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大昕的考史之“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钱大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章太炎论史，称：“史有三长”，即“才、学、识”。以为“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衡量清代的史学家，作史能兼具三事者，“不过及一、二代”；考史“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注：章太炎：《与支伟成论清代学术书》，引自《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9页。）唯钱大昕学究天人，博综群籍，其“学”浩瀚，于考史者中，当属第一大家，纵的方面学逾三代，通贯古今；横的方面还把精通官制、舆地、氏族谱牒、方志、金石、避讳之学等，充作基本的知识储备，使它们都成了善事（指考史）之利器。
顾名思义，考史也就是用考据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它不同于记史、作史是通过明晰人事、典制，以晓后来为要；而是重在澄清史籍误刊，断其非者，极力考订，必求真相而后已。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序言中尝言：“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齮齕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历史考证学的含义。故其考史之“学”，尤重官制、舆地、氏族，所谓“史家所当讨论者三端”，一曰：“舆地”；二曰：“官制”；三曰：“氏族”。（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又云：“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0《北史·外戚传》。）囿于篇幅，本文着重于此三端，体会钱氏考史之学的浩博与精深。
一、考史与官制之学
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帝王将相的历史”。官制乃其脉络，脉络不清，何言考史？为此，竹汀对各史的《百官志》、《职官志》以及列传中涉及官制的问题，都十分在意，并对记史者不谙官制、轻率落笔的莽撞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比如唐初史臣不谙官制，《晋书》中就常有“随意增加，非当时本名”的疏忽。钱氏举《王览传》为例，称：“汉以太常、光禄勲、廷尉、太仆、大鸿胪、大司农、少府为九卿，而官名无卿字。魏晋宋齐并因汉制，梁武帝增置十二卿，始于官名下系以卿字。”然《晋史》诸传却常有称某卿者，除了《王览传》“以览为宗正卿”外，还有《何遵传》“迁太仆卿”；《卫瓘传》“转廷尉卿”；《司马元传》“追赠太常卿”；《山涛传》“除太常卿”；《何攀传》“廷尉卿”；《诸葛冲、挚虞传》“父模，魏太仆卿。虞为卫尉卿、太常卿”；《周浚传》“父斐，少府卿”；《卞敦传》“父俊，历位廷尉卿”；《谢安传》“父裒，太常卿”云云，（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1《晋书四·王览传》。）均为添足之误。
又如《南史·王俭传》曰：“升明二年，为长史兼侍中。”钱氏查考了当时的官制，发现记述有误。因为“晋宋以来，三公仪同三司及都督军事者，俱有长史。长史之名虽同，而品秩轻重各别。诸例传除长史者，必系本府名，在内如太尉左右长司（疑为“史”字）、司徒左右长史；在外如镇西长史、辅国长史之类，未有单称长史者。”南朝王俭自司徒右长史出为太守，还为黄门郎，转吏部郎，已非长史之职。升明初，俭迁长兼侍中，所谓“长兼者”，亦即“未正授”。钱大昕举《晋书·刘隗传》“太兴初，长兼侍中”；《孔榆传》“长兼中书令”二例为证，称此制“自晋已有”，《南史》则“添一史字”。故可断定：《王俭传》“当有后人转写相涉而误”。（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6《南史二·王俭传》。）
再如《南史·王琨传》曰：“出为会稽太守，加都督，坐误竟囚，降为冠军。”钱氏参照《南齐书》本传：“出为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军事，左军将军，会稽太守。坐误竟囚，降为冠军”的记载，发现《南史》的作者“未通南北朝官制”。盖自晋以后，“都督必带将军号，而军号又有高下之分。琨本以大将军督会稽五郡，坐事降号冠军将军，而督军如故”。《齐史》本来写得十分清楚，偏偏李延寿删去“左军将军”一语。再看“降为冠军”句，其“文不可通矣”。显见，作者不谙官制，故删省“多未得要领”，（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36《南史二·王琨传》。）或有添足之误，或有丢瓜之失。
钱大昕一直主张史书用语要简繁适宜，其中也包括“增其所当增”，“省其所可省”，他说：“文有繁有简，繁者不可减之使少，犹之简者不可增之使多。”（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3《与友人书》。）而李延寿所纂《南史》、《北史》，事增文省均不适宜：事之增者，考之多不实，是谓增其所不当增；文之省者，乃省其所不可省，以致史多诟病。
相比之下，“史之芜陋，未有甚于《元史》者。”（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3。）《元史·百官志一》云：“山东东路转运盐使司盐场一十九所”。钱氏考《元典章》，得知山东盐运司之滨盐司“七处”，即“永利、宁海、丰固、富国、丰民、利国”；乐盐司“五处”，即“官台、高家港、新镇、王家岗、固提”；胶莱盐司“八处”，即“西由、海沧、登宁、行村、信阳、即墨、石河、滔洛”，总计“盐场二十所”，其中“即墨”被减省了。（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五·百官志》。）又《元史·百官志七》云：“元帅府，李店、文州、帖城、河里洋脱、朵甘思、当阳、岷州、积石、洮州路、脱思马路、十八族。”钱氏考宣政院所属，“唯洮州、十八族、积石州、礼店（即李店）、文州，称元帅府”；朵甘思则称“都元帅府”；脱思马路则称“军民万户府”，属于“吐蕃都元帅”；常阳（即当阳）、帖城、阿不笼等处，“合为一万户府”，属于“吐蕃招讨司”；岷州“但有捕盗官，俱无元帅府名。”（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五·百官志》。）此等删繁就简，均犯了“省其所不可省”的错误。
