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吴佩孚的崛起与直皖斗争性质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质论文,吴佩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8-0076-05
长期以来，史学界似已形成共识：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但仔细考察，直皖斗争的性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逐渐演变。本文试图从五四时期吴佩孚崛起的这一视角来观照直皖斗争，并探讨其性质的演变（注：学术界大都认为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而对于吴佩孚的研究及直皖战争中直胜皖败原因的分析，则有新的看法。但把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表现与直皖斗争的性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尚属少见。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谭融：《五四时期的吴佩孚》，《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郭剑林：《吴佩孚与五四运动》，《河北学刊》1993年第5期；王华斌：《试论直皖战争直胜皖败的原因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86年第1期；李新、李宗一：《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
直皖斗争最初表现为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矛盾。在两者的斗争中，直系另一支力量曹锟以“双栖者”的姿态折冲于二者之间。直到1918年8月，吴佩孚在湖南前线“罢战主和”，曹、吴势力与冯国璋的直系步调才趋于一致。但随着冯国璋于1918年10月的去职，直系的反皖斗争，便由直系的后起之秀吴佩孚担当了主要的领导角色。
早期的直皖斗争属于北洋军阀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自不待言，即使吴佩孚罢战主和之后一段时间内，其反对皖系的斗争也主要是出于自身派系利益的考虑。虽然在早期的直皖斗争中，曹锟与段祺瑞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但从地缘关系讲，曹、吴毕竟属于直系。因此，段祺瑞对他采取了一面利用、一面排斥的策略。段祺瑞为实现其独裁统治对西南用兵，以曹锟之劲旅第三师为前锋，即怀有一石二鸟的企图：一方面让直系精锐消耗于对西南的战争，一方面可削弱、排斥曹锟直督的地位，乘机占领畿辅重地。故吴佩孚血战湖南，换回的却是未建寸功的皖派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在皖系的排挤打击之下，曹锟存有“久戍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1](p624)的顾虑而率兵北归便是在觉悟之后对段祺瑞“调虎离山”计的反戈相击。随后，吴佩孚在湖南的罢战主和与曹锟的率兵北归具有同样的性质，即以“罢战主和”来对抗“武力统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涉及到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集团，受其影响，直皖斗争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众所周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从1917年上台以后，为实现其“武力统一”政策，大借外债，扩充武力，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对于巴黎和约，段祺瑞一开始就力主签字，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也竭力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公然为日本侵略作辩护。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北洋政府在山东问题上动摇、妥协。
与皖系妥协退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佩孚的对日态度。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吴佩孚连连通电，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本意不止在青岛，其将来希望，有大于青岛数万倍者”，因此，“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2]。与同侪相比，其见解之精辟可谓一语中的。针就当时中外关系，吴佩孚认为中国处境已“如临岸之马万不可轻策一鞭”，劝诫大总统“勿为众议所惑，勿为威力所制”，“临大疑，决大计，当机立断”[3]，从速电饬专使，拒绝对日签字。吴佩孚还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他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当外交成败关乎国家前途之时，皖系主签、奉系旁观、直系动摇之际，吴佩孚打破沉寂，公开发表意见，强烈反对条约签字，慷慨激昂，确实表现了“军人卫国御侮的决心”[4]。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以国内的群众反日运动为后盾，于1919年6月28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但日本帝国主义并未就此歇手。它一面胁迫北洋政府补行签约，一面运动北洋政府对日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态度暧昧，犹豫不决。山东父老乡亲为自身存亡奔走呼号，多方运动。吴佩孚在浓浓乡情的感召之下，遂联络同乡军官48人联合通电，反对直接交涉。他说：“大抵强国与弱国交涉，利在单独，不利于共同，利在秘密，不利于公开。至弱国外交，则适得其反”，故“直接交涉，结果必于我无利”[1](p635)。况日本是根据德约，援引二十一条，若直接交涉，便等于承认其继承德人权利，实际上等于承认二十一条为有效。果如是，则国体扫地，以后更无以立国于世界。吴佩孚建议政府应据理力争，留待国际联盟之公决。即使国际联盟不予受理，亦可留作悬案，以为将来解决留有回旋余地。
