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管理学（下）——“管理学在中国”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再问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接上期）
2.3.2.2 专注当下实践中的理论贡献——开拓性创新
哈默等断然疾呼：“当今的管理已经过时”——“19世纪的管理哲学”、“20世纪中期的管理流程”和“21世纪的高新技术”混搭的“管理范式”“远远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管理创新刻不容缓。在我国也有同样的呼声：刘源张认为，管理学要做到有“用”(指导管理实践)，管理学者必须具有“时代感、使命感、科学感”，他进一步指出：“泰罗的时代是工人阶层兴起的时代，工人的要求是‘正正当当地拿一天的钱’，泰罗就去研究这个‘正正当当’。德鲁克的时代是经理人兴起的时代，经理人的要求是‘自己怎样搞好与企业股东，自己与企业员工的双重关系’，德鲁克研究的就是经理人的‘职能与权限’。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怎样做，他没有具体说，但需要我们“接着说”——我们的时代是“知识工作者兴起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网络将彻底改写我们从前的管理模式”)，是全球化的时代，过往的管理学者没有经历的新的管理实践十分丰富，这才应该是视角中心，通过我们的研究揭示应该是、也只有是我们才能揭示的规律。对此，试举几个焦点如下：
(1)新型的组织 在前辈们研究过的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与“群体”之外，现在又出现了虚拟组织、网络组织；在前辈们研究过的法人形态的组织之外，现在又出现了动态组织——对这些研究对象，西方尚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大家的起点相近，正是我们能够做出贡献的所在。
由于云计算的出现，未来的管理会有更多的外包(不仅涉及信息管理、知识管理，甚至会涉及更重要的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未来的组织将剩下德鲁克指出的两个最核心的部门：营销和创新。换言之，未来的管理将颠覆传统管理，正是值得着力研究的。
哈默等指出，新型组织中“纪律与自由能相互包容”，以使管理创新得以持续。这只是新型组织的一个核心理念，并不是新型组织研究的终点。
(2)人性的假设 前辈们提出过的人性假设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理论有：经济人(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社会人(梅奥)—人际关系理论、自我实现人(马斯洛、麦格雷戈)—Y理论(超动机理论)、复杂人(沙因)—超Y理论、决策人或有限理性人(巴纳德、西蒙)—决策理论、知识人(德鲁克)—知识管理理论等。从中可以看出，人性假设及其理论的演进过程，但至今未能接近人性的真相。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为构建新的管理理论作了多方位的探索，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有别于西方学者的“中国现象”：把自己努力构建的管理理论体系命名集中在一个词汇上——期待对管理本质的点睛：仅在《管理学报》上发表的就有和谐管理理论、和合管理理论、合作管理理论、秩序管理理论、规则管理理论、道本管理理论、整体管理理论。正如刘文瑞指出的，缺失人性假设的管理理论体系的构建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对‘人’的研究，就没有管理学”)，这一质疑是深刻的。
国内学者对人性假设已经做出有益的探索，如李德昌提出理性信息人假设、章凯提出目标人假设等，都是言之有据的，应该值得期待。特别是势科学与信息人理论受到国内不同学界(管理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教育学界、数学界、法学界、人类学界、文化宗教学界、影视传媒界、科学与艺术界)的共同关注，李德昌已受邀在各种学术会议和高校及企业(包括清华大学、台湾文化大学等高校，华为等企业)等场合做专题演讲达300场，且影响逐年增大(2005年1场、2009年36场、2012年94场)，足迹遍及26省、自治区、直辖市——国人提出的理论能够产生如此迅速的传播实不多见，值得关注。
(3)快变的环境 彼得斯指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正处于空前的变化之中，……过去的管理原则是以准确预知25年后的稳定发展为前提的，现在连一年以后的未来都无法预测，整个世界经济又千丝万缕地交织在一起。新的前提、新的环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重新检验以往熟知和相信的一切”。他从前瞻和反思的双重角度表达出对管理学创新的期望。哈默等也强调：“21世纪对于任何公司而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和周围世界同步快速变化。’”
我国学者已介入适应快变环境的研究，如席酉民等在论述了未来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快变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之后，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通过主题与双规则机制的互动来应对变化。
