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思维论文,周年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的科学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和革命性变革。本世纪中叶以来，当代著名思想家、科学家纷纷撰文著书，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和变革进行评论、反思和预测，观点纷呈，见仁见智，从不同侧面对现代科学的成就和问题、特点和本质、现状和走向作出阐述，贡献了大量真知灼见。但我们认为，只有恩格斯关于科学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思维“复归”的论断，[1]才真正揭示出现代科学最深层次的走向。
19世纪：“复归”之潮兴起
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科学革命，把人类关于自然界的知识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建立在实验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以牛顿理论为旗帜的近代自然科学，即通常讲的经典科学。同时形成了与其相适应的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这种唯物的、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中占统治地位达300年之久。由于这个缘故，许多现代学者常把经典科学称为机械论科学。这确有一定道理。
事物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迟早要产生出自己的否定物。到19世纪中叶，在经典科学取得一系列辉煌成就的喜庆气氛中，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生物等不同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有违经典科学基本信念而意义重大的新进展，形成一股历史潮流，向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思维方式发起挑战。恩格斯深入分析这一局势后指出，理论自然科学开始了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历史进程。
在这之后一百多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队伍中存在一种观点，似乎这种“复归”运动在恩格斯时代已经完成，看不到有必要对恩格斯的这一极为重要的论断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挥。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有害的。它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曲折性、长期性估计不足的思潮密切相关。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深层次的变革，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几十年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今天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论自然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19世纪只是这一历史大潮的始发阶段，或第一个浪头，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没有形成全面复归，更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完成这种复归。
让我们大略回顾一下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那个世纪还没有宇宙学，康德的星云说是一种哲学思辩式的假说，拉普拉斯后来所做的论证主要依据对太阳系的观测资料和当时的数学工具，他的论证不可能是充分的。在物理学中，支持新自然观的主要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它为哲学上的转化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科学支持，但它还不是一条有关演化发展的物理学规律。尽管没有转化观点就没有发展观点，但有了转化观点并不意味着有了发展观点。在同一组织性复杂性水平上的转化，还不是真正的发展。19世纪发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条关于演化发展的物理学定律，但它的深刻含义当时的物理学界尚未理解，而克劳修斯的热寂说只能误导人们把它理解为关于宇宙退化的定律。直到20世纪80年代，普利高津还认为我们刚刚开始破译第二定律，完全没有理由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利用它来制定哲学的发展观。在这样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不可能确立起关于物理世界的发展观。用无机物合成有机物是意义重大的科学成就，为填平无机界与有机界的鸿沟迈出重要的一步，但远未达到把这条鸿沟“大部分填起来”的程度。而那个时期出现的克劳修斯与达尔文的“对立”，即热力学与生物进化论的“对立”，又显著地加大了这条鸿沟，把19世纪的科学家置于极度的困窘之中，完全看不到解决矛盾的前景。19世纪还没有一种物理学理论能够给宇宙万物“自己运动”的辩证法原理提供科学支持。尽管建立了相变理论，由于局限于研究平衡过程，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科学家还不可能认识到它是一种物理学自组织理论。总之，在这样的自然科学水平上，远不可能完成向辩证思维的复归。恩格斯在19世纪得出“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2]的结论，今天看来有些过分乐观了。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主干，被视为其它学科分支的楷模。只要物理学本身还没有确立发展的观点和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现代辩证自然观的基本点就不能说是完备了。
在整个19世纪，理论自然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始终是一种自发现象。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科学成就，无可否认地预示了自然观和思维方式根本变革时期的来临。然而，“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只有思想深邃、眼界高远如恩格斯这样的辩证法大师，才可能见微知著，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窥明开始兴起的复归之潮。整个自然科学界对这种复归则浑然不觉，没有表现出有意识的响应。
