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四维”本质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四维论文,第一生产力论文,本质特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154（2007）05-0017-09
一 结构性地位上的首位性：“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1]
1988年9月，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 这一既继承前人以创新，又开拓未来以导向的划时代科学命题，深刻地揭示出了当代科学技术在植根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这一经济运行形态的现代新型生产力有机构成要素中及其得以整合驱动运行发展中所处“决定性支配”地位和所起“乘数或指数效应”性“核心主导”作用而为之“第一”的“首位性”底蕴。他指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3] 那么，在生产力有机构成要素的结构性地位及其变革性发展中，“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3] 88。
（一）劳动者必须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劳动力是人类劳动进化中知识智能化软要素和体力体能化硬要素二者有机再生一体化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作为最活跃的能动性生产要素发挥其有机整合创造力的劳动主体总和。邓小平指出：“历史上的劳动力，也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3] 88它随着每一历史时代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到今天，“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3] 88。从全部历史长河和整体趋势目标来看，人类谋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全过程，是不断从其力度、广度、深度和速度的“四维取向”与经济、社会、生态、信息“四大效益”高度协调有机统一的“综合发展水准”上解决人与自然辩证和谐运动中的矛盾问题的过程。从近现代的发展阶段来看，如果说近代机器大工业传统生产力“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从而极大地延伸了人的劳动器官，扩大了人的体力硬要素，而将“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的手工技艺变成了外在物化的工艺流程，推动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发展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连续的科技革命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网络革命则空前地扩大和解放了劳动者的智力软要素，使劳动质能迅速提高。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和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4]，进而迎来了今天的电子控制和仿生学时代。这是由当代劳动本质属性——即软劳动智能的特征、特性决定的，在劳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能化软劳动所具有的价值不确定性和价值增值性——即软劳动创造的价值可能大于软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就是说除补偿软劳动力的价值外，还可以创造出一定量的新价值。如果说，由劳动者劳动力软硬要素比例决定的并反映劳动力要素构成变化的劳动力软硬价值比例叫劳动力价值构成，其中所含软价值与其总价值的比率称为劳动力软率，那么，我们则把软劳动能创造新价值的特性称为创新（innovation），把软劳动创造的价值超过软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称为创新价值，用I表示。于是劳动过程中软劳动要素所创造的价值Gs表示为：G[，s]=S+I（S：软劳动要素价值；I：创新价值）。
综上所述，硬劳动要素所创造的价值量等于硬劳动要素的价值量，而软劳动要素创造价值的量大于软劳动力要素的价值量，创造出一个超过软劳动要素价值的创新价值。于是劳动过程创造的全部价值G的生产图式可表示为：G=H+S[，c]+S[，v]+S[，m]+I。其中：H为硬劳动要素价值，S[，c]为劳动手段中的软价值，S[，v]为劳动力中软要素的价值，S[，m]为劳动管理软要素的价值；I为创新价值。
可见，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高知识智能化的软率和社会实现劳动价值智力资本化则早就是当今时代劳动革命的双赢结局。
1、以知识信息力为特征的智力型软劳动主体取代了体力型硬劳动主体的首要性主导地位。邓小平指出：“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3] 34无论从单个劳动力还是从整个社会来考究，劳动力知识智能型的软化始终是社会生产要素软化的首要前提，也是生产力软化的首位性前提，从而是社会财富软化和人类文明进化的保障。因此，劳动者为提高自身劳动力软率应当崇尚学习、励精图创；企业为提高生产要素软率也应当重知纳才、科技先导；国家为提高综合国力必须科教优先，按创分配，把提高国民的软化率素质放在首位。邓小平指出：在我国，“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3] 89“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3] 29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企业的改革发展和科技人才队伍的迅速成长壮大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2、具有高职业技能与高知识智能素质的脑力劳动者（即“智创”型软劳动及其高软率）相对于一般简单体力劳动者（即“力造”型硬劳动及其低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提供的贡献率愈益高居首位。