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晚清小说关系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生与论文,关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推动晚清小说变革的因素很多，有来自外缘的，有发自内部的，但不管怎样最终都要通过创作主体来实现，没有创作主体的转变，一切变动都将是死水微澜，激不起大的波浪。谈晚清小说创作主体的转变，新兴的留学生小说家群体无疑是最好的参照与样本，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郭延礼先生就说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留学生作家是“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观念、人生理想、行为方式、知识结构和古代的‘士’均大不相同。创造主体的这种变化对于这时期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极为重要”①。这虽是就近代文学总体立言，对晚清小说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晚清留学生小说家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注意与重视，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即已指出：“经由大多数留学生之手，或是从事文学的介绍、或是秘密输入文学，乃至作文学上的无形贡献，皆有莫大的意义。这种现象到民国时期仍然持续不衰，始自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以至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全是日本留学生出身。”②可惜他仅提出此一问题，没有展开论述。嗣后虽屡经研究者论及，由于缺乏实证材料，多流于空泛，甚至有些不属留学生的也被吸纳进来。总之，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回答这些关键问题：有多少留学生参与了晚清小说的变革与相关活动？其主要贡献是什么？创作有何特点？等等。因此可以说，晚清留学生小说家群体仍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说明的是，为突出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本文不拟采用学界关于“留学生”概念的流行定义③，而将其界定为在晚清具有域外学堂学习经历且留学期间或之后从事过小说活动的一批人④，不包括仅在留学之前从事过小说活动者⑤。同时，对于有时人称之为留学生而证据明显不足者，亦宁阙勿论⑥。 一 留学生与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 潘建国先生说晚清小说在短期内形成繁盛之势，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文学观念的转变”⑦。而正是在这一方面，留学生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钱锺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说：“语言的困难必然阻碍了对文学的领会，而且也竟抑止了对文学的好奇。”⑧确为见道之言。早期走出国门的中土人士，虽不乏诗文名家，如郭嵩焘、王韬等，不仅对西洋文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与兴趣，甚至鄙夷之情一如本土自闭之士大夫。留学生则不同，习学外语是必过的一关，同时在西方文化的濡染与熏陶下，也大多能超越单纯语言学习的层面，体味到西方文学的美。如容闳这样描述他在美国的听课经历： 查理·罕蒙教士……毕业于耶鲁大学，是一个很有修养、具有优雅情趣的人。他热忱崇拜莎士比亚，这是他最喜爱的诗人……无论在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方面，他都有感染学生的才能，激起他们对美的追求。每天讲课时，他着重指出一个句子的优美之处和它的结构。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精力远胜过讲述那些文法方面的规则、语气和时态。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经过他的引导我才懂得阅读爱迪逊、戈德斯密士、狄更斯、史考特、麦考莱和莎士比亚等文豪的作品及《爱丁堡评论》，这些都是我在蒙森学校时读得最多的著作。⑨ 这种经历与眼界是国内教会学校半吊子教员不可能传达给学生的，更不用说外语自修者了。毫无疑问，这奠定了留学生认同与欣赏西方文学的基础，如陈季同记述他在法国的一次听剧表现： 我充满敬意地倾听着高乃依的雄浑诗句；卡米耶也使我洗耳恭听，并且跟她一样痛恨罗马的残暴。拉辛的诗句让我听到和谐悦耳的语言，所有微妙的感情以最优美的风格直达我心。我在心中静静地体味着高乃依的人物身上略显理论化的情感，思索着拉辛作品中既亲切又有人情味的英雄主义，最高贵的热忱和最温柔的情感在我心中交替荡漾。⑩ 由此可见，晚清虽是留学的初期阶段，留学生对西方文学的了解程度却不可低估。 正是对西方文学的认同重塑了留学生的文学观念，而变化最大者即为小说(包括戏曲)——因中西对此种文体认识有显著差别。综合起来，晚清留学生小说观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对小说的重视。跨出国门，这一点几乎令所有留学生都感觉特别明显。1877年与严复同批派往欧洲留学的陈季同(11)，所交接之法国文豪对中国文人自认为冠绝五洲的诗文颇不齿数，但对小说戏曲却持赞赏态度。这对陈季同刺激很大，经过反思，他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即是“我们文学注重的范围，和他们不同，我们只守定诗古文词几种体格，做发抒思想情绪的正鹄，领域很狭，而他们重视的如小说戏曲，我们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误会”(12)。严复1907年翻译的《美术通诠·古代鉴别》案语亦言：“词曲、小说之属，中国以为乱雅，摈不列于著作之林；而西国则绝重之，最古如希腊鄂谟之诗史《伊里叶》，而英之犹斯丕尔、法之摩理耶、德之葛尔第，皆以词曲为一国宗匠，以较吾国之临川、实甫诸公，其声价为缙绅所不屑道者，而相异岂直云泥而已！”(13)二是对小说社会功能的正面认识。1898年严复与夏曾佑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率先提出“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14)的观点，有论者认为这是严复有意编织的域外小说神话，以为自己提倡小说张目，事实并非如此。1902年杨度(15)在其《游学译编叙》中曾说：“意大利之诗人当的(但丁)编国语以教民族。日本维新之名儒福泽谕吉著书教人，必先令其妻读之，有不解者，辄复更易，以求人人能读，此皆小说之意也。岂非以作一字而非为国民之全体谋公益者则必不为之乎？然今日竟有意大利统一、日本振兴之实效，则有谓二君不能列于文学界而称为名儒者，其国民能听之否耶？”(16)周树人撰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也提到但丁，称“意太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语”(17)。