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由19世纪科学发展的整体水平所规定的。随着专业化、分支化不断加强，科学家被分割局限于越来越小的研究领域，严重束缚了他们的视野，无法建立关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19世纪末物理学的领袖人物正沉湎于物理学大厦即将峻工的盲目乐观之中，认为除了两朵乌云之外，物理学已是睛空万里，不再有什么重大问题值得研究了，完全看不到有转变思维方式的必要。因此，我们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一方面对恩格斯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深表钦佩，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恩格斯的论断在19世纪的科学界未找到知音。通观整个19世纪，理论自然科学只是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几个缺口，机械论的大厦在整体上并未坍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总体上继续占据统治地位，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加强。何况，恩格斯本人从未讲过理论自然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在当时已经或接近完成。相反，他一再强调这种复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探讨实现复归的更好途径，表明他已认识到这种复归还任重道远呢。
20世纪：“复归”之潮全面涌动
科学发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也是一个非线性动力学系统。经典科学以及同它相适应的机械论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代表该系统的一个稳定定态，形成特定的势阱。经过数百年的运行，到19世纪中叶，这一系统内部产生了一种力图越出势阱、向新的稳定态演进的趋势。尽管这种新趋势在势阱底部只能以极其微小的加速度缓慢行进，但毕竟代表着系统更高级的结构模式和新方向，是不可阻挡的。一旦走出谷底，就会按指数方式加速前进。在上一次世纪之交，这种发展势头终于出现了。
20世纪是在科学革命的硝烟中开始的。在这场革命中，物理学一马当先。世纪之初的相对论革命，20年代的量子力学革命，使一大批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特别是物理学家陷入极度的困惑之中，导致科学史上罕见的思想混乱。列宁的名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对此作了清晰的描述。这种局面既反映出19世纪对形而上学自然观的清算远非充分，也反映了新物理学革命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冲击空前地尖锐、强劲和深刻。如列宁所指出的，现代物理学“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3]
20世纪是科学革命频繁发生的世纪。到这个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以及它与其他科学领域接壤的边缘地带）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有些领域（如物理学）出现过多次革命。革命的结果，除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外，还产生了统计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分子生物学、非平衡态物理学、混沌学等一大批新兴学科。理论自然科学真正出现了从各个领域同时地、交替地、反复地向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猛烈冲击，全方位地向辩证思维复归。这种局面在19世纪是难以想象的。
到19世纪末，我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主要还局限于宏观层次。对于微观和宇观层次，尚无多少称得上科学的知识。20世纪的情形有了质的改观。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微观世界深入精细的知识。相对论和宇宙学使我们对宇观世界有了系统的科学知识。19世纪对宏观世界的认识是不深刻的。非平衡态物理学、混沌学等纠正了三百多年来牛顿理论描绘的钟表世界模式的谬误，揭示出宏观世界固有的动态性、非平衡性、非线性、随机性、混沌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对这一层次也有了崭新的知识。这样一来，建立正确反映宇宙各个层次根本规律的自然观的条件是真正具备了。
20世纪另一场伟大科学革命是系统科学的崛起和发展。从40年代兴起的一批以系统运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到60-70年代出现的一批主要研究系统演化规律的基础理论，形成猛烈冲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第三次浪头。系统科学的横断性，有力地扭转了几百年来科学一味沿着分支化专门化方向发展的势头，指明实现科学新综合的途径。系统研究使普遍联系和演化发展从哲学观点转变为具体科学，系统科学就是关于普遍联系和演化发展的科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辩证的科学世界图景，创造了一套不同于还原论的方法工具，提供了进一步克服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
19世纪只有理论自然科学，没有技术科学，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系统，它的体系结构尚未发育完全。科学与技术相互脱节的局面没有改变。20世纪诞生了一系列技术科学，科学系统具备了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结构。这样的科学系统可以更有效地描述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进一步为建立辩证自然观准备好条件。技术科学在本世纪也经历了一系列科学革命，产生了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等影响深远的新学科。20世纪也是技术革命频繁发生的时期。电子技术，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航天技术，生物工程，系统工程，等等，这类引起社会深刻变革的硬技术和软技术不断涌现出来。一句话，从理论自然科学到应用自然科学再到工程技术，都发生着向辩证思维复归的深刻变革。
19世纪只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科学知识作为系统它的发育还很不完满。今天的科学系统已远不限于这些门类，出现了系统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等新的门类。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本世纪都取得重大进展，许多进展是革命性的，出现了不少具有新颖数学思想的新学科，数学作为辩证法的辅助工具的特点表现得更充分了。这个世纪的社会科学在摆脱牛顿模式的影响方面也有长足进步。在弥漫着科学革命浓厚气氛的时代中产生的各种新学科，由于没有自然科学历史地背负的形而上学包袱的重压，一开始就表现出较明显的辩证性质。如果说恩格斯生前只能看到理论自然科学和数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今天我们则有充分的根据讲，现代科学整体上都在实行着这种变革。
