文化视角阐释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路径。威廉斯早在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给霍尔及其他的年轻学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霍尔是《新左派评论》的第一位编辑，后来泰勒、塞缪尔加入帮忙，但时间不长，佩里·安德森于1962年加入该刊的编辑行列，直到目前还是该刊的编委。泰勒和塞缪尔等人的思想异常活跃，和汤普森一样，他们早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时期就关注马克思的人文主义、伦理和社团、苏联的共产主义等问题。他们热衷于探讨“无阶级的意义”(a sense of classlessness)⑥。《新左派评论》的编辑工作主要是由霍尔承担的。
《新左派评论》创刊的60年代初期，以报纸、电台、电视、电影等为主体的媒体工业对英国社会的工人阶级和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吸毒、朋克、摇滚、美国消费文化大举“入侵”，颠覆着英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人们开始质疑昔日社会的所谓的公正、理性、科学和权威。霍尔曾在《回首昨日，看当下，重估新左派》(Then and Now:a Re-evaluation of the New Left)一文中评价当时的“新左派”时指出：“左派深深植根于现实中，葛兰西曾经说‘关注当下存在的一切’，这一切不是你想象中的事情，不是你头脑中十年前的样子，也不是在文本中所表现的样子，而是现实中本来的事实：充满矛盾的、无情的事态。”⑦当时的“新左派”人物和人文领域里敏锐的知识分子，时刻关注充满矛盾的社会问题，把它们与教育、学术联系起来。作为作者的威廉斯和作为编者的霍尔把《新左派评论》的主旨定位在对流行文化的理解和对现代媒体工业民主化的批判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亚文化”、“青年亚文化”以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研究”早期的三大母题的原因之所在。
在编辑“新左派”刊物的同时，霍尔作为代课教师在学校教授电影、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等新课程，这些课程在当时的英国乃至西方教育领域还都少人问津。1962-1964年间，霍尔和华奈尔(Paddy Whannel)共同完成了一个由英国电影学院(British Film Institute)资助的项目，以《通俗文化》(The Popular Arts)为题成书出版，该书成为“文化研究”史上第一部系统研究流行文化的专著。基于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化研究”是随时代应运而生的，是由众多思想敏锐的独立知识分子一起铸造而成的。作为“新左派”刊物的资深编辑之一，霍尔自始至终都深刻地感受到，为“新左派”刊物忙碌和撰稿的人很多，深受“新左派”刊物影响的人更多。从牛津大学的《大学与左派评论》、《新理性者》到《新左派评论》，这是一条充满现实斗争、思想斗争和学科斗争的曲折之路，充满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福柯的权力知识话语、葛兰西霸权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交锋，也导致了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社会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理论之间的碰撞。
可以说，霍尔的学术成长过程反映了“新左派”刊物与“文化研究”学科相互作用的成长过程。《大学与左派评论》创刊时，霍尔在牛津大学读书；《新左派评论》创刊时，他已转到伦敦切尔西学院教书；1964年，霍尔应霍加特之邀来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l Studies，简称CCCS）。人们看到，《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地在牛津，《新左派评论》的开办地在伦敦，而“伯明翰学派”的发生地则在伯明翰大学。
二、从“新左派”刊物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建立于1964年，由霍加特筹办，他希望继续研究他在《文化知识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讨论过的问题，即“工人阶级文化”在新的通俗文化更新之际如何发生变化。霍加特于1962年竞聘到伯明翰大学英语系教职，上岗前，他和校长商定建立相关的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的资金来自企鹅出版社的老板阿兰·雷恩爵士(Sir Allen Lane)，霍尔受聘以研究员的身份(Research fellow)全面负责该中心的日常研究工作。霍尔曾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比喻为一个“莲花宝座”⑧，意指它联系着“新左派”那帮热衷于讨论战后英国社会变革的人们，其中威廉斯是该研究中心的顾问之一。尽管该研究中心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破壳而出”后不久，即因学科体制等问题而遭到“无情的敌视”⑨、“极度的怀疑”⑩、“焦虑的挣扎”(11)，以至于霍尔不太认同“伯明翰学派”(12)这一术语，觉得它像一种“异化模式”(13)，而更倾向于认同“伯明翰观点”(Birmingham position)(14)，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第一个体制化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和“伯明翰学派”由此创立，成为文化研究的旗帜，它“依托新左派的学术历史，霍加特是这一研究的开路先锋……尤其在霍加特的后任、牙买加裔的斯图亚特·霍尔的领导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开始闻名世界”(15)。