可见，严复等人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三是小说纯文学性质(或美学特征)的认识。王国维(18)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与徐念慈(19)的《小说林缘起》(1907年)，均是此方面学界稔知的经典文献。不过，这里虽如此区分，留学生在接受上并非都是均衡的，除第一点可视为底色无有不同外，后两点则因留学时地的差异而有所偏倚。就地域言，留欧美生偏重于第三点，留日生则偏重于第二点；就变化阶段来看，早期偏重于第二点，愈到后期则第三点愈显突出。这只是就总体而言，个别的例外仍不可因此而忽视。 小说观念的转变无疑成为留学生试图改变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直接动力。戊戌年陈季同与曾朴邂逅，二人一见如故，陈即倾诉了改变中国文学现状的强烈愿望，并明确表示“非把我们文学上相传的习惯改革不可，不但成见要破除，连方式都要变换，以求一致”，而实现这两种主意的关键，便在“多读他们的书”及“提倡大规模的翻译”(20)。无独有偶，与陈季同同时或稍后留学欧洲的魏瀚、王寿昌，则以半强迫的方式促成了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该小说翻译的成功及其风行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21)。 如果说早期留学生出于自发，试图通过个人交际的狭小圈子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所改变的话，那么随着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的相继发生，出于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留学生对小说的宣传与鼓吹，开始自觉地转向大众媒体。应时而出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阿英称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22)，对晚清小说观念的转变意义非凡。相比而言，留日学生对小说的重视与鼓吹显得更为急激与强烈。杨度《游学译编叙》以是否能促进国民进步为评价文学的唯一标准，“以此计其功用之大小，而分其品次之高下”。(《游学译编叙》第1期)他借用日本笹川种郎的话批评了中国传统文学对小说戏曲的轻视，认为：“我国民之不进化，文字障其亦一大原因也。夫小说文字之所以优者，为其近于语言而能唤起国民之精神故耳。”对小说地位的抬高有直驾传统诗文而上之的趋势。略早于杨度留学日本的许定一，也认为欲使国民进步不能不提倡小说，而提倡小说“必须以普及之法”，“去人人轻视小说之心”(23)。1903年由浙江留学生创办的刊物《浙江潮》，其《发刊词》中甚至称“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24)。壬寅癸卯间是留日学生创办革命期刊的全盛时期，其中颇多登载鼓吹小说的理论文字，它们及时流入内地，影响所及，正是晚清“小说界革命”发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前奏。 甲午战争后，由于时代的需要，留学生片面强调了小说开启民智的社会功能，对小说的纯文学性质则有所忽视。这种偏颇早期也有极少数留学生注意到，如严复，他曾不止一次提出“德育主于感情，智育主于思理，故德育多资美术，而智育多用科学”(25)的观点，1907年更是通过翻译《美术通诠·古代鉴别》从学理层面加以阐释，并下案语特别强调“斯宾塞尔曰：瀹民智者，必益其思理；厚民德者，必高其感情。故美术者，教化之极高点也。而吾国之浅人，且以为无用而置之矣。此迻译是篇所为不容缓也”(《美术通诠》，《寰球中国学生报》第5、6合期)。与此同时，王国维也曾多次著文批判中国自古以来即不注重小说纯文学性质的传统，直至“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26)。不过，这种纠偏并未产生多大的实际反响。直到1906年前后，随着功利性小说观问题的凸显，此种观点才受到重视。而积极鼓吹并将其付诸实践的，仍以留学生为主。1907年主掌《小说林》编辑的徐念慈，刊发《小说林缘起》一文，明确提出“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上乘者”(《小说林》第1期，1907年)的观点，并用西方美学对此作详细阐释，希望对实际创作有所指引。可惜的是，他还未来得及实现此种理想，便于是年病故。清末积极提倡此种小说观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当属周氏兄弟，他们在《河南》杂志发表的数篇长论，在小说主美的观点上与严复一脉相承。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908年)即将小说定义为“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27)，连“托意写诚”都袭自《美术通诠》中的译语。他们在此种思想指导下积极筹备的文艺杂志《新生》，虽因种种原因最终未能面世，但选录“异域文术新宗”且迻译“弗失文情”(28)的《域外小说集》却得以出版，这些努力纵然当时影响不大，开创意义却不可忽视(29)。 总之，晚清小说观念在短期内得以迅速转变，是与其时大批留学生的努力与推动分不开的。 二 留学生与晚清翻译小说的兴起与繁荣 晚清翻译小说的出现不始于留学生，在他们之前旅华西士与本土文人已多有尝试，如《意拾喻言》、《天路历程》、《百年一觉》、《谈瀛小录》、《一睡七十年》、《昕夕闲谈》等，除《百年一觉》、《昕夕闲谈》略有市场反响外，“余者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引起什么关注”(30)。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具有转折意义，但其翻译却是在留学生的促动与参与下完成的。据近人黄濬称： 世但知畏庐先生以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始得名，不知启导之者，魏季渚先生(瀚)也。季渚先生瑰迹耆年，近人所无，时主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畏庐狎。一日，季渚告以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畏庐谢不能，再三强，乃曰：“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鼓山者，闽江滨海之大山，昔人所艰于一至者也。季渚慨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以初问世，不敢用真姓名。书出而众哗悦，畏庐亦欣欣得趣，其后始更译《黑奴吁天录》矣。(31) 黄濬自称此段记录闻之魏瀚哲嗣子京，的属事实，林纾后来回忆亦称：“回念身客马江，与王子仁译《茶花女遗事》，时则莲叶被水，画艇接窗，临楮叹喟，犹且弗怿。”(32)该小说的出版引起了轰动，一时洛阳纸贵，风行海内，不仅对林纾的翻译事业产生了直接影响，对整个晚清小说的翻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转折。 通过对晚清留学生翻译小说的全面考察，其主要贡献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留学生是晚清最庞大，当然也是最重要的小说翻译群体。