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与摩尔关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论战*
王常冉，刘魁
（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 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依据马克思的文本，指出资本主义的无限增殖逻辑必然会触碰到自然极限，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发生断裂，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当代诠释做出了基础性贡献。但以摩尔为代表的反对派则坚称新陈代谢断裂不具备普适性，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只是阶段性地局部发生新陈代谢断裂，这种断裂以危机的形式刺激着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性的资源掠夺，从而最终使资本主义国家避免了新陈代谢断裂。实质上，福斯特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的破坏，而摩尔关注的是自然新陈代谢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的反馈作用，显然因二者各执一端而引发论战。福斯特与摩尔的这次论战反映了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未能把握住马克思的有机论思想，将社会新陈代谢和自然新陈代谢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进行了僵化的理解，这就启示国内学界应重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态辩证法的研究。
关键词： J.B.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J.W.摩尔；马克思；生态辩证法
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以约翰·福斯特（John B.Foster）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以杰森·摩尔（Jason W.Moore）为代表的反对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引起国际学界的普遍关注。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中建构的经典理论，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断裂，阐明造成自然界的生态危机和资本积累危机的根源。但摩尔针对性地指出，福斯特所建构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并不普适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历史阶段，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活动掠夺他国的自然资源，弥补了资本积累中所遇到的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缺口，使新陈代谢并未发生断裂。为此，福斯特与摩尔展开了论战。鉴于这场论战不仅涉及马克思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更涉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此，需要对二者的论战进行认真研究与反思。
一、论战的焦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城乡分化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在研究级差地租理论时发现，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的大卫·李嘉图，不加分析地认为土地肥力递减是不容质疑的自然规律。相反，马克思并不认为土壤肥力递减是自然规律，并从农业化学家李比希那里寻找到批判的科学依据，因而马克思评价“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1]234。李比希认为土壤肥力取决于化学元素的配比，由于农作物吸收这些化学元素，并随粮食收成而带离土地，所以土壤养分流失从而导致土壤肥力的下降。李比希进一步指出，人畜粪便的返田能够有效补偿土壤因粮食收获而损耗的养分，从而维持了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但是，问题就出在以粮食商品化为标志的“现代的农业是一种掠夺式的农业”[2]13，一方面利润驱使农场主提高土地的产量而加速土壤肥力的流失，另一方面人口大量集中于城市无法实现排泄物的返田，土壤肥力的损耗也无法及时得到补给。这样，土壤肥力只出不进就无法为继，势必造成土地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马克思据此指出，城乡分化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造成“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大量的人类排泄物，限于城乡之间遥远的空间距离，无法以厩肥的形式返还农田，“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579可见，马克思从李比希的理论中得出，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是资本主义城乡分化和粮食商品化的结果，而不是李嘉图所说的固定不变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福斯特认为，既然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威胁人类的生存，那么就可以将新陈代谢断裂理解为自然异化，从而得出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具有普适性的结论。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表达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类对构成其存在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4]180。而这种异化则对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自然异化。马克思强调，主体性是人的类本质属性，表现为劳动者在劳动中享有主动性。在这种主动性的劳动中，自然作为劳动对象，使劳动者“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54，从而使自然界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5]52。但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劳动成为被迫的活动。此时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无法再确证劳动者的主体性，而只能是“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5]54，沦为一种被异化了的自然。福斯特正是从这种异化自然体现出人的主体性丧失出发，认为新陈代谢断裂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也威胁着人类生存，从而做出自然异化等同于新陈代谢断裂的判断。由于自然异化是说明人的类存在状况，所以新陈代谢断裂就随之拥有了普遍意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类生存的普遍状态。
但是，就福斯特所得出的新陈代谢断裂具有普适性这点，摩尔却极力反对。摩尔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出发，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发生新陈代谢断裂，因而新陈代谢断裂并不具有普适性，从而拉开了二者论战的序幕。
摩尔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的生态掠夺模式变化，将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构成其批判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史料基础：一是14世纪50年代到16世纪80年代，以封建势力的领土扩张为背景，在农奴制条件下，应用三圃轮作制和散养家畜相结合的方式，扩大了农业的经营范围；二是16世纪90年代到18世纪50年代，以种植园体系为基础，利用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贩卖非洲黑奴和攫取美洲资源，迈开了资本积累的脚步；三是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圈地运动的发展逐渐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在交通不断便利的情况下，农业资本主义通过商业贸易推广到全球；四是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随着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发展，在获得民族独立的地区，追加农业投资来提高本地农业产量，并解放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五是20世纪50年代至今，依赖农业技术革新提供的高产种子，利用转基因技术，资本主义全球化农业进入新阶段。