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国药老字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字号论文,国药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剧、国画、中药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三大国粹。其中，只有中药也就是国药和人类的生存、健康息息相关，人可以不听京戏，可以不写字画画，但是不能不看病不吃药。从神农氏尝百草到如今，中国的传统医药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中国的中医药以及其本身积淀的文化底蕴，可以说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圈。在这个体系里，经营艺术、制作艺术，商业文化艺术和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道德规范都相互印证，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也就是不能从一个单一的层面去看待任何一个传统医药老字号。这次的老字号还得从北京说起，北京地区以外的国药老字号，如天津的达仁堂、香港的念慈庵，广东的潘高寿，上海的童涵春堂、杭州的胡庆余堂等放在以后再讲。
饱经风雨同仁堂
明朝永乐年间，浙江宁波府的乐氏来到北京谋生，以摇串铃走街串巷行医和代卖小药维持生活。清初，其后人乐尊
育进了清宫太医院，充当出纳文书吏目。清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乐尊育之子乐梧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大栅栏路南开办了同仁堂药铺。后来又为清朝宫廷御药房供应供奉，既提高了社会声望，又可以预领到官银，同时也为同仁堂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清末，乐氏家族繁衍为四大支，同仁堂由四大支共同管理，同时实行总店寄卖各家自制药品的制度。后来因为管理出现混乱，便共同议定，取消了寄卖制，但允许各支在外开办药铺，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乐氏人开的铺号很多，有宏济堂、乐仁堂、宏仁堂、颐龄堂、永仁堂、怀仁堂、沛仁堂、济仁堂、乐舜记、宏德堂、树仁堂等共计三十多个，遍及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北京大栅栏同仁堂在国内外的影响。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堂训，是同仁堂一贯遵循的经营方针。同仁堂不管泡制什么药，都是该炒的必炒，该蒸的必蒸，该炙的必炙，该晒的必晒，该霜冻的必霜冻，该存放的必存放，想法设法提高药效，绝不偷工减料，也绝不现炮制现卖。也难怪有的都门文人赞之曰：“都门药铺属同仁，丸散人人道逼真；纵有歧黄难别味，笑他若个术通神。”
同仁堂既保证了产品质量精益求精，又极力借助社会活动为自己造声势，宣传自己。比如每年二月京城掏下水道时，同仁堂都在夜间沿途放置写有“同仁堂”字样的白纱灯。还比如，在每届会试和乡试时，为应试人赠送防伤风感冒，帮助消化，祛水土不服的平安山药。还有，同仁堂热衷于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如在前门外打磨厂、崇文门外磁器口、崇文门内史家胡同等地开设粥场，施舍棉衣救济穷苦百姓，还施舍棺材。总之，同仁堂的美名不胫而走，远播四方。
在北京沦陷期间，同仁堂挫败了日本商人控制同仁堂的企图，又炮制“六神丸”抵制日本的“仁丹”，维护了民族利益，保持了爱国商人高尚的民族气节。
解放前，乐达仁先生曾试图改进中成药的制造技术，提高科学含量，但可惜没有成功。１９５３年，同仁堂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成功试制了银翘解毒片、黄连上清片、女金片等等新药，解除了广大病患者的痛苦，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欢乐，使幸福和健康常伴人间。
现在，同仁堂已成了世界驰名的品牌。电视连续剧《大宅门》的热播，引起了广大观众的极大反响，编得好，导得好，演得也好，大多数观众都认为大宅门里的白氏，就是同仁堂里的乐氏，《大宅门》说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是与不是，只有去请教该剧的编导郭宝昌先生了。
经营有道庆仁堂
在过去的北京城，有四个庆仁堂药铺，即崇文门外大街的庆仁堂参茸庄（俗称“东庆仁”），前门大街的庆仁堂药店（俗称“南庆仁”），东四北大街的庆仁堂药铺（俗称“北庆仁”），虎坊桥的庆仁堂西栈（俗称“西庆仁”）。
庆仁堂是个“股份制企业”，领东堂柜是王子丰。
王子丰十五六岁时在药铺学徒。他聪明好学，吃苦肯干，从后柜药材的加工炮制到前柜的接待顾客，到看方抓药都学的很精。在出徒后跑外时，他认识了吴霭亭。吴很欣赏他，正有意要开一间药铺。二人一拍即合，即由吴出资，王当领东掌柜，于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将崇文门外大街亏损的千芝堂药铺倒了过来。千芝堂由王子丰经营后，生意很是兴隆。后来，伙东因故意见不和，王子丰辞柜离开了千芝堂。韩、徐、孙、刁四家积聚资金，又由王子丰领东，在崇文门外大街花市二条胡同西口外南侧，于民国元年春（１９１２年）择吉开张，取名“庆仁堂参茸庄”。庆仁堂参茸庄比千芝堂等一般药铺高一筹。以经营人参、鹿茸、牛黄、麝香、阿胶等贵重药材为主。