该研究中心最初的办公地点是“二战”时搭建的临时简易房。霍尔曾幽默地说：“假如说我们曾经怀疑我们的边缘地位的话，我们身居其中的这个位置和空间每天都在昭示着这一切。”(16)1968年霍加特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并于1972年正式离开伯明翰大学。1964-1968年霍尔担任了四年的“代理主任”，1968-1979年担任了十一年的正式主任，直到1979年被开放大学聘为社会学系教授，霍尔才离开该研究中心。应该说，在霍尔的直接领导下，该中心一直关注战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关注文化如何建构新的性别关系和反映不断变化的家庭、社会模式；他们以独创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地分析离经叛道的“异常文化”、青年亚文化和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从学术角度研究“新左派”刊物曾经提及的有关阶级、文化和传播交流等问题。“文化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但不受其局限；主张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关于语言和意义的分析，但不受其主控；强调跨学科研究，但不受其羁绊；编码／解码理论直接触发受众研究，仪式性抵抗引发青年亚文化研究，监控危机引发了对道德、法律与秩序的研究，而种族和性别研究则直接与女性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接轨。
2003年，该研究中心在年度测评中被列为3A，在最低标准之下，因此遭到撤消，然而“文化研究绝不是一个趋于衰竭的学科”(17)，相反，学科体制化的历史和关闭该中心都“没有禁锢住文化研究的疆界，新的研究学者涉足新的研究领域，诸如技术、公民身份和环境”(18)，只不过这一切暴露了英国高校面临的财务危机。而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已经风靡西方研究机构。目前，这门学科存在于越来越多的大学课堂教学中。“文化研究”从多方位、多角度打开了通向媒体、社会、文化与人文的有效通道，其开放的、没有疆界的特点一直是人文领域研究的活力与动力所在。
霍尔今年已经七十八岁高龄，晚年的他身体状况不佳，每周需要到医院做康复治疗，不允许长途旅行，更不能到别的国家去讲学，但这位“新左派”刊物的重要创办者、“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泰斗，目前依然还在英国伦敦东区莱灵屯的画廊艺术博物馆里，通过图片空间来展现国家、民族、种族、性别和文化的平等追求，通过自己的事业和生活，研究并实践着诸多发人深省、开启智慧的文化理论。90年代后期，霍尔的多元文化理论、后身份理论和差异理论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依然具有指导作用。从这位文化学者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新左派”刊物和“文化研究”的承接关系和共同具有的开放风格。
“新左派”刊物、文化研究和霍尔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分开过，也不可能分开。霍尔既是“新左派”刊物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在2010年初《新左派评论》创刊五十周年贺刊上，霍尔说：“曾几何时新左派提出了极其重要的、现实性的、极易引发争论的焦点问题。因为新左派不必具有类似常规的政治许诺，其目的不为增加成员，而只是在宽泛层面进行左派政治文化的争论、辩论、讨论和教育。”(19)在新世纪里，霍尔依然坚持否定二元模式的逻辑分析，坚信文化的主导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正是新左派刊物一路蹒跚着首次引出了文化分析问题并把文化政治置于政治中心”(20)。
三、“新左派”刊物提出的“文化”问题
作为50、60年代的“新左派”刊物，政治问题构成它的中心议题，但是“新左派”成员的一大特点是，他们从来不参加任何竞选，避免被任何政党收编，他们更多地是通过社团组织而不是阶级运动发挥作用。“新左派”社会活动的这一特点与“新左派”刊物成员们的身份有关，即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
“新左派”刊物把当时欧洲各国的重要理论翻译成英文，为英国学界撷英性地输入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他们结合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批判性地关注其他刊物没有关注过的社会政治议题，比如社会主义组织、工党运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现象学、精神分析等，这在当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符号、宣传和策略意义上，而不是表现在工具、政策意义上。“新左派”刊物的前沿性还表现在，它们不是站在任何传统的学科分类之上，而是杂糅各家，取其精华，用更加宽广、兼收并蓄的方式观照现实，具有清醒的与传统经验决裂的意识，把学术研究置于变化发展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