《元史·百官志四》云：“管领诸路打捕鹰房民匠等户总管府，大德元年始置。元贞元年，拨隶中宫位下。”钱氏考《大德纪年》，发现“元贞”在前，“大德”在后，犯了“前后倒置”的错误。（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五·百官志》。）
《元史·百官志一》云：“至元八年，立玉宸院，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钱氏对照《世祖纪》：“元年立仙音院，复改为玉宸院，括乐工之仪凤司”的记载，发现该纪中“仪凤与玉宸并非一司”。（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五·百官志》。）又《元史·百官志七》云：“至元二十二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西。二十三年，又以福建省并入江浙。”钱氏对照《成宗纪》“大德元年二月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的记载，发现该纪并未提及“裁并”事宜。此乃志、纪“互异”，（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90《元史五·百官志》。）必有一处错失。
钱大昕考订各史官制，除了摘发纠谬、裁断是非外，还包括对历代官制的考索，着眼其渊源沿革，贯穿起来，不亚于一部中国官僚制度的发展史。汉袭秦制，包括对法律制度以及“郡国并行”官制系统的继承。汉武帝以后，为强化皇权所需，官制的改革提速，中央一级建立中、外朝体系；地方一级刺史改为州牧，由六百石而真二千石，权限随之扩充；属国设置都尉，不仅治军，且也理政。西汉成帝时，典属国消失，都尉职司仍然保留，并一直延续到东汉。钱大昕考《汉书·百官志》“豫州部郡本有颖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得河南、荥阳都尉八郡”一节时，就详尽地考释了都尉制由属国移向内地的渊源与沿革，他说：“东汉始以属国都尉领城，比于郡守。嗣后内地分置都尉，亦得称郡，晋泰始终，置荥阳都尉也。”《魏志·李通传》云：“太祖分汝南二县，以通为阳安都尉”；《赵俨传》云：“袁绍遣使招诱豫州诸郡，惟阳安郡不动。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这些均“以都尉为郡之证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续汉书二·百官志五》。）钱氏又引《魏略》“李胜尝为荥阳太守”句，以为“魏世已有荥阳郡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4《续汉书二·百官志五》。）
魏晋处于汉唐两个盛世之间，相比汉唐典章官制的发达，魏晋只能算攀挂两极的中间地带，上承汉，下启唐。比如《晋书·职官志》“中领军、将军”之职司，作者以为是“魏官”，于建安四年由“魏武丞相府自置”。然钱大昕考其渊源，发现与汉制极有关联，他说：“汉有南北军，卫京师，武帝置中垒校尉，掌北军营。先武省中垒校尉，置北军中侯，监五校营。魏武为丞相，相府自置领军，非汉官也。盖领军即汉北军中侯之职。但汉之中侯，止六百石。魏晋以后之领军，则以贵臣为之。自领护之权重，而执金吾遂废不置。卫尉也为间曹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0《晋书三·职官志五》。）遂将领军的来龙去脉说得明白无误。
唐代是我国中央集权官僚体制最发达的时期之一，三省六部制的确立，行政事务机构、监察体系、司法体系，以及军队建制和地方机构的完备，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司法体系，唐代中央设刑部、大理寺、御史台三大机关，分掌司法庶务，简称“三司”。钱氏考《唐书·百官志》“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为御史大夫，中书门下”句，以为“此沿唐六典之文”。《尚书刑部职》云：“凡鞫大狱，以尚书侍郎、与御史中丞、大理卿为三司使”；又《刑法志》云：“永徽以后，武氏得志，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案，谓之三司。”解文释义与《百官志》不尽相同。然从司法程序来看，“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有本司或随近官司断决；不伏，乃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乃经三司陈诉；又不伏，乃上表；复表者又不达，听挝闻鼓”，这与《唐书·百官志》之文义相印证，“故六典不著为令，而于刑部篇言”，（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四·百官志三》。）从而将司法体系的机构、职司、程序考释得一清二楚。
同时，唐代也是官制变动较为频繁的时期，钱大昕考察唐代官制，特别关注官职品轶的前后变化，用贯穿一体的表达，示人以全像。比如分管审议和封驳的门下省，主事长官为侍中，次官为门下侍郎。《唐书·百官志》云：“门下侍郎二人”，轶“正三品”。钱氏考《通典》，称：“门下中书侍郎旧制正四品。大历二年，升从三品。”唐《会要》云：“黄门侍郎，大历二年十一月四日，复为门下侍郎。其月九日，升为正三品。紫徽侍郎，大历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升为正三品。五年九月，复为中书侍郎。”《唐书·于志宁传》云：“贞观三年，为中书侍郎。太宗宴近臣，问志宁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宁品第四，帝悟，特召领宴，因加散骑常侍。”（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四·百官志二》。）可见，门下中书侍郎后为正四品官阶，而“散骑常侍本从三品，广德二年五月，升为正三品。”（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四·百官志二》。）