[6]摩尔认为，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新陈代谢断裂现象，但是，它后来通过不断的殖民侵略与全球扩张，解决了这一生态危机。福斯特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危机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通过耗尽作为优质肥料的秘鲁海鸟粪资源，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农业得到了维持，但新陈代谢断裂并不是就消失了，而是将发生地点转移到了资源被掠夺地。由于资本主义无限增殖的逻辑没有变化，新陈代谢断裂的表现形式也将出现更多的变化，马克思就指出了除农业外，“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7]272摩尔还认为福斯特所阐释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既没有看到生态因素是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内在动力，也没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是全球生态塑形的主导因素，反而试图把被抽象掉具体历史内容的、概念化的自然范畴作为基础，从而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性与全球扩张，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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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战的分歧：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
（一）关于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适用范围的争论
面对摩尔的批判，福斯特在《国际思潮评论》（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上刊文《被诠释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论左派的辩证法缺失》[13]，其中就系统地揭示摩尔的理论错误，强调应重视自然因素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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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否定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实际发生之后，摩尔提出应合理地理解新陈代谢断裂的可能性。虽然新陈代谢断裂并未实际发生，但其发生的可能性却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适应性调整。在福斯特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积累逻辑在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无情地产生了一种断裂，切断了自然再生产的基本过程”[8]39，所以造成了原材料的供给困难。而“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最后一棵树被砍掉的时候——而不是之前——才能发现钱不能当饭吃”[8]185，这种忽视使用价值、只关心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财富观，使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对可能出现的新陈代谢断裂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因而新陈代谢断裂在所难免。但摩尔指出，“资本积累不仅依赖大量的廉价资源，而且也会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市场中不断生产出大量的廉价资源”[9]，资本主义国家攫取他国资源以补充本国供不应求的原料，维持了本国的资本积累。正是这种可能发生的新陈代谢断裂危及资本积累，从而促使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确保资本主义世界既能够维持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又可以使本国的新陈代谢不发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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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攫取他国廉价资源以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陈代谢，掩盖了资本增殖逻辑的反生态性。摩尔指出，资本家通过世界市场获取大量原材料，来防止因原料不足而引发的资本增殖危机，以维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陈代谢。福斯特批判摩尔的观点，认为获取廉价原材料只是迎合了资本增殖的愿望，其代价是使更多地区被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增殖的原料供应地，但不能从根本上限制资本对自然界的无限索取。如果认可摩尔的观点，那么就意味着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永恒正确。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上的搜刮也会被视为合理，因为攫取来的廉价资源有利于缓解原料不足对资本增殖的威胁。这就完全无视生态危机的存在，漠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只关心资本增殖顺畅与否。所以，福斯特批判摩尔试图用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来掩盖资本增殖逻辑的反生态性，以至于摩尔俨然成为资本家利益的代言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自然新陈代谢断裂是广为认可的事实，而资本主义的调整不能否定断裂已然发生的事实。福斯特指出，新陈代谢断裂在生态研究中崭露头角，从土地肥力衰竭，到全球气候剧变，再到海洋生态系统恶化等等，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是普遍存在的。这种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就是生态危机，它既导致了资本积累缺乏原料供给，又破坏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即使如摩尔所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他国资源来维持本国的自然新陈代谢，但资本积累的无限性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对自然资源的无尽索取，那么当全球资源罄尽之时，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就无法挽回，世界末日难以避免。所以，资本增殖逻辑决定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的普遍存在。摩尔的辩解，只能视为新陈代谢断裂的时空展开，须知只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注定无法避免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出现。
本文通过选取适宜的分析谱线和仪器工作参数，不同的积分、观测方式，实现了同时测定Cu、Fe、Ni、Cd、Zn、Mn、Ca、Mg、Na、Si、As、S，采用内标法补偿因钴盐基体对待测元素的影响，经试验验证可用于钴产品生产过程CoCl2净化液和Co(NO3)2净化液中Cu、Fe、Ni、Cd、Zn、Mn、Ca、Mg、Na、Si、As、S等12种元素的测定。也可用于金属Co、Co3O4、Co(OH)2等钴产品中上述元素的测定。
（二）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争论
摩尔批判福斯特将自然和社会因素从整体关联中抽离，孤立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之关系。摩尔指出，福斯特力图推动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突出强调被古典社会学理论弱化了的自然因素。故而，为了建构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福斯特利用马克思“独特的双重身份，既作为古典社会学（不必提及他在某些方面以作为自然的敌人而闻名）内部的奠基者，又作为外部的批判者”[8]146，从马克思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中，抽象出“自然和社会之间通过劳动而进行的实际的新陈代谢”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总是被异化地再生产出来的”但服务于资本运行的社会新陈代谢[8]175，并强调后者导致前者发生断裂。摩尔指出：“资本主义不仅仅造成了生态的变化，而且变化了的生态环境也推动资本主义的适应性发展。很遗憾，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没有看到这一点。”[11]福斯特之所以只谈论社会新陈代谢破坏自然新陈代谢，却无视其中的反作用，就是因为他要突出社会因素对自然因素的破坏，为环境社会学做理论辩护。
