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风流韵——中国武侠文化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透视论文,风流论文,文化论文,武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铜饕餮——旧武侠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从太史公的《游侠列传》开始，中国就有了武侠文化，未免有些自欺欺人。史学意义上的侠与浪漫传奇的侠文化是两回事，正如酒和酒文化一样。侠是一种行为模式，一种社会现实，侠文化则是对现实的精神升华。
最早的侠是“死士”，像荆轲、聂政之流，受尽主人恩惠，成为刺客，或者是孟尝君门下的鸡鸣狗盗之徒。这批人在当时属于破产的精神贵族、有闲阶级，平日里跨宝剑骑骏马、吆五喝六、醉生梦死，我们在今天已经很难把他们认同为“侠”了，因为他们的行为不是为报私仇，就是为统治阶层争权夺利而效命，没有一点“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气魄，大都是市井流氓或亡命大盗而已，但他们确实是原始意义上的侠，受百家攻击的“社会动乱分子”。
侠在盛唐才算是真正地从“地下”走出来，把狭义的复仇精神和一股子戾气化掉，与上层的精英文化结合得越来越深，成为中国文化人格不可缺的一部分。当时的民间小说、传奇、平话中有很多奇妙瑰丽的武侠故事，盗盒红线、昆仑奴、妙手空空儿、虬髯客，这些人物几乎已成为现代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典型了。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行侠仗义，弘扬正气成为主要行动目的，武只是辅助手段而已。宁可无武，不可无侠。要做到“武”很容易，有两膀子力气、几手功夫就可以，“侠”却难得多，不仅仅是有武艺、讲义气、肯舍己救人的人，更广义地拓展到保家卫国、仁爱天下的文人将相；一诺千金、扶持正义的绿林豪杰。武功的高低在小说中，仅仅成了架构情节、铺叙过程的中介物。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盛唐时代，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弥漫了整个社会，“侠”被儒化、被道化、被人格化。文人们出入边塞、习武知兵，盛唐的著名诗人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弓刀马的生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颇为相似。直到玄宗时代的李白，依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一幅强横乱闯，甚至带点无赖气的豪迈气度跃然纸上。他写得高兴，我们读得也高兴。这种强健的文化人格，决不是宋代以后那些文弱书生或谦谦君子能兼备的。
经过宋朱理学、元明暴政，一直到清后期的黑暗统治，武侠精神几湮没于市井。盛唐光明磊落的布衣游侠，延续到蒲松龄笔下的《大铁锥传》，侠气渐消，鬼气渐增，倏忽而来，倏忽而去，于旷野荒郊杀盗贼，掠其财宝，大有“黑吃黑”的气概。明未清初的公案小说，真正写侠的不多，大多是武而非侠，是官府的走狗而非救国的大侠。公案小说中的侠客多半生就一幅奴才相，另一部分则满口江湖黑话，杀人放火无恶不做，是盗跖所为。官兵抓强盗，本来就和武侠精神不沾边。
到了民国这样一个混乱动荡的时代，国家没落，社会腐败，现实中的一切带给人们的都是一种绝望和希望揉和起来的尴尬与无奈，武侠文化便成了类似好莱坞“造梦工厂”一类的精神麻醉剂。还珠楼主与平江不肖生创造了“除暴安良”的虚幻武侠模式。“飞剑取人头”、“口吐白光”，光怪陆离的武侠世界恍如神话，实际上还是没有走出《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魔小说的套路，只不过多了些血腥气而已。
只有走到了今天，中国文学史上缺乏英雄史诗的空白，才被金庸成功地填补了。金庸的小说直接继承了唐时侠文化的传统，借人物之口说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满腔热血，只为神州千万百姓而洒”。完满而自觉地体现了侠义精神在中国文化人格上的力量和魅力，开创了一个新的武侠天地。
将军只爱钱，皇帝但吃酒——乔峰的悲剧