自古以来，内讧外患，总是相为缘起。民国肇建以来，内争不息，外侮频来，国命如丝，危如累卵。面对日本的虎视鹰瞵，吴佩孚认为中国不能仅仅停留在拒绝和约签字一层，必须通盘筹划，图谋善后，而“统一内政，尤为根本立脚之计”[5]。攘外必先安内，兄弟阋于墙不可外御其侮。面对强敌，中华儿女无论何党、何派，理应捐弃前嫌，协同对外。因为“南北同胞也，强邻仇敌也；同胞之争，无防（妨）相让，仇敌之侮，万难屈从”[6](p2)。在五四运动的高潮中，吴佩孚与谭浩明、赵恒惕等于6月25日联衔电劝上海和会南北代表，“极力让步，勿过吹求，务期和议早决”[7](p344)。如果说一年前吴佩孚在衡阳“罢战主和”是从自身派系的利益着眼，显得空洞虚饰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当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激化的时候，他的和平统一主张，则超出了狭隘的派系之争的藩篱，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不失为解决时局的切实方案，它顺应了民心，凝聚了民气，具有进步的意义。
二
五四运动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各阶层人民广泛参加的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成为检验各派系、各集团的一块试金石。五四运动的直接矛头虽是指向曹、陆、章，但“段派军阀，实与此三人是相依为命的”[8](p530)。故五四运动的当天，北洋政府在皖系的叫嚣下便逮捕学生32人，随后对各地群众运动大肆镇压。一向主张“和平”的直系三督也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尤其是湖北督军王占元，残酷镇压武汉学生运动。在西南诸军阀辖区内，7月14日以后，工、商、学各界和政府多次发生流血冲突，军警枪伤学生多人，并逮捕大批学生，制造了五四运动以来军政府辖区内“最严重的政治事件”[9](p457)。
五四运动中，直系势力的“灵魂人物”吴佩孚表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军阀的独特个性。他发表通电，对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他认为：当顾忌者慑于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莘莘学子，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指责北洋政府对直言学生大肆逮捕、镇压，是“轻重倒颠措施”，并告诫北洋政府“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大狱之兴定招大乱”[10]。他敦促大总统，以国本为念，以民心为怀，释放学生，培养士气，全国一致力争收回青岛。
五四时期，吴佩孚身在湖南，关注全国。1919年8月，安福死党张树元、济南镇守使兼城防司令马良等，逮捕商民，枪杀爱国志士，全国各界群情激愤。在一片反对马良声中，吴佩孚破除师生情面，指责马良“不与国土负责，而与国民负气；不与敌国为仇，而与民意龃龉；不以国军对外，而以国军对内”[11]。北洋政府暴戾恣睢，淫刑以逞，逮捕直鲁请愿代表，不仅不能消解内乱，只能引起更大的不满。他恳请大总统释放请愿代表，以维时局而消内乱。
湖南地处南北要冲，是段祺瑞“武力统一”对西南用兵的咽喉要道，因此，这里的人心向背对于整个时局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直皖战争时，吴佩孚撤防北归得益于这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实多，而这种支持来源于较为良好的军民关系。在北洋军阀中，吴佩孚治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他驻防湘省时，军队应用各物，皆须出钱购买，不得扰及民间一草一木，违者处以军法。有一次，一辎重队士兵，人民居强夺一水烟筒，即行枪决。在湘人“苦于军队之扰民而入境之北军为尤甚”之际，吴佩孚所部在战时前线而能保存如是之纪律，从而赢得“衡人之爱戴，忘其为外来之北军也”[7](p336)。与同驻湘省的张敬尧相比，吴佩孚良好的军人形象，使他成为湖南各界驱张运动的“仲裁者”。在他的支持下，五四时期湖南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吴佩孚也因而蜚声湘省各界，学生誉之为“寄身军旅，为国勤劳”[12]之革命将领。
