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我国论文,经典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初期以来，引进西方文论的潮流，可能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规模最为宏大，成就最为壮观，对我国文论建设的促进最为巨大的一次。它结束了我国的文学理论自我封闭、自我窒息、自我麻醉的危机状态，推动我国文论的高速发展，在现代化尚未实现的中国创造了与西方后现代思潮“超前”接轨的文化奇观。
但是，西方文论如此高速的引进，也带来了苦涩的困惑。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善的理论，任何一种权威的理论话语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障蔽的一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除障蔽。
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这种障蔽。中国古典文论向现代转化的命题的提出，提供了一条途径。但是，古典文论的“转化”，对于西方文论来说，就意味着不是求同，而是求异；“现代转化”，对于古典文论来说，也不是简单求同，而是求异。但是，作纯粹理论的回答，是无力的，因为每一个范畴的派生，都意味着文化历史语境和思维模式的反复搏斗。本文试图通过中国现代文论引进的两个阶段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话语的硬性封闭和弹性派生
30年代的文论家引进革命文学理论，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但是，革命文论话语中，充满了哲学的普遍规律，作为普遍的大前提，并不能演绎出文学的特殊规律来。“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之所以遭到否定，就是因为，它窒息了文学形象的特殊性（注：参阅周扬《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早期的革命文学理论家不是正视矛盾，而是以理论的话语权威，来消解这种矛盾。共同的倾向是，但求其同，拒绝或者藐视明显与之相异的文学现象，即使感觉到了障蔽的存在，也不惜歪曲，将其纳入现成的有限话语之中。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强行求同， 硬性歪曲，可以说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求同的最幼稚的形态，就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照搬，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看得简单了，以为一切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就连鲁迅也一度以为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解决了文学史家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后果是理论本身的生命遭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就不能不逼出来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从革命文论的话语进行着重点的转移和话语的派生，以求得理论和文学的矛盾的缓解，激活革命文论的生命活力。但是哪怕是微小的调整，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今天我们即使反复阅读胡风与周扬当年关于典型的争论，往往很难抓住要领，就是因为，他们二人在共性和个性的对立统一上，并没有根本的冲突，胡风也并不想突破这一对经典理论的框框。只是周扬把重点放在社会的、阶级的共性上，胡风把重点放在个体的个性上。周扬说，典型就是阶级的群体性和个性的结合，根本感觉不到二者之间有什么矛盾；而把个体看得更重要的胡风却强烈地感到，不存在任何抽象的阶级和群体，他强调共性只能是单个个体的共通性。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社会的群体的共性与个性不能相容。我们可能要为他们纠缠字面，意气用事感到困惑。其实，困惑的不仅是我们，首先是胡风，他只能以有限的话语说话，离开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他就没有话可说，但是就在他没有话可说的地方，也就是所谓被障蔽了的地方，他感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普遍的阶级性、群体性，是抽象的，无条件地肯定阶级的群体性，正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但是他又不能公然放弃群体性和阶级性的话语，因而免不了吞吞吐吐，在用文字魔术的掩盖之下，把中心向个体和个性倾斜（注：参阅周扬《现实主义试论》，《周扬文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典型与个性》，《周扬文集》，第 163页至170页。胡风《什么是典型和类型》， 《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现实主义底一修正，第 341页， 《典型底混乱》，第353页。）。