邓小平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3] 88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如北京大学方正集团以40万元拨款起家，于1988年开始生产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这一主导产品，引发了全球华人出版领域的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占据了出版市场80％的份额，而且开国产品牌软件进入发达国家之先河——方正日文软件被日本最大的杂志集团利库路特使用，并有了日文报纸用户；美国IBM也开始代理销售方正产品。据北大方正集团统计数据显示，该时北大方正集团总资产接近30亿元，产值达60亿元，利税逾3.3亿元，上交北大办学资金超过2亿元。又如山东一位农民上网销售花卉一年收入950万元。我国早在“六五”期间后4年由我国科技人员提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值就为54.13％。
（二）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变革创新劳动工具从而驱动社会生产力飞跃性发展具有直接决定性的首要地位
不同时代的不同生产手段，是由科学技术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的。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由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产业革命，都首先是以劳动工具的变革为主要标志的。微电子人工智能系统装置的使用，使得机器体系在原有的工具机、发动机和传动机这三个部分组成的基础上，新增了自动控制机这个组成部分，使大工业机械化制造由功能化的单个部分之间的随机组合转变为信息的网络反馈、加工存储和传输调控的人工智能机的自动化工作过程。如果说前几次在动力和能源方面的技术突破引起的是体能革命，那么，这次在微电子信息网络技术方面的突破所引起的则是用以计算机模拟人脑的思维活动从而全面增强人脑功能的智能革命或称智能生产力革命，它神话般地增强和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据美国国家科委制造研究部调查，麦道飞机公司等5家大企业，采用计算机集成制造取得了如下效益：工程设计费用减少15％-30％；总生产周期缩短30％-60％；提高作业生产率40％-70％；提高产品质量2-5倍；提高工程师的工作效率3-35倍；提高主要设备的生产率（操作时间）2-3倍。很显然，由微电子计算机智能化工具带来的信息网络时代实现了对工业经济时代的如下十大变革创新性超越：即网络时空超越物理时空——无形世界比有形世界重要，曲线比直线重要，“虚拟”世界挑战现实世界；信息社会超越工业社会——网络比机器重要；网络经济超越物质经济——服务比产品重要；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和新机制——“智创”比“力造”重要，“协同整合力”比“竞争耗散力”重要；生产社会化价值向度的变化——“融合”的市值比“分离”的实值重要；全球化大市场对区域性市场的超越——社会共享比集团专用重要；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超越——普及比稀有重要，市场比利润重要，增量比存量重要，未来比历史重要；从收益递减到收益递增的超越——追求生存质量比追求超额利润重要；知识文化价值超越物质财富价值——知识信息资本比物质财富资源重要，文化价值比物质价值重要；核心专长持续创新优势超越规制规模优势——网络化扁平式管理比金字塔式的垂直型管理重要。
（三）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主导着劳动对象由原生自然物愈益向人化自然物深化拓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得以利用、改造的劳动对象范围在日趋深化拓展。劳动对象已不仅仅为自然物和半自然物，而更多的则是真正属于人类创造的全新材料和原料。人工合成材料的不断涌现和广泛应用本身就充分体现了现代劳动对象的知识信息的高密度性。世界上现有800多万种人工化合物，每年还以25万种的速度在递增。特别是当代“炼金术”标志着现代科学技术使劳动对象进入了更高级的发展阶段：人们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可以把土壤中的沙粒变成半导体和光导纤维的重要原料，其价值高于“黄金”，可谓人类实现了把“沙子”变成“黄金”的梦想。
（四）作为生产力第四构成要素的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综合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是使我国经济走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主要支柱。”“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为当今动态系统化、程序集成化、信息网络化、竞争全球化的现代科学化管理活动本身就是新型生产力作功运行机制中以增加高科技含量的渗透性和创造高综合经济效益的综合性为特异功能而著称的首位性构成要素。现代科学化管理技术之为第一生产力，在于它首先使生产力诸要素实现有机结合而成为现实生产力；在于它能够充分发挥生产力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得以倍增激活而起到“催化剂”和“加速器”的作用；在于它通过组织生产专业化和协作能够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在于它能够使先进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要素中起到第一位的特殊作用的生产力新要素。邓小平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3] 87“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3] 87
二 功能性地位上的先导性：“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3] 86