经笔者初步考证，参与晚清小说翻译(包括合译)的留学生有陈季同、何心川、魏瀚、伍光建、陈寿彭、王寿昌、戢翼翚、方庆周、罗普、卢藉东、范公谠、苏曼殊、熊垓、周宏业、陈景韩、戴赞、陈独秀、周树人、王建善、汤尔和(汤槱)、陈公猛、陈去病、田桐(33)、梁启勋、程斗、徐卓呆、陈廷端(34)、马仰禹(35)、薛宜瑺(36)、吴弱男(37)、黄郛、范腾霄、汪廷襄、陶履恭(陶孟和)、褚嘉猷、周作人、吴人达(38)、唐人杰、裘二乐、杨心一、陶懋颐、戴鸿蕖、吴梼、徐念慈、严璩、陈家麟(39)、陶祐曾、梁继栋等。其中伍光建、陈寿彭、王寿昌、戢翼翚、苏曼殊、罗普、周宏业、陈景韩、周树人、徐卓呆、周作人、杨心一、吴梼、徐念慈，是屡为研究者提及或论述的重要翻译小说家。由他们翻译的小说，仅可考知者，总数就多达二百种以上，几乎囊括了晚清大部分重要译著。 二、留学生是晚清新小说类型翻译的主体。许定一《小说丛话》曾言：“今日改良小说，必先更其目的，以为社会圭臬，为旨方妙……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40)在这三种中国所无的新小说类型中，尤其是政治与科学小说，留学生的翻译明显占居主导地位。留学生翻译的首部政治小说是周宏业(41)的《经国美谈》，与梁启超《佳人奇遇》同刊于《清议报》，被誉为中国“政治小说之嚆矢”(42)。另外，熊垓的《雪中梅》、梁继栋的《花间莺》、马仰禹的《未来战国志》、徐念慈的《新舞台》，也都是晚清政治小说翻译中的重要作品。在政治小说的分支——虚无党小说的翻译方面，留学生表现尤其突出，重要者几乎全部出自他们之手。其著者陈景韩(43)，共有长、短篇翻译十二种，影响之大无人能及。梁启勋与程斗合译的《血史》(44)，被邹振环先生列入《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晚清率先翻译科学小说的是与王寿昌同时留学欧洲的陈寿彭(45)，因受《八十日环球记》在欧洲“演于梨园，收诸蒙学”(46)的影响，归国后与其妻薛绍徽合译，于1900年出版，一时颇有纸贵之誉。接着《新小说》开始连载卢藉东与红溪生(47)合译的《海底旅行》，周树人翻译的《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徐念慈翻译的《海外天》、《黑行星》也大约于同时刊行。这些足为晚清科学小说翻译的代表，《黑行星》还一度被杨世骥誉为“初期的最进步的翻译小说”(48)。 相对而言，留学生的侦探小说翻译不及上述两种，但也成绩斐然。仅陈景韩一人就有二十余种之多，结集出版的《侦探谭》就有四册。此外还有陈家麟与林纾合译的《贝克侦探案》初编、续编，戴鸿蕖与汤心存合译的《红发案》，罗普的《离魂病》，陶履恭的《盗密约案》，吴梼(49)的《车中毒针》、《寒桃记》，杨心一(50)的《海谟侦探案》(1909年)，徐卓呆与包天笑合译的《八一三》，周作人的《侦窃》，等等。 除上述三种外，若仅就标目而言，由留学生翻译的新小说类型还有“冒险小说”，如褚嘉猷的《澳洲历险记》、《旧金山》(与金石合译)、罗普的《十五小豪杰》(与梁启超合译)、裘二乐(51)的《美人岛》(标“女子探奇小说”)；“军事小说”，如唐人杰(52)与徐凤书合译的《破天荒》，汪廷襄的《橘英男》，吴梼的《斥候美谈》，徐念慈的《英德未来战争记》。 三、留学生是晚清小说翻译风气演进的引领者，代表了其时小说翻译的整体水平。如果从影响上讲，晚清小说翻译当首推林纾，但他除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外，率皆西方二三流之通俗小说。晚清翻译的世界名著，几乎全部出自留学生之手，如戢翼翚(53)的《俄国情史》(《上尉的女儿》)，苏曼殊与陈独秀(54)的《惨世界》(《悲惨世界》)，伍光建的《侠隐记》、《三个火枪手》、《续侠隐记》(《二十年后》)，吴梼的《银钮碑》(《当代英雄》第一部分《贝拉》)、《黑衣教士》(契诃夫原著)、《忧患余生》(高尔基《该隐和阿尔乔姆》)等。 除译本选择的优长外，在具体翻译方面留学生也居于领先地位。对于翻译而言，忠实原著是第一位的，但晚清作为西学翻译的初期却是以意译为主，提倡并积极实践直译理念的主要是留学生。如陈寿彭的《八十日环游记》，郭延礼先生称其“几乎没有删节和随意的增添”，与当代沙地的中文译本相对照，“除文字更加精彩外，几乎无懈可击”(55)。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不仅具有纯文艺方面的追求，而且明确反对并有意纠正其时的意译之风。鲁迅自称：“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56)因此，《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57)。同时在翻译语言方面，晚清留学生也得到了后代学人的高度赞扬，阿英称吴梼的翻译在文学方面修养“相当的高”(58)。胡适盛赞伍光建翻译“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59)。 综上可见，留学生的出现不仅使晚清翻译小说的主体得到空前扩大，同时对域外文学的精深了解也易于使他们摆脱早期译本选择上的盲目，取得读者与市场的认可。晚清翻译小说在短期内得以迅速兴起与繁荣，可以说得益于他们的积极提倡与参与。 三 留学生与晚清“小说界革命”运动的发起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起自然以梁启超《新小说》的创办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发表为标志，这是学界共识。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扩宽，留学生在这一重要文学运动发起中的作用，更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首先，在梁启超逃亡日本从事的小说活动中，留日学生一直是他的重要襄助者。如罗普(60)，他不仅与梁启超合译了《十五小豪杰》，而且还是协助梁启超编刊《新小说》的核心人物。这里仅举一例即可说明，癸卯年(1903)正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新民丛报》发布了《新小说》愆期广告，称“本报自昨年十月开办以来，已出至第三册，今因本报记者饮冰室主人远游美洲，羽衣女士又适患病不能执笔，拟暂停刊数月”(61)。羽衣女士即罗普，他“患病不能执笔”成为《新小说》愆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之一，足以验证上述判断。同时从《新小说》早期发表的撰译小说来看，留学生也占重要比例。该刊早期发表的新小说，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罗普《东欧女豪杰》与雨尘子(周宏业)《洪水祸》影响为最大，而后两者皆为留学生。 其次，在鼓吹与提倡“新小说”方面，留学生也多有早于梁启超者。且不说早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即与《新小说》同时创刊的《游学译编》，第一期发表了杨度的《游学译编叙》，其中有一大段鼓吹与提倡“新小说”的文字(前文已引)，末尾称：“吾知他日小说家之为新中国者，必以为第一回之人物矣，是我民族之幸也。”(《游学译编》第1期)杨度认为对于未来“新中国”的构建，小说家必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思路可谓如出一辙。杨文虽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十五日同时刊发，但题署时间为是年九月，很可能早于后者。同时，在发表“新小说”方面，《新中国未来记》亦难称开山之作，1900年冬由冯自由、郑贯公创办的《开智录》(62)，就登载了两部以外国历史题材宣扬改革自强思想的小说，标“伟人小说”，一为郑贯公的《摩西传》，一为冯自由的《贞德传》。