范畴和话语的封闭还是开放，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一方认为：理论本身的权威就是生命力源泉。
从40年代到50年代，抽象照搬、硬性歪曲的求同倾向有所缓和，从学术理论上来说，是比较软化了（注：需要补充的是，另一方面，从政治实践上来说，则是更为硬性地强化了。）。但是总的来说，仍然处于求同阶段，每逢遇到理论话语与文学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是以文学特殊规律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话语，而是以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掩饰文学的特殊性，以社会功利性抹煞文学的审美价值。
但是，文学的审美本性与政治工具论的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这就不能不动摇了单纯求同的思维定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新的倾向：更加自觉地在革命文论体系中寻觅最有弹性的局部，在主流话语上求同的同时，适当地在派生话语上求异，提出一些超越主流话语的派生性话语：“主观战斗精神”、“主观拥抱客观”、“中间人物”等等，前赴后继。革命文论家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原有话语内部作侧重点的调节。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胡风，在他看来，最富有弹性的局部，首先就是创作方法可以超越世界观的局限，作家不一定要通过思想改造，只要通过主观拥抱客观，写真实，也可以走向革命。在反映客观生活的前提下，他强调作家的主体性的表现，他甚至认为，当阿Q拿着笔在画圆圈的时候， “这个跪在地上画圆圈的阿Q， 同时也正是作家鲁迅自己”（注：《胡风评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开明的革命文论家所追求的不过是加强革命文论的弹性；对于可以同化的东西尽可能地弹性地开放，减少排它性。对于难以用现成话语同化的现象，就要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强化其开放性。
核心话语求同，派生话语求异，是我国革命文论家寻求理论发展的一大发明。
虽然胡风后来在50年代中期遭到整肃，但是，矛盾仍然不可回避，舍不得牺牲艺术的审美特性的理论家，总要找寻新的弹性突破口，提出派生话语。一直批判胡风的何其芳，在胡风失去自由以后，回避了敏感区，为了将阶级性这样一个基本话语从弹性转向开放，提出了新的派生话语。1956年9月，他在《论阿Q》中，提出如果把阿Q 仅仅当作落后农民的典型就低估了它的重大意义，阿Q 精神的共性并不是一个阶级的现象，而是在不同阶级身上都可以出现的。阿Q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阿Q精神却是超越阶级的。这就是著名的“典型共名”说。直到60年代初期，不顾越来越激烈的对于所谓人性论的批判和声讨，他一直坚持认为，标志着最高成就的文学典型，如唐·吉诃德、哈姆雷特、贾宝玉、诸葛亮、孙悟空之所以不朽，就是因为他们超越了阶级性，成了人类某种精神的一种“共名”（注：《论阿Q》，见《何其芳文集》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183页。）。
不管何其芳当年的这种说法有多少缺陷，我们不能不看到，他的派生话语，在求同的框架里，强化了求异的成分，正是这种求异的成分，推动着革命文论的发展。
尽管特殊的政治风波一再压制派生话语弹性求异，但却不能最终窒息以派生话语寻求弹性突破的倾向，每当适当的外部条件成熟，弹性求异的倾向总是不断转移方向，寻求新的突破。而这就留下了理论曲折发展、提高层次的轨迹。虽然政治形势一旦严酷，探索遭到整肃，只不过意味着，弹性的部分遭到封闭，变成了理论的禁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发展的终结，而只意味着主流话语生命的“休克”，不得不借助体制性的力量的特别保护。
尽管形势严酷，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活跃着产生派生话语的温床，那就是经典文本解读的领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为复杂现象寻求新的解释的努力，求异的倾向，话语派生的追求，总是曲曲折折地运行。在这个领域里安全系数较大，解读的可能性也比较多。封闭性的文论在经典文本面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如果它不能否决经典文本的艺术价值，经典文本就以其不可辩驳的权威性否决革命文论的可信性。正是因为这样，在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封闭话语的较量中，后者总是不得不作出妥协和让步。
简单求同和弹性求异的反复较量贯穿在革命文论引进的全部历史过程中。