王子丰经营有方，取信于股东。一般管理由王子丰负责，每年岁末都请股东到店里查阅账目，验看库房，提取红利，汇报一年的经营情况。王子丰又是几个庆仁堂分店的总掌柜，各分店掌柜每年岁终要向他汇报各分店的经营情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管理体制。庆仁堂的店规很严，学徒在三年多的时间内，无故不准请假回家，除新年休息五天外，平时没有休息日，要讲究仪表，不准留长发，在店堂里必须穿长衫，对掌柜、先生、师兄有礼貌。还必须练习书法，学习背诵《汤头歌》和《药性赋》等药书，为干好本行工作打下基础。出徒后，一般都由本店留用。学徒和店伙一样，吃住都由店里提供。店中请理发师按时为店伙和学徒理发，店中付款。店伙的每月工资很少。王子丰为了刺激店伙的劳动积极性，让他们多出力，多卖货，将店伙的利益直接和药庄的经营效益挂起钩来，店伙除固定月资外，还有效益工资。这样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使得店伙干活时格外卖力气。这是庆仁堂生意兴隆、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庆仁堂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了便利患者，广开业务，就又聘请中医大夫来药店“坐堂行医”，为患者当堂治疗，当堂抓药，实行医药联合，极大地方便了病患者，收到了一箭三雕之效。庆仁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商业网点调整、更名的各个阶段之后，于１９８９年恢复“南庆仁堂药店”的老字号。
竞争相长千芝堂
聚千万支灵芝仙药于一堂，故谓之千芝堂。千芝堂原址在崇文门外大街路东，１９９１年迁至前门大街。
千芝堂开业于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创业何人无从考据，也就不得而知，到了清光绪年间（１８８１年），吴霭亭用一千两白银买了千芝堂的铺底。从此，千芝堂开始兴旺发展起来，成为清末民国之间北京城中药四大家之一，与同仁堂、鹤年堂、庆仁堂一起雄居京都药业之首。
吴霭亭出资购买千芝堂后，聘请精明能干的行家里手王子丰替他经营，买卖做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在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很赚了几笔。后来王子丰离开千芝堂，另立了门户创办了庆仁堂。从此，千芝堂与庆仁堂两家展开了无休止的商业竞争。一比谁的门面阔、门面新，二比经营手段谁的高明。庆仁堂在门前挂出“本庄采购各地名贵药材精心炮制，定价低廉，初一、十五收价减半”的广告牌，千芝堂掌柜吴爱臣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利用店铺历史久，经济实力雄厚的有利条件，展开攻势。民国四年（１９１５年），千芝堂在前门大街珠市口迤南开办了南山堂药铺，王子丰则于民国六年在南山堂的南侧开办了南庆仁堂。后来，千芝堂又在阜内大街开办琪卉堂药铺，王子丰又在其侧开设了大和堂药店。千芝堂在山西开办南山堂分号，庆仁堂也追去开办了大同庆仁堂。二雄相争，难分胜负，二家字号都在竞争中发展了自己。
千芝堂之所以在与强手竞争中没有败北，不仅因为其资本雄厚，经营有方，更与它的药品质优、疗效显著有很大关系。千芝堂一是讲究配方，所用的不是古方就是民间验方，二是选料真实、质优，不惜成本，三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古法炮制。千芝堂也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以借此提高自己的声誉。过去每年入夏，千芝堂门前都搭起高大的遮阳席棚，设有桌凳，供有大盆的解暑汤和清热祛暑的小药，免费供路人休息、解渴、消暑。得其益者自然由衷地感激，目睹者也为千芝堂的济世解困之风所感动。
千芝堂，就像它本身的寓意一样，在悄无声息地飘逸着浓郁的芝兰馨香，驱散着人世间的疾病，解除世人的痛苦与烦恼，给世人送去一缕温馨。身世非凡鹤年堂提起鹤年堂来，恐怕人们都知道和明代权奸严嵩有关，是否确有其事，则无从考证。我姑妄言之，读者就姑妄观之吧。
这块黑字金底的鹤年堂牌匾，原来就挂在严丞相府内花园中的一个厅堂上。后来，严嵩父子丢官被抄家，该匾流落到民间，被商家弄了来，就做了店铺的字号。也有人说这是商家所编造的，但也就由此说明，鹤年堂是明代嘉靖年间开业的买卖，也同时说明了它的牌匾的来历不凡。
还有一件事，和鹤年堂有关，它无意中竞为中国的文化、历史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它改写了中国社会的文明史，将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了不知多少年。
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年），金石古文学家王懿荣偶患疟疾，病得很历害。请来的大夫开了个处方，内有“龙骨”一味。可是到处都找不到，偶听人说，宣武门外菜市口鹤年堂药铺，准有，不会错，果然买到了。家人从鹤年堂抓药回来，王懿荣打开药包查看，无意中竟发现“龙骨”上刻有类似篆文的字，他惊喜异常，凭着经验，他认为“龙骨”上的刻划之痕有规律，很像是一种古文字。为了弄个究竟，就派人去把鹤年堂店中的“龙骨”全买了回来。经过一块一块地仔细对比，他断定这不是什么“龙骨”，而是古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文字。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后来方知这是殷商中晚时期的遗物，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当时此地为商都城，史称“殷墟”。当地农民耕地时，从地里耕出来，被商人们收去当“龙骨”卖给了药铺，后来又被王懿荣发现。如果王懿荣的“龙骨”真的是从鹤年堂里买去的，那么，这笔功劳就真的没有记错。