如果说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自身变革发展中的结构性地位突出表现为它的首位性特质，那么科学技术以其自身内驱能动发展的明显超前性作为它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客观依据，在四个现代化建设总体发展进程中的功能性地位，则突出表现为它的先导性特质。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里的“先导性”是指时序上的超前领先性及其功能性作用发挥的“引擎”导向性。
（一）“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当代科学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3] 87。如果说在长时期内，人类往往是按“生产→技术→科学”的单向时序逻辑行进的话（例如，人们在1782年就制造出了往复式蒸汽机，而其理论依据的热力学原理，却直到19世纪中叶才建立起来），那么自19世纪中叶以来，这种行进机制就完全逆转了过来，科学理论不仅出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而且为之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形成了“科学·技术·生产”的双向度互动式作用机制关系，即科学在时序逻辑上已客观必然地对技术和生产率先具有先导性和决定性的地位和作用。19世纪末，正是先有法拉第在实验里发现了电磁感应定律和继麦克斯韦建立了电磁波理论，才有了后来发电机的制造、电报、电话的问世；正是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运用量子力学研究固体中电子运动过程，建立了半导体能带模型理论，才使半导体技术和电子技术蓬勃发展起来，促进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正是运用相对论及原子核裂变原理形成和发展了核技术，才促进了原子能在军事、航运、发电等方面的生产应用；也正是运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学、微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等新的科学成就，才发展起生物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工业、农业、医药卫生和食品工业等方面。尤其是微电子技术更具有巨大而深刻的辐射力和渗透力，使一系列产业发生革命性飞跃。据联合国工会组织统计，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5％都已与微电子技术有关。故邓小平提出：“科研工作必须走在前面。”因为，“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之上的。”[3] 87现代科学是构成现代技术的知识基础，故现代技术是知识信息密集型技术。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生产的这种明显领先、强烈超前性起着如此巨大的促进作用，决定了它的第一生产力地位，也是当代社会生产的鲜明特点。因此，国务院1992年3月8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是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是培养科技人才的摇篮，对此必须给予充分的重视。”相反，“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3] 32。说到底，“我们要坚持把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3] 40，这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二）“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5]
如果说，作为我国以工业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新型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的变革更替，从而必然带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相应性变革这一全过程的现代化建设，其实质核心和根本目标，就是要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二元经济基础上，通过全面工业化道路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机制，实现现代经济一元化增长和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那么，其动力源泉和先导前提，则是邓小平所一语道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3] 86。
1、“农业最终要靠科学技术解决问题”。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现代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先导性作用。他说：“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2] 17“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3] 275很显然，今天以电子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为核心的强大技术支撑体系，直接带来新的农业产业革命和形成新的农业体系，极大地拓展了新的农业空间：农业将由动植物向微生物、农田向草地森林、陆地向海洋与太空发展；初级农业产品生产向食品、生物化工、医药等方向发展；单细胞蛋白、海洋农牧场、生物能源、农副产品综合利用和多层开发将成为农业新的生长点。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及其在农业领域的成功应用，世界农业正向基因农业、精细农业、蓝色农业、白色农业、生态农业、工厂化农业、超级农业、网上农业和太空农业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以知识化农民为主体，以高新科技知识信息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消费（使用）为主要因素的知识型农业。其基本特征是：主体综合素质优化、新产品开发生产高科技知识含量高密化，多学科互渗融合化；其核心是农业高科技产业化、市场化；其方向是集约化、高效化；其目标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业全面走向农业高新技术的深度、广度、速度、优质高效、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之路。