三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交织的时期。因外交失败而引发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斗争，“外争国权”又是与“内惩国贼”密不可分的，因为正是安福系的亲日政策才导致了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同时，皖系的排斥异己也使它不仅与直系，而且与奉系、西南，甚且与中央的靳云鹏、黎世昌都处于对立的地位。故皖系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成为众矢之“敌”。吴佩孚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安福弄权，力促和平统一，支持学生运动等行为，客观上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要求，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天津各界联合会称他“赤诚爱国”[13]，国民党机关报评他“慷慨激昂”、“富有胆略”[14]，更有人称他是“爱国军人”[15]。也正是由于吴佩孚的行为与时代大潮的汇流，才使得社会各团体与他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吴佩孚手握兵符的地位、所向无敌的劲旅也使人们在愤怒于安福系损害国家利益之余找到了发泄愤懑的依托力量，故人们把定倾扶危、中流砥柱的希望寄托于他，希望他能“顾念国危，力图挽救。屏奸党于国境之外，置国家于磐石之安，挽此已亡之国命，拯我将死之人民”[13]。在人民爱国激情的鼓荡之下，在众望所瞩的期待之中，吴佩孚以“国军”应保民卫国自期，吊民伐罪，担当其“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历史任务。人民群众的反皖激情成为促使他领兵讨皖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吴佩孚自己所讲的：“此次兴师讨贼，原为民意所驱策，即战胜结果，亦全国民意战胜，非直军战胜也。”[16]这并非徒托空言，事实上，直皖战争前后，全国许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申讨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系的罪行，支持吴佩孚的对皖战争。1920年7月15日，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等团体致吴佩孚等的电报说：“数年来国人受安福党人祸国殃民之毒害，农工商学，无日不企望国民年出数千万膏血所养之国军，起而为民除害。前读吴子玉师长宣言，虽能如民意之所欲出，犹虑其不能见诸实行。今果誓众兴师，义声所播，河山壮气……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17]同一天，全国和平联合会、和平期成会给徐世昌的电文指出：“直军驱除安福，深符民意。”[17]此由可见，这一时期的直皖斗争已不仅仅是派系间的私斗，而带有了某种“正义”与“邪恶”、“民主”与“独裁”、“维护国家利益”与“损害国家主权”斗争的进步意义。
毫无疑问，作为直系干将，吴佩孚有其个人的政治野心：取皖段而代之。这一时期各种矛盾的尖锐，皖系的日益孤立，为他利用时机打击政敌，实现政治目标提供了良机。可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充当了时代的代言人？实际上，时势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机遇，谁能把握机遇，还要靠自身的性格、素养等条件。吴佩孚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有根深蒂固的“忠”、“义”思想，关、岳是其理想人格的楷模。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使得有“夷夏之防”思想的“秀才”心灵深处不能不有所震撼。其军歌《登蓬莱阁歌》（又称《满江红》）便是其心路历程的描绘：“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7](p177)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恢复国家主权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此清晰可见。吴佩孚一生以“不出洋、不结外人、不举外债、不住租界”自律，即使失败时，也以不出洋、不住租界自恃。“精忠许国”“大义炳耀”[18]是国民政府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最高嘉奖。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它昭示了反对日本侵略与反对独裁、反对损害国家主权的孪生关系。面对民族危机，被安福系左右的北洋政府对日曲膝，于是，吴佩孚的反日情绪便内化为推翻皖派统治的斗争。朴素的民族主义是吴佩孚反对皖系的一个基点。直皖战争前夕，吴佩孚扛起的讨皖大旗即是“中外之防”、“国家主义”等民族主义。他指斥段祺瑞“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因此，直系讨皖，非为“皖直之争”，实乃“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19](p76-77)民族主义在当时是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它好似一座熔炉，融化了西北军、边防军将士的派系思想防线，他们感到师出无名，士气低落；它好似一个磁场，把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凝聚在一起，为推翻腐败的政府而斗争。同时，民族主义也起到了屏障作用，遮蔽了直皖斗争的派系私争的性质，使吴佩孚及其直系成为民众的代言人，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成为推翻皖系的真正力量所在。