从“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正在重新寻找‘什么样的制度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发展的’，抑或‘什么样的价值观是适合当前的人类去幸福的’大环境下，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声音，积极地参与重新制定规则的时代”的期待中不难看出，如果着眼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我国管理学者的使命就更重大，远不是上述举例所能涵盖的。
问题3
已经被学界接受的普世的管理理论真的不存在吗？如果存在，是否需要按国别(文化)再去构建管理学呢？近年来耗费数以亿元计的研究经费生产出来的管理理论知识究竟有多少成为管理学大厦的一砖一木呢？鉴别研究成果的创新性标准和据此支持研究项目的机制真的很难建立吗？不清晰界定管理学的基本概念能够构建出严谨的管理知识体系吗？管理元问题研究为什么得不到重视？谁愿意成为理论碎片的整合者？何时能够出现这样的整合者？举国一致的强力学术领导—直面鲜活的实践—从基础性问题入手稳步构建管理知识体系是否是我国能够走出的一条新路呢？
2.4 管理学者可以远离管理实践吗？——管理学的路径依赖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活动的，而管理活动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所以德鲁克说“管理就是实践”——自然管理研究就是实践研究，实践研究就要到实践中去，由此，刘源张说“管理学是研究现场的”，“不到现场去是说不通的”；席酉民等也强调：“管理理论一定是基于实践而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百年来，管理学的发展历史也与管理实践密不可分，管理学的路径依赖业已形成，当今的管理学者为什么会“远离实践”呢？为什么“基金委”要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简称“直面实践”)作为“十二五”管理研究的指导思想呢？换言之，管理学的学科合法性为何会排斥实践相关性？
2.4.1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实存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是管理学者进行管理研究必然面临的路径选择。管理学者是否可以“远离实践”是很难在概念论争中找到答案的，不妨先从管理学的历史中去一探究竟。
对于美国管理学界之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运动，高良谋等的译介中有明确的解答：管理学学科合法性排斥实践相关性出现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当时掀起了管理学学科合法化运动：以1941年美国管理学会(AOM)成立为标志(发出“植根于科学”的宣言)，以1956年ASQ、1958年AMJ(AOM的会刊)相继创刊为助力，1959年卡耐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研究报告为推力(资助“科学化、学术化”研究)，管理科学化的浪潮很快席卷美国商学院。到了20世纪80年代，AMJ几乎只接受定量的实证研究论文，管理科学化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以大量产出小型理论(或中层理论)成果为特征，理论碎片化，对管理学发展的贡献远没有发起时的想象那样令人兴奋。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管理学界开始反思，对用管理学学科合法化排斥实践相关性的质疑之声绵延不断，乃至实证方法在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本身都受到质疑，直至20世纪末否定的声音渐成主流，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重现确立，管理研究回归到其“求用”的本真。
对于这段历史，管理大师马奇从管理学追求“有用性”的视角作了描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多数北美商学院经历了一场改革，……把工作重心从传播‘最佳实务’转到发展基础知识”，即用生产学术知识代替传播经验知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美管理学教育又迎来一场反革命……抬高经验知识的地位，降低学术知识的地位，追求更大的直接有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运动，马奇似乎看不到终点：“学术界对‘有用性’之争的热情似乎不会消失，化解争论所面临的困难似乎也不会消失”。
我国管理学界也有类似的认知轨迹，只是滞后于美国大约30年，管理学学科合法性的高潮出现在21世纪初，七八年后便开始反思。
从以上概述可见，尽管在被描述的管理学历史中，不同的描述者对于管理学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矛盾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基本是一致的，但是描述者的观点和措辞是明显有别的。
对于历史的解读是见仁见智的，但是也不乏巧妙的聪慧视角。例如，2003年1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发布了一个由管理大师投票统计出来的管理“大师的大师”排行榜，诺贝尔奖得主西蒙排名第3，马奇排名第2，而排名第1的是德鲁克。比较一下前2位大师的研究路径与成就对于我们的讨论也许是必要的。