在50年代初期，在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里，简单求同的倾向大量地以贴标签的形式出现，在抗美援朝强调爱国主义的时期，屈原的诗就被何其芳、郭沫若认定为“爱国主义”。到了要求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世界观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的时候，李后主的词就被授予了“人民性”的桂冠（注：《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最为突出的是一位苏联理论家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根据列宁哲学史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史的公式，推演出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史的理论。而茅盾竟然据此写出了《夜读偶记》，说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的斗争史（注：《茅盾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受到这个公式的影响， 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的“红色中国文学史”，除了宫体诗要加以否决以外，连陶渊明、王维都很难得到肯定的评价了。事实上，在北京师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王维和陶渊明已经被否定了。
简单求同的反复性，并没有动摇经典文本的权威，相反迫使革命文论不得不作出话语上妥协性的派生，在60年代那么严酷的政治形势下，竟然从古代山水诗的解读里引伸出来超越阶级的“共同美”。
在经典文本中，凝聚着千百年来广大人民艺术欣赏的历史经验积淀，其评价的稳定性和无可辩驳性，是任何理论权威难以逾越的，一旦发生矛盾，需要调整的肯定不是经典文本，而是引进的理论话语，正是在这里，埋伏着理论范畴、话语派生的契机。其意义是大大高于纯粹理论的辩论的。60年代初有过对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大规模批判，但其重要性却不如对于林黛玉和薜宝钗的对立（是俞平伯说的遥遥相对，息息相通，还是吴组缃说的品德的对立？）性质的阐释。
任何外来文论的引进，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而不是停滞不前，走向僵化，接受中国经典文本的解读的考验，是起码的条件。
正是因为这样，五六十年代，才产生了那么大规模的经典文本解读的热潮。
理性反映论、革命工具论和阶级论，在理论上得到论证是容易的，但是，一碰到中国文学经典，就大都疑难重重。《三国演义》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所颂扬的人物却是一伙军阀；《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史诗”，但是起义英雄不但投降了，而且去征讨另一支农民起义军；《长恨歌》强调的永恒的爱情可能在封建帝王和他的小妾之间产生吗？这首长诗的“主题”，就成了全国唐诗研究者的歌德巴赫猜想。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红楼梦》被说成“阶级斗争史”，但是《红楼梦》中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阶级斗争，恐怕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如果前期的孙悟空是造反英雄，那么后来随唐僧取经，降妖伏魔，算不算是投降背叛？如果是，为什么又经历几百年的考验，还受到人民大众喜爱？单纯从反映现实来说，杜甫比之李白要深刻，为什么毛泽东又特别欣赏李白，对杜甫不太感兴趣？在浩劫期间，郭沫若用地主的剥削生活为由去声讨杜甫，留下的不是学术，而是笑话。
有限的文论话语在无限丰富的文学宝库里，真是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除了从中派生出一些从属性的话语来，还有什么办法解决理论的危机？
正是因为这样，五六十年代经典文本解读，以其对象的系统性和评价的反复性为特点。在解读过程中，古典和现代文学史一部一部地出现，又一部一部地重写，刘大杰对那部很得青年欢迎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改写了两次（第二次没有改完），林庚也改写了他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半途而废。郭绍虞、罗根泽改写了他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质量并不见得有所提高。陆侃如、王季思、游国恩、谭丕谟、容庚、詹安泰都参加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和改写。王瑶、张毕来、唐弢的著作为一代人解读经典文本的困惑和痛苦留下了历史的记录。
革命文论本来并不丰富的话语由于样板戏和“三突出”的理论的出现而更贫困更封闭，结果，其权威性和合理性，已经不能用自身的逻辑力量，而靠行政强制来维持。依靠权力制造一批宏大的概念，如人民大众、时代精神、历史规律等等，其障蔽性的特点是，单向的武断，取消派生求异倾向的合法地位，反而导致文论的危机的加深。
但是，行政的强制性一旦解除，脆弱的范畴和话语的堤防就不能不崩溃，求异的话语思潮就不可阻挡了。
（二）从经典文本中寻求派生范畴