2、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工业现代化的先导。发展现代化工业更要以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先导。江泽民指出：“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路子，使整个工业逐步走上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6] 特别是邓小平早就一再呼吁：“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3] 29首先，世界发达国家是高度重视安排科学技术的先导作用的。它们为了争夺综合国力的优势地位，都把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放在优先的地位。美国用于科研的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85％，日本为2.77％-4％，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分别为2.72％，2.31％，2.24％。其次，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先导性功能集中体现为：一是它向传统产业部门渗透而使之发生质变以实现其智能化；二是它向各平列产业渗透，催生了一些新的“边缘产业”，如光电子产业、医疗电子器械产业、航空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三是它强力吸引钢铁、化工、纺织等各业向电子工业“反向渗透”而把开发电子产业作为多角化经营的重要一翼，有的甚至很快超过了钢铁销售额。再次，科技现代化发展对工业现代化的先导性功能和作用集中表现为：国民经济正由能源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一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兴起；二是原有的产业部门为电子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所改造，其技术含量、知识和信息含量不断提高。这样，国民经济发展就出现了四大趋势：其一，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和物耗下降，国民经济正向低能耗和低物耗型转化。其二，经济增长的主导类型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投资和就业的增加而是靠技术和知识的投入。其三，就业人口结构逐步向技术、知识、信息方面倾斜。在全部就业人口中，文化教育程度提高，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脑力劳动者比重上升，而生产制造业人员和体力劳动者比重下降。其四，物质资源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而知识信息资源和人才资源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3、“加速国防现代化，维护世界和平，以科技现代化为先导”。邓小平同志始终密切关注着新技术革命对国家安全、世界和平和现代军事的深刻影响，意识到我国走“高科技国防军事”之路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2] 183。并清醒地告诫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3] 61。国防军事技术的现代化，将对战争起到巨大的制约作用。因此，“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3] 395。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高度概括地揭示出了国际从“冷战”到“多极化”发展变化大背景下，科学技术现代化对国防现代化的先导性功能。
（1）高科技时代的“国家安全”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往往是以疆域和领土为界，而现在边界安全已经不等于国家安全。这是因为，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提供了诸多突破边界的技术手段，模糊了“边界”的定位，使得主权国家特别是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难以维护“边界”。信息流可以随意穿越国界流动，领空不可侵犯，但没有“领太空”的限制，卫星可以在任何国家的太空上随意摄取信息，传输信息。1997年，国际游资的跨国界攻击，是东南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2）从通用技术到信息制胜。这次新科技革命及其先导功能必将引起国防军事技术及武器装备的划时代变革：一是新科技革命中产生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一般都是军民两用的通用技术，它的每项突破都可能在民用产业和军事领域同时引起变革。例如，当超导研究在1986年取得突破，并在随后的1987年和1988年取得重大进展时，军事家们则迎头而上，开出了超导在军事系统[3] 应用的清单：舰船用的更小巧、效率更高的电力驱动系统；定向能武器的电能储存系统；超导腔粒子加速器定向能武器；电磁炮；从直流到红外的磁和电磁探测器；武器系统和C3I系统用的超高速超小型信号处理机和计算机等几十种。二是军事装备的电子化时代正在到来。集中表现为：电子信息技术取代导弹核技术成为当代国防科学技术的核心和衡量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在军事电子方面的投资比例逐年提高。北约主要国家军事电子科研费占整个军事科研费的比例到90年代中后期超过50％。到21世纪初这些国家已全面进入军事电子时代。三是信息制胜成为现代军事对抗的新趋势，掌握“制信息权”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电子信息战是指敌对双方利用电子信息技术和装备为争夺战场“制信息权”而进行的相互抗争。