德鲁克能够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大师的大师”，源于他对实践的关注与对自身人文素养的修炼。德鲁克强调“管理既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管理就是实践”。1954年他就说：“我有意将该书命名为《管理的实践》，而不是《管理学原理》”。管理历史上，深入实践自我感悟管理理念、原则，从一个视角“重新发明轮子”的管理学者很多，即管理就是常识的升华，止于职业教育而已的论据不少，但是如德鲁克第一个描绘出“管理的整体结构”的并无第二人，而且他“最主要的贡献并不单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有着巨大优势的完整作品集：其中的一切几乎都是基本正确的”。他与众不同的就是一直身处管理实践当中，从不以数学演算来揭示人在组织中的行为(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却能发掘出表象背后的事项本质，成功地指导着不同国家的管理者的管理实践，“他的论著被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中国的成功企业家同样对其著作推崇备至。要而言之，德鲁克倾其一生(96岁)的精力在实践理性的舞台上诠释了管理学者直面实践是不可动摇的圭臬。
马奇的学术生涯中几乎从不给企业提建议，他反复强调：“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一直不是，有用的”，因为“如果你……不用操心怎样与管理者直接打交道的话，那么你就更容易潜下心来研究管理的真谛。”。因此在纯粹理性的天堂遨游，奉献了有限理性、信息的模糊性、注意力分配、垃圾桶理论、愚蠢术、组织的政治机制、学习的近视、胜任力陷阱、热炉效应等一系列惊人之“美”。要而言之，马奇用他近乎一生(现年85岁)的学术成果诠释了管理学者远离实践同样也能做出重大学术贡献。
既然面对实践取向截然相反的两位领军学者，用其一生证实了是否远离实践并不是研究管理学的必要前提，那么“基金委”管理科学部为什么要历时7年(从2004年8月的“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咨询委员会二届一次工作会议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到2011年9月确立第67期“双清论坛”的主题“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整整7年)才将“直面实践”确立为我国管理研究的指导思想呢？(针对第67期“双清论坛”郭重庆解释说：“管理科学部这么明确地提出研究的实践性导向还是第一次”)——这就需要考察“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对于做学问究竟有怎样的差别。
2.4.2 “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差别
尽管从管理学发展历史中可知，实践是管理知识的源头和归宿，但是管理学者是否“在实践中”并非是其是否能有成就的唯一判别标准，因为文献也是一种间接的实践，那么，既然管理学者“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都是有效地积累、发展管理知识的途径，其差别就值得关注了。
2.4.2.1 “美”与“用”
学科合法性有时表述为学科严谨性，也有学者表述为“美”，所以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矛盾也可以表述为“美”与“用”的矛盾。换言之，“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的差别就是求“用”与求“美”的不同。
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分工逐渐成熟，科学家求真；实践家求善(或“求用”)；艺术家求美(在学术界也有“科学求真、人文(或宗教)求善、艺术求美”的概括)。在科学家中，虽然不乏兼具艺术素养的大家，但把求真与求美统一起来的大师级学者并不多，美国管理学者马奇便是其中甚有影响的一位。
作为倡导“美”的代表学者马奇认为：“学问应该始终具有美学元素，因为学者除了有义务追求真理、正义之外，还有义务追求美”。他强调：“学问有个特征比有没有用更重要，那就是美不美”。他对“知识之美”的理解是：“大概在于精确表达，在于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在于制造知性惊喜”。“精确表达”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必要条件，“知性惊喜”是“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必然结果，所以可以将“知识之美”简化为“将复杂事物简单化”，即揭示出事物背后的规律。由此，他将研究定位于“为人类生活提供优美、意义、精致和典雅”，将其研究定位于“把玩想法而不兜售想法”。
字面上(“我现在不是，过去也一直不是，有用的”)看，马奇是排斥“求用”的，但从义理上看，他并没有绝对排斥“求用”(“功利主义道观有其高贵之处”“结果确实很重要，否认这一点不仅很难，而且很愚蠢”)，也不可能绝对排斥“直面实践”(“要想做好研究，必须对实务有所观察，对经验有所理解”)，他要强调的只是求“美”与求“用”源自不同的世界观。
管理学是研究群体行为的，所以管理研究的求“美”与求“用”是源于对人类行为的不同考量：求“用”是结果主义观(“功利主义道德观”)，即主张“行为是选择，选择由预期、激励和欲望驱动”；求“美”是自我实现观(“身份、审美主义道德观”)，即主张行为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强调自我概念、身份和正当”。可见，求“用”与求“美”之争的哲学意义在于，是止于结果主义还是升华为对人自身价值的追寻(“从自己的内在意识而不是其他什么地方寻求善或恶”)，然而对于功利的管理学(管理追求的就是高效)而言，能够超越功利吗——人类能够用手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拔离地面吗？如果能，那将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