传统文化总是爱莫名其妙地屠杀异己、唯我独尊，“天朝”的心理，似乎并没有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而逝去，让人恨恨不已。平心而论，中国的文学传统并不很好，比较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我们的上古英雄神话很不发达。现存的“女娲补天”、“盘古创世”，都是来自西南五岭的苗族和侗族，汉民族没有留下古典英雄主义史诗。戏剧的兴起太晚，小说的起步又太低，甚至我们的长处——诗和赋与印度同时期作品《吠陀》放在一起看，《吠陀》1017首，份量比《诗经》大得多，以歌颂和探寻人类智慧、宗教信仰为主题，而《诗经》的主要成就在于男女艳情上。敦煌的流光溢彩、唐诗的斑斓，又得益于佛教等西域文化的传入。纯粹中国的传统，骨子里是反艺术的，是实用主义的，是各扫门前雪的。一个过早成熟、过早丧失了天真的美丽、过于讲求实际的民族，走了几千年还走不出封建社会的圈子，道理也就在于此。其实诗何必古选，言何必先秦，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不同认识，有了《西厢记》，就有了《红楼梦》，有了评话传奇，为什么独难容于武侠小说？为什么总把武侠小说贬出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历代史书评传都爱围攻武侠精神？无他，在于武侠精神露骨的直率，使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士大夫式的虚伪遭到暴风雨式的闪击，使他们感受到超越道德礼义的自由人格之豪迈健壮，把假道学、假才子震惊得近乎狂怒了。
如果把金庸的小说拿来，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有武之侠时期和不武之侠时期。金庸前期的作品，还未摆脱实用理性在侠义精神上的束缚，极力强化民族矛盾，拥护汉人政权，宣扬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使主人公置身于矛盾斗争的漩涡之中。其中，乔峰的悲剧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乔峰作为一个英雄人物，近乎于高大完美，他忠君报国，为民请命。他的死，在于民族矛盾的纠缠上，在于自己是契丹人还是汉人上。究竟该忠哪个君？报哪个国？忠君报国的行为合乎侠义吗？乔峰没想明白，空有一身绝世武功却被搞得人格分裂，只好自杀身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对乔峰的死也是无可奈何的，乔峰没想明白，意味着金庸也没想明白。乔峰的悲剧，不仅是个人性格的悲剧，更重要的在于一个中国千年来传统文化人格的悲剧，对乔峰悲剧的探索，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透过传统文化去看清武侠精神的实质。
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姓之国、一家之国、一人之国。天下万物万民，亦不过是天上龙、地头蛇的俎头肉、箸下菜。救国之士自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试问：身为谁人之身？家为谁人之家？国为谁人之国？天下为谁人之天下？可知否？既不知，又何谈修、齐、治、平？更何以自夸呕心沥血、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此虔诚憨厚、自作多情，竟然毫无知觉，岂不可笑？心知肚明者逢场作戏，读一点经史子集，发几句治国之叹，拾一块敲门砖，钻营仕途，图个身前身后萤萤利名，心不知而肚不明者，间或有之，不过好心换成驴肝肺，真诚佛反似小丑行，却也有三分可爱，七分可悲。
一个英雄无敌的侠士，无论武功高似张三丰，正直如郭靖，都没有办法真正改变历史、解救万民。遇上康熙这样的盛世明君，运气倒还好，遇上明神宗这样的无赖儿郎，侠士们为国为民的所做所为，不过是徒劳地挣扎而已。事实上，乔峰是汉人也罢，契丹人也好，只要是施行封建皇权专制政权，只要是接受了汉民族“仁”、“德”这些伪善的思想，乔峰就没有活下去的可能。乔峰，一介武夫，充满了一脑子忠义意识的人，与其说是民族矛盾，不如说是忠义意识杀了他，金庸安排一个自杀的结局，是合乎情理的。同样的自杀比比皆是，马致远的《汉宫秋》甚至不许王昭君过黑江，非让她投江不可。表现了“不能两全，只能自杀”的情绪，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传统心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吃人”，管你乔峰武功多高，少废话，一样吃掉！谁让你爱国？