虽然这两部作品内容简略，艺术粗糙，殊不足与《新中国未来记》相提并论，但它却说明当时留学生提倡新小说是一种自觉行为，并非仅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们在域外受到的文学影响应该是其发起新小说运动的主要思想动力。 因此，如果全面地讲晚清“小说界革命”，它应该是逃亡日本的维新人士(如梁启超等)与其时留学生共同发起的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假若忽略后者，对这一重要文学运动兴起的认识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冯自由曾说：“庚子以后，东京留学生渐濡染自由平等学说，鼓吹革命排满者日众，《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缤纷并起，《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江苏》各月刊继之，由是留学界有志者与兴中会领袖合冶为一炉。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在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苏报案前后，已渐人于革命书报全盛时期矣。”(63)这些由留学生创办的刊物大都登载他们提倡的新小说。经初步统计，其时创刊于日本由留学生主办且发表小说的期刊杂志有：《开智录》(冯自由、郑贯公)、《游学译编》(湖南留日同乡会)、《湖北学生界》(湖北留日同乡会)、《浙江潮》(浙江留日同乡会)、《江苏》(江苏留日同司乡会)、《白话》(秋瑾)、《第一晋话报》(山西留日同乡会)、《鹃声》(四川留日同乡会)、《醒狮》(李叔同、陈去病、高旭)、《民报》(张继、陶成章)、《复报》(高旭)、《云南》(李根源、赵伸)、《豫报》(河南留日同乡会)、《法政学交通社杂志》(留日学生立宪派分子)、《汉帜》(陈家鼎、宁调元、景定成)、《中国新女界》(燕斌)、《法政学报》(沈其昌)、《牖报》(李庆芳)、《粤西》(广西留日学生)、《河南》(刘积)、《滇话报》(滇籍留日学生)、《四川》(吴永珊)、《关陇》(陕西留日学生)、《学海》(北京大学留日学生)、《夏声》(陕甘留日学生)、《武学》(留日陆军学生)、《江西》(江西留日学生)、《海军》(留日海军学生)、《留日女学生会杂志》(中国留日女学生会)等，其中发表撰译小说共一百一十六种(64)，由于多数不署真实姓名，作者不可考知，但可肯定大部分当出自留学生之手。另外，在国内创刊而由留学生参与编辑，重要的还有《教育世界》(王国维)、《杭州白话报》(林獬、孙翼中等)、《大陆》(戢翼翚、陈冷等)、《觉民》(高旭等)、《中国白话报》(林獬、林宗素)、《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二十世纪大舞台》(陈去病)、《中国女报》(秋瑾)、《时报》(罗普、陈景韩)、《警钟日报》(陈去病、林獬等)、《神州日报》(杨毓麟)等，其中发表小说亦多为留学生所作，或经由留学生筛选、加工与润色。 同时，晚清还出现了大量小说专刊，对小说革新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亦不下上述期刊杂志，留学生在其中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以《新小说》、《月月小说》、《新新小说》、《小说林》、《小说时报》这些关键的小说杂志为例，《新小说》在编刊方面留学生的地位不仅举足轻重，而且其前期作者构成，留学生也占半数以上。《月月小说》小说后期聘请的总撰述是陈景韩，而陈同时又是《新新小说》与《小说时报》的灵魂与核心人物。徐念慈是《小说林》的译述编辑，主持者曾朴对其“倚如股肱”，他不仅颇多创新之举，而且其中发表的翻译小说不少署有“东海觉我润辞”字样，以至有些论者将其与周桂笙并称为“开拓翻译新途径的前锋”(65)。这些足以说明，留学生在晚清“小说界革命”发起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 四 留学生与晚清小说创作的转变 就目前所见资料，最早由留学生创作的小说是陈季同的《黄衫客传奇》，它由法文写成，与作者向西方宣传中国的目的相一致。该小说改编自唐人蒋防的《霍小玉传》，是一部颇具规模的中篇，虽然故事并无新意，但它在艺术上却可“称得上珠圆玉润、相当纯熟的作品”，丰富而出色的景物与心理描写，显示出作者对西方小说技巧的娴熟掌握与运用，难怪有论者称之为“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66)。 留学生大规模创作小说始于庚子事变以后，可考知的作者有冯自由(《贞德传》)、郑贯公(《摩西传》)、林獬(67)(《剑绮缘》、《玫瑰花》、《娘子军》、《新儒林外史》)、周宏业(《洪水祸》)、罗普(《东欧女豪杰》)、陈天华(《狮子吼》)、陈墨峰(68)(《女英雄独立传》、《海外扶余》)、张肇桐(《自由结婚》)、徐卓呆(《分割后之吾人》、《葫芦旅行记》、《买路钱》、《卖药童》、《入场券》、《死后》、《温泉浴》、《无线电话》、《小学教师之妻》、《虚荣》、《乐队》)、陈独秀(《黑天国》)、徐念慈(《情天债》、《未来之中国图书同盟会》、《新法螺先生谭》)、陈景韩(《刀余生传》、《马贼》、《新西游记》等三十一种)、马仰禹(《大人国》、《亲鉴》、《新孽镜》)、陶祐曾(69)(《小足捐》、《恨史》、《警察之结果》、《新舞台鸿雪记》)、范韵鸾(70)(《酒泉王世家》、《马贼王惜传》、《皮刀匠传》、《蒲阳公梦》)、景定成(《一夕雨》、《杨光浦》、《溺女》、《袜子》)(71)、胡石庵(72)(《罗马七侠士》、《明珠血》、《湘灵瑟》、《血风花雨录》)、杨毓麟(《叶哄》、《内阁会议》、《海若抡才》、《年关》)、缪文公(73)(《田舍翁之学校观》)、王桐龄(《中央亚非利加之蛮地探险》)、陈公猛(《蔡庐腾之爱国》)等。 以上所录虽不足以反映晚清留学生小说创作的全部，但其情况已可概见。由此可以肯定，留学生不是晚清最具创作实绩的小说家群体。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存在不重要。恰恰相反，他们是推动晚清小说创作转型最为关键的小说家群体。首先，留学生在晚清“新小说”创作方面具有启导与引领之功。应该说，晚清提倡“新小说”不始于留学生，甲午战后即有传教士傅兰雅的“时新小说征文”活动，虽有超前的小说观念，因无示范性创作，故未对其后小说创作走向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而留学生则不同，他们不仅有超前的小说观念，且直接参与创作，其示范效应与引领之功自非前此倡导所可比拟。通过上列作品可以看出，留日学生初期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小说方面，尤其是其分支——种族革命小说，阿英称“研究晚清小说，最被忽略又最不应忽略的，就是这最发展的一环”。他论述的种族革命小说共五部：震旦女士(张肇桐(74))的《自由结婚》(1903年)、冷情女史的《洗耻记》、陈天华(75)的《狮子吼》(1904年)、静观子的《六月霜》、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三部姓名可考者均为留日学生，《洗耻记》在日本出版，《六月霜》写的是留日学生秋瑾，其作者很可能也为留日学生。上述作品均为单行本，实际上发表于报刊杂志由留学生创作的种族革命小说还有不少，这些小说诚如阿英所说，“艺术上虽未臻完善”，但却“完全反映了一种新艺术的初生形式”，“可以断言，这些初期的作品……在对读者的政治影响方面，一定是很巨大的”(76)。此外，陈墨峰的《海外扶余》，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陈景韩的《刀余生传》、《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新西游记》，马仰禹的《亲鉴》等，在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虚无党小说、侦探小说、翻新小说及家庭教育小说等方面，均作出了新的尝试，成为晚清同类小说创作的典范之作，其启导与引领之功为后来研究者所称道。