“制信息权”即“控制信息的主动权”。掌握“制信息权”的一方能使敌人武器系统中的电子装备性能降低或完全失效，甚至被摧毁，造成其通信中断、雷达迷盲、指挥失灵、导弹失控等；同时充分发挥己方电子装备的效能，保证通信畅通、指挥灵敏，增进武器系统威力，提高整体作战能力。海湾战争之所以出现胜负一边倒的结局，除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外，重要的原因是多国部队掌握了“制信息权”。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凝结于武器装备上的科学技术，凝结于军事指挥员和战斗员素质上的科学技术，成了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确实改变了战争的进行方式，改变了战争的时间、空间和战争的概念；“二战”后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尤其是“海湾战争”表明，科学技术落后必定挨打，必定受人欺侮。因为，战争中握有技术优势的一方更加易于夺取战争主动权；更能有效提高整体作战和系统作战的综合效应；更注重惟有与之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能驾驭；更是特别要求交战双方务必充分利用和克服高技术兵器的弱点才能克敌制胜。
三 经济性地位上的效率性：“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3] 86
邓小平指出：“现代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3] 87“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其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当代科学技术自身变革发展的加速化、综合化的效率性本质决定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3] 87向前发展。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数量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得多。据估算，截至1980年，人类社会获得的科学知识中有90％是“二战”后的30余年获得的。到2000年又在此基础上翻了番。现代物理学中90％的知识是1950年以后取得的。现在全世界每天发表科技论文6000-8000篇，其数量每隔一年半就增加1倍。据粗略统计，人类的科技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增加1倍，20世纪中叶为每10年增加1倍，当前则为3-5年增加1倍。现在全世界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达120万件。当今学科总数已达6000多门。世界上自1945年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后飞速发展至今，经历了电子管、半导体、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换代，其性能提高了100万倍。当前，超级计算机最快运算速度已达到320亿次/秒。人们现又开始研制光学计算机，其信息处理速度将比电子信息处理速度快1000倍，有人甚至预测快1万倍。
科技进步的历史更替与创新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当今科技进步已成为世界各国乃至全球化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战后的科技进步不仅在数量上飞速增长，而且其发展经历了5次伟大的革命：第一个10年（1945-1955年），以原子能的释放与利用为标志，人类开始进入利用核能的新时代；第二个10年（1955-1966年），以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为标志，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向外层空间进军；第三个10年（1965-1975年），以1973年重组DNA实验的成功为标志，人类进入了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第四个10年（1975-1985年）以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第五个10年（1985-1995年），以软件开发及其大规模产业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革命的新纪元。当代研究出的聚变反应堆已成为人传给后代的纪念碑，正将作为“最终能源”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发展出现的能源危机；纳米（超微）技术将成为下一个10年的核心技术引起21世纪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给人类带来无数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目前科学技术正在步步逼近自然界的各种“极限”而出现的超高温、超低温、超真空、超导、超强磁场、彻底失重等研究，预示着21世纪的人类将超脱“尘寰世界”，进入一个奇妙无比的“超级”境界；当前宇宙空间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的进展，预示着21世纪人类将进入宇宙工艺学和宇宙工厂的时代，无限地开拓人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新领域；今天“人工智能”的开发和遗传工程的研究，在21世纪最初二三十年，将会硕果累累。
（二）科学技术发展的高速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
