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国里两巨星——毛泽东与刘少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巨星论文,芙蓉论文,刘少奇论文,国里两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名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的相识交往和结下的友谊，为中国现代历史写下绚丽多彩的一笔。然而，在他们的晚年，两人之间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这一全国最大冤案，给历史和人民留下许许多多思索。
（一）
湖南长沙，是刘少奇和毛泽东最初相识的地方。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区委书记， 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
这年6月，刘少奇从俄国东方大学回国。他先赴上海， 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7月，因斗争需要，被中共中央派回湖南故里， 参加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毛泽东工作。8月初， 刘少奇从上海回到长沙清水塘。在这里，刘少奇和毛泽东相识了。彼此的智慧、气质、性格及远大抱负都给对方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这一年，毛泽东29岁，刘少奇24岁。
9月初，毛泽东根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命令， 经湘区委研究确定，派刘少奇去安源参加领导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9月14日， 安源路矿17000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 刘少奇的领导下成功地举行了大罢工。当时，安源工人集体创作的《劳工记》中曾称毛泽东“好智谋”，“办事是能人”，赞刘少奇“胆量世间稀”，“教育工人最关心”。这既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中所起作用的称赏，也是对两者亲密关系的讴歌。
1923年4月，刘少奇与他的第一位妻子何葆贞在安源俱乐部结婚。 他们的牵线人是杨开慧和毛泽东。
6月，毛泽东赴广州出席中共“三大”， 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留在党中央工作。刘少奇则根据毛泽东行前的决定，接任李立三的工作，继续留在安源领导工人运动，并创办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党校。在当时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情况下，安源俱乐部红旗不倒，被称为“小莫斯科”，这是因为刘少奇正确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弯弓待发”的灵活策略，审时度势的结果。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的杰出才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革命伪装，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刘少奇奋起反抗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毛泽东所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讨蒋通电》，刘少奇也发动湖北工人纠察队和湖北总工会，发出《讨蒋通电》，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开始新的战斗。
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了秋收起义。同年10月，进军井岗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而此时，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开辟另一战场，赴天津出任顺直省委书记，着手恢复与发展被敌人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开始了他的白区工作生涯。
1930年6月，刘少奇奉命率领中国工人代表团赴莫斯科，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1931年秋，回国出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占据统治地位。1932年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都受到王明、博古“左”倾冒险主义的排斥和打击。
他们批判了毛泽东所坚持和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与制度，彻底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刘少奇也被扣上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帽子，撤销了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职务。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狂涛面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互相鼓励、互相支持。毛泽东曾给刘少奇写信，对刘提出的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方针大加赞赏，鼓励刘结合白区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刘少奇也曾敬佩地对人说：毛泽东同志领导苏区红军，执行“保存有生力量”，打仗“赚钱就干，折本不来”的方针是正确的，所以红军力量越斗越强。
（二）
1934年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一道随同中央红军踏上了漫长的征程，并参加了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 毛泽东做了长篇重要发言，深刻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刘少奇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评和揭露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周恩来、王稼祥、朱德、邓小平、刘少奇等支持下，以压倒多数，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对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向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介绍刘少奇时说：“这是刘少奇同志，很早的党员，中央委员，党内著名的工人领袖。”信赖和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贯彻遵义会议决议精神，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以邓小平说：“1935年1月，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 刘少奇同志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活动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在这场关系到中国革命命运的严重斗争中，刘少奇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1935年6月26日至28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 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根据地只能在进攻中去创造不能后退逃跑，毛泽东不同意向南打成都，主张集中兵力，迅速向北进攻松潘，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刘少奇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同意张国焘的南打成都的主张。他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我是同意的，以陕甘地区广大，能活动，并能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刘少奇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做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刘少奇赞同党中央、毛泽东所采取的必要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方针。
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
1935年12月中旬，刚刚结束长征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发言，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瓦窑堡会议后，刘少奇奉党中央、毛泽东之命，担负领导白区工作的重任，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对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作了重大贡献，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称“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刘少奇化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有感于“六大”以来“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于1937年2月20日、3月4 日两次给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洛甫写信，明确指出中共中央10年来一贯地犯了“左”的错误，并已形成“一种传统”，要求中央公开讨论党的10年历史。刘少奇的信引来一片反对声。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两次开会，讨论白区工作问题，政治局中的许多成员批评刘少奇“反共产国际”，“反中共中央”，只有毛泽东站出来为刘少奇辩护说：“我看，刘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