又“左右神策军”为天子禁军。钱氏考其渊源，知“神策军本陇右道十八军之一。代宗时，始归禁中，又分为左右厢，贞元二年，改为左右神策军。”（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四·百官志四》。）这些变化《百官志》中均无记载。禁军亦称“六军”，谓：“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钱氏考《兵志》，发现“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其它色带品者。同四军，总称北衙六军。”不过，其时之四军，指的是“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策尚无建立。“贞元中，置左右神策、左右神威，并前六军为左右十军”，编制有所扩大。“元和中，省神武、神威四军，则以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策为六军”，又恢复了原来的禁军建制，只是名称发生了变化。而后，“朱全忠诛宦官，废神策军，因以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威为六军”，（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4《唐书四·百官志四》。）这些翻来覆去的变动，读来使人烦扰，却实为探知唐代政治斗争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宋代虽然承袭了晚唐与五代后周的旧制，但围绕着强固中央集权的轴心，陆陆续续地进行了许多重大的修正，“从宋太祖开始，便大量增设官职机构，以设官分职、分割各级长官事权的办法，削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长官的权力。”（注：张晋藩：《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4页。）这样一来，原本就臃肿不堪的官僚机构，愈发膨胀，到了“员既滥冗，名且紊杂”的地步。钱大昕考索宋代官制，注意到了这种特征，对其渊源沿革均有指点。《宋史·职官志》云：“左司谏左正言”。钱氏注：“司谏正言，即唐之补阙拾遗也。宋初亦沿其名，端拱元年二月，改补阙为司谏，拾遗为正言。”（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一》。）又云：“登文检院，隶谏议大夫。登闻鼓院，隶司谏正言。”钱氏注：“唐时有匦院，太宗雍熙元年，改匦院为登闻鼓院。东延恩匦为崇仁检院。南招谏匦为思检院。西申冤匦为申明检院。北通元匦为招贤检院。”（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一》。）又云：“舍人四人，旧六人，掌行政命令，为制词”。钱氏注：“中书舍人六员，分押尚书六曹，本唐代故事。宋初以舍人为寄禄官，别置知制诰，行舍人之职。”《春明退朝录》载“端拱中西掖六舍人，既而田锡罢职知陈州，宋湜贬均州团练副使，王元之商州团练副使。是知制诰亦以六人为额也。”《容斋三笔》载“至和元年，邓州缴进王沿《春秋通义》书，二年，有旨送两制看详，于是具奏列名知制诰五人。”《春明录》另载“熙宁二年，阁老钱君倚守江宁，明年予自请出院，李才元、苏子容皆落职，惟吴冲卿权三司使，不供职阁下，无人草制，则其时知制诰亦止五人矣。”《职官志》称“舍人四人”，显然是“元年新定之制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一》。）又云：“国初为所迁官实不任职，复置知制诰，及直舍人院，主行词命，与学士对掌内外制。”钱氏注：“唐中叶以后，翰林学士掌内制，中书舍人掌外制，谓之两制。然亦恒以文官知制诰行舍人事。唐末，赵光逢以中书舍人为翰林学士，其弟光裔，亦由膳部郎中知制诰，对掌内外命书，士歆羡之。后晋时陶榖，以虞部员外郎知制诰，会晋祖废翰林学士，遂掌内外制。周广顺中，窦俨以主客员外郎知制诰。其兄仪、自阁下入翰林，兄弟同日拜命，分居两制，时人荣之。又扈蒙以右拾遗知制诰，从弟载，时为翰林学士，兄弟并掌内外制，时号二扈。盖知制诰与学士，对掌两制，自唐五代皆然，不始于宋初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一》。）凡此种种，考索的都是宋代职官的来源及其演变。
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对宋代官制的繁复与官制的紊乱进行了查考与说明。宋初，为避免老臣干政，朝廷实行了官阶、责权分离的措施，即“官、职、差遣分授的制度。”（注：张晋藩：《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4页。）官，指正官，如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大夫、舍人、郎中、卿、少卿等，这些本来都是唐代三省六部的官员，宋初演变成为只具名份而无实权的“绣花枕头”，亦称“寄禄官”；差遣，则表示实际的职务，又叫“职事官”，具体的称名中常带有“判”、“知”、“权”、“直”等字眼；职，通常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与“秘阁”中的官员，馆职多称“学士”，是宋代极有荣耀的徽号。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与变幻，“三者之中，复有名同实异，交错难知”的紊乱叠出，（注：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文集·百官表总叙》卷65。）从而使宋代官制中的名实关系既复杂、又混乱，不易辨清。钱氏考索此节，便谙熟脉络，将其梳理得丝缕清晰。如《职官志》“二品以上，及带中书枢密院、宣徽使职事称判”例，钱氏注引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国初曹翰，以观察使判颖州，是以四品临五品州也。品同为知，隔品为判。自后唯辅臣宣徽使、太子太保、仆射为判，余并为知州”。又引徐度《却埽编》云：“祖宗时凡官仆射及使相以上，领州府则称判”；“元符末，章仆射罢相，以特进守越州，止称知”；“宣和中，余太宰深，以少傅节度使守福，复称知”；“建炎中，吕仆射颐浩，以使相守池、守潭、守临安，皆称知”；“赵丞相鼎、官本特进，再罢相，初以节度使守绍兴，后改本官守泉，皆称知”；“孟郡王忠厚，以使相守镇江，亦称知，后改婺州，改称判”等等，（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六》。）就把官与差遣的关系交待得十分清楚。