摩尔提出，通过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和原材料的生产不足之辩证关系，从整体关联性中重审自然和社会之关系。摩尔依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及的“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12]134，指出原材料供给不足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为缓解原材料供给不足的紧张局面，资本家完全可以在全球攫取廉价资源用以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摩尔认为，凭借固定资本生产过剩与原材料生产不足的辩证关系，才能理解作为社会因素的资本增殖是如何影响新陈代谢的：一方面导致区域性的自然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从全球市场上攫取新的廉价自然资源。摩尔据此认为，福斯特所说的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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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陈代谢断裂并未实际发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殖民霸权掠夺他国资源，规避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城乡分化导致土壤养分的新陈代谢断裂。资本主义国家向他国攫取天然肥料，例如秘鲁海鸟粪资源，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开辟资本主义国家的粮食供应地，以这些方式成功地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壤肥力循环断裂。针对福斯特指出的“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断裂的一个证据：所有的殖民地国家眼看着他们的领土、资源和土壤被掠夺，用于支持殖民国家的工业化”[8]182，摩尔尖锐地指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掠夺殖民地的资源来维持本国的资本积累，那么就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新陈代谢断裂。
从上述福斯特与摩尔的论战中可以看出，由福斯特等阐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无疑是有局限性的，不能完全代表马克思著作中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需要就该理论的合理性及其理论价值进行科学评价，不能盲目夸大。
第二，自然因素的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马克思十分重视自然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指出“人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3]215。摩尔所谓的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之辩证关系，实质上是站在了资本增殖的立场上，没有看到资本增殖对自然的异化。一旦认可摩尔的观点，就会消解自然因素的基础性地位，使自然因素从属于资本增殖这个社会因素。事实上，马克思在对劳动的界定中就强调“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56，强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共同制约人类发展进程。自然的极限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通过从他国转移自然资源，就可以无视这种资源上限的存在。而且，摩尔只关心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获取多少廉价自然资源，说明他只看到资本增殖的危机，却没有认识生态环境自身的危机。须知自然资源的廉价与否，并不能取代自然资源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自然资源廉价只关涉资本增殖，但作为使用价值的自然资源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要件。
三、论战的启示：科学理解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普适性
（一）科学评价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理论价值
第一，谈论自然和社会之关系，并没有消解整体性关联。福斯特指出，区分自然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是为了说明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社会新陈代谢无视自然的极限，无限地索取自然资源造成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自然资源匮乏又会破坏社会新陈代谢。只要资本增殖逻辑不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全球扩张及其造成的生态危机，就仍处于整体性关联之中。至于摩尔提出的本国资源枯竭和攫取他国自然资源，福斯特指出这刚好证明了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本国资源枯竭是资本主义生产造成本国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表现，而通过牺牲他国资源来延续自身发展，则会造成他国的自然资源枯竭。与其说是扭转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倒不如说是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状态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只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以他国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为代价，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本国新陈代谢断裂出现的时间，但也不可能根除。当全球范围内都无法提供廉价资源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新陈代谢断裂最终显现，随之而来的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社会新陈代谢也发生断裂。
毋庸置疑，资本主义发展必然造成新陈代谢断裂，所以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是具有普适性的。而摩尔只是关注到新陈代谢断裂所呈现出的一部分表象，试图以此来否定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显然过于狭隘。须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具有复杂多样性，就如同人体以及各种生物体，同时存在新陈代谢的断裂和修复。但之所以说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是必然断裂的，就在于资本增殖无限性势必触及自然资源存量的上限。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在面临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危机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做出适应性的自我调整与自我反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克服面临的挑战与危机，以便进一步维持新陈代谢的延续。当自然极限的最终出场时，资本主义社会将无法做出调整，而葬送在自身的资本增殖逻辑上。所以，福斯特阐释的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无疑是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也深刻揭示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批判内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与社会主义建构学说具有生态哲学的理论根据，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与出发点，对于国际学术界一度流行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反生态性”论断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但是，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即没有在理论层面考察自然新陈代谢断裂后对社会新陈代谢的反馈，从而使摩尔之流钻了理论空子。从人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关系的呈现形态看，新陈代谢断裂和新陈代谢修复都是存在的。如果不从理论上解释新陈代谢修复所包含的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的反馈，那么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就会成为对局部现象的理论考察，对理论的严密性造成损害。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危机而进行的自我调适与自我反馈，其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与自然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之结果。只有在对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考察的基础上，才能推断资本主义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向，而这正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尤其是他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进一步揭示的内容。