1、从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比较数据看，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的内在科技进步贡献率，呈加速增长趋势。据前苏联科学家初步估算，科学技术所提高的生产力发展的速度，石器时代平均1万年使劳动生产率提高1％-2％。铁器时代，平均每100年提高4％。蒸汽机电机时代（1870-1950年）的80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1.5％-3％。有人还测算，英国在1700-1780年的80年间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9％，而从1781-1917年的136年间，年平均增长率则提高到2.2％-2.5％。18世纪末英国科技所提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手工劳动生产率的比为4∶1，到19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成108∶1。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率为5％-20％，到20世纪的50-70年代其增长率提高到50％-80％，到80-90年代有的国家或有的产业部门甚至提高到90％以上。
2、当代科技进步突出表现为从以下三个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科技进步促进了产业高次化。20世纪60-80年代是世界经济腾飞的20年，也是社会产业逐渐高次化的20年。如果说在此之前工业化社会的到来是第二次产业突起的话，那么，当今由于高技术领先的科技飞速发展将人类开发带入了信息和智能时代，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研究与设计业、金融保险业、文化教育业、商业与服务业等第三次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的高次化标志着科技知识在产业中的高密集程度。对一个国家来说，各次产业率反映着国家的发达程度；一次产业率占优势的为农业国；二次产业率占优势的为工业国；三次产业率占优势的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口，在一些发达国家70年代末的比例分别是：美国为3∶32∶65；英国为3∶35∶62；日本为7∶37∶56。可以认为，第三次产业所占比重超过50％。科学技术的贡献超过劳动和资本，已经明显成为第一位的要素。（2）产品科技含量高密化。80年代以来，物化在产品、商品中的科技含量达到高度密集的程度。为比较之方便，国内外许多学者通用产品单位重量价格比来描述科技含量的差别。统计资料表明，“二战”后产品的科技含量每隔10年增长10倍。50年代以钢材为代表性产品，每公斤不到1元。60年代以汽车、洗衣机、电冰箱为代表性产品，其每公斤的价格分别为30、60和90元，如果以30-100元作为60年代产品科技含量的比较指标，则比50年代提高约10倍。70年代以微机为代表性产品，每公斤1000元价的科技含量，恰比60年代又提高了10倍。而80年代以来，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其代表性产品首推软件，但它没有什么重量，然而其科技含量又特高，如果也按每公斤价格计算，那比70年代就不知要高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了。可见，当今日益飞速发展的高科技对推进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已达到了无可估量的程度。（3）科技应用于生产的周期趋短化和高新技术开发产品倍增量的趋高化。从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科技革命以来，世界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总量远远超过以往时代的总和，科技物化为产品也出现加速度。仅据21项重要科学技术物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统计，1980年以前平均为78.5年，1870-1900年平均为31.8年，本世纪以来平均为6.7年。就单项而言，19世纪，电动机从发明到应用共用了65年，电话用了56年，无线电通讯用了35年，真空管用了31年。而20世纪以来这种时间距离则又大大缩短了，雷达从发明到应用用了15年，喷气发动机用了14年，电视用了12年，尼龙用了11年，从发现核裂变反应到制成每一个核反应堆仅用了4年，集成电路从无到有仅用了2年时间，激光器仅用了1年的时间。尤其是电子技术问世后，其变革的速度更为加快，其中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从1973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微处理机到80年代初已更新了4代。1976年研制出MCS-48系列的单片微型计算机，1980年研制出MCS-51系列的8位单片微型计算机，1983年又研制出HCS-96系列16单片微机。从科技产业化推动产品的倍增量来看，1900-1980年，世界石油产量增长148倍，汽车产量增长了4240倍，合成橡胶43年增长2266倍，塑料14年增长了8倍，人造纤维50年增长了7倍，而核发电则25年增长了13446倍。电子计算机和光纤通讯等一大群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更是令人眩惑不已，世界联机使用的控制机每10年增长17倍，光纤生产每5年增长20-25倍，新材料群中仅电子计算机配套关键材料——磁盘材料的记录速度20多年提高了60多倍。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的加速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快速增长。
四 战略性地位上的制高性“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战略性地位上的制高性本质特征，突出体现在当今国际间政治、军事、社会、科技到经济实力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都立足于对现代“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2] 409深度、广度和速度的抢战争夺上。邓小平南巡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 377-37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明确指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的根本途径。”为此，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2] 279否则，将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开除“球籍”。