又《职官志》云：“元祐五年，置集贤院士。”钱氏考唐代官制，“弘文馆集贤院，分隶门下中书省，以见任宰相领大学士，其下则有学士、直学士。”宋初，朝廷“沿其制，唯改弘文为昭文，而集贤亦置直院焉。昭文馆学士，罕见除授。集贤院学士，则自宋初至于熙宁，史不绝书，或判院事，如咸平之钱若水；或带外任，如天禧之马亮、庆历之李宥；或判留台，如天禧之晁迥、皇祐之吴育。”《职官志》云：“元祐五年置者，盖元丰改官制后废之，至是乃复置尔。”（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四》。）《职官志》又云：“凡他官入院，未除学士，为之直院学士，俱阙他官，暂行院中文书，谓之权直。”钱氏引周必大《玉堂杂记》云：“国初久为学士，官至八座，已罢职，或再来直院。神宗改官制后，中丞并权六曹尚书，若兼内制，亦止云直学士院，舒亶等是也。中兴初，詹又已为龙图阁学士，犹曰权直院，其他如正侍郎以下，多带兼权，汪藻等是也。厥后程克俊、林待聘、杨愿等，初以给舍兼权，稍久乃落权字，以为恩数。至正尚书，则带兼权学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卢迈奏清自庶官迁侍从，便落权字，正兼直院，故先以起居郎权直院，既迁中书舍人，即落权字。庚寅秋，予以小蓬兼权直院，明年正除权礼部侍郎，吏引近制，申明合正为直院，故抑之，兼权如故，翰长王日、严俨亦不复问。其后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权直院，既除三字，即径落权，遂为定例”，（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1《宋史五·职官志四》。）考释的也是官、职、差遣分授的复杂状况。
显见，钱氏的研究用力极深，其考史“对历代官制之沿革与演变，辨之甚详，由官制而厘订史实之处亦多”，可谓“了如指掌，洞彻本原。”（注：杜维运：《钱大昕之史学》，引自《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页，）
二、考史与舆地之学
舆地同乎官制，也为考史之要件。钱氏称：“读史而不谙舆地，譬犹瞽史之无相也。”（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东晋南北朝舆地表序》。）为此，他“于舆地之学，留心廿余年”，（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与徐中圃书》。）并对历代史书中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的考订纠谬，成绩斐然。但相比官制，其研究更为繁难。因为考索官制，虽困于世道变迁、世易事异而颇费思量，然搭其主脉，来源去处仍可探察；各类史籍之间，相互参照，发现记载错误，纠谬辨证，有迹有据。“惟舆地不然，兴废之际，乱离之时，易名改制最难寻讨”；更何况“各史《地理志》中记载又为讹误”，不下乱上添乱。故“有清一代言史者兼治舆地”，治地者又多重《禹贡》及《汉书·地理志》，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即便如此，“依然问题满纸”，（注：史念海：《钱竹汀先生之史学》，引自《钱大昕研究》第24、26、20页。）遑论其它了。
钱氏考《汉书·地理志》，究其谬误，历历可数，稍作罗列，不少于八种：其一为“传写脱漏”，如《平氏》“禹贡桐柏大复山在东南，淮水所在”例，钱氏按：“五岳四渎之祠，皆载于志。平氏有淮水祠，独失书，恐传写有脱漏”；（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二为“后人妄加”，如《京兆尹》“南陵霸水亦出兰田谷，北入渭，师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例，钱氏按：“此皆班氏本文，谓霸水本名兹水，秦穆公始更名耳，非师古注也，师字后人妄加”；（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三为后人妄取，如“中牟赵献侯自耿徙此”例，钱氏注：“臣瓒音义，引《春秋传》汲郡古文，证此中牟非赵地。《春秋正义》、《史记集解》皆载其误。师古以其与班氏异，故不取。”钱氏慨叹：“小颜（指颜师古）党同妒真，多所芟弃。”其实，“魏晋诸儒地理之学极精”，为了区区门户而妄取误笔，“此类者，深可惜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四为“二注当有一误”，如《九江郡》“曲阳，应劭曰：在淮曲之阳”例，钱氏按：“在海郡曲阳县注，亦引应劭曰：在淮曲之阳。二注当有一误。《续汉志》以此为西曲阳”；（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五为“传写之伪”，如《蜀郡》“汶江渽水出徼外南，至南安东入江”例，钱氏按：“《说文》，涐水出蜀汶江徼外东南入江，从水，我声，别元渽字。《水经注》，涐水出徼外，迳汶江道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度水又东入江，亦从我，不从哉。《志》作渽者，传写之伪。”查看《广韵》十六咍部，发现有“渽”字，其注云：“水名，出蜀”，钱氏断定：此“沿伪实始于唐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六为后人“失考”，如“黟渐江水出南蛮夷中，宋祁曰：渐字当作浙字”例，钱氏注：“《水经》本作渐江水”，此“子京亦失考”；（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上》。）其七为“字误”，有别字、添字二类，如《渔阳郡》“白檀洫水出北蛮夷”例，钱氏按：“《水经注》，濡水流迳渔阳白檀县故城。《地理志》曰：濡水出县北蛮中，盖郦元所见之《汉书》，本作濡水”，却不知何时“濡”字别为“洫”字了，此“师古不能正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下》。）又《东平国》“故梁国”例，钱氏以为“当云故梁，无国字”，此乃添字之误；（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下》。）其八为“不知避讳”，如“东平、须昌、寿张”例，钱氏注：“寿张本名寿良，光武避赵王良讳，改良为张”，此非当时实况，乃“班氏追改”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汉书二·地理志下》。）
即便如此，《汉书·地理志》还不算错误叠出的，相形之下，“史家昧于地理，无知妄作”者，“未有如《晋志》之甚”；（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6《晋侨置州郡无南字》。）而“修元史”，则更多“草泽腐儒，不谙掌故，一旦征入书局，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不谙地理》。）