话语的绝对封闭走向了它的反面，导致了80年代初，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政策的解除（注：虽然，自上而下的政策改变，对于文艺来说是一种解放，但在当时，过分匆忙的改变，导致了这个问题未能在学理上充分澄清。至今仍然有许多理论上的混乱，有待清理。据周扬1981年秋在福建省委宣传部召开的一次文艺界领导干部座谈会上说：在最高领导阶层（政治局）研究文艺政策问题的时候，作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执笔者，胡乔木坚决主张取消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政策。当时颇有争议，周扬本人则持“折衷”立场。最后邓小平拍板，支持了胡乔木。笔者因为当时写了一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受到围攻，有幸得到周扬破格提名参加。），人终于从阶级斗争的符号中解放出来，文学也随之突破了工具论的框框，在革命文论的有限范畴和话语之中作有限调节和话语派生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话语的解放是从审美目的论开始的，审美目的论公然宣称与实用功利和理性认识的不统一性，理论家们不用躲躲闪闪地在大前提上求同，而是公然的求异。正是这种坦然的求异性，使中国文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中国文论家曾经那么义愤填膺地批判过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但是，历史却鬼使神差地让他们觉悟到文艺的目的就是长期被遗忘了的文学的审美价值。这是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包括意志、感觉在内的心灵多层次结构的功能，当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它叫做“鉴赏判断”（宗白华译文如此，朱光潜译作“情趣判断”）加以分析的时候，特别强调了它“不是知识判断，从而不是逻辑判断”，“没有利害关系”（注：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页。）的超越功利性的特点。至于它与认识、反映的关系，当时的理论家还是比较审慎的， 有人提出了“情感反映论”（注：见《当代文艺探索》， 1986年第5期。），有人提出了真善美三者互相“错位”， 审美价值既不是与科学的真、道德的善重合，也不与之脱离，而是与它们处在一种“ 错位结构之中”（注：参见孙绍振《美的结构》，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49页。）。
这不但意味着观念的变化，而且意味着学术研究上求同的思维模式的变化。传统的革命文论总是维护着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认识、文学与道德的统一性（求同性）。这种求同性美化着文学的从属性，文学总是从属于另一种更高的目的。一旦文学有了自己的审美目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认识、文学与道德的简单求同性的思维定势就瓦解了。
这个问题一旦被解决，就没有什么西方文论流派可以被拒之门外。文学作为自由的象征、文学的主体性、文学是生命的体验等等的观念，应运而生。1985年的方法年、1986年的观念年、1987年的语言年……纷纭的话语的引进，文论界与思想界一样，经历着思想蜕变期的跃进。
中国当代文论这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凝缩了西方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历程。
这个历程的内涵不论是哲学还是文学的，都是空前多元的：从认识论价值中心论，到情感价值中心论；从工具论到目的论，很快又飞跃到以解构为特点的反本质主义；从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以作家的创作天才为中心（包括以弗洛依德的深层心理学说为基础的创作心理），到新批评以文本为中心，发展到结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符号学的语言为中心的转向，从而引发出以读者为中心的现象学美学、接受美学、阅读理论；从世纪初的弗洛依德、索绪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话语的洪流滚滚而来。中国当代文论就这样从话语贫乏、失语，转入到话语空前多元纷纭的历史阶段。
每套话语都带来一种崭新的文学阐释，一个新异的文学景观。中国当代文论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大发展。但是，历史的跃进，同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革命文论的发展主要是一元性的延续和派生，从求同走向求异的话，那么，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中期以后，文论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共生的，其理论的发展，一开始在宏观上就是求异的。一元话语的延续和派生，虽然比较狭隘而封闭，但作为理论，其范畴和话语之间有一种连续性，比较有利于学术成果的积累和储存。而多元话语的共生，由于哲学、文化体系的差异，就不能不产生一种范畴断裂和错位的现象。这不但不利于学术成果的连续性积累，而且不利于读者接受。
在西方本是历时性的自然取代的话语更迭，在中国成了共时性的排闼而来，理论基础的迅猛更迭，使得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出现了一个术语大换班（“新名词大轰炸”）和多元话语（包括一度风行的自然科学的艰深话语，如：熵）交织的奇观。当旧术语、范畴、方法终于得以摆脱、新话语和新方法终于公然得以风行之初，中国当代评论家们就像罗兰·巴尔特笔下的读者一样，体验着摆脱现成理性成规的幸运，享受着能指和所指自由的组合，纵情游戏的喜悦。运用一下新话语，就是一种叛逆的勇气的显示，甚至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光荣，各种流派、各种知识背景的评论家从各自不同的范畴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解决难题的“金钥匙”，文论领域中的话语的景观真是令人想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