霍尔、皮尔森、塞缪尔和泰勒四位编辑为1957年春季《大学与左派评论》所写的编辑寄语，开篇第一句话就指出该刊的性质：“《大学与左派评论》是一场有意进行的冒险……这个刊物没有政治底线，也不可能有，因为其目的是为了提供一个讨论平台，让见仁见智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讨论置放在自由、公开的论争中。”(21)在第一期里，霍尔发表的《论新旧保守主义》(The New Conservatism and the Old)(22)一文和汤普森发表的《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23)一文，其中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引起了读者反响。夏季的《大学与左派评论》刊发了汤普森写的一篇回应文章，与此同时，泰勒等四位学者也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以期与读者形成更多的互动。
威廉斯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最早的文章是1957年夏季的《论工人阶级的文化》(Working Clxs Culture)(24)。在这篇文章的前面，编辑加了“编者按”，有意引导读者关注霍加特在《文化知识的用途》中提及的“工人阶级文化”问题。霍加特认为，劳动阶级的文化大多是基于周围环境的影响、基于商业媒体的大众文化而形成的。编辑由此预设问题并引入威廉斯的文章。威廉斯从霍加特《文化知识的用途》提到的“工人阶级文化”这一概念入手，剖析了什么是“文化”。首先，威廉斯肯定霍加特的观点，即“工人阶级文化”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发生了变化，但是威廉斯又说：“‘文化’到底指的什么意思，这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明白文化的历史变化和文化在当代变化不定的意义。工业革命之前，‘文化’指训练过程，如动植物训练、人类训练和人的智力训练；到世纪初，‘文化’发展成为一种产品，比如某种已有的状态或习惯，首先‘文化’所具有的绝对意义是指‘心灵的某种状态或习惯’、某种象征，是人们努力达到的精神境界和完美境界时最理想的术语，文化被认为是人类在艺术、科学和知识征途中所付出的努力……然而，其意义还在变化，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与艺术、科学和知识之间，恰好在于有一种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层面相关联，从这种层面上来讲，‘文化’即可谓‘全部的生活方式’。文化的这些意义都存在于当下，不是由你去挑选和定义的问题，而是从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如何辨别的问题。”(25)威廉斯由此进一步指出：“但是一说到‘工人阶级文化’，似乎有点模糊不清，既不讲究又务实的工人阶级好像与‘文化’无关，‘文化’似乎被中产阶级拿去描述他们的生活状态和活动去了，而劳动阶级文化恰好与文化相悖。”(26)《大学与左派评论》第三期出版于1958年夏季，增加了十四位新作者，他们写的文章大多是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英国工党的讨论，这些讨论也与该刊物同时举行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俱乐部所讨论的题目相连接。1958年冬季《大学与左派评论》第四期专门刊登了对文化问题进行回应或深化讨论的专文。除了汤普森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立与存活》(N.A.T.O.,Neutralism and Survival)一文讨论南斯拉夫和苏联共产主义问题、华耐尔的《艺术家、批评家和教师》(Artist,Critic and Teacher)谈艺术与批评之外，有威廉斯的两篇文章：《论现实主义与当代小说》(Re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和《论劳伦斯的社会主义思想》(The Social Thinking of D.H.Lawrence)。威廉斯在第一篇文章里提出：“小说并非只是一个文学形式，其中包含几乎所有的空间可以容纳当代描写内容。”(27)并且按照书写模式把小说分为“社会模式化小说和个人模式化小说”(28)。该期还刊登了霍尔的三篇文章：《献身：再入巨鲸体内》(Commitment:Inside the Whale Again)(29)、《巨人先生、橘子和柠檬》(Big Sir and the Oranges and Lemons)和《雷蒙德先生和死魂灵》(Mr.Raymond and the Dead Souls)。霍尔的第一篇文章是为了回应《新理性者》登载的两首诗歌，从审美和政治角度介入问题的讨论，以访谈形式成文；第三篇文章是为了回应《大学与左派评论》俱乐部里的讨论，当时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政治家》(New Statsman)之间，在办刊宗旨上出现了类似争夺“学科”地盘的论辩。霍尔在文章中强调说：“对于《新政治家》一直以来在诸多场合里的辩解，尤其是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俱乐部里的聚会上发出的令人震惊的辩解：第一指出《新政治家》读者中非社会主义者买《大学与左派评论》是因为其文学评论；第二指出《大学与左派评论》代表了非政治、非文学艺术主流角色；第三指出《大学与左派评论》像‘药片上的糖衣’。现特作以下回答。当然，所有的刊物都必须生存，但是这些刊物是否以此为原则办刊则是另一个问题。当下的原则是——文学和艺术是在何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中立’的？文化是否可以在当下更好地对战后资本主义福利社会的美好生活进行社会批评呢？我们在重建社会人文核心观点时是否在缩减人们在道德和想象层面的生活？我们是否可以兼顾确保人类丰富经历的同时又能减少那些经历？什么时候人们被赋予了创造性的具体方式？我们不能区分开‘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还是也不能区分它们是否来自社会团体自身的生活。