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时代潮流的巨人——纪念恩格斯诞辰一百八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诞辰论文,巨人论文,十周年论文,潮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1月28日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辰一百八十周年，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值得为之隆重纪念的日子。列宁说得好：“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注：《列宁选集》第1卷，第88—89页。）“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著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深刻。”（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176页。）“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6卷，第94—95页。）
恩格斯是始终指导时代潮流的巨人。他不仅在总结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现实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和马克思共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世界形势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国际共运中的新创造、新经验，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他在这方面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他面对新的环境阐述唯物史观，面对新的特点分析资本主义，面对新的情势批判错误思潮，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当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面对新的环境阐述唯物史观
自古以来，万千哲人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他们总是从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而在一切历史变动中又只看重政治的变动，至于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却不予探究。这样，他们就至多只能记载社会现象，收集历史素材，而不能发现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找不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第一次发现，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政治设施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于是，立即就有可能看出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就有可能找到一种社会形态演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的客观规律。原来头足倒置的历史观被颠倒了过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社会科学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这是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上最伟大的变革。
任何理论都是同别的理论相比较而存在，同对立的理论相斗争而发展的。在唯物史观创立的时期，为了同唯心史观作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着重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必要的。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虽然涉及到，却没有充分展开，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集，第698页。）我们从这里看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范例。
到了恩格斯晚年，环境出现了新的特点。唯心史观在受到深入的批判以后，气势已不如当年，而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却有所抬头。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有所谓“青年派”，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无深入的钻研，一看到马克思或恩格斯讲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便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认为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当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实际斗争中也是不利的，有害的。与此同时，还有以巴尔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社会学家硬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技术经济历史观”，这当然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但是，“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恰恰给巴尔特之流攻击唯物史观提供了口实。于是，根据新的环境对唯物史观作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这个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了恩格斯的肩上。
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有很多篇幅阐发唯物史观。他精辟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页。）针对“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恩格斯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页。）针对巴尔特之流的攻击，恩格斯指出：“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定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4页。）这就有力地批评了把唯物史观庸俗化的倾向，驳斥了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完整地准确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精髓。
强调经济因素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而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但却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是各种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汇集得最充分的地方。列宁、斯大林和俄国党没有像迂腐到极点的机会主义者那样，无所作为地坐等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不失时机，因势利导地抓住历史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去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然后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五年计划，到1938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七倍半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提供了物质保证。这是被恩格斯完整地准确地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及其胜利。
旧中国比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更加落后，但却是资本主义世界许多矛盾集中的焦点，是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受灾难最深，反抗也最烈，是革命形势比较成熟的地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为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坐等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多重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也很难发展），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极严格的科学态度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并在此基础上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根据我国私有企业中已有相当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采取一系列的过渡形式，逐步地和平地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这个社会大变动中，生产不仅没有受到影响，而且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每年递增18%，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这同样是被恩格斯完整地准确地阐明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及其胜利。
然而，恩格斯面对新环境阐发唯物史观却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的反对。他们杜撰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诡称唯物史观在十九世纪恩格斯的笔下已经变了样，缩小了经济的决定力量，限制了物质条件的全能，发出的是“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不同的声音”。这纯属无稽之谈，经不起革命理论的反驳和革命实践的检验。但是，令人惊异的是，在恩格斯面对新环境阐发唯物史观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在我们这里，此类论调又大肆泛滥。有人把修正主义作祟所造成的苏联的剧变和解体归之于“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有人指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搞糟了，甚至根本就不应该搞，并且给扣上了“民粹主义”的帽子；有的公然主张只有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甚至资本主义才是出路。这是恩格斯当年批评的把唯物史观庸俗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邓小平所指出的“庸俗生产力论”。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揭示此类论调的谬误，是当前思想战线上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
面对新的特点分析资本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在矛盾以及它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并没有以已经掌握的大量材料和得出的科学结论为满足，而是密切注视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从实际出发，及时加以透辟的分析，从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现在，人们很感兴趣的是恩格斯所著《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的如下一段话：“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经营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8页。）这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等组织形式及其特点，当然值得我们重视。但是，究竟怎样理解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人们的认识显然并不相同。