宋时州有四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其中，节度为三品州；防御、团练为四品州；刺史、亦曰军事为五品州。凡此等级，唯差京朝官就任，谓亲民之官。故宋志记述州置、及其以下军额，系以节度、防御、团练名，节度还有军号，比如大名府，即称天雄军；兖州，即称泰宁军，防御、团练则没有。这些均属官制的范畴，本与地理无关。然《元史·地理志》述舆地之沿革，由于诸多草泽腐儒，不谙宋代官制，望文生义，涉笔便误。何况元代改府为路，已去节度、防御、团练等虚衔，但见宋代府州军额，不知就里，常常出现误断。比如《地理志·檀州》“辽为武威军，宋为镇远军”例，就把军额当成了州置。钱氏案：“辽之武威军为刺史军额；宋之镇远军，为节度军额”，不在一个品级上。至于“州名”，则“如故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又如《地理志·滑州》“唐改吴昌郡，宋改武成军，元仍为滑州”例，钱氏案：“唐宋皆为滑州”，并无改名事。宋代滑州曾以“义成军节度治”，为避太宗讳，改为“武成军”，此乃军额，而非地名之变动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再如《地理志·华州》“唐改镇国军，宋改镇潼军，金改金安军”例，钱氏案：“华州本唐所置，而宋元因之”，绝无改动。所谓“镇国、镇潼、金安”名，“皆节度军额，非改州为军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
另外，宋时诸州常有军额等级变动的情况，或有防御升节度者；或有军事、团练升节度者。曩昔，史家省文，书升某州为某军，后人不知就里，误判连连，《元史·地理志》中此类错失屡见不鲜。比如“保定路本清苑县，唐隶郑州，宋升保州，金改顺天军”例，钱氏案：“宋制，州有节度、防御、团练、刺史（或军事）四等。金无团练，惟节度、防御、刺史三等。保州在宋为军事，金升为节度州，以顺天为军额，而州名如故，非改保州为军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又如《地理志·冀州》“宋升安武军”例，钱氏案：此乃“升团练州为节度州，以安武为军额”，冀州“之名如故”，并非“改州为军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
当然，也有军额辖地、县置军额相继变动的情况，或“以县升军”，或“以军升州”，却“未有转以州升军者”，所谓“由州升军”，其实“由防（御）、团（练）、刺史（或军事）升为节度”，而非“州升军”。（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偏偏明初史臣，茫然不察，其“不学如此，岂不贻笑千古。”（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不谙地理》。）钱大昕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对《元史·地理志》进行考订，摘发纠谬，辨证补缺，其篇幅可谓诸史同类之最。
纠谬当以察错为先，除了不谙史事，昧于舆地外，钱氏还归纳了许多其它致错的原因，如“传写脱伪”、“传写脱漏”、“志之误”、“志失书”、“与志互异”、“妄疑”、“妄操笔削”、“错时”、“失于稽考”、“同名相误”、“字误”、“记误”、“未详其审”、“刊本之失”、“同义反复”、“载殊未备”、“义例失当”、“不知避讳”等等。其间，有的是前人之失，将错就错。比如《地理志·庆阳府》“唐庆州，宋环庆路，改庆阳军，又升府，金为庆源路”例，有两处错误：其一“改庆阳军”为不谙宋代官制，把军额混同于地名；其二将“庆原路”误为“庆源路”，此乃“刊本之失”（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属于传写之误。但大量的为粗疏所致。比如《地理志·河中府》“宋为护国军，金复为河中府”例，钱氏案：“宋仍唐旧，亦为河中府，护国军乃节度军额。”然其并非“始于宋”，金时也“未废护国军’，此乃记史者“失于稽考”；（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又如《地理志·沧州》“金升为临海军”例，钱氏案：“沧州自唐时为横海军节度治所，宋金皆因其名”，《志》作“临海”，纯属记误；（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再如《地理志·葭州》“唐银州，宋为晋宁军”例，钱氏案：“《志》，晋宁军本西界葭芦砦，元符二年为军”，其地属“河东路”；而银州则隶属“鄜延路”，故“晋宁军即唐银州”之说，误于“未详其审”，（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与潦草断事有关。然而，最为可厌的，还是妄疑妄取、随心削裁的武断之举。宋时牧守，有府、州、军、监四等，军、监在州之下，守军以知军系衔，记史遇“军监之名当书，而节度之军额不必书。”但在《元史·地理志》中，由于“史家于前代掌故，全未究心”，遇则当书不书，“妄操笔削”，（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以致裁断不当。
或许是因其粗疏遗漏过甚，钱大昕在纠谬辨证的同时，又对《元史·地理志》作了大量的增补工作。简单者，补脱字失书之缺。比如《地理志·陇州》“领县二，汧源、汧阳”例，钱氏案：“《仁宗纪》，延祐四年，并汧源县入陇州”，此乃“志失书”；（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又如《地理志·夔路》例，钱氏案：“当云夔州路”，此乃“脱州字”；（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三》。）再如《地理志·溧阳州》“至元十六年，升为溧阳路。二十七年，复降为县，后复升为州”例，钱氏案：“《金陵新志》至元十四年，改溧州；十五年，升溧阳府；十六年，改溧阳路，领溧阳县，并在城录司事；廿八年，革去路名，止存溧阳县；元贞元年改升中州”，相比之下，“《志》所载未备”，遗漏甚多。（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9《元史四·地理志四》。）复杂者，补渊源沿革之失。比如《地理志·霸州》“宋升永清郡，金置信安军”例，钱氏案：“宋承后周之书，亦为霸州，政和三年，赐郡名曰永清。盖宋时诸州皆有郡名，以为封爵之号，其郡名皆依唐旧。若五代及辽增置之州，向无郡名，故政和中依例赐之，初非升州为郡，且郡名之有无，无关于沿革，本不必书。若有书有不书，又难免挂漏之讥矣”，（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从而将州置与郡名的关系及其沿革补叙清楚。