如果可以区别开来，那么，一系列的现象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们代表了人们远离自身和自然属性的深层问题……对于人类关系的猜测，对于公正社会和美好生活，我们带着这些问题研读文化所彰显的内容，通常比政治模式体现的更清晰，是价值观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我们对未来的展望。”(30)很显然，此时的霍尔已经显示出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元模式的批判性思考，认为文化也是奠定社会模式的基础性层面。在当时的英国，以利维斯(Frank Raymond Leavis)精英主义为代表的《细读》(Scrutiny)杂志构成社会的主流话语，而以霍尔、威廉斯等为代表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以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为论辩的武器，对这一主流精英话语持批判态度，两种学术力量都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不过他们对待“文化”的态度是迥异的：利维斯精英主义谴责通俗文化，打压通俗文化对社会规范的冒犯和越轨；而霍尔、威廉斯、霍加特等人则颂扬通俗文化是如何革命性地改变了社会，追问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话语权，追问意义来自哪里，并且用文化透视方法对社会各机制进行理性分析。
霍加特在《大学与左派评论》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58年秋季第五期的《三年之后的BBC和ITV》(BBC and ITV After Three Years)(31)。之前，霍加特经常被邀请到《大学与左派评论》刊物俱乐部做主持人，而他的《文化知识的用途》也是该刊引发论争的重要话题之一，所以，霍加特与该刊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自第五期一直到1959年底因合并而中止，该刊的内容越来越集中到文化层面，关注阶级、青少年、报纸、电台、电视、音乐等边缘文化和媒体文化问题。比如霍尔的《无阶级的意义》(A Sense of Classlessness)(32)、《青少年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Adolescence)(33)、《绝对开端》(Absolute Beginnings)(34)、《重拳出击》(The Big Swipe)(35)；威廉斯的《人民的媒体》(The Press The People Want)(36)；塞缪尔的《阶级与无阶级》(Class and Classlessness)(37)、《英雄老板》(The Boss as Hero)(38)；汤普森的《奉献给政治》(Commitment in Politics)(39)；华奈尔的《电视和儿童》(TV.and the Child)(40)、《爵士乐和公众性》(Jazz and its Publics)(41)等。
1960年，霍尔在合并后的《新左派评论》第一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分别是《新左派评论导言》(Introducing NLR)(42)、《评诺丁山“大学与左派评论”俱乐部》(ULR Club in Notting Hill)(43)和一篇评述美学的文章(44)；之后，霍尔陆续在该刊上又独立发表了十四篇文章，都是关于文学、社会与文化方面的。1967年，基于当时英国执政工党将英国高等教育日益变革为当代资本主义化教育，引发学生的激进运动，而那时严肃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迅速发展，威廉斯、霍尔和汤普森在《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五月公告》(May Day Manifesto)，成为英国左翼力量对工党政府提出的明确挑战，这种正面挑战一直持续到70年代。如何定位阶级、民族和通俗文化，是当时老工党时期“新左派”运动的核心问题，也促成英国工党转变为新工党。《五月公告》在“新左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霍尔曾撰文批评撒切尔主义的不当之处，比如解除市场管制的失败，没能满足现代化经济和政治解构的需求，造成了社会突如其来的动荡不安；倡导民族主义复兴时，忽视日益发展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经济效应，造成民族主义和身份思考在多元文化势态下的挑战，致使英国新自由主义和岛国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70、80年代，《新左派评论》大量翻译马克思主义、黑格尔哲学，以及本雅明、葛兰西、阿尔都塞、弗洛伊德、福柯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引入英国后，奠定了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基础；进入90年代后，现代社会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全球化问题、环境问题。《新左派评论》也把目标对准“美国帝国(the American empire)”(45)，公开谴责其所谓的人道主义战争。毫无疑问，“新左派”刊物介绍的欧洲各国思想及其阐发的多元文化思想，对“文化研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四、“流散”背景与“边缘”话题