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远未达到它的极限，人们看到的几乎只是科学的巨大正面效应。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理解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科学就是人们征服自然的智力武器。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对人类掠夺式开发进行报复的警告，被当作耳旁风，未曾引起重视。马克思提出的生态自然观即使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也长期无人提及。这种情形严重阻碍着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20世纪特别是中叶以来，唯科学主义的弊病和危害得到充分暴露，与机械论科学相伴而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匮乏、核灾难等全球性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以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强迫人们重新审视经典科学所尊奉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认识改变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0世纪的宇宙观，包括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等，以及人天观、人体观、科学观、技术观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相对论否定了绝对时空观念。量子力学推翻了关于可控测量过程的机械决定论信条，揭示出随机性的客观意义。质能转化、测不准原理、信息与信源的可分离性等科学发现，剥除了包裹在物质概念上的层层形而上学迷雾。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揭示出不可逆过程的建设性作用。混沌学扬弃了钟表世界模式，揭示出客观世界是确定性与随机性、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的辩证统一。自组织理论揭示了客观世界是如何自己运动的。生态学的发展暴露了经典科学的反生态弊病，指明建立现代生态自然观的途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汇聚正孕育着现代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和科学观。
一言以蔽之，20世纪的科学完全称得上全面向辩证思维复归，一百年前出现的几条支流已经汇聚扩展为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如果说恩格斯的时代只是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几个缺口，那么，在20世纪行将过去的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阵地了。
20世纪：走向自觉的“复归”
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指出，理论自然科学向辩论思维的复归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自发的、即仅仅由于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而自然地实现复归，一条是通过向历史上存在的辩证哲学自觉学习而实现复归。科学发展的实际进程表明，从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自然科学界基本上是沿着前一条道路行进的；但从中叶以来，通过自觉学习而向辩证思维复归的道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一切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新趋势在开始时都是自发进行的，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之后，才逐步被先进的人们意识到，变为自觉的努力。一种社会过程具有很强的自发性，表明该过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据和强大的生命力。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自发发展过程。要使它变为自觉的运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然过程各个方面的辩证性质充分暴露出来，迫使科学家不能不承认它。19世纪尚不具备这个条件。但20世纪中叶以后，完全可以说已具备了这个条件。二是由于机械论的自然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并且是科学界唯一真正掌握了的工具，只有当它走到自己适用范围的边界，充分暴露其局限性，阻碍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甚至造成危及人类生存的严重后果时，才能引起科学共同体的认真反思，下决心加以克服。这种情形在20世纪中叶以后已鲜明地呈现出来了。特别是一系列全球性危机的出现，迫使人们以极大的历史紧迫性探究其产生根源，发现它们的产生与形而上学自然观、科学观和思维方式长期居统治地位有深层次的联系。20世纪自然科学界的著名人物都喜欢探讨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直言不讳地批判机械论，表明他们向辩证思维复归的自觉性已达到相当水平，与他们的19世纪前辈不可同日而语。还须指出，恩格斯在19世纪看到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为克服本领域的理论困难而求助于辩证思维，到20世纪的今天，转变思维方式已成为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全局性大问题，成为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共同的自觉追求。
在历史地存在的多种辩证哲学形态中，恩格斯特别提到要学习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建议在20世纪得到相当规模的响应。为克服面临的理论困难，20世纪的科学家常常向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先哲求教，也常常向黑格尔等德国近代哲学家吸取思想营养，以反对本世纪仍然流行的机械论、活力论等观点。他们所看中的无疑是这些先哲们的辩证思想。