2.4.2.2 “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
管理学界讨论的学科合法性(符合“洪堡原则”)基本等同于学科严谨性或“科学性”，即超越经验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从定性分析走向定量分析。简言之，停留在定性分析就不“科学”，因此，是否运用统计学、数学模型等定量研究工具变成了管理研究科学与否的外显标志，这一思维惯性也蔓延到很多领域(如医学、工程学、法学、教育学等)。
马奇将“直面实践”与“远离实践”两种不同路径得到的管理知识描述为“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他指出，经验知识“来自现场经验”，“能够直接用于具体情境”，“具有更强的时间聚焦性和空间聚焦性”；学术知识“从实务中抽象而来，具有美感”，“强调永远有用，普遍有用”。他更强调二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纠缠的；“平衡”和“整合”是解决两者矛盾的标准答案，然而他却严肃地指出，学术派(追求学术纯粹性)与实务派(追求知识有用性)之争延续了100年，“平衡”和“整合”对于化解这一争论一直无能为力，“未来的50年，商学院似乎还会经历类似的有用性之争”。
面对这一看似无解的难题，马奇却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解答：“(有关经验知识的主张与有关学术知识的主张)两个不一致的声音进行无休无止的对峙”，“在对峙过程中”，“把商学院和管理学教育变得既更有用又更有意义、更美”。因为他认为“功利主义道德观有其高贵之处，身份、审美主义道德观也有其高贵之处，……将两者结合起来也有其高贵之处”，所以他只能如是说，尽管他自认为“我的想法不是格外晦涩”，但实在是有些闪烁其词。与马奇的闪烁其词不同，实务派坚定不移地“求用”，孔茨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共识——管理理论和科学必须有助于实践，不然我们还发展它干什么？”；德鲁克更进一步将“知识”定义为“是改变人或事的信息”，如果不能改变人或机构的行动，那只是“数据”不是“知识”。
面对马奇的知识分类是否可以追问：他所定义的“经验知识”是否可理解为还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感性知识，只是理论知识的前期表现？抽取情境因素应是升华为理论的必然步骤，由此得出的结果才是具有普世价值和长远价值的理论知识(即马奇所说的“学术知识”或“思考框架”)。如管理过程说(如孔茨的“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和控制”)，的确概括了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组织的管理过程，故学界将其归入学术知识，写进教材，传授后人，但是，能否认为这只是“经验知识”呢？因为不同的组织运用这一过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并没有揭示管理的本质(规律)。战略理论则深入了一步(进一步回答了“如何计划？”)，更接近管理的本质(规律)，因为不同组织运用相同战略就可能得到相近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就没有“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之争，二者只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同阶段。从认识论视角，这与定义“地方性知识”与质疑“地方性知识”之争有类同之处。诚然，“学术知识”是从求“美”出发的，但这些“美”的结果(产生了实践的功效)也是显而易见的。
纵观马奇关于学术应该追求“美”的论述可知，他将“美”视作更高的境界，犹如康德所说的“星空”，拥有无限的可能，而“用”只是“大地”，可以满足现实(某时某地)的需求。是否真是如此呢？只有拿通过两种不同路径得到的理论来做具体的比较才能有准确的解读：马奇的企业理论“美”吗？有用吗？德鲁克的企业理论有用吗？不“美”吗？其用户的感受究竟有怎样的不同？……做这样大规模的调查能够有答案吗？这显然不是以提出问题为主的本文需要和能够回答的。
“美”与“用”之争，“学术知识”与“经验知识”之争，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化路线；另一条是人文化路线。”刘文瑞从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发现：“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表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应是对这种纠结的一种深刻阐释。
2.5 管理学者有“自我管理”吗？——管理学者的品格
虽然“自我管理”是一个或可质疑的术语，但不妨碍按其内涵进行思考。当关注管理学者在学术圈中的“自我管理”时，可以有两个视角：作为个体的管理学者的“自我管理”和作为群体的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
2.5.1 管理学者“自我管理”缺失的表现