“新左派”刊物及其与刊物关系密切的人，几乎没有一位是正宗的英国人，这一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刊物本身的倾向性和办刊人的政治立场。“新左派”刊物的编者大都具有“移民”身份的特点，或来自国外或来自英国的边缘地区，诸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士，还有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移动，比如来自下等阶层或犹太民族等。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威廉斯、霍家特、汤普森和霍尔等人都曾是大学的成人教育部的代课教师。成人教育是战后英国教育为适应社会需求和体制巨变实施的一项改革，当时在很多大学设立了EMS部(Dept.of Extra-Mural Studies)，即今天我们所称之为的成人教育学院，其学生来自社会各阶层和各年龄段，且大多是上班族，不能全日制上课。成人教育部本身就像大学围墙外的“边缘”。从传统意义上说，这些来自边缘的左翼知识分子，“使英语文学课变成了成人教室里的政治”(46)，他们“来到英国学术教育中心，致力于研究文化变迁的问题，即该如何理解、表述、理论化这些变化，以及文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和结果”(47)。这些问题首次在人文领域里被提及，这种来自边缘的独立思想铸造了“文化研究”的学术风格，即关注“边缘”、消解“中心”、扶持“弱势”，以及边缘对中心的批判和反抗。“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是，人们日常生活中认为理所应当、习以为常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思考并重新界定“意义”的生成来源，拷问“权力”的霸权，最终倡导尊重“差异”、种族平等、文化多元，寻求阶级、种族、文化、政治、信仰等方面的平等和自由。
威廉斯长期在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成人部教书，其身份是“成教助教”(48)。威廉斯出生于威尔士，父亲是铁路工人。1940年，威廉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时，因为“二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学业。他参加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1946年在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威廉斯去牛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担任代课教师。1958年，威廉斯的著作《文化与社会》出版，反响很好，之后担当《曼彻斯特卫报》的图书评论员。1961年，威廉斯回到他的母校剑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担任代课教师。1974年，威廉斯正式成为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戏剧讲座教授。1983年退休。威廉斯曾说过：“我在剑桥的日子早已过去，我又回到那里，只不过是在成人教育处找份工作而已。”(49)当有人请他为《我的剑桥》一书撰文时，他说：“剑桥从来不属于我，从一开始这一点就很清楚。”(50)据霍尔在后来的访谈中回忆，威廉斯在剑桥大学享受威尔士奖学金，他总被认为是“大声说话的、好战的、缺乏教育的”(51)人。可以想象，威廉斯作为一名威尔士人，难以被具有正宗的英国身份的人所认同。
霍加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是英语系教授，不过是在成人部教工人阶级学生的教师而已”(52)。霍加特1918年出生在利兹的一个工人家庭，毕业于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二战”期间曾经在皇家炮兵部队服役，战后在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和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成人教育部任教。直到1962年才通过竞聘被伯明翰大学英语系聘任为教授，1971年之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科部任副主任。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文化知识的用途》，即是关于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其主题在于如何分析高雅文化和工人阶级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汤普森于1948年开始在利兹大学刚成立的成人教育部任助教，1965-1971年转到华为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代课，也“是一位成教部教师”(53)。汤普森1924年出生于牛津的一个教会家庭，父母都是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后来改变信仰成为佛教徒，父亲擅长印度历史和文学研究。汤普森“二战”期间在意大利参加过坦克战，服兵役三年，阅历丰富。成人教育部的工作是汤普森战后的主要职业。他还担任过欧洲“核裁军组织”的成员，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致力于反对使用核武器。和当时英国社会活动家、著名教育家罗素一样，在60年代伦敦市中心塔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众多的公众民主集会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他属于当时英国起着领导作用的左派人物。汤普森1963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一著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著作。此外，《新左派评论》的老编辑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non)和《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曾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家庭背景决定了他们曾先后在中国、美国和英国生活、上学和工作，这种生存状况决定了他们的流散身份，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流散性写作。