我们要强调的还有另外两种辩证哲学形态。一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20世纪的自然科学家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明显有别于19世纪。本世纪前半期，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空前尖锐，两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而新兴的社会主义在解决社会危机、反对侵略战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促使一批富有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的著名科学家对社会主义抱有同情心，对辩证唯物主义持比较客观、开放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公开发表，为科学家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提供了方便。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大大促进了列宁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传播，一些著名科学家开始研究他们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在大多数当代著名科学家的思想中都有某种直接的或曲折的反映，一些人甚至完全自觉地运用它来解决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困难。如青年时期的李约瑟（英）宣称：“机械论和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的基础”。[4]但胚胎学研究中的理论困难迫使他对机械论产生怀疑，开始寻找新的哲学基础，于30年代“转向唯物辩证法”。[5]
在自觉学习、运用和研究辩证法方面，日本科学家写下光辉的篇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学生时代的坂田已接触到恩格斯的著作，逐步认识到唯物辩证法是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他把这种方法论贯彻于物理学研究中，1942年发展汤川理论创立的二介子论，1946年提出混合场理论，1955年提出闻名世界的复合模型，“都是根据自然辩证法以武谷的方法论为背景进行的”。[6]坂田还长期坚持研究科学方法论，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物理学发展中的历史经验，批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在科学界和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50年代，针对物理学界把基本粒子当作物质最小构成单元的看法，毛泽东提出基本粒子仍然可分的著名论断，为沉闷的物理界注入一股清风。中国物理学家朱洪元等根据这一见解，提出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作出领先于国际的工作。辩证哲学大师的观点对当时科学前沿重大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在科学和哲学史上都是空前的。这是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发人深思。
另一种重要的辩证哲学形态，是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20世纪科学革命的代表大多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有所关注。本世纪中期以来，向中国古代哲学复归已不是个别自然科学家在个别问题上的尝试，而是不同学科的一大批学者的共同行动，且兴趣日趋浓厚。
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的玻尔多次引用东方思想家的观点来阐述他的物理学思想，承认他的名言“在存在的伟大戏剧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源于东方思想。1947年在为接受宝象勋章设计的族徽中，玻尔采用了中国古文明创造的太极图，用一阴一阳形象地表示互补关系，还在族徽上写下“互斥即互补”这一辩证命题。
著名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从40年代开始思考东西方文明的差别，试图从中国古代道家思想中寻找克服粒子物理学理论困难的思想武器。他把老子的“道”引入物理思想中，提出“物理学之道”的概念，用庄子的“浑沌”概念去理解基本粒子的奇妙特性，以克服机械论的束缚。由于他既有深厚的东方文明根基，又把握了西方科学的真谛，汤川秀树对促进西方科学界研究东方文明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70-8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考察了现代物理学与东方古代思想之间的平行发展，对经典科学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分析批判，热烈颂扬科学文化领域兴起的“转折之潮”。[7]卡普拉认为，西方科学沿着螺旋式道路演进，它从古希腊哲学出发，建立了机械论科学，并发展出一种与东方尖锐对立的世界观；而在最近的阶段里，又最终克服了这种观念而返回古希腊和东方哲学。抛开所谓“东方神秘主义”迷雾，卡普拉讲的就是向辩证思维复归。因为他主张的是学习东方古代智慧，克服西方科学那种机械论的、还原论的、反生态的、过分强调竞争的自然观、科学观、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创立一种新型科学。在一定意义上讲，卡普拉的著作是对20世纪西方学者向东方学习的一次总结。
凡此种种，都是19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不可能想到的。19世纪的西方人无法理解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但今天，学习东方文明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运动，而且方兴未艾，高潮还在后头。它充分体现出20世纪的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所达到的水平。
21世纪：“复归”可望完成
然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我们固然耳闻目睹着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之潮滚滚，又不得不承认依然看不到复归大业即将完成的前景。这种情形值得探究。
作为一种最深层次的历史运动，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的历程必然是曲折复杂的。恩格斯在谈到19世纪德国理论自然科学状况时，曾尖锐地指出：“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和黑格尔派一起抛到大海里去了”。[8]恩格斯生前对复归过程的曲折性和艰巨性已经有所估计了。
尽管20世纪出现了向辩证思维全面而自觉的复归，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在科学家队伍中，通过自觉学习而接受辩证法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回避在哲学观点上作明确的选择，他们的思想中既有辩证法，也有形而上学。有些人对唯物辩证法抱有偏见，持反对态度者也不乏其人。著名法国分子生物学家莫诺指责辩证唯物主义造成“认识论的灾难”，“孕育了将使后代尝到的一切悲哀的种子”，断言只有“彻底抛弃这种思想体系”，人类才有前途。[9]在如此强烈的敌对情绪支配下，莫诺不可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物理学出身的加拿大哲学家本格是坚定的唯物论者，又是辩证法的坚定反对者（但不像莫诺那样抱有敌对情绪）。本格认为，“由于辩证法的含糊性，在唯物主义前面添加上‘辩证的’这一限定词将不会有所得而只会造成很大的损失”。[10]因此，“如果唯物主义意欲沿着精确化以及与科学相协调的路线发展，它就必须同辩证法划清界限”。[11]在20世纪的思想运动中，这些声音所代表的倾向绝非可以忽略不计。