（一）国际斗争经济化的趋势与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选择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当今赋予国际政治斗争的内涵日趋经济化。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解，世界已进入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竞争超越了军事竞争，政治对抗暂让位于经济发展，或经济发展暂掩盖了政治对抗。
1、大国强国斗争方式和内容的变化，首先使国家威慑力的内涵由军事实力的强弱转为经济实力的强弱。由于当今世界通过直接军事战争方式解决大国强国间的矛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日趋减少，在一般情况下，大国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十分担心在军事上变成他国的殖民地与战败国，而特别担心因为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深度、广度和速度落后于他国，引起经济衰退，进而被时代潮流所淘汰，甚至被开除“球籍”。因此，当代的威胁已主要转变为由于科技、经济实力衰退而产生的一种关于国家生存的恐惧感与危机感。对此，就像美国这样的强国也不时敲响这样的警钟：对美国威胁最大的不是前苏联而是日本。日本咄咄逼人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化攻势，不断在另一战场上对美国发动了一场第二次空前的“珍珠港事件”。
2、当代大国强国争夺观念与方式的变化，使人们衡量国家实力强弱的标准也发生了转换：即由近代以来与以直接军事手段为内容的硬控制、硬争夺相适应所产生的衡量国家实力的数量标准（如国家地域广狭、人口多少、军队众寡、殖民地面积大小等），转为当代以高技术为基础的软争夺、软控制的质量主位标准。只占美国领土1/19的日本，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高达2.8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多年保持着对美巨额贸易顺差，1986年和1987年分别为580亿和50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高新技术贸易所形成。可见，在瞄准未来国际政治格局新变化首席位，集经济、政治、军事较量为一体的世界经济竞争制高点的选择上，国际间无不将自己的视角和着力点集中地转向并落实到对作为现代新型生产力杠杆的高科技产业化广度、深度和速度的争夺上。
（二）高科技产业化的一系列新的“特异功能”及其特点决定了它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制高点地位
高科技产业化是历史上转化周期最短、程度最深、规模最广、影响最大的一次技术、生产的大变革。它已渗透到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影响、冲击着世界的每个角落，具有一般技术产业化无可比拟的高强度“特异功能”，突出表现为高增值功能和产业变革的扩散功能与带动功能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特点。
1、从生产构成要素来看。高科技产业化使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生产向知识、技术、资金三密集型生产转换。根据美国人的观点，高科技产业有三个标准：用于知识和技术开发的资金应相当于一般产业的2-5倍，应占产品净销售额的5％左右；投入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占生产总人数的40％-65％。高科技产业的最终目标是要有能够占领市场的高附加值的产品，而其最终产品又具有结构复杂、技术成分高、研制费用高、产品新颖、需要科学组织研究制作等特色。
2、从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高增值功能来看。一是高科技产业创造了极高的生产效率。据对华东、华南、东北地区11个高科技产业的调查，人均年产值达8万元人民币。二是高技术产业化的总体增值水平。我国工商银行的统计表明：全国科技贷款投入与产出之比为1∶10。尽管我国目前高科技产业化尚处在起步阶段，但其高增值功能在对经济增长的多层次科技开发因素中是最强的。在发达国家高技术应用的投入产出之比就更高。三是高技术产业化的高增值经济功能在具体行业上表现明显。上海高技术产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航天工业系统，1988年的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了17.7倍，平均年递增速度达34％；人均产值由1978年的2876元，提高到1988年的48009元，增长了15.7倍，年均递增32.5％。可见，如果说资金和劳力因素推动发展的进程，是一种常数形式的财富缓慢积累过程的话，那么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应用对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则是一种指数形式的成倍增长的过程。
3、从高科技产业化对变革传统产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的扩散功能和带动功能来看。一是一些高科技产业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赫然出现在重要产业的排名榜上。比如，美、日信息产业的产值分别占全国总产值的36％、32％，大大超过了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值，成为仅次于能源产业的第二大产业部门。全世界集成电路销售额年增长68％，计算机销售额年增长52％，信息产业发展速度也很快。二是高科技及其产业在经济发展中扩散、渗透带动了其它产业部门，使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摆脱困境，并得到长足的发展。三是高科技产业化重新划分了一、二、三产业的比例，美国早在1980年一、二、三产业就业率之比为2∶21∶77，而我国到90年代初仍为60∶22∶18。
（三）近现代强国的浮沉取决于自身以高科技产业化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兴衰变化