霍尔的“流散”身份最为鲜明。霍尔1932年出生于牙买加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51年享受罗氏奖学金来到英国牛津大学，曾在牛津的布瑞克斯顿和伦敦的布里斯顿、欧华、伦敦大学切尔西学院等大学当过代课教师，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的身份是研究员，直到1979年才被开放大学聘为社会学教授。虽然霍尔的母亲是英国白人的后裔，妻子也是地道的英国白人，但黑人、移民、来自英国殖民地的移民等流散身份，在霍尔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似乎很矛盾，我和英国的关系与牙买加的关系完全一样，我接受的是殖民地教育，非常了解英国，但我不是英国人，也从来不是‘英国人’……我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这正是流散的经历。一方面，遥远的距离足以让人体验到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痛苦经历；另一方面，紧密的接触又足以让人完全理解那些高深莫测的、延迟的‘回归’之谜”(54)。2007年霍尔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我在英国虽然生活五十七年了，但是我还没有当初刚到英国时那样觉得自己很英国，甚至不像当初那样有家的感觉。”(55)霍尔的从加勒比海移民到英国的黑人学者身份，决定了他的文化理论更为敏锐，比身为英国白人的威廉斯、霍加特和汤普森站得更高。通常来讲，理想典范和文化主义是威廉斯的文化陈述特征，阶级特性为汤普森所强调，阶级见解和文学是霍加特所重视的内容，霍尔则超越阶级、民族、种族、性别、性倾向和宗教信仰，使“文化研究”提升到具有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的高度，瓦解了学科间的界限和自然属性。所以，“文化研究”具有浓重的“霍尔特色”。
五、跨学科和反学科与“新左派”刊物传统
“文化研究”承袭了“新左派”刊物的风格和传统，也可以说，“新左派”刊物为“文化研究”形成自己的理论追求奠定了基础。
首先，“新左派”刊物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它关注当下的现实、政治、文化的变化，但“超越刊物范畴外，不与任何激进组织或进步运动建立有建设性的关系”(56)，不为任何政体或组织的集团利益服务；同样，“文化研究”把社会文化作为研究文本，把各种社会现象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审视其意义的发端、生成、嬗变和争斗的过程，但是这种批判性的探究方法不受任何传统学科的规训，尽管它会及时地检测自身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这种检测又让该学科与“他”学科产生摩擦，像该学科关注边缘文本一样，“文化研究”常被其他“传统学科”边缘化，常被那些具有精英意识的学者所忽视。
其次，“新左派”刊物具有高度的合作精神。无论是《大学与左派评论》、《新理性者》还是《新左派评论》，它们的编辑工作都是合作完成的，强调的是集体精神，没有明显的个人功劳。同样地，伯明翰学派引领下的“文化研究”，集体完成的学术论文集被称之为“为澄清理论而进行的持续研究”(57)。霍尔的文化研究理论被文化研究界引用无数次，其地位和声望在此领域有目共睹，但一贯重视合作精神的霍尔从来不突出个人的功劳。在霍尔的语言里，通常使用的都是集体名词，是“我们”而不是“我”。他也很少出版自己的独著，几乎都是合著或合编。他为许多“文化研究”专著写的导言，都被看成这一研究领域的风向标。
最后，与时俱进的全球化视野。《大学与左派评论》和《新左派评论》很少涉及纯文学内容，更多地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分析以及理论构建；“新左派”刊物虽然生根于英国，但其致力于全球化视野，尤其自2000年以来，刊物很少关注英国的国内政治和文化，绝不只为地方政治和利益效忠，而是更多关注比如金融危机、经济复苏、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比如从社会平等和生态持续发展角度剖析哥本哈根八国领导人参加的气候会议等最新的国际时讯等，其内容和观点容纳各种声音，吸引全球学者，像“一个虚拟的全球知识分子俱乐部”(58)。与此相呼应，我们看到的“文化研究”也总是与现实世界一起脉动，其关注的内容不再受国别、种族、民族、性别、宗教等的局限，而是倡导多元文化共存，“使自由和差异平等，‘美好’和‘正确’共存”(59)。
只有了解“新左派”刊物的历史发展以及与“文化研究”深入的渊源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理论、女性理论、酷儿理论以及文学批评理论在内在精神上的息息相关之处，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关注媒体、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解析全球化态势下文化身份问题以及研究其“变动不居”的不确定性特征的跨学科性质。传统文学领域只盯纸质文本的视域已经被豁然打开，电子文本和视觉文化等社会文本海纳百川般地集结于“文化研究”的麾下。“面对‘文化研究’领域的形成，人们有许多争议。原有专业的实践方法的正统性本来由该领域个体研究者所领引。因此，历史学家曾怀疑文化研究的文本分析是来自文学批评家，而文学批评家反过来则常常认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接受的论断受羁绊于自己领域、缺乏充足的分析和阐释”(60)。