又如《地理志·德宁路》“领县一，德宁”例，记述过于简单。钱氏曰：“德宁、浄州、泰宁、集宁、应昌、全宁、宁昌七路，及砂井总管府，《志》家缺其沿革”。为此考《特薛禅传》，云：“至元七年，斡罗陈万户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请于朝曰：本藩所受农土，在上都东北三百里，实本藩驻夏之地，可建城邑以居。从之，遂名其城为应昌府。二十二年，改为应昌路。元贞元年，公主复请于帝，以应昌路东七百里驻冬之地，创建城邑。大德元年，名其城为全宁路，则应昌、全宁二路，盖鲁王分地也。”续考《仁宗纪》，云：“延祐五年，改静安路为德宁路，静安县为德宁县。”《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云：“鄃王世居静安黑水之阳。鄃王、即赵王也”；《文宗纪》云：“至顺二年，赵王不鲁纳食邑沙净、德宁等处，蒙古部民万六千余户饥”；《元典章》云：“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元籍爱不花驸马位下人户，揭照元籍相同，依旧开除。然则德宁、浄州、集宁三路及砂井府，皆赵王分地也”；《孛秃传》云：“成宗封阿失为昌王。仁宗朝，复赐以宁昌县税入。公主表，孛花弟唆都哥，唆都哥子不怜吉歹，并封宁昌郡王。则宁昌路，盖昌王分地也。惟秦昌路未详何人分地。”（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显见，凡六路及砂井总管府，皆源于诸王分地矣。再如《地理志·浄州路》“领县一，天山”例，钱大昕考《金志·浄州》称：“大定十八年置，领天山一县，属西京路。元时州县，皆仍金旧名，延祐四年，升州为路，其沿革历历可考。”唯《元史·地理志》不审其文，独独“缺之”。（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地理志一》。）若再将上述其它补缀的文字编连起来，无疑是重修元代《地理志》极有价值的史料。
三、考史与氏族谱牒之学
氏族谱牒之学是考史的第三个要件，钱大昕十分重视。因为历朝历代以氏族而家族的社会政治架构，其实都是由血缘纽带贯穿的。研究中国历史、考证中国历史，不可不谙氏族谱系。就特定的意义而言，“谱系之学”，亦即“史学”。曩昔，“周官小史奠世系，辨昭穆。汉初有《世本》一书，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别也。裴松之之注《三国》史，刘孝标之注《世说》，李善之注《文选》，往往采取谱牒。魏晋六朝之世，仕宦尚门阀，百家之谱悉上吏部，故谱系尤重。欧公修《唐书》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创例，亦由其时制谱者皆通达古今，明习掌故之彦，值而不污，信而有征，故一家之书与国史相表里焉。”（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钜野姚氏族谱序》。）
纵观谱牒之学，前后可分为两截：以唐代划界，其远多与国史相表里，而魏晋六朝尤重门阀，非华胄之后，无从出仕，此风沿至唐代，猷不稍替，故谱牒至为重要。其降，谱牒毁于五季之乱，而私谱兴起，朝廷不复过问，“于是支离传会，纷纭踳跤，私造官舍，倒置年代”，（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6《钜野姚氏族谱序》。）谱牒不见重于世人。“唯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邪，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至？弗问”，（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郡望》。）遥遥华胄，竟落为可笑之习俗。
隋唐以前，氏族谱系与国史相表里，不得其概要，则不明史事。宋元以后，谱牒妄相托附，不足取信；金、辽、元、清政权，又源自少数民族，其姓氏与汉人不同，若不加以梳理，必祖述混乱、昭穆难辨。为此，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对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姓字、世系、里居、年齿都作了精慎的考订。比如《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例，钱氏案：“少康至桀，十一传；殷汤至纣，三十传；周至武王自敬王，又二十五传，而越之世乃止二十余，理所必无也。”随后，他以《正义》引《舆地志》“越侯传三十余世，历殷至周敬王”为据，判断这一说法“较为近之”。（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史记四·越王句践世家》。）又如《史记·孔子世家》“子襄生忠”例，钱氏案：“上云鲋弟子襄，此云子襄生忠，是子襄为鲋弟矣。”考《汉书·孔光传》，其云：“鲋弟子襄，襄生忠，则襄为鲋弟之子矣。”据史而知，“孔光为孔子十四世孙，鲋、襄各为一世，此文盖衍一子字”，（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史记四·孔子世家》。）从而对抵牾不合之处提出了质疑。再如《史记·郑世家》“声公五年，郑相子产卒。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例，钱氏案：“子产者，子国之子，穆公之孙，而世家以为成公子，一误也；子产卒于定公时，而世家云声公五年，二误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史记四·郑世家》。）质疑的同时，也对子产的世系、卒年予以纠正。
秦灭六国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国家大一统时期，随着王权神圣意识的提升，皇家宗室谱系成为重中之重。钱大昕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发现审慎之中仍有讹误。比如《汉书·王子侯表》称：“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据钱氏所考，“元帝子封王者二人，定陶、中山各有一子嗣王，皆入继大宗，无支子封侯者。”（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汉书一·王子侯表》。）又如《后汉书·光武帝纪》称：刘秀为“高祖九世之孙”。据钱氏所考，从“高祖至光武九世”，实为“八世孙”，（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0《后汉书一·光武帝纪》。）此乃晔之误算矣。