前苏联之所以在战后一度发展，主要是因为它在这一时期的强国之路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特征正合拍：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中，前苏联利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势条件，在研究开发先进的高新技术并将其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宇航、原子能、同位素、超音速飞机、机械制造等高新技术及其应用水平上领先于世界，这不仅使其国防力大增，而且对各个领域产生辐射影响，带动了综合国力的全面显著提高。据统计，该时期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增长的比重，1965-1975年前苏联为63％，这与美国1964-1976年的71％，日本1952-1968年的65％基本不相上下。相反，前苏联的国力在70年代后期转而大落的重要原因则是苏联继续奉行国防优先战略和军事技术优先发展模式，没有跟上以民用技术为主的第四次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忽视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新型发展趋势。直到1985年，在西方国家高科技、研究开发计划的刺激下，才匆忙对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作出有关决定。这种迟钝的认识和行动的滞后，使其高技术及其产业化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了12-13年。而10年技术立国的日本，不仅进一步从经济大国跃上了技术大国的地位，同时又使自己由民用开发走上了通用技术的发展道路。这就使得日本军事技术潜力大增。《日本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指出：“日本的尖端技术控制着美苏军事力量的心脏。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导弹精度就无法得到保障，不管美苏如何扩充军备，只要日本说一声停止出售尖端部件，他们会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假若日本把半导体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那么美苏军事力量就一下子失去了平衡，导致形势大变。”[7]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国际地位因其逐步具备了同美国抗衡的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实力而不断上升。总之，国际斗争，无论是军事竞争还是经济竞争，说到底都是高科技产业化水平的较量。在新的世纪里，谁在高技术产业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竞争中领先，谁就拥有未来世界的主动权和控制权。
（四）谁在高科技产业化发展战略上占据制高点，谁就在21世纪领先
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纷纷制定自己国家走向21世纪抢占制高点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发展战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发展战略或政策。按其提出的时间顺序，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发展，主要包括高科技研究、高技术产业化开展和高技术应用扩散三个层次，从整体上说，就是高技术产业化向广度拓展，向深度开掘，抢夺市场，谋求高经济效益。
从世界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战略的经济竞争态势和发展趋势来看，突出表现为：（1）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已集团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和开发高技术已形成以美、日、西欧为主角，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积极参与，竞相发展，多头争雄的局面。（2）高技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竞相加快，谁先加快这一过程，谁就抢占先机，占领世界市场，取得主动。（3）以高科技人员为对象的世界一流人才的竞争加剧。发展高等教育、改革科研体制势在必行，这已为各国所重视。（4）全方位的世界高技术市场已日趋形成，高技术贸易比重逐年增大。很显然，以上趋势具有两个全新的特点：一是从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的阶段和广度来看，其发展正处于从“幼年期”向“壮年期”的转变。辐射面越来越宽，参加到竞争行列中的国家和地区愈来愈多，不仅一些大国和发达国家，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小国，都极为重视发展高技术，竞相增加科技投入。从总体上说，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在当今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军事制胜的战斗力，社会发展的引擎驱动力，政治渗透的影响力。二是从其发展的速度和深度来看，高科技及其产业化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多重大的进展，诸如温室核聚变、室温超导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均有新的突破，这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无不将高技术及其产业化发展战略的重点从提高国威转向增强综合国力，都无不将在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落实到对高技术产业化广度、深度和速度的领先争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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