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文化研究”好像在“侵占”别人的“地盘”，但我们恰恰不能拿传统的学科标准来衡量“文化研究”学科的跨学科性和反学科性。罗兰·巴特曾指出：“跨学科关注的内容不是现存的任何学科所面临的任务。只选择一个主题来做跨两到三个学科的研究是不充分的，跨学科的多学科特点在于它创造了一门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61)。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把文化研究当作一门新学科，或者当作某种汇聚许多学科但却互不相干的交汇，那将是错误的。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其关注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在此学科下融合；这种融合的好处在于，让人们理解在现存学科中人们无法企及的各种现象和关系”(62)。而为英国“新左派”刊物和“文化研究”的诞生、发展和实践付出半个多世纪努力的霍尔说过：“文化研究不像一门常规的普通新学科，它是荟萃于各个学科之间的一种策略……为规避现存学科的霸权而开启的新的认知空间。”(63)
小结
通过追溯“新左派”刊物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史，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研究”不是在哪一个临界点突然迸发出来的，它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探索和发展的过程。它与社会现实碰撞，与许多相关学科磨合，从不同学科领域撷取学术资源。如果说“文化研究”给文学套上了枷锁，却也给文学插上了翅膀；读图时代颠覆文字霸权，却也繁盛了人文天地；电子文本挑战纸质文本，却增加了一片新的开发空间。当然，文学并没有终结，只不过人文论坛的整体格局发生了改变，文学从原有的“中心”地位走向“边缘”或被更为广泛的“文化研究”视野所包容。这种变化正好符合政治性和批判性极强的“文化研究”的学科研究特征，即“解构性”地拷问“正统”，从而走出一条“反学科”、“反理论”、“反中心”、“反霸权”之路。
注释：
①Chris Rojek,Stuart Hall,Blackwell:Polity,2003,p.8.Script:the "Father" of Cultural Studies.
②比如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对苏联当时执政者斯大林的独裁执政进行公开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
③J.Clarke,S.Hall,T.Jefferson & B.Roberts, "Subcultures,Cultures and Class",in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ian,London:Hutchinson,1975,p.66.
④S.Hall,"The Formation of a Disaporic Intellectual",in Davd Morley & Kuan-Ha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fiedge,1996,p.493.
⑤S.Hall, "The Emergency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Vol.53 (October 1990):16.
⑥(19)S.Hall,"A Sense of Classlessnes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5 (Autumn 1958).
⑦S.Hall,"Then and Now:A Re-evaluation of the New Left",in R.Archer et al.(eds.),Out of Apathy:Voice of the New Left Thirty Years On,London:Verso,1989,p.151.
⑧S.Hall,G.Pearson,R.Samuel & C.Taylor,"Editorial",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1 (Spring 1957):1.
⑨S.Hall,"The New Conservatism",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1 (Spring 1957):21-24.
⑩E.P.Tornposon,"Socialism and the Intellectual",Universities 
Left Review,Vol.1,No.1 (Spring 1957):31-36.
(11)(12)(13)R.Williams,"Working Class Culture",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2 (Summer 1957):29-32.
(14)(15)R.Williams,"Realism and Contemporary Novel",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4 (Summer 1958):22-23.
(16)S.Hall,"Inside the Whale Again",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4 (Summer 1958):14-15.
(17)S.Hall,"Mr.Raymond and the Dead Soul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4 (Summer 1958):81-82.
