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古代马球起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球论文,起源论文,我国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马球起源问题的研究，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已经积累了一大批古代马球运动的资料，学者们对其研究也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总起来分析，还没有确立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主要集中在马球运动的起源方面。
这里，我们结合国内外的文献记载和发现的有关文物资料，主要就古代马球运动起源问题的三种观点逐一分析，并提出我们的认识。
1.关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自向达、罗香林二位先生提出以后，不少研究者在经过一定的分析后，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中尤以唐豪先生的分析较为充分。唐先生认为：第一，“现代马球之称为Polo，语源出于我国藏族，不是取名于波罗树。可证唐代拔汗那国的毬场（杜环《经行记》所载），并不与波罗林发生什么关系。”第二，在中国古代，“‘打毬’这个名称，最早见于五世纪六十年代左右（隋唐以前）梁朝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根本不符合于罗香林所云‘波斯原名为gui，唐人音译为毬’的说法”。也就是说，打毬一词出现于中国的唐代以前，并不是唐人据波斯语中的gui一词译来得（注：唐豪：《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东汉到六朝的马球》，载《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年）。
与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说相近，郝更生先生在其1926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国体育概论》一书中，还提出了马球是经过波斯传到土耳其斯坦和西藏，然后在中国普遍流行起来的观点。他的主要根据是：“900年前波斯一位作家记载，约在公元600年左右，和波斯萨珊王朝末代皇帝Khosrau Parwis结婚的一个基督教女子希莱恩，联合了许多贵族妇女和她配合，同‘夏’的马球队进行了一场对抗赛”（注：郝更生著：《中国体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但是，由中国古籍《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有关波斯历史的记载看，能与Khosrau Parwis对音的是“卑路斯”。他是七八世纪之间的人物，并不是6世纪左右的人物。而这与中国汉魏时期出现的记载马球活动的《名都篇》已经相隔了5个世纪。因此这一结论也是说不通的（注：唐豪：《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东汉到六朝的马球》，载《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年）。
此外，据英国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著述记载，波斯马球竞赛被称为“Chaugan”，而其发音近似于中国古代“鞠杆”的方言（注：Kimberley(Editor):《Polo》,P.17,R & R.Clark,Limited,Edinburgh,1936.）。“鞠杆”即是球杖，这一相近的对音字，也间接证明了波斯盛行的马球是受到了中国流行的马球活动的影响。
2.关于马球起源于吐蕃说。虽然首倡者阴法鲁先生从语音学着手，对向达、罗香林二先生所考证的“波罗 波斯名为gui”之说提出了异议，并进一步考证出波斯语的gui字应是汉语毬字的音译。但他同时又根据波罗一词是出于英语的polo，亦即马球之意，而其发音又来源于藏语的“波郎”(Polo)或藏语的“氆氇”(Pulu)，并由此推断马球运动最初应出现于吐蕃，至唐代初年传入中原并兴盛起来（注：阴法鲁：《唐代西藏马球传入长安》，载《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1944年）。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郎”，还是“氆氇”，在拉萨藏语中其实是对一切球和球形物体的统称。而拉萨地区的这一称呼则来源于西藏牧区的“扒啰”，扒指圆形物体，而扒啰系指用皮革制成的圆形物体。因此，仅据此推断马球运动起源于吐蕃地区，似有些牵强（注：帅培业等编著：《中国马术运动史》，武汉出版社，1994年8月）。
3.关于马球起源于中原一带的观点。最初仅仅依据的是汉魏时期曹植《名都篇》中的记载。但由于证据乏力，又加之学者们对《名都篇》中“连骑击鞠壤”的“击鞠”有着不同的理解，所以，虽然对此观点附和者众多，但更需确凿的资料再加论证。
生活在公元七八世纪的唐代诗人蔡孚曾作《打毬篇》一诗。诗中写道：“德阳宫北苑东头，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杖佩文七宝毬。……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揪。……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迅足满先筹。薄幕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注：见《图书集成·艺术典》卷，820页蹴鞠部引）在这首诗中，所提到的“德阳宫”即是在汉末被董卓烧毁的东汉洛阳宫殿。而诗中描述的“德阳宫北苑东头”的马球场及“能驰迅足满先筹”、“薄暮汉宫愉乐罢”的马球竞赛，都是参考当时尚未佚失的汉代旧籍的记载写成的。因此，由这一条资料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已经流行马球运动，而且于宫中还修建了专用的马球场。
1979年在甘肃省敦煌市西北的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些旁证作用。目前，虽然对这类球形实物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根据报告的描述和我们在长城博物馆看到的实物，把其作为一只马球活动用球，应有一定的道理。
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载：“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毬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毬杖争接之”。这里的大皮缝软毬子，也就是牛皮马球，在牛皮里面填上一层毛发之类的物质，成为软球。也可能像古代日本那样是在木质球外包一层牛皮。在中国古代马球活动中，所用的马球有一种是外包皮，内置毛发等类的“软毬”。此外，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马球的另一称呼“打毬”的毬字，在其构造上，“左旁由‘毛丸’而来，所以从毛。这个毬字的右旁根据用球‘招来’击和用杖‘索取’击，所以从求”（注：唐豪：《中国古代的马球运动·东汉到六朝的马球》，载《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七、八辑，人民体育出版社，1959年）。这也是早期马球活动曾用过“毛丸”一类球的证据。
另外，在日本古籍《倭名类聚抄》一书中，为了说明“打球”的来源，于其“打毬”条下引“唐韵云：毛丸，打者也”（注：小高吉三郎：《日本的游戏》369页，引十世纪四十年代源顺所编的《倭名类聚抄》）。“毛丸”就是用毛揉成的球，《太平御览》所引《风俗通》对此已有记述（注：见《太平御览》卷七五四引《风俗通》：“毛丸谓之鞠。郭璞《三苍解诂》曰：“鞠，毛丸，可蹋戏。”）。《风俗通》是东汉中平六年（189年）泰山太守应劭所编，这印证了至迟于东汉时期，“毛丸”就已应用于马球运动之中了。
从这些文献中对早期马球用球的描述，结合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发现的西汉中期的球形实物，其“内填丝绵，外用细麻绳和白绢搓成的绳捆扎成球形。”两者基本上是符合的。另外，发现的这件球形实物直径5.5厘米，与中国古籍中所记载的马球的“球状小如拳”也基本上相符合。结合古代西北地区的军队中始终就有进行马球活动的习俗，将其推断为当时西北地区军中进行马球活动的一种简便用球，是有一定道理的。
由这一实物资料的发现，结合上述的文献记载，可以说，马球运动至迟于汉代就已流行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黄河流域一带。无论在文献的记述上，还是在有关实物的发现上，其反映的流行时间均比波斯、吐蕃等地早。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马球自汉代始就开始出现于中原以至黄河流域，经过长期的演变和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球类运动中主要的运动形式之一。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马球运动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