1937年6月1日至6月4日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作了题为《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报告，再次批评了10年来党在白区工作指导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传统，由此引起了会议的激烈争论。柯庆施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老右”，多数代表都向刘少奇提出责难。在这最关键时刻，毛泽东站了出来，6月3日作了长篇发言，对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处理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地指出党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少奇坚决执行了毛泽东的“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重要指示，领导与推动了广大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刘少奇的杰出才能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肯定。在1938年3月23日的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 毛泽东建议刘少奇留在中央指导华北工作。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乘机从苏联回到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明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民生问题，反对毛泽东提出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怪论，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发言，对王明这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给予了有力驳斥。刘少奇也在会上多次发言，他结合华北工作实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指出：华北的游击战争起了战略上的作用，是将来准备反攻的最好条件。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刘少奇不仅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这一点也常为毛泽东所称道。1939年7月8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演讲稿后，曾在上加评语说：《修养》“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尽快发表”。演讲稿由《解放日报》分12期连载，影响极大，刘少奇被誉为“党内理论家”。
（三）
邓小平曾这样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以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取得了在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路线、理论的正确和领导能力的卓越取得了全党的共识。刘少奇也是经过延安整风才为全党所认识的。
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 会上陈云等同志提出，少奇同志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是苏维埃运动后期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给以重要的领导责任。这个提议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一篇驳“左”倾路线的文章中说，刘少奇同志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的“正确的领袖人物”，“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1942年全党整风开始，党中央电召刘少奇回延安工作。刘少奇回延安途中，毛泽东不断给他电报，委托他代表中央解决山东问题，指挥整个山东和华中党政军全局、了解华北情况等重任，并给各地党委电报，要他们确保刘少奇沿途的安全。
这一年年底刘少奇回到延安，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大字标题：庆祝元旦，欢迎少奇同志回延安。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刘少奇器重的程度。
1943年3月20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这是刘少奇正式参加中央领导集体的开始。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刘少奇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在1943年6月29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提议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中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为会议所通过。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党的七大前夕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同王明错误路线的比较，使全党认识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决议》同时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论。
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且，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及内容，毛泽东思想的社会基础和理论来源，在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首次作了最有力、最深刻、最系统的说明，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七大还选出了毛朱刘周任五位中央书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通知：“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刘少奇不负所望，出色地完成任务，并于国民党在谈判中发动向解放区军事进攻之际，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和批准。这一方针为争取东北立下了不朽功勋。1947年3月，蒋军进攻陕甘宁边区， 人民解放军兵分两路主动撤离延安。一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继续留守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一路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8年这两支大军会合后，刘少奇又协助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勾画新中国蓝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任副主席。虽在有的问题上由于认识不同而产生分歧，但整个看来二人的关系是正常的，友谊是深厚的。毛泽东对刘少奇是相当信任的。
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由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这时，高岗利用全国财经会议发难，借批安子文、薄一波，企图拱倒刘少奇。这种情况引起了毛泽东注意。针对高岗等人的阴谋，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这是错误的说法。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并要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政治报告，主持对高岗等的批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赞扬与支持，维护了刘少奇的威信，增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八大报告是刘少奇与毛泽东一起，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认真修改而定稿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很满意，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称赞这个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提纲”。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副主席，名列四位副主席之首。“八大”党章有一条这样的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设名誉主席一人。”这个位置显然是为刘少奇当中央主席，毛泽东退居二线而预设的。
八大以后，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说明他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苏，他在向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通报中国党的情况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赫鲁晓夫问：“谁将接替呢？”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接着，毛泽东搬着指头评价说：“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了条件。”
一年之后，在1958年底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他不作下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得到全会通过。毛泽东于1959年3月30 日即召开第二届全国人代会前夕的一个批语中写道：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会谈时， 蒙哥马利曾问道：“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在这里，毛泽东再一次向中国、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作为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四卷。1964年，针对林彪所谓“活学活用”，大搞生搬硬套只言片语的形式主义，刘少奇在给一位负责同志的信中严肃指出：应当正确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来分析问题，总结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决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