(18)R.Hoggart,"BBC and ITV After Three Year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5 (Autmn 1958):32-36.
(20)S.Hall,"The Politics of Adolescence",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6 (Spring 1959).
(21)S.Hall,"Absolute Beginning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7 (Autumn 1959).
(22)S.Hall,"The Big Swipe",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7 (Autumn 1959).
(23)R.Williams,"The Press The People Want",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5 (Autumn 1958).
(24)R.Samuel,"Class and Classlessnes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6 (Spring 1959).
(25)R.Samuel,"The Boss as Hero",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7 (Autumn 1959).
(26)E.P.Thompson,"Commitment in Politic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6 (Spring 1959).
(27)P.Whannel,"TV.and the Child",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6 (Spring 1959).
(28)P.Whannel,"Jazz and its Publics",Universities & Left Review,Vol.1,No.7 (Autumn 1959).
(29)S.Hall,"Introducing NLR",New Left Review,No.1.1 (Jan-Feb 1960):1-3.
(30)S.Hall,"ULR.Club in Notting Hill",New Left Review,No.1.1 (Jan-Feb 1960):71-72.
(31)S.Hall,"Serjeant Musgrave's Dance",New Left Review,No.1.1 (Jan-Feb 1960):50-51.
(32)S.Collini,"Can a Left Intellectual Project Hope to Thrive in the Absence or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Remains to be Seen,A Life in Politics:New Left Keview at 50",Guardian,Sat.,13,Feb.2010.
(33)转引自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34)(35)(36)(37)(38)(39)(41)S.Hall,"The Emergency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Vol.53 (October 1990):11-13.
(40)(42)(43)G.Pau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in Britain's Universities",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00095892,7/26/2002,Library Intranet of Birmingham University,Nov.2006.
(44)S.Hall,"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New Left Review,No.61 (Jan-Feb,2010):189.
(45)Ibid.,187.Script:The New Left therefore took the first faltering steps of putting questions of cultural analysis and cultural politics at the centre of its politics.
(46)F.Inglis,"The Figures of Dissent",New Left Review,No.215,(Jan-Feb,1996):83.
(47)(48)(52)(53)S.Hall,"The Emergency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The Humanities as Social Technology,Vol.53 (October 1990):12.
(49)R.Williams,Keywords: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13.
(50)R.Williams,Untitled,in Ann Thwaite & Ronald Mayman (eds.),My Oxford and My Cambridge,New York:Taplinger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2.
(51)武桂杰：《霍尔与文化研究》，第80页。
(54)S.Hall,"The Formation of a Diasporic Intellectual",in 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490.
(55)S.Hall,"Adams,Tim,the Interview,Cultural Hallmark",Guidian,Sun.,23,Sep.2007.
(56)Stefan Collini,"Can a Left Intellectual Project Hope to Thrive in the Abs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Remains to be Seen,A Life in Politics:New Left Review at 50",Guardian,Sat.,13,Feb.2010.Script:it is not in constructive relations with any organised radical or progressive movements beyond its pages.
(57)S.Hall,"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in Stuart Hall,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 and Paul willis (eds.),Culture,Media,language,London:Hutchinson,1980,p.15.Script:sustained work of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58)S.Collini,"Can a Left Intellectual Project Hope to Thrive in the Abs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That Remains to be Seen,A Life in Politics:New Left Review at 50",Guardian,Sat.,13,Feb.2010.Script:a virtual club for global intellectuals.
(59)S.Hall,"Conclusion:the Multi-cultural Question",in Bamor Hesse (ed.),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Diasporas,Entanglements,'Transruptions',London:Zed Books,2000,p.235.
(60)G.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London:Unwin Hyman,1990,p.11.
(61)R.Bathes,The Rustle of language,trans.Richard Howar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72.Script: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of which we hear so much,do not merely confront already constituted disciplines(none of which,as a matter of fact,consents to leave off).In order to do interdisciplinary work,it is not enough to take a 'subject' (a theme) and to arrange two or three science around it.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sists in creating a new subject,which belongs to no one.
(62)G.Turner,British Cultural Studies,London:Unwin Hyman,1990,p.11
(63)S.Hall, "On Postmodenism and Articulation",in D.Morley & Kuan-Hsing Chen (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p.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