当代文论的流派更迭的迅速，只有当代诗歌可以与之相比，由此而带来的问题，也可能与诗歌一样扑朔迷离。
同样一个文本，过去只有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可以分析，现在突然一下子就有了心理学的、系统论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的、存在主义的、现象学等等的角度可以阐释。但是，这也带来了问题，事实上，多数学者并没有可能一下子掌驭众多观念和方法体系。面对众多的话语，需要更为强大的主体性去重新调动和安排，但是，话语天花乱坠的现象，恰恰暴露了我们对理论权威的过分依赖而压抑了创造的自觉，通俗地说，就是缺乏活学活用的精神。
如果与30年代和四五十年代的引进革命文论的情况相比，虽然在宏观上是求异了，但是在微观上求同的倾向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当时的一批大家别无选择，除了对革命文论作这样那样的调节和话语的派生以外，只能忍受失语。而在80年代中期，可选择的话语像市场一样纷繁，自由反而转化为受制。尽管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不断派生甚至裂变，但是，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则一概倾向于原装进口。
在西方文论的话语、范畴、范式的内涵中，凝聚着学术研究的成就，相对于自闭的传统的话语来说，其去蔽性十分突出。最初的求同，往往不是从体系上，而是局部话语上的求同，因为这样，能够简易地发现长期被遮蔽了的、视而不见的世界。但是实用性地运用话语容易，而真正把握话语背后的体系很难，要揭示话语中包含的遮蔽成分则更难。在30年代和50年代有“贴标签”，那时标签比较有限，那是因为当时所引进的文论是一元的，而如今引进的文论是多元的，因而，标签如天花乱坠，这就出现了“新名词（标签）大轰炸”，造成了巴比伦式的混乱。
在西方，话语的变迁和流派的更迭，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套话语体系已经在反复运用的过程中，充分普及了，磨损了，失去了去蔽的能力，才由另一套话语范式、范畴逐渐取而代之。中国补课性质的引进，还造成了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前沿话语优先权的争夺，因而，话语、范畴、范式的交错、杂陈就是一时的历史文化景观了。
向多元前沿文论话语匆促认同，造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和范畴的断裂和错位。
在这种多元话语的天花乱坠的狂欢中，比较清醒者甚至还发出了“范式危机”、话语“清场”的警语（注：南帆、徐岱1999年在南京召开的《百年文论回顾》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据记录稿。）。
如果说，对于当年的革命文论家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在话语体系中，寻觅弹性部位，好像将一条珠串延伸似的，作话语的派生。而对于当代文论家来说，进入文论境界的前提，就是清理多元话语的现场，把断裂了的和脱节的空缺弥补起来。这好像是为散落的珠玉寻找串连的线索，像南帆在《文类与散文》（注：《文类与散文》，见《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中那样， 把与他要论述的“文类”相对应的许多流派的话语，包括新批评的、托多罗夫的、巴赫金的在概念和形式上并不完全相同的话语，提炼在他提出的“文类”范畴之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而且有耐心的。
在话语的贯通上的不考究，就不能不使学术的积累失去了方便的载体。
以俄国形式主义的引进为例，都说，它结束了对于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的统治局面，代之以“陌生化”的范畴。但是，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是革命文论的中心话语，在它被宣布为“过时”的时候，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也已经“过时”了，因而很难在有自尊心的批评家那里继续使用。
这就是所谓话语的断裂，也意味着学术传承的中断。这种状况迫使评论家除了硬性地死守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范畴以外，就得接受真正的失语状态，而一部分文论家则跨过这对范畴，借助任何方便的话语，就是自然科学的话语也在所不惜。虽然，临时借用的范畴并不比内容与形式二元对立更有阐释深度。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我们陷入惶惑之前不久，结构主义者仍然把二元对立作为他们分析文本内在结构的一种基本方法反复使用；同时，在卡西尔的《人论》和苏珊·朗格的《情感与形式》中，形式仍然是一个基本的范畴。而中国文论中，形式与内容的范畴却被“悬搁”起来，停止了学术的积累。西方文论之所以忽视形式范畴，是因为他们的文论越来越忽视文学艺术与哲学文化的区别，而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是有所保留的。其实，形式范畴的生命力是不可忽视的，将形式范畴作话语的派生，如，原生形式和规范形式，规范形式和亚规范形式，草创形式和成熟形式，在艺术分析上还有广阔的天地。由于对西方文论的某种盲目追随，以致我们每逢不得不面对形式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用一个不太遭到歧视的话语“文类（genre）”来代替它， 事实上不过是在翻译上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涉及到内容的时候，也回避这两个字，改用意识形态来代替它。