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是科幻小说在中国的首次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陈景韩的《刀余生传》被一致誉为“中国近代短篇武侠之祖”(77)，侦探小说则被胡适称为“中国人做新体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段历史”(78)。 其次，留学生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西方小说技巧的有意借鉴与模仿，在推动晚清小说创作形式转变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时期周作人说：“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说来，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我们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79)这说的是清末民初小说创作的总体情况，如果仅就留学生这一小说家群体而言，则并不完全适合，从前文论述已可约略看出，留学生不仅“肯模仿”，而且“会模仿”。与本土小说家不同的是，留学生在从事小说活动之前，大多有一个系统学习西方小说的过程。如宋教仁，留日期间大量购置文学书籍，除借此学习日语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久欲作一小说，写尽中国社会之现在状态及将来之希望，然必先阅中西各种小说，以比较研究作小说之法，故余久拟多购买或借阅各种小说也。”(80)职是之故，留学生的小说创作表现出更多的西化倾向。前文所述陈季同《黄衫客传奇》，已是一部完全意义的西方小说，当然它本身也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虽然总体上，晚清留学生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仍以章回小说形式为主，但这类作品为数不多，真正代表他们创作实绩与水平的是短篇小说。如果再进一步，则可说他们是推动晚清短篇小说兴起与创作转变的主要群体。 晚清“新小说”提倡的初期，无论单行或报载均以长篇为主，积极倡导短篇小说始于留学生。1904年8月4日《时报》登载广告称：“本报以前所登小说均系长篇说部，每竣一部动需年月，恐阅者或生厌倦。因特搜得有趣味之一短篇，尽日译成，自今日始连日登载。”同年10月29日又登广告云：“本报昨承冷血君寄来小说《马贼》一篇，立意深远，用笔宛曲，读之甚有趣味。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日本各日报、各杂志多有悬赏募集者。本馆现亦用此法，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81)此时《时报》的主笔为罗普，冷血即陈景韩，时为《新新小说》主笔，开创短篇小说创作风气显然源于他们的域外文学经验。陈景韩因此成为晚清短篇小说创作的先驱与大家，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而且在写法上也表现出与传统小说迥异的特点。其代表作《刀余生传》，起笔突兀，叙事多变，“打破了传统小说平叙的写法”(82)。《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仅为一段对话，完全淡化了小说的故事情节。讽世小说更是以现实性与时效性为主，简短精悍，可谓“变相的时评”(83)。而其《催醒术》尤值得称道，它是第一篇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塑造了一个精神狂人的形象，论者称为鲁迅之前的“狂人日记”(84)。另一个短篇小说大家是徐卓呆(85)，他的创作不求故事有始有终，也不装头装脚，以截取人生断片为主，具有极强的现实感与动人力量，尤其是发表于《小说时报》的两篇小说《无线电话》与《小学教师之妻》，前者借孀妇与其亡夫的对话揭露了亲戚朋友的冷漠及其所暴露的世态炎凉，后者通过小学教师夫妻俩一天的生活琐事展示了尔虞我诈的晚清社会里平凡人那难得的一点真挚情感，可以说完全符合现代短篇小说的创作理念。其他留学生的短篇小说创作虽不及陈、徐二人突出，但大都能摆脱传统小说的写法，表现出明显的趋新倾向。总之，晚清留学生虽未必代表其时短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但却奠定了短篇小说未来发展的基础与方向。 就目前史学界的统计而言，晚清留学生总数大约在两万数千人左右，而本文论及参与晚清小说活动的就已接近百人(86)，这还不包括遗漏与不可考知者，其数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晚清留学生所学的专业来看，习文学的虽不能如鲁迅所说绝无仅有(87)，但屈指可数则可肯定，这与清廷提倡留学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留学生思想的西化有关，一方面也与整个社会尤其是清廷对待留学的态度存在密切关系。鲁迅就曾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88)因此，晚清留学生多为没有功名或功名极低的下层文人。对于他们，清廷名虽鼓励，内里实相当猜忌，从而导致大量留学生学成归国后投闲置散或用非所学。在此种情势下，一部分留学生分流而入新兴的出版行业，从事与之相关的“新小说”创作自是事至必然。虽然总体上看，他们算不上其时最具创作实绩的小说家群体，但却是翻译小说与发起“小说界革命”运动的中坚，在“新小说”的创作方面亦具启导与引领之功，其短篇小说甚至已颇具现代性品格。如果从发展的角度看，自从晚清小说家提出改良小说应向西方学习的那一刻起，就已注定留学生日后必定要占据小说创作的主流地位(89)。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留学生小说家的成长史就是一部现代小说的发生发展史。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文学群体，其初生期——晚清，迄今竟无全面系统的研究问世，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当然本文揭开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若能启引高明者作进一步探考，则又幸矣。 两位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宝贵修改意见，笔者综合后根据论文实际作了相应修改，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①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②泽田瑞穗著，谢碧霞译《晚清小说概观》，参见林明德编《晚清小说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31页。 ③如周棉对“留学生”的界定即是：“既指那些专门去国外求学者，也指那些‘出洋者’——包括长期在海外居住、游历、考察、工作，同时在海外学习与留学生一样亲眼目睹西方近代文明，在思想上学识上深受影响的人。”(周棉《留学生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这一界定是相当宽泛的，一些并非真正意义的留学生，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皆被囊括进去。 ④本文以此为基础展开论述，为节省篇幅，除重要留学生个案及例证为明晰起见必须附注留学情况说明外，其他请读者通过文中提供之相关资料予以查核。 ⑤如孙景贤、蔡元培、杨德森、奚若等。孙景贤1903年发表《轰天雷》，1906年留学日本(参见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文海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第150页)。蔡元培1904年发表《新年梦》，1907年留学欧洲(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杨德森1903年翻译《梦游二十一世纪》，宣统二年(1910)游学比国毕业(参见王澈编选《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奚若为晚清重要翻译小说家，论者多称其为留学生，依据为贝德士辑录之《中国基督教名录》：“奚伯绶(1880-1915)，江苏人，卫理会，奥柏林大学文学硕士。”(章开沅、马敏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页)但奚若何时留学并不清楚，据笔者查考，奚若1909年毕业于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王国平《东吴大学简史》附录四，苏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张人风、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同年十月初四日系载：“奚伯绶赴美，酌送盘费五百元。”此次赴美即为留学，刘廷芳《基督教在中国到底传什么》一文曾说“二十余年前，我赴美留学时”，“同行的伴侣”有奚伯绶先生，并称“他返国后不久，积劳成疾，短命死了”(张西平、卓新平编《真理与生命：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此文原载1931年10月《真理与生命》第6卷第1期，“二十余年前”恰与张谱所记吻合。由此可知，奚伯绶在晚清的小说翻译活动皆在其留学之前。 ⑥如金天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7页)称其为留学生，但杨友仁《金松岑先生行年与著作简谱》对此颇有质疑(金天翮著，陈雁编校《女界钟》附录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另如狄葆贤，郑逸梅《书报话旧》(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34页)说他早年留学日本，但目前尚未查到可资佐证的材料。 ⑦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 ⑧钱锺书《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1页。 ⑨容闳著，王蓁译《西学东渐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⑩陈季同著，李华川、凌敏译《中国人的戏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1)参见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留欧学生基本情况表”，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本文论述之福州船政学堂早期留欧生，主要依据谢著，其他则据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浙江潮》第3期，1903年)、《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游学译编》第10期，1903年)、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清末日本游学生监督处编《官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姚永新集辑《苏州留学生名录(初稿)》(《苏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86年)等相关史料。这些史料不载的，文中再附注考证，详情可参见拙著《留学生与晚清文学转型》(未刊稿)。 (12)曾朴《曾先生答书》，参见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809页。 (13)[英]倭斯弗著，严复译《美术通诠》，《寰球中国学生报》第5、6合期(1907年7月)。 (14)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15)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杨度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留学日本。 (16)《游学译编》第1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十五日。 (17)《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周树人，据《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名》，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留学日本。 (18)王国维1902年2月由罗振玉资助留学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肄业，留四五月而脚气病大作，遂于是年夏归国。参见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19)《常熟地方小掌故》“清末的留学生”条，称该县清末留学日本习文理法政的有殷潜溪(次伊)、徐念慈等(参见时萌《徐念慈年谱》，《中国近代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49页。姚永新《苏州留学生名录(初稿)》亦录其为清末留日学生)。殷潜溪据徐念慈《哭殷君次伊》(《小说林》第5期)，于癸卯年(1903)闰五月九日蹈水自尽，则其留日应在此之前。徐念慈与殷潜溪亦师亦友，相交甚深，留日时间当亦在癸卯年以前，因其此后活动历历可考，未见有留学日本之记载，且其第一部翻译小说《海外天》即于癸卯年出版，并曾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江苏》杂志第7期(1903年9月)登载出售广告。 (20)《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09页。 (21)曾朴就曾将《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相提并论，认为正是这两者的出现，“那时社会上一般的心理，轻蔑小说的态度确是减了”(参见《曾先生答书》，《胡适全集》第3卷，第810页)。 (22)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23)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15号。定一即许定一，参见拙作《晚清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小说观的萌蘖》(《东岳论丛》2010年第4期)之考证。