从20世纪末的情况来看，用辩证思维最终取代形而上学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要走。其根源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科学本身的发展状况。宇宙学和物理学仍未提供足够充分的科学事实，使我们可以唯物辩证地全面回答有关存在和演化的本质问题。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鸿沟还未完全填平。系统科学提供了解决简单巨系统问题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但如何整体地把握生命和社会等复杂巨系统，尚无确实可行的办法。社会科学还相当落后。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等新学科刚刚起步。要使思维方式完成向辩证法的复归，科学还须有新的长足进步。
自然观和方法论向辩证思维的复归，不是自然科学单独能够完成的。自然科学只是整个科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科学又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按照系统论的整体性原理，没有整个科学在思维方式、科学观和方法论方面的根本改变，自然观的复归无法最后完成。没有整个文化系统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转变，科学系统向辩证思维的复归也无法最后完成。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系统形成全面变革之势，文化系统也形成全面变革之势，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已经开始，东西方文明经过长期碰撞之后也开始出现融合互补的趋势。但这些变革都处于起始阶段。在科学上，东方民族整体上还处于落后状态。西方民族向东方文明的学习还相当肤浅和表面，几百年间形成的偏见和傲慢根深蒂固。只有当这种局面基本扭转之时，自然观和方法论、因而思维方式的复归才能最后完成。
思维方式转变的历程绝非直线式的。回顾一百多年来的科学发展，每次革命性变革都是对机械论自然观和方法论的突破，革命的拥护者们都为机械论的寿终正寝而欢呼雀跃。但在往后的发展中又意外地发现，新理论中仍然保留着某些机械论的东西。机械论的某种表现形式被摒弃了，又发现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尚待克服。恩格斯生前断言机械论世界观已被驳倒，这在当时看是理由充分的。但20世纪的每一次科学革命都要以清算机械论来开辟道路。直到70年代，普利高津还认为机械论“依然是辩证唯物主义面临的基本难题”。[12]80年代末，钱学森在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时，又提出必须克服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机械论观点。由此足见清算机械论之艰难。卡普拉等人对分析思维、唯科学主义提出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但他们关于新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的建构还相当粗糙，表面性和片面性在所难免。在提倡学习东方文明的同时，他们又把古代神秘主义捡起来，可能诱人走入新的歧途。这些问题不解决，复归的真正实现便不会到来。
就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本身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理论框架只是它的经典形态。它的自然观的知识背景，主要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自然科学成果，那个世纪后半叶的物理学新成果，微积分以外的现代数学，基本上未被从哲学上概括进去。列宁看到20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正在产生辩证唯物主义，但没有时间作系统的哲学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在本世纪有重要发展，主要是结合社会革命和军事斗争进行的，与自然科学的联系相当薄弱。对于自然科学在20世纪的辉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至今未作出很好的总结。辩证法依然只有它的哲学形态，没有发展出一整套充分反映自然科学矛盾特殊性、容易为科技工作者掌握的理论、逻辑和方法。科学家抱怨辩证哲学与他们的工作“不协调”，存在“隔膜感”，有一定道理。加之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肆虐，造成批判相对论、遗传学、控制论等新兴科学的荒唐事件，使一大批科学家与辩证唯物主义疏远了。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根本的改观，复归的最终实现便不可想像。
然而，不论未来的道路如何曲折，20世纪的科学在克服形而上学方面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讲，反对形而上学的“战争”已进入巷战阶段，尽管在许多角落还可能遇到顽强的抵抗，形而上学毕竟已溃不成军。思维方式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事物的演进遵循加速度原理。科学正在加速发展，未来50年中科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有无法逆转的巨大进步，横扫各个角落残存的形而上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严重挫折之后，正在作历史性的反思和变革，待摒弃原来的弊病之后，定将大踏步地走向新的征程。这一切必将强有力地推动复归之潮走向功德圆满。笔者相信，再过半个世纪，人们将有充分的根据对科学向辩证思维复归的最后完成作出可信的预见。
注释：
①②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7、453、467页。
③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19页。
④转引自卡普拉：《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⑤(12)普利高津、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页、305页。
⑥《科学与哲学》1981年第3期第51页。
⑦卡普拉：《转折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9年，第15页。
⑨莫诺：《偶然性与必然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77年，第134页。
⑩(11)本格：《科学的唯物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59年，第25页、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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