放纵了话语的超前性追求，使贯通话语断裂的逻辑线索的难度加大，更使各个流派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遮蔽。疲于简单求同，无暇顾及当年革命文论从主体话语中派生话语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论的范畴也无法进入视野，西方文论就很难归化为中国当代文论，而中国古典文论也就谈不上向当代转化了。
以康德的审美价值的补课为例：审美判断“不是逻辑判断”，本是比较抽象的，未经充分发挥的，有很大的话语派生余地，但是绝大部分的研究者的聪明才智，被向康德的权威求同倾向所遮蔽了；因此，“不是逻辑判断”的内涵就一直停留在二百年前那个欧洲人的字面上，很少有人去追究一下，究竟它是怎样不合逻辑的？比如，它和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充足理由律，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陷入爱情的姑娘情感的模糊，是遵循同一律还是违反它更为动人？情感的复杂，是冲击矛盾律和排中律，还是顺从它们更有感染力？在浪漫主义的诗人那里，情感往往是绝对化的，是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规律精彩呢，还是相反（注：参见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2页。）？
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辨，完全不顾文学创作的实践，甚至连歌德、席勒都不屑一顾，本来是康德的缺点，可是我们求同的思维惯性却使我们忘却去考虑作为二百年后的理论家应有的高度及其创造职责。在被动的照搬中，也就来不及拿康德书斋里的天才的猜测，和远在地球东方的我们老祖宗关于情感与理性的论述进行比照。
事实上，情与理的矛盾一直是我国古典文论的一对富有生命力的范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情与理的关系分化为情与智、情与形、情与貌、情与文、情与志，以情为核心的一整套幅射形的网络概念。而到了《沧浪诗话》中，则综合为诗的才华与理，与书，其实就是情与理、情与智的双重矛盾。清朝人吴乔在《围炉诗话·答万季野诗问》中，提出：“无理而妙”的命题，而且用诗与散文的对比来说明：“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所说的仍然是诗情与对象的外形及内质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了“无理”、“形变”与“质变”的范畴。这一点如果从感觉上转化到逻辑上去，提出感觉的形变和逻辑的质变，本来可以弥补康德的不足，有可能把简单求同的文论推向求异的阶段。
很可惜我们将康德的非逻辑性与中国古典文论结合起来加以延伸这一历史课题根本就没有多少兴趣。
不同民族的美学话语体系常常是分离的，很少直接相关的，像这样的相近、相似、相交、相合实属难得，没有主体的强大的抽象力的准备，使之在逻辑上相关起来，机遇就只能失之交臂，也就不能不停留在概念的简单求同上，改变不了新名词大轰炸的局面。
类似的情况在各种文论体系中都普遍存在。当时获得比较大的成就的是文艺心理学，不但影响了大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一批作品，而且还在对当代和现代一批作家的解读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但是，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只满足于将文学作为心理学的例证，例子虽然是文学的，但是原理仍然是普通心理学的。
话语简单求同和追逐新潮，构成了我国当代文论话语过剩的现象，同时，也造成了另一个方面的不足。
新批评在我国的命运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
新批评为了反对西方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繁琐的作家身世和时代背景的考证，提出了文本“细读”。它在50年代，雄踞美国大学讲坛十年以上，即使在失去主流地位以后，细读的方法，并没有完全失去生命。然而，在我们大规模引进西方文论的高潮中，新批评已经“过时”了，自然就被跨越了过去，我们直接进入了结构主义的深层分析的阶段。其结果是，我们对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几乎是一无所知。
结构分析是针对作品的整体的，而细读则是针对作品的局部的，结构分析方法正是为了弥补“细读”的不足而产生的。对于细读方法缺乏认识，就不能真正体会到结构分析方法的真正长处，以及其模式化，把结构抽象化，缺乏具体文本的特殊性和历史感的缺陷。我国文学评论长期以来长于宏观的概括，缺乏微观的分析的基础，重视演绎而轻视归纳，粗心大意的感想和印象式概括比较流行，真知灼见的艺术分析比较少见，与新批评式的细读历史阶段的空白不无关系。