吴佩孚的反皖斗争不仅赢得国内各界的支持，而且也受到驻华外国人士的好评。美国副陆军参赞费禄纳在1920年8月3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赞吴佩孚的行动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行动”，吴佩孚是“为其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个人私利而工作”[20](p85)。1920年的《英商工会月刊》称吴佩孚是“民族英雄”，说他一身“集中了国家的全部希望”[20](p123)。虽然，这些评论有点言过其实，但它折射出了反皖斗争所产生的广泛影响。
英美媒体这样颂赞吴佩孚并不是因为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而比较不露出显著痕迹”[21](p301)，以英美作自己的后台老板。直系掌握北京政权时，英美对它的支持是不明显的[22]。事实上，英美与吴佩孚也不可能有根本利益的一致。帝国主义总是从扩张自己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来考虑问题的。而作为儒将的吴佩孚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则不可能超越其民族主义的思想界限。五四时期，他虽一度产生“以美制日”的幻想，但当他得知英美在巴黎和会上与日妥协时，他便公开指责和会的不公允，并说：“如谓不签字，则失英法美诸国之感情，亦未闻有牺牲本国绝大之权利而博友邦一时之欢心者。”[2]可见，他的依赖英美是建立在不能损己以利人的基础之上的，是有条件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的行为才“总象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23]，从而显现其“比较进步一点”[24]的特性。
四
人在其本质意义上是社会的。由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及其社会行为往往是异常复杂的。作为一个深受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熏陶的北洋儒将，吴佩孚未尝不想维护北洋军阀内部的统一。在早期的直皖斗争中，他及其赞襄的曹锟的“双栖”行为即具有某种不使一方坐大的制衡作用。后来，他率兵南下，血战长岳，所向披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愤激于前此北洋军人在湖南的败绩，有损于北洋军阀的“体面”。但随着时局的发展，皖系专制、独裁的变本加厉，北洋大家庭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于是不得不以一种无奈的选择——战争来实现其自身的新陈代谢。
尽管1918年8月吴佩孚在湘督不就的构怨中公开“罢战主和”，但此时他的思想却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痛恨皖系的任人惟亲，专横跋扈，损害国家利益，一再通电“丑诋安福系及徐树铮之罪恶”[19](p15)；一方面又眷念私交，希望北洋军阀前辈段祺瑞能够迷途知返，扭转乾坤，使国家走上统一富强的轨道。一战结束后，国内、国际和平空气的骤然浓厚，使吴佩孚看到了国家前途的一线希望。他联合长江三督，调停南北和会，希望借此国事得以解决，南北完成统一，国权得以巩固。巴黎和约问题发生以后，有识之士在反对签订和约的同时，更把统一内政、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看作是善后之策，故吴佩孚多次通电，力促和平统一。但皖系北洋政府缺乏和平诚意，屡屡设置障碍，阻挠和会。1919年8月，北洋政府在皖系压迫之下任命安福首魁、众议院议长王辑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命令发出，舆论哗然。在全国一片拒王的呼声中，吴佩孚连发数电，指出：“议和乃双方公共之调和，非片面一隅之武断。总代表一席必须为民意所倾向、元首所倚重、双方所信仰者，方可充膺斯选。”王辑唐充任北方总代表，“不惟不能促进和局，而反阻碍和局”[25]。他强烈要求撤换王辑唐。但由于王辑唐的多方运动及安福系的左袒右护，王辑唐最终还是南下莅沪。而此时的南方军政府也已趋于瓦解，一些政客为图一党私利，趋附皖派。于是，王辑唐到上海后，“实行其收买离间政策，以金钱为香饵，以名器为钓钩，一般伟人政客，心醉神迷，大有甘入彀中之势”。曾一度为国人所翘盼之海上名区，“铜臭薰天”，“几成为分赃议和之营业场”。和会的名存实亡，使吴佩孚和平建国的幻想破灭，他深切地体会到：“未有敷衍一时，而克保永久和平者。”[19](p75)和平建国无望，剩下的惟一选择只能是兵戎相见，以武力推翻皖系，实现政府改良。正如时人所劝告：“吴佩孚真要救国，我劝你应以推翻卖国党为唯一目的。”[14]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吴佩孚利用西南“联直制皖”以自保的政策，与西南谈判签约，以为挥戈北上解除后顾之忧。因此，吴佩孚的联络西南与西南的“联直制皖”也不具有对等的性质。
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域内、一定的社会关系中、通过某种特有的方式进行新陈代谢的。五四时期，新的社会力量还不成熟，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仍然是北洋军阀。在皖系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而遭国人唾弃的情况下，总需要有一种新的、相对比较积极的力量来充当历史前进的助力。具有独特个性的吴佩孚此时被人民的爱国激情所驱策，受内心民族主义思想的涌动，乘时崛起，其主张与行为在客观上与人民要求反侵略、反专制、维护国家主权的呼声相适应，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此，直皖的派系斗争融入了当时全国反对皖系恶势力的斗争洪流之中，直皖斗争也因此成为推动历史新陈代谢的手段与途径，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收稿日期】200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