因此，对于福斯特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我们没有必要夸大其合理性与理论价值。因为福斯特毕竟只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思想片段中，抽出了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破坏的内容，而没有涉足自然新陈代谢的反作用。从马克思的有机论思想角度看，福斯特的理论和摩尔的反驳都只是各执一端，必然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局限。
为了给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辩护，福斯特同伊恩·安格斯（Ian Angus）围绕摩尔的指责，以对话的形式撰写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辩护——约翰·福斯特对反驳的回应》一文，并发表在安格斯主持的《气候与资本主义》（Climate and Capitalism ）上。[10]
（二）科学理解资本主义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适用范围
这样，问题就变成，在新陈代谢断裂问题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笔者认为二者具备同一性，但需要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角度来分析。只要资本增殖逻辑不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就必然无度，迟早会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的反生态性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福斯特在生态问题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抓住了必然性和普遍性。那么，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新陈代谢断裂而进行的殖民掠夺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全球视角和历史的时间维度上，把握这种新陈代谢断裂的特殊性。放眼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新陈代谢断裂的维持，是以牺牲他国资源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断裂在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严重；从历史的时间维度说，当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因政治和经济独立，或因资源枯竭，不能提供资本主义国家维持新陈代谢的资源时，资本主义国家依然要出现新陈代谢断裂，即新陈代谢断裂只是在时间上后延了而已。所以，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他国资源来维持本国新陈代谢的方法，不仅无益于本国新陈代谢断裂的最终解决，反而造成了新陈代谢断裂在全球的蔓延。摩尔将新陈代谢未发生断裂，限制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和一定历史阶段中，无法体现新陈代谢的整体面貌，只能局部地体现新陈代谢的特殊状况。一旦资本主义国家无法获得廉价资源，新陈代谢断裂的普遍性就会显现出来，作为特殊性的、局部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陈代谢维系也将消弭于断裂的必然性之中。
福斯特和摩尔围绕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适用性之分歧，在于二者讨论对象的差异，即对“资本主义”一词的理解不同。福斯特在指出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必然性时，围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而摩尔提出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未发生断裂，则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地域范围内，资本家们可以掠夺他国资源以自用，来推延局部地区发生新陈代谢断裂的时间。所以，既然二者围绕的“资本主义”这个研究对象都不相同，那么出现不同的结论也属必然。
新陈代谢断裂的多样化呈现，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具体、历史的统一。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具体历史和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所以作为内生的反生态性也必然随之拥有不同的历史形态，其中就包括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和修复。如果说福斯特是从理论上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那么摩尔的反驳就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特殊性所决定的新陈代谢断裂的具体形态。在面对本国原材料供给不足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呈现的历史形态就表现为殖民主义，利用殖民霸权攫取他国资源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新陈代谢关系也与之相对应，即资本增殖加速本国的新陈代谢断裂，而作为适应性措施，资本主义国家积极推行生态殖民策略，在延缓本国新陈代谢断裂的同时，加速了他国新陈代谢断裂的产生。这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形态之变化，新陈代谢断裂就从一国扩展到多国。
3.1.2 以文化变革带动内部控制创新。真正优秀的单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部的文化与制度都是为适应单位的发展不断变革的，同时，文化的改变可以促进内部控制的创新。以文化为基调进行内部控制的创新，这样得到的内部控制是合理的，是符合单位人员心理需求的，是不与单位控制活动相矛盾的。
因此，新陈代谢断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体现为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普遍性，而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延缓本国新陈代谢断裂出现的时间而掠夺他国资源，则是全球新陈代谢断裂局部的特殊性。整体普遍性同局部特殊性之间的同一性关系，理应使福斯特和摩尔在新陈代谢断裂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二者发生论战而各执一词，则表明他们都没有把握住资本主义新陈代谢断裂之中包含的辩证统一关系。摩尔从局部特殊性出发，就断言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失效，在逻辑上难以成立；福斯特从理论必然性出发，却不能容纳局部特殊性的新陈代谢维系，则反映了福斯特理论的逻辑缺陷。
（三）辩证理解唯物史观与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关系
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中所包含的辩证统一关系之理解，事关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态定位。摩尔指责福斯特阐释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违背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因为福斯特过分强调自然新陈代谢的基础性以及社会新陈代谢对自然新陈代谢的破坏，但忽视了其中的反馈作用。在摩尔看来，资本主义的社会新陈代谢主导着自然新陈代谢的变化，表现为资本增殖逻辑要求掠夺全球资源，从而实现对全球生态的重塑。摩尔据此指责福斯特，认为忽视社会经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可见，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理解，关涉唯物史观的生态合法性，必须加以重视。笔者认为，摩尔的指责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唯物史观内含马克思的有机论思想，包含着自然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之间的辩证统一运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抽象化理解，加之马克思的有机论思想未被系统发掘，使得其本应包含的生态内容丢失。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确实应该重视摩尔的指责。