许定-1902年留学日本，1907年病故(影印本《官报》第1册，第238页)。 (24)《浙江潮》第1期，1903年。 (25)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0页。 (26)周锡山编校《王国维集》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页。 (27)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据《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第301页)，周作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到日本，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入学，立教大学文科。未入学前曾入私人讲习班学习外语，参见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8页。 (29)任访秋将其视为晚清的第二次文学运动，是颇有眼光的。参见《鲁迅散论》相关论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0)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31)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70页。 (32)林纾《买陂塘并序》，[英]哈葛德著，林纾、魏易译《迦茵小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页。 (33)留学情况参见王杰、张金超主编《田桐集·前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4)留学情况参见《两广学务处选送出洋学生详文》，参见李彦福等编《广西教育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35)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49、250页)称马仰禹是他在苏州的朋友之一，后又说他曾去日本留学。姚永新集辑《苏州留学生名录(初稿)》称其1904年左右留学日本。 (36)留学情况参见王澈编选《宣统二年归国留学生史料》。 (37)留学情况参见谢长法《清末的留日女学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8)留学情况参见丁天顺、徐冰编著《山西近现代人物辞典》附录《建国前山西留学生资料》，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67页。 (39)严璩、陈家麟留学情况参见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7、1449页。 (40)《新小说》第15号。 (41)据《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周宏业己亥年(1899)九月到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校。 (42)魏绍昌等主编《中国近代文学辞典》，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43)陈景韩1899年与雷奋一同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习文学。参见李志梅《报人作家陈景韩及其小说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第33页。 (44)《新小说》第18号内封所载该小说“出售广告”称“梁、程二君留学芝加高大学，以暑假之暇，特以沉博绝丽之笔译成之”。 (45)二人及后文论及的伍光建皆为福州船政学堂第三批(1886年)派出的留欧学生。参见谢长法《中国留学教育史》，第20页。 (46)陈寿彭《八十日环球记·序一》，施蛰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二》，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5页。 (47)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50页)，卢藉东任明，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到日本，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卒业于蚕业讲习所。红溪生，潘建国《清末上海地区书局与晚清小说》一文称其为留学生，然未明所据，今检吴学昭整理的《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0页)，知其为汤叡号，即汤觉顿，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由两广学务处考选咨送日本留学(《两广学务处选送出洋学生详文》，《广西教育史料》，第197页)。 (48)杨世骥《文苑谈往·徐念慈》，中华书局1946年版，第17页。 (49)吴梼，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其早年曾留学日本，或以为卒于1925年，其小说翻译活动始于1904年，集中于清、民之际，当主要为留学以后事，姑录于此，待确考。 (50)杨心一，原名杨锦森，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留学美国。详参见拙作《晚清留学生小说家杨心一生平事迹新考》，《许昌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51)留学情况参见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 (52)留学情况参见阮荣春、胡光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附《中国近现代美术界留(游)学人员名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92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十一日《学部官报》第31期登有《江苏留学日本学生唐人杰等呈所译手工教科书请审定禀批》，可为佐证。 (53)戢翼翚，光绪二十二年(1896)三月为清廷首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详情可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44页)、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述戢翼翚生平》(中华书局2006年版)、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有关资料。 (54)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16、40页)，苏子谷(苏曼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月到日本留学，陈乾生(陈独秀)亦于同年留学日本。