鹤年堂还在东安市场、西单北大街、陕西西安开有几个分店，几经波折，在十年动乱之后方才恢复了“鹤年堂”老字号。过去，老北京都说：“买成药，丸、散、膏、丹请到同仁堂，抓汤药，还是鹤年堂讲究”。鹤年堂的汤剂饮片，一是采购地道的真材料，二是遵古炮制，严格认真，三是货全，别家没有，鹤年堂准有，这些大概就是鹤年堂之所以被京都人氏挂在口上的原因吧。
规模经营德寿堂
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报纸上有字，电台广播里有声，各大戏院舞台的大幕上有影，广告的投放量很大。
京东半壁店人康伯卿，十五岁时在西单怀仁堂学徒。前柜、后柜的玩艺样样精通。民国五六年（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康伯卿离开了怀仁堂，在家人的帮助下，在崇文门外下唐刀胡同的家中，自行炮制万应锭、眼药棍、七珍丹、暖脐膏等小成药。前门和崇文门外是最繁华的所在，客店多，来往的商旅也多。康伯卿就在白天制药，晚上则带着家人串店推销。由于他的药成本低，疗效好，价格低廉，所以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民国九年（１９２０年），康伯卿在崇文门外南小市口路西正式开办“德寿堂药铺”。
康伯卿的发展和成功之道，一是适销对路，生产病患者所亟需的药品，也就是根据时下的流行病，生产特效药。既解除了病患者的痛苦，又给自己博了个“药到病除”的美名，又使自己获得利润；二是注重广告效应，选择消费者集中的媒体大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电台上广播广告，派专人到处张贴传单，并且在三庆、华乐、广和、广德、开明、吉祥等戏院做广告。他在戏衣庄（卖行头的铺子）里定做绣有“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的舞台后幕，送给戏院，而且还付一定的酬谢金。所以，戏院都乐于接受他做的后幕，为德寿堂做宣传。德寿堂还利用流动媒体，在有轨电车上张贴广告，增加广告的传播效果。总之，德寿堂利用一切能做广告的地方大做文章，只要人群聚集之处，都可看见“德寿堂康氏牛黄解毒丸”字样。
德寿堂的药品在北京的销售不多，而以外销为主。京张线上的南口、康庄、宣化、张家口、大同等地，京汉线上的保定、正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京太线上的太原、京山线上的沈阳，都是康氏牛黄解毒丸的大宗销售地。由于货物质优价廉疗效好，德寿堂的药由代销变成了经销，变成了付款定货。德寿堂牛黄解毒丸年产几万盒，仅在药王诞辰日（农历四月二十八）前后三天，八折收费，每天都可销售万盒以上。
德寿堂虽然是“汤剂饮片、丸散膏丹”都经营，但是其重点发展的还是牛黄解毒丸。靠这个拳头产品，德寿堂的规模逐步扩大，人员逐步增加，先是在唐刀胡同两个院落设立炮制生产厂，民国十七年（１９２８年）又在崇文门外花市东大街路北开办德寿堂药铺东号，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年）在南小市口路东自设石印局，印制药方、宣传品等物，同年又在铁辘轱把设薄荷脑提炼厂，又在广渠门外设养鹿场。两年后，又在养鹿场中另建植物园和温室，栽培药材。１９３４年，又在和平门外虎坊桥路北开设德寿堂药铺南号。与此同时，康伯卿还在东四、花市、广安门大街、大宝庆等地购买房屋设库房，建工友宿舍。
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于敌手。不仅康伯卿的扩张计划成为泡影，而且也使德寿堂的生意一落千丈，年年亏损。一直到和平解放前，德寿堂都生意不振。建国后，德寿堂药铺有了很大转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从德寿堂的经营模式来看，德寿堂可以说是一个企业集团，颇有点今天现代化企业运作的方式：以拳头产品带动整个企业的发展，原材料自行生产，自产自销，生产经营中的各个环节都在企业内部循环，所有的投资都围绕着本行业在转。把广告投放在京城，而把市场扩张到外地，这样以北京这个“点”的广告效果就带动了全国市场这个“面”的扩展。换句话来说，德寿堂走的是一条规模经营、而又不盲目扩张，不跨行业经营的正确发展之路。
精选上等的药材、严格遵守古法炮制，热情对待顾客、为顾客和社会服务，是这些国药店之所以受市井百姓爱戴的原因，也是它们得以长期发展的立身之本。然而，每个老字号都有自己的经营手段，有自己的经营特色，有自己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这些老的经营哲学、经营手段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有其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仍有许多值得借鉴、参考之处，有的还必须继承并发场光大。如何看待和利用这笔历史文化遗产，我想恐怕也不是个轻松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