任何一个职业或行业都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也就是俗称的行规，商务英语翻译也不例外。对于翻译职业道德的定义可以概述为翻译活动中各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之和，是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其表达形式多样化，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以下几点：准确，公正，公平，尊重顾客，谢绝不能胜任的翻译任务等。
自然新陈代谢的基础性地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题中之义。虽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但从未否定自然新陈代谢在社会主要矛盾运动中的重要性。相反，马克思多次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4]194在《资本论》中对劳动这个基础性概念的界定中，马克思也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3]207-208在晚年写给俄国的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还提到，“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15]435，优越的自然条件足以使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大峡谷。显然，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受到自然新陈代谢的制约。
从方法论上看，摩尔的指责将自然新陈代谢和社会新陈代谢的辩证关系理解为二元论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理论倒退。从马克思的有机论立场看，社会新陈代谢存在于自然新陈代谢的大环境之中，受到自然新陈代谢过程的基础性影响。即便是如同摩尔所言，在技术更新和资源掠夺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新陈代谢也同样要受到自然新陈代谢的影响，变化了的只不过是制约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新陈代谢的范围，从欧洲扩展到美洲乃至辐射全球。所以，摩尔单方面地认为依靠资本主义的社会新陈代谢就可以突破自然新陈代谢的限制，实际上是一种天真的幻想，自然新陈代谢的限制将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完毕之后必然地显现。
当然，从摩尔的指责中引申出一个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即如何看待自然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由于关注点在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上，所以学者们通常关注社会有机体的矛盾运动，而相对地忽视了自然有机体的基础性影响。而随着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有机体，并一改以往只是将其视为外部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原料供给地的观念，逐渐关注到自然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交互作用上。但喜中有忧的是，生态问题严峻化的时代背景，使得学者们的关注点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自然有机体的决定性和根本性，而忽视社会有机体的自我调适。福斯特建构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就刚好反映了这种学术理论的发展动向，既体现了对自然新陈代谢的重视，又忽视社会新陈代谢的反馈。这就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维度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即通过系统发掘马克思的有机论，以研究自然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来丰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态内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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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Debate on Metabolic Rift Theory Between John Foster and Jason Moore
Wang Changran,Liu Kui
（School of Marxism,Southeast University）
Abstract： John B.Foster,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cological Marxism theorist,delves into Marx’s texts and finds out that the capitalist logic of endless expansion will definitely meet natural limits,rifting up the metabolism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which forms metabolic rift theory as a basic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thought of Karl Marx.However,Jason W.Moore,the opponent,denies the generality of the metabolic rift and holds that capitalist countries are faced with metabolic rift periodically and partially,but that alarms those countries to take actions against the metabolic rift by robbing natural resour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to ensure their metabolic safety.In essence,Foster cares about th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t social metabolism on natural metabolism,while Moore focuses on the feedback of natural metabolism on capitalist social metabolism.Their debate reflects that western academia of ecological Marxism has not totally understood the organic thought of Karl Marx,which leads to their rigesc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alectic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metabolism and natural metabolism,and that urges Chinese academics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ecological dialectics in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John B.Foster；metabolic rift；Jason W.Moore；Karl Marx；ecological dialectics
DOI： 10.16397/j.cnki.1671-1165.201905051
*收稿日期： 2019-09-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 世纪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拯救前沿研究”（18YJA710033）；江苏省博士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马克思物质变换思想的生态意蕴研究”（KYCX17_0215）。
作者简介： 王常冉，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魁，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
（责任编辑 朱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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