无论是契丹国国王，还是宋王朝皇帝，他们需要乔峰去做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权欲，他们无需救国救民，民众在统治者眼里是不足道的。我们这个民族，一直缺乏平等精神，君比臣贵，父比子贵，老师比学生贵，上级比下级贵，大致如此。百姓的生存和人生予求寄托在皇帝一个人的喜怒哀乐上，只能降低自己，不惜卑躬曲膝，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
由于没有社会公正，百姓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只好争当奴隶，唯恐自己不够谦卑，向统治者大表忠心：“如果你是那大树，我愿做你的猢狲！”于是无数个像乔峰一样的文人侠士站起来，奔走呼号，对中国历史作一个大扫除，可惜担任救国救民的侠士们本身没有冲破“忠君”意识，最后都落得个不了了之。不是被权谋家耍弄了，充当了官府的奴才，就是不明不白地死掉了。幸存者用自满和自欺，造出一条奇妙的逃路来，寄情于山水，或留连于妓院酒肆，而且自以为“悟了”，觉得其日见光荣起来。呜呼，哀我乔峰！
长歌当哭——侠者的悲壮
乔峰尚是小说中的人物，《碧血剑》中的袁崇焕则是历史上真实的悲剧人物了。侠者的悲哀与侠义精神千古流传的价值，在袁崇焕身上可窥一斑。
当时满人进攻明王朝，明神宗却多年不上朝，政事积压成堆、官吏空缺、兵无饷银、太监专政，神宗却躺进后宫抽了40年的鸦片。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抗敌问题，皇帝总是传谕说：“朕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推说有病，令敌退兵吗？”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但是说什么也不肯开这个国防会议。袁崇焕挺身而出，带兵上阵与满人做战。由于饷银长年欠缺，军心涣散，袁崇焕向神宗要饷，神宗一毛不拔。要得急了，把埋在地下几十年，已经氧化发黑的一点银子拿出来，“脆腐如泥土”，袁崇焕纵是奇才也难挽大局了。满人打到北京城下，又是袁崇焕力排投降派众议，与皇太极议和，免了一次浩劫。
但不知北京城的百姓为什么认定，清兵围城是袁崇焕故意引来的？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和太监们造的谣？还是一般群众天生喜欢听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特别需要一个发泄对象？据史书上记载，当袁崇焕被绑上刑场时，刽子手按照规定，一刀刀地割下他身上的肉来。众百姓围在他身旁，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直咬到内脏为止。
几百年后，同样一位侠义之人在刑场吟出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周围同样有一群盲目的看客。
又过了几十年，又有人在刑场上吟出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盲目的看客依旧。
……
侠者的悲哀，不在于身体的消亡，在于自己无法被盲目的民众理解。中国历史上向来不缺少自以为聪明的旁观者，独少有勇气实践的人。即使真出了那么几位英雄，他们的作用也只能是用自己的鲜血蘸别人的馒头，据说能治肺痨。在无数个苦难的时代里，丈夫吃妻子的尸体，母亲吃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儿不会比英雄们轻，只不过小人物默默地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虽然他们的结果同样是消亡。
然而，在每一个时代里，我们总能见到这些高贵而勇敢的侠者，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他们都是奋不顾身、救国救民的大侠。时代在不断地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念、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进程。
就像西西弗斯的神话，往往重复地把巨石推上去，而巨石又下滑了。他们的劳作没有尽头，他们的面前是永不能摆脱的黑暗，并且永远得不到解脱和拯救的承诺。但就在这样的悲惨命运中，他们找到了诗意的快乐和生存的价值。侠者的意义就在这里！人的不朽，并非是在生物世界中唯独人能有绵绵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有“千万人，吾仍往矣”的勇气，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否则，没有这些人，中国历史真是没法让人看下去了。