应该说，对于任何不存偏见的人来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所谓“私人生产”，指的是由单个资本家经营的生产，例如某个资本家的独资企业；所谓“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指的是由若干资本家联合经营的生产，例如股份公司；所谓“没有了无计划性”，指的是某个垄断组织范围之内生产的统筹规划，而决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消灭。这些从恩格斯的原话中是不难领会的。如果我们再读一下恩格斯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这一部分所作的修改，对此便能看得更清楚。恩格斯的改稿是：“……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为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6页。）这里，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个人负责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同社会主义生产区别开来。前者为后者创造了条件，但前者转变为后者必须经过社会主义革命。
恩格斯这段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预见到了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专门有一节“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按，即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列宁说：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70页。）在引用了恩格斯上述关于“不再是私人生产”和“没有了无计划性”的话以后，列宁指出：“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按，指‘垄断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通的一种错误就是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在列宁这段言简义赅而极具针对性的阐述面前，更加详尽的诠释似乎是多余的了。
然而，有些人却利用恩格斯的这段话大做文章，以此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的无计划性已经不复存在，资本主义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有人说：“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尽管公有制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人类社会都是逐步在走一条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在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也是如此。……严格意义上的私有企业，在香港、台湾地区已不占主导地位”。“再过十年，‘中国是否以公有制为主’将不再成为问题”。“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外国外将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会越来越坚定一个信念：整个世界的经济一定会向多种形式的公有制方向趋同。”同志们，朋友们，咱们有福了，可以把枕头垫得高高地放心睡大觉了，即使普天之下（包括咱们中国）不再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将不再成为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古时候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即使普大之下有鹿无马，也诸请放心，因为鹿就是马，或者说鹿就是马的实现形式！
稍稍尊重事实的人决不能同意指鹿为马，因为鹿和马毕竟不是一回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得好：“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极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53页。）请原谅，这里一下便引了一大段，因为这些话说得太好了，仿佛是针对今天说的一样，实在不宜加以省略。
您看！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特点并没有改变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事实不难道正是这样吗？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股份化的发展，决不会转化为公有制，恰恰相反，只是大大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过去，资本家要控制一家公司需要持有该公司股票的40—50%，而现在只要15%就足够了，在股份分散化的情况下，工人当然也可以拥有少量股票，但这并不能改变其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正如工人在银行里拥有小额存款不能改变其雇佣劳动者的地位一样。如果说这是工人把自己的工资交给资本家变成资本，反过来剥削工人自己，恐怕更为恰当。有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一看到上市公司的英文名public company或public corporation，就望文生义，称之为“公众公司”，并据此大发关于西方国家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已经改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高论。这叫人说什么好呢？
我们的事业要少走弯路，不仅要有正面教员，而且要有反面教员。这里不禁使我想到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记载的一件事情：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在马耳他会晤。戈尔巴乔夫说了一句“在西方，许多财产归集体所有，股份公司即是明显的例子”。马特洛克立即抓住了这句话的含义，他体会到：“戈尔巴乔夫正在试图对社会主义产权重下定义。虽然他仍在‘私有财产’这个术语上纠缠不清，但准备把持股人拥有的公司看作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如果他能够使这一定义站住脚，必将为国有大型企业的私有化开辟一条道路。”（注：《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卷，第315页。）后来在苏联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马特洛克的判断。总结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教训，我们愈加深刻地体会到恩格斯当年面对新的情况分析资本主义时所作的论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面对新的情势批判错误思潮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便是在批判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的社会主义等思潮以后才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恩格斯的一生是同错误思潮斗争的一生，他先后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正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阵地，赢得了群众，使自身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最突出的典型事例是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欧根·杜林全面诋毁马克思主义，他用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形而上学机械论和庸俗进化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拼凑成一个庞杂的折中主义体系，企图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啃这个“酸果”，写出了经典巨著《反社杜论》。恩格斯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7页。）《反杜林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反杜林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10页。）谁说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只是“破”而不是“立”，请读一读《反杜林论》！谁说批判不是建设？请读一读《反杜林论》！
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在第二国际内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蔓延滋长。恩格斯着重批判了这种思潮。在1891年3月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的时候，恩格斯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写了一篇《导言》。《导言》着重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实质，批判了党内那些议会迷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顶礼膜拜。他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因此，无产阶级决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国家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必须掌握革命武装，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打开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恩格斯义正词严地说：“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14页。）1891年6月底，恩格斯又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部著作除了面对新的特点分析资本主义以外，主要是清算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他指责那些持有机会主义观点的人们说：“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问一下，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还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1页。）在当时仍是封建专制的德国，“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由于这个纲领草案在第二国际具有代表性，而恩格斯的批判又是如此尖锐和透彻，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171页。）
值得我们仔细回味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揭示了机会主义的特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2页。）这个论述对于我们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仅可以而且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各种符合当前情况的方针和政策，采取各种灵活的措施和办法。但是，我们在为实现现阶段任务而奋斗的时候，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我们采取的策略的灵活性不能越出原则所允许的范围，不能损害原则的坚定性。今天，我们重温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决不会是多余的。
在我们回顾恩格斯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时，我们自然会想到现实生活中正常的批评和反批评开展不起来的情况。批评不多，却被称为“围攻”、“打棍子”，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样极不正常的现象。这时，我们便不禁回想到恩格斯的一段著名论述：“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7—688页。）这话说得多么好啊！有的同志唯恐开展正常的批评和争论会影响安定团结，这不禁使我们想到恩格斯的告诫：“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他对不分是非的“团结”作了一个比喻：“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7页。）这确是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错误思潮的矛盾是掩盖不了的。在错误思潮的进攻面前，实行鸵鸟政策，采取不承认主义，挂出免战牌，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会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这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只有开展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和反批评，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我们的政治局面真正安定团结，我们的伟大事业真正兴旺发达。这是恩格斯这位始终指导时代潮流的巨人所昭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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