与此相联系的是，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西方的一系列观念。这样方便而且省力，可以自由地演绎，但是，我们忽略了他们所使用的并不完全是演绎的方法，在形成观念的时候，他们大量运用的是归纳法。对于文本的分析，是他们学术活力所在。在我国当代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结构主义，尤其是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和罗兰·巴尔特，他们和俄国形式主义者、巴赫金一样是以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的具体分析为出发点的。在我们的文论中引用他们结论的比比皆是，但是像他们一样从事艰苦卓绝的文本分析的却寥寥无几。重演绎而轻归纳的倾向，限制了我们分清他们文论中真知灼见的部分、在概念上过分的繁琐和故弄玄虚的部分。
什克洛夫斯基分析了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和其它爱情小说的文本，得出结论：“环式故事”需要的是“不顺利的爱情，例如，A爱上了B，B不爱A，当B爱上A时，A已经不爱B了。”（注：什克洛夫斯基：《故事和小说的构成》， 《小说的艺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这个文艺心理学上的巨大发现一直没有受到我国文论界的充分重视。同样，拉康对于小说，从另一个角度发现了与什克洛夫斯基类似的规律。他以爱伦·坡的小说《失窃的信》为例，王后失去一封非同小可的信，国王、警察局长、王后、侍臣处在各自的“位置”上，以三种不相同的感知（看），推动了故事的发展。第一种是国王和警察局长，什么都没有看见；第二种是王后和侍臣，看出国王和警察局长什么都没有看出来，觉得是安全的；第三种看，使隐藏的信逐步暴露。故事的力量正是由这三种看的不同而产生的（注：参阅郭宏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页。）。
这里事实上，已经说出了关于小说的情节和非情节艺术的某些真谛了，这就是在小说中，即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物，如果要有自己的生命，有深度，则他们的感知必须相异。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发挥一下的话，就不难派生出一个“感知错位”的范畴来，如果再把它与康德的非逻辑性联系起来，就还可以得出一个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感知的逻辑相互错位”的范畴来。事实上，小说人物的生命正在于：在同一情境下的感知错位和行为逻辑错位。
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解释许多纠缠不清的文本现象。
比如，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鲁迅曾经有一个否定的评价，说是作者为了强调他的“多智”，结果是弄得“近妖”（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27—138页。）了。这个说法多年来几成定论。鲁迅的人物分析的思路是以单个人物为纲领的。而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拉康的小说研究，则是不以单个人物，而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纲领的。人物的生命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取决于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人物本身可能是超越现实的，但是人物与人物在感知上发生了“错位”就可能获得强大的艺术生命。按照“错位”范畴，尽管从单个人物的认识价值来看，诸葛亮的超人智慧，赢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以今天的科学眼光来看，是可疑的。但是他的生命不在这里，而在于他与其它人物一系列的“错位”。他的多智，引起了他的军事对手曹操的多疑，正是由于曹操的多疑，才导致失误，使“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赢得了胜利，而胜利，却引起了同盟者周瑜的多妒。
从多智引出多疑，又引出多妒，这是一个超越了军事三角的心理三角。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伟大创造，决定了诸葛亮艺术生命的不朽。
这个心理三角关系的“错位”（注：参见孙绍振《美的结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把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拉康的具体分析提高到方法论的层次，也许这里就包含着西方文论的归化和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化的契机。
这需要一种超越原生话语的概括魄力。
从原生话语来看，俄国形式主义者和拉康话语在范畴上是断裂的，二者与鲁迅的评论所依据的现实主义的环境和人物的真实性的话语更是断裂的，但是，如果把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错的关系当作对于现实主义“环境”的一种阐释，范畴的断裂带就有了桥梁，理论的发展就有了开阔的天地。传统的典型环境仅仅着重在人物的社会环境，而“错位”范畴把环境因素具体化为人物的心理关系的交错。