当我们眺望远逝的灵魂时，我们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祭奠。世上最令人心酸的、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对英雄的祭奠。
三狗精神——流氓的胜利
在金庸后期的小说中，个性主义色彩越来越重，理性框架被感情打破了。这种处理方式使金庸松了一口气，可以去欧洲旅游一圈而不耽误连载，也使读者把老跟少数民族较劲儿的心理放松了许多。一部《笑傲江湖》，一部《神雕侠侣》，笔墨的落点已经是在人格的自我解放上了。杨过活得没那么累，令狐冲天生就是个幽默的人，领着一群嘻嘻哈哈的小尼姑过日子，大侠岳不群，正宗门派盟主左冷禅都成了阴谋家。武功也越来越假，越来越高，从类似于激光武器的“六脉神剑”到无招胜有招的“独孤九式”，高到不能再高了。韦小宝一把匕首、两根火枪、几包蒙汗药，横行江湖。
小说中的康熙头脑清醒、勤于政事、体察民情，对天下大事洞悉如指。对尚不稳定的政治、军事都有明确深刻的见解，这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具备的。很明显，康熙在金庸笔下成为所有大侠中最大的一个侠——不武之侠。他为国为民的所作所为，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侠之大者”的高贵气度，只用“永不加赋”四个字便足以压倒天下豪杰。相反，作为反清复明的义士们又是如何一幅光景呢？沐王府的笨蛋们自不必说，台湾来的精神支柱郑克爽之流也是纨绔公子一类。陈近南的形象虽然高大，但他领导下的天地会，内部却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陈近南劳而无功的愚忠，纵使一身绝世武功，也总显得风尘仆仆、苍白无力、与康熙的丰神俊朗相比，自是小侠大侠，立分高下。金庸苦苦寻找了那么长时间的大侠，竟然是一个年少的异族君主，想来倒有些好笑。
金庸想拨乱反正，他认识到，所谓“救国救民”，小打小闹不能解决问题，杀一两个人逞匹夫之勇，无谓而且无效。真正扭转乾坤的，是强大的政治力量而不是这些头脑发热的武人。高强的武功，办不了什么大事，最后却成了权谋的玩物和武器。于是，韦小宝唱着黄色小调从扬州妓院里走出来，准备一统江湖了，猛抬头看见皇宫，发出一声慨叹：
“好大一座妓院！”
这的确是神来之笔。宣扬仁义道德的中心，实际上最不讲道德，为了求生存和争权夺利，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韦小宝的本领就在于死缠烂打，巧取豪夺。韦小宝的长处就在于没有读过圣贤书，那些欺骗读书人和平民百姓的假仁假义对他来说真是狗屁不如！哪有死皮赖脸来得痛快直接？只要把漂亮女人搞到手，谁管她心里怎么想。进了院子就是妓女，什么爱情、人道、理解、关怀，全是可以凌掠强奸的东西。道理自然也说，反说正说，达到目的要紧，自圆其说的本领是从娘胎里带来的。
《笑笑录》记载清初有个秀才极为清高，爱洁成癖。一日游园，见高大的白粉墙上有人题诗写字，涂得乱七八糟。他破口大骂，越骂越来劲儿，于是他也题诗一首以示谴责：“三年不见诗人面，一见诗人丈二长。若非诗人丈二长，何以放屁在高墙？”后来又有人将大作题于墙上：“放屁高墙上，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屁，把墙撑住了。”
韦小宝的处世哲学就是这种典型的流氓哲学，他的成功是流氓的成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一味地贪恋享欲，死缠烂打，颇有与“三狗精神”相合之处。新疆男孩恋爱讲究“三狗精神”，物色对象要像猎狗，求爱时像疯狗，耗上你了像赖皮狗。以此“三狗精神”对付女孩，不管你多厉害的角色，准保手到擒来。
我常想，鲁迅先生干嘛非要把阿Q写死，如果让阿Q强奸吴妈侥幸成功，恐怕真能与赵老太爷认了本家，那也说不准。
金庸用“三狗精神”把“发乎情，止乎礼”打得抱头鼠窜，一部《鹿鼎记》写尽了流氓的胜利，展示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反衬出武林人物的失败。通篇之中，我们再也看不出高强的武功究竟有多大的价值，武侠小说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武侠人物落入了尴尬无奈的人生境地。群体性的侠义人格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武力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的道德完善导向整体上的不道德。沾满血泪、锈迹斑斑的刀浆就这样永远夹在了民族精神的史页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