类似的情况，《后汉书》中还有：《皇后纪》称：“伏后为大司徒湛八世孙”，其实，自湛而后“八世，实七世孙”；《刘永传》称：永乃“梁孝王八世孙”。其实，从“孝王至永父立，已八世矣。”如依上述二纪之例，“亦当云九世孙”。（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0《后汉书一·光武帝纪》。）造成范氏误算的原因，在于对谱系记录规则的不熟悉。钱大昕为此专门查考了“班氏诸表”，发现其“自始封至子、孙、曾孙、玄孙、玄孙之子，即为六世。此以封爵之世次言”，（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10《后汉书一·光武帝纪》。）故而应将始封计算在内。另外，关于“号谥姓名”，也有定例。一般而言，“宗室例不书姓，姓字衍文。”王莽“伪褒宗室”，则“从异姓例”，以示“天子不得有其同姓”。钱氏以为“此不考其本末而妄为之说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汉书一·王子侯表》。）
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崛起，家世谱系成了护身帖子，可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显宦。这种风气波及唐代，虽为科举冲淡，其残响仍不可小视。欧阳修编纂《新唐书》，专设《宰相世系表》，就说明了门第与出仕的关联。钱大昕考订这段历史，自然不能忽视门阀情节，纠谬补遗的同时，也为谱牒学浓浓地添了一笔。比如《晋书·王维传》云：“东海剡人，魏卫将军肃之曾孙也。祖隆，后将军。”据钱氏所考，“剡当作郯”，引《三国志》注，称“隆为肃子虔之子，则雅实肃之玄孙”；（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2《晋书五·王维传》。）又《唐书·宰相世系表·裴氏》云：“宰相十七人，南来吴有耀卿，行本、坦；中眷有光庭、遵庆、枢、贽。”据钱氏所考，“僖宗朝宰相，坦、系出中眷，非出南来吴，此必因南来吴裴亦有名坦者，故致误尔。南来吴之裴坦，官太平令，未尝任宰相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0《唐书十·宰相世系表一上》。）又《唐书·宰相世系表·太原王氏》云：“霸，字儒仲，居太原。晋阳生咸，咸十九世孙泽，字季道，雁门太守。”据钱氏所考，“王霸被征，在后汉之初，而季道兄弟，总角为郭林宗所知。林宗卒于建宁初，据光武初，仅百三四十年，而至霸至泽传世二十，此理必无也。”（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0《唐书十·宰相世系表二中》。）此皆为族裔、承嗣之纠谬也。
另外，里居、世系、族姓之考订也为重点。比如《宋书·自序》云：“夕金元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帝颛顼嘉之，封渚汾川，其后国沈姒蓐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钱氏引《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言：“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篮叔季，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即其地”，这与沈约自序家世、根出少昊的说法不同。钱大昕为此考史审音，发现“台骀封于汾川，沈国亦当近汾，与汝南相去甚远。古读沈如耽，耽与又相通用”，故而“唐表较之休文序为可信”，（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24《宋书二·自序》。）此乃里居之考订。
又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豆卢氏》云：“鲁元，后魏太保襄城公。”据钱氏所考，《魏书》称：“卢鲁元，昌黎徒河人，曾祖副鸠，仕慕容垂，为尚书令，临泽公。祖、父并至大官，不言慕容氏之族，且是卢氏，非豆卢氏，故沈炳震极诋此表之谬。今检表、称慕容廆弟西平王运，生尚书令临泽敬侯制，制生右卫将军北地愍王精，降后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以为氏。胜子鲁元，是尚书令临泽敬侯制，乃鲁元之曾祖”，（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0《唐书十·宰相世系表四下》。）此其世系之考订也。又云：“慕容出于徒河，而鲁元亦称昌黎徒河人，其为慕容之支庶，亦无可疑。魏初改姓豆卢，犹之改秃发为源氏。其单称卢者，必是孝文迁洛时，改代北复姓，因去豆存卢，故魏收修史仍之也。宁文泰据关中，悉复代北氏姓之旧，故至卢宁仍称本氏。沈氏谓鲁元自姓卢氏，与豆卢绝不相蒙，斯不然矣。”钱氏遂引《晋书》后燕《载记》称：“慕容麟以兵劫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主。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是精无降魏之事”；又引《北史·豆卢宁传》云：“燕北地王精之后，高祖胜，以皇始初归魏，赐姓豆卢氏”，以为“盖得其实”，（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50《唐书十·宰相世系表四下》。）此乃族、姓之考订。
唐代以后，“私谱之文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极其混乱。自金辽以至元清，皆以异族入主中原，姓名氏族与汉人相异，难用旧法窥其虚实。钱大昕既知治史不可不谙氏族，埋首文案，于辽、金、元三朝之族姓的发微揭隐，同样不遗余力。由于辽、金势弱，未足奄有全夏，故元代演成重点，一部《元史·氏族志》，对后世学者，“若网在网，轻而易举，不如昔日之茫无头绪矣。”（注：史念海：《钱竹汀先生之史学》，引自《钱大昕研究》第24、26、20页。）
四、其学浩博 考史乃大
清代开考证史学，其变主要是对宋儒治史风气的反动。何谓史学之宋风呢？梁启超曾以“三病”蔽之，即“谿刻隘激之‘褒贬’”、“任意雌黄史迹”与“不复审择事实”。由此亦演成三派：其一如“胡安国、欧阳修之徒，务为简单奥隐之文词，行其谿刻隘激之‘褒贬’”；其二如“苏洵、苏轼父子之徒，效纵横家言，任意雌黄史迹，以为帖括之用”；其三如“罗泌之徒之述古，李焘之徒之说今，唯侈浩博，不复审择事实”。归结起来，与经儒一样，好做主观的学问，且其风弥漫，遗患累世，差不多“中分史学界七百年，入清乃起反动。”（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自《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8～409页。）