无论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的推崇，还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器重，都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关系，而更重要地反映了当时我们党内的关系，反映了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内部的关系。党的领导层中的这种团结、融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
（五）
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这种融洽关系受到损害，可以说是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开始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主要是毛泽东发动的。庐山会议快结束时，刘少奇曾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让胡乔木另写一个中央文件，主要是反“左”。但是，在当时的形势和气氛下，这个文件终于没有写。后来，刘少奇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随着毛泽东“左”倾错误的发展，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就愈来愈难以弥合了。
1961年5月， 刘少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炭子冲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接触到了农村的实际。在这里，他没有看到“稻菽千重浪”的大好形势，相反目睹的却是一片荒凉景象，饿死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回到北京，他在党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造成经济困难的主要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主要责任在中央，有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他还明确表示，彭德怀的信中有不少实事求是的内容，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会好些，迟几年也是可以的。”
刘少奇的上述观点是鲜明的、正确的，这已为实践所检验，为历史所证明。然而，这却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虽已对“大跃进”的错误有所认识，也曾召开过一系列的纠“左”会议，并且七千人大会也是以此为目的的。但是毛泽东绝不允许否定“大跃进”。他认为“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只是工作中的偏差和失误，“大跃进”的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比重。因此，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对“大跃进”提出疑问时，他立刻给予无情的回击和批判。对于刘少奇的观点，他更不能接受，尤其是在七千人大会这样的公开场合，于是毛刘之间的鸿沟加深了。
毛泽东对刘少奇公开表示不满，是“包产到户”问题。1962年5 月，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安徽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建议在安徽继续实行，并向外省推广。刘少奇表示：凡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手段，都可采用。对此，毛泽东在1962年8 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不点名地指责了刘少奇，他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讲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单干。他还批评刘少奇对陈云提出的重新分田的建议“为什么不顶住”。
那个时候，毛泽东尽管对刘少奇的所谓“右倾”有看法，但是并不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也并没有决定取消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1963年9月，《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原稿中有一句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在审稿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一次正面冲突，是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时主要讨论制定《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不同意把农村的矛盾看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更不同意“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他认为，农村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为此，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又联想到这次会议刚开始的情景，当时，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工作会议，出于好意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议上大发脾气说，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权利。现在你们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毛泽东这个举动使得刘少奇很尴尬。会后，虽然刘少奇在政治生活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并非对他个人的不尊重，而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从而更加深了他对刘少奇的误解。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班人的地位的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埃德加·斯诺曾在1970年12月问过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了，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后，刘少奇首当其冲成为批判对象。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犯了方向性错误。”《我的一张大字报》更是说刘少奇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何其毒也”。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选举的方式改变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并不准备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但只是想把刘从政治上打倒，同时给以出路。
1966年10月，刘少奇把检查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示说，态度是认真的，检查很好。在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把对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许刘、邓革命。你们说我是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煞。1966年11月3日， 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一情况，通过电视传播到了全国。1967年1月初，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 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月17日， 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时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 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林彪、江青一伙捏造的所谓刘少奇被捕叛变问题，而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变对刘少奇看法的时间是1967年3 月间。3月16日， 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徒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 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判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攻击，责问刘少奇“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此后，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从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起，在全国开展了主要针对刘少奇的所谓“大批判”运动。面对这种铺天盖地而来的蛮不讲理的“批判”，刘少奇进行了不懈的抗争。1967年8月8日，他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也是他一生中所写的难以数计的信函中的最后一件。在这以后不久，刘少奇被单独关押，使他完全丧失了为自己申辩的机会和条件。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其后一年，刘少奇本人也被迫害致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最大冤案。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和民族，以至于对毛泽东本人，都是一个大悲剧。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了刘少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至今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真挚情谊仍被人们所传诵，两人之间的历史误会也被当作深刻教训而为人们所汲取、所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