二人实际留学时间皆早于此，参见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年表、传略类”、沈寂《陈独秀留学问题再考》(《安徽史学》1992年第4期)。 (5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6)鲁迅《致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4卷，第196页。 (57)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58)《晚清小说史》，第185页。 (59)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全集》第1卷，第133页。 (60)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31页)说：“戊戌东渡游学，吾国学生入早稻田专门学校(时尚未改称大学)者，罗为第一人。” (61)《新民丛报》第26号。 (62)《开智录》因长期湮没，创刊时间颇多歧异，此据陈匡时《开智录》“整理者按”，参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1987年。郑贯公“己亥(一八九九)秋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自由“十九岁(庚子)肄业东京专门学校(后二年改称早稻田大学)”。参见冯自由《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革命逸史》第4集，第57、45—46页。 (63)《革命逸史》初集，第11页。 (64)据刘永文编《晚清小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统计。 (65)时萌《曾朴及虞山作家群》，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327页。 (66)严家炎《一部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晚清小说(中译本序)》，陈季同著，李华川译《黄衫客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7)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43页)载，林獬宣樊，福建侯官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到日本，自费，预备入校。 (68)陈墨峰，原名陈渊，又名陈伯平，字墨峰，1906年到日本东京，“谋学陆军不成，改学巡警”。参见孙元超编《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之《陈伯平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页。 (69)留学及生平著述参见郭延礼《近代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陶祐曾》，《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70)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61页)“蒲阳公梦”条称范韵鸾“生平事迹不详”，实未深究，其子范敦民撰有《先父范韵鸾作革命宣传概况》，称范韵鸾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经济”(参见皮明庥主编《武昌起义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今检《官报》(影印本第1册，第85页)，有湖北范韵鸾曾向游学生监督处借款五十元之事，知其确曾留学日本。 (71)参见景克宁、赵瞻国《景梅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2)《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第428页)“湘灵瑟”条称胡石庵“生平事迹不详”，而梁淑安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7页)即有“胡石庵”专条，并称他曾被湖北高等学堂保送日本留学，光绪三十年(1904)回国。 (73)留学情况参见缪俭成、蔡汉伯《缪文公先生二三事》，《如东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 (74)据《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第3页)，张肇桐字叶侯，江苏金匮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四月到东京，自费，入早稻田大学校。 (75)据《湖南同乡留学日本题名》，陈天华星台，湖南新化人，癸卯(1903)三月到日本，官费，入弘文学校。 (76)《晚清小说史》，第89页。 (77)于润琦《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3期。 (78)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胡适全集》第2卷，第405页。 (79)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55—56页。 (80)《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81)转引自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第402—403页。 (82)于润琦《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 (83)张天星《报刊与晚清文学现代化的发生》，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403页。 (84)范伯群《〈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范伯群《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5)论者皆谓徐卓呆早年留学日本，为中国最早的体育留学生之一，但具体留学情况不详，据1924年世界书局出版之《卓呆小说集》所附赵苕狂《徐卓呆传》(参见芮和师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称其“二十年前”，“负笈日本，专攻体育”，则时间约在1903年前后。另据赵铭彝《文明戏话当年——访问徐卓呆》(参见赵铭彝《涓流归大海》，中国戏剧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称徐卓呆于1905年回国。由此知徐卓呆的小说活动皆在其留学以后。 (86)郭延礼推断20世纪第一个二十年的留学生作家在百人左右，显然是低估了人数。参见《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第13页。 (87)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88)《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页。 (89)在郑春统计的三百位重要现代作家中，具有留学经历的占到半数以上，确切无疑地说明了这一点。参见郑春《留学背景与中国现代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