清儒对史学宋风的反动，始于黄宗羲，他率先唱响“实事求是”主义。但真正发飙树帜的，却是考证史学的创立者，尤以钱大昕居功至伟。这可以从两个层面洞悉：第一，使史学（主要是考证史学）与经学比肩，成为乾嘉学术的主流；第二，成功地把考经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考史上，彻底扭转了治史领域里的宋学风气。
钱大昕分析宋元以来史著芜杂陋劣不绝的原因，痛恨史臣们坏了纪实风气，他批评王安石“心术不正，即在好非议古人”；（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6《曾王晚年异趣》。）指斥朱熹“意尊洛学，故于苏氏门人有意贬抑，非是非公”；（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7《宋儒议论之偏》。）诟语欧阳修“颇慕春秋褒贬之法，而其病即在此”；（注：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3《唐书直笔新例》。）刺讽“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他们“涉猎前史，茫无头绪，随手挦扯，无不差谬”，均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以致史无据可信。随后便把朴学大师们的治经原则和方法运用到史学领域，效行拨乱反正。比如惠栋峻立汉学家法，主张“凡古必真，凡汉皆好”；钱大昕治史，也奉家法行事，“相信较古之记载”，他说：“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人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注：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16《秦四十郡辨》。）又如戴震治经，信古不泥古，唯求是也；钱大昕治史也信古，更“从其是”而为之，他说：“史者，纪实之书”，故“记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概而言之，即“实事求是”之精神也。在方法上，钱氏大量地采用了惠栋义例严谨的疏证体式，也吸纳了戴震“断以己之律令”的特点，精当巧妙地把考证和议论结合起来，且把“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的训诂方法贯彻到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十分推重“博文以证”的方法，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清儒考经，主张“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诸证之中，须分轻重主次。以经证经为首证，亦曰：“本证”；以子证经、以史（主要指三代之史）证经为其次，亦曰“旁证”；再就是博文以证，亦曰“博证”，此证时不避三代以下，材通贯诸艺群科，记无论公私正野，或出官家之敕修，或出私人之采纂，或出名山之藏固，均视为来源。且三证以齐全为上，尤不可孤证自足，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音论》。）
清代治朴学者，以“学”相衡，大体分为两类，或博综，或专精。博综者，兼采百家，学问不拘守；专精者，毕生攻一业，从事窄而深的研究。但凡够得上大师级的，非博综者莫属。清初有顾炎武、黄宗羲；乾嘉年间有惠栋、戴震、钱大昕等等。然而，同为博综，亦非千人一面。比如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专注的只是恢复汉经，故特点为“泛滥百家”，（注：章太炎：《清儒》，引自《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27—328页。）这在汉《易》学的整理中尤为显著。戴震之学，“规摹闳远”，于“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注：章太炎：《清儒》，引自《章太炎学术史论集》第327—328页。）然其志亦多在治经。小学者，考文通经之用；算术者，测历之用（历者，论天象四时，是研究《易》经必须具备的基本功）；惟独舆地例外，延续了顾炎武《肇域志》、胡谓《禹贡锥指》、阎若璩《四书释地》的传统，与史地沾边，但用心殷切，与践履考证学的经验极有干系。而钱大昕着意于考史，其学之博，更胜于惠（栋）、戴（震）。江藩称钱大昕“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注：江藩：《汉学师承记》卷3。）同时期的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也云：“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文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他“潜研经学，传注义疏无不洞彻原委”；“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以“订千年未正之讹”；他“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他“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制史事，考核尤精”；于“诗古文词”，“久已主盟坛坫”。故有学者慨叹：“乾嘉学风乃一代极盛之时，学者之多，诚如过江之鲫，而言学业之博大”，未有比得上钱大昕的，使其“流风所被，洵不能淹没，（注：史念海：《钱竹汀先生之史学》，引自《钱大昕研究》第24、26、20页。）盖乾嘉之第一通儒也。故而对全部中国古代史的考据，钱氏能做到覆盖宽广，放眼高远，贯串通透，结论精详，贡献也最大，其代表作《廿二史考异》，被学界列为清代三大考史名著（另有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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