鲁迅的失误的原因在于把诸葛亮从这个心理三角的生命圈中孤立了出来，仅仅作单个的人物分析。这种单个人物分析方法在我国文学批评界有很悠久的历史，从左翼时代一直到今天，这种分析几乎已成定式，造成了许多艺术分析上的失误。
如果我们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有了自觉，就不会像在《白鹿原》的评论中那样孤立地分析白嘉轩，以致把文化价值当成艺术价值，无视《白鹿原》中众多人物的缺乏心理的错位，以致像求雨的大场面，长达三千字，居然所有的人都只有一种共同的感觉。作者显然用诗的统一感觉代替了小说家的错位的感觉。这正是《白鹿原》在艺术上失败的原因（注：参阅孙绍振《什么是艺术的文化价值——关于〈白鹿原〉的个案考察》，《福建论坛》1999年第3期。）。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理论的停滞的原因和发展的契机。
正是因为这样，要把文论的引进从初级的求同阶段推向高级的求异阶段，要从引进话语中引发出新的派生范畴来，就不能忽略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原生归纳和新批评式的文本分析工夫。但是在福柯的语录满天飞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见到他的追随者们有他在《性史》中表现出来的系统分析文献的气魄。在《S/Z》中， 罗兰·巴尔特会把巴尔扎克的中篇小说《萨拉辛》（Sarrasine）分成561个阅读单位，并依次用五种信码（阐释的、语义的、象征的、行动的、文化的）网来阅读。我们的评论家是很少有这样的耐心的。
忽略了一点，就忽略了这些大师的理论的源头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作任何文本分析，但是最大的成就却集中在当代文学中。而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当代文本是远远不够的。理论的发展不能离开古典的经典文本。
忽略了这一点，说明我们的经典性意识的不足。
这不仅是因为，经典是话题的焦点，是各个学派交锋的战场，也是各种范畴、话语对话的大厅、角逐的竞技场和婚媾的花园，而且还因为，任何一种文论流派，如果不在解读经典文本中有所作为，就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引进文论如果不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阿Q正传》等等文本的阐释上留下话语， 读者就不可能对之有任何印象。正是因为这样，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已经被弗洛依德分析过了，得出了恋父情结的结论。普罗普又分析出主人公超越了他归纳出来的民间故事的31种作用，既是英雄和给予者，又是假英雄、坏人。斯特劳斯接着以二元对立的方法来分析，指出其中包含着两种关于人类的起源的观念：一种，人是泥土做的；另一种，人是通过两性交媾产生的。由此而产生了过低地估计亲属关系的倾向，致使俄狄浦斯杀死了他的父亲（同样，伊底厄克勒斯杀了他的哥哥）；一种是过高地估计了亲属关系，导致俄狄浦斯娶了他的母亲（同样，安提格涅非法地埋了他的兄长）。格雷马斯在《结构主义学》中又以行为者代替普罗普的七种行为范畴对它作了阐释，他用的是三对二元对立的模式：主体／客体，施者／受者、助手／对手三对行为者。而托多罗夫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则更为抽象地概括其内在结构模式：他认为其最小的叙述单位是：命题、插曲和文本，基本插曲由五种命题构成（平衡、力量、失去平衡、力量、平衡）（注：参阅郭宏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374页。）。好像还嫌这么多分析还不够，拉康又在俄狄浦斯王中，把弗洛依德的潜意识情结重新分析了一番，目的不过是以另一种话语，也就是“从语言过程方面重写了俄狄浦斯情绪过程”（注：参阅郭宏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这是因为，经典文本，对于理论家，而不是当代评论家来说，已经成为一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学术讲坛，不到这个交流中心来表现一番，就不能取得合乎规范的学术地位。就我国的文论引进而言，不管是哪一种流派，如果不能对林黛玉、薜宝钗、宋江、关公、周朴园作出新的解释，就没有生命。如果我们对周朴园的评价仍然是一个伪君子，对薜宝钗的评价仍然是一个心术不端的女曹操，宋江仍然是一个投降派（像去年拍的电视剧《水浒传》那样），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文论的现代化，而是连古典的康德审美价值（和实用价值、知识价值拉开距离）都还没有过关，都还需要补课。
更重要的是，如果在中国古典经典文本中，如果不能发现任何超出西方文论观念的东西，那只能说停留在比较幼稚的求同阶段。
引进任何理论，在进行经典文本检验的时候，不能以求同为最高目的。光是求同，充其量不过是验证了外来文论的的有效阈限，从根本上来说，还谈不上创造。在解读的过程中，最可贵也许正是外来文论不能解读的现象，这时，就要抓住不放，用以发现其理论的薄弱、疏漏甚至荒谬的地方，作求异的探索。这就可能进入突破、创造的阶段了。
标签：文学论文; 胡风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西方文论论文; 周扬论文; 读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