德鲁克基于知识工作者的出现，“提出了现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在于‘自我管理’的思想”，理论上应该开启管理学者自我管理的新时代。他早就强调：“管理不在于‘知’，而在于‘行’”。遗憾的是，这一取得管理学界共识的理念并没有落实在管理学者的行动中。
说当下的管理学者是时代的宠儿或许并不为过——因为纵横项课题经费不断上扬，讲座收入十分可观，兼职、论文奖励等额外收入不菲，所以管理学院的老师比其他任何院系教师的收入都不逊色，直至身边出现千万富翁都不以为意。由于当前我国研究成果考评指标的偏颇，管理研究乱象丛生，导致出现管理学者的回报极高，而对管理学发展的推动极低、对管理实践推动苍白的怪象，如沦为“论文主义”功利型的“自娱自乐”、“吃别人嚼过的馍”、“做练习式研究”，理论碎片化等。当“研究沦为训练，访问只图方便，数据可以编凑，碎片成为垃圾”畅行无阻时，上演的必然是“大概90%的模型和假设都在“庄严地检验和证明常识”的悲剧——可怕的是这一切仍在继续。
诚然，这些怪象并非管理学界所独有，因为“在历史的行程上，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每一个时代学者在其特定的语境下所打造的学术研究气象”。可叹的是，当今我国的管理学者既处在急功近利的世俗化大环境中，又处在缺失学术精神的“学术研究气象”里。如果通过我们的手把纳税人的钱变成垃圾文章，然后自甘沦为“在场的缺席者”的话，那真得“从娃娃抓起”了。
马奇曾说：“立身扬名不过是无知者的幻想”，很多备受敬仰的大师都具有这样的纯净之心，显然这是从事研究的前提。当前学术界缺失的是纯净的品格，幸运的是，管理学者还拥有自己独有的“自我管理”理论，在学术圈中可以也应该率先突围——将“自我管理”理论付诸行动！
2.5.2 管理学术共同体“自我管理”缺失的表现
“自我管理”同样需要遵循管理的规律，仅仅是管理的对象发生了变化。由此出发，很容易看到当前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自我管理”的缺失十分严重。简言之，共同愿景空洞化，统一指挥和协调遥不可及，学科“硬核”建设无力，自我批判机制缺失：前景不容乐观。
我国先后设立4个“一级”管理学术组织，即成立于1978年由中国科协主管的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简称A，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学年会”，已开6届)、成立于1980年由科技部主管的中国管理科学学会(简称B，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大会”，已开4届)、成立于1981年由中国科协主管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主旨是开展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工作，简称C，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学术年会”，已开13届)、成立于2009年由教育部主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简称D，学术年会名称是“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已开9届)。有意思的是，A、C、D组织的学术活动的参与者交集很大，只是B显得有些非主流。如果加上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境外学者发起组织，未纳入国内社团管理体系)，以及各学术团体的二级、三级组织所召开的学术会议，每年的管理学术活动就不胜枚举，生产出来的论文实在是数不胜数，真正是“有量”，但是否“有质”未见深度评析。几个组织套话式愿景雷同，研究领域、组织结构、组织成员类似；看不到实现愿景的战略与计划，看得到领导成员的不同；几种年会止于规模，醉于声势，不见公开质疑，鲜有当面争鸣，淡看晚学，未思创新，必然深蕴危机，凝聚力渐趋下滑(学者背地里怨声载道)，似有沦至画“景”自欺的嫌疑。
韩巍口毫不留情地鞭笞了我国管理学术圈中的3种人，在诚挚地期待：“应该首先反观‘自己所在的组织’”的同时，也不无哀愤地宣泄着无奈：“偏执狂固然可惜，跟风者固然可气，但太多的弄潮儿，让人绝望之极！”尽管如此，他提出了学术共同体急需自我管理这一重要命题。
对于管理研究的目标漂移，刘源张斩钉截铁地痛斥了3个“绝不是”：“第一，绝不是在所谓的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第二，绝不是哗众取宠，以求得一官半职；第三，绝不是形成‘学派’，拉山头当大王，以此成为大家的‘捷径’。”足见管理学术共同体的自我管理同样极度缺乏，亟待正视。
2.5.3 重塑自身的品格
当然，上文并没有遵从德鲁克“自我管理”的概念、要素、方法等来展开描述，为了简洁直指学者价值观层面的现象。当以谋生取代兴趣，以逐利代替“求美”(马奇语)时，必然导致眷恋错误指挥，以工具驱逐思想，迷途不思重返——如何应对呢？
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不断向纵深发展，其对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影响日渐深入，产业化不断向文教卫等公共领域渗透，致使学术共同体“日益退化为由各种欲望和动机所左右的‘谋取利益的科学共同体’”，而且“中国科技界的效率损失大多来源于利益集团之间的共生现象”——这一严酷的现实是每位学者首先要面对的，即对品格的拷问首当其冲，而且检验的结果并不乐观，是现实告诫我们，只能从这里入手才能赢得未来。
当然，形式繁多的学术腐败不是我国所独有的，面对这一个世界性的怪象，中国学者理应做出自己的努力。面对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各种诱惑，作为学者个人，还是要听从爱因斯坦的召唤：“大多数人都以为是才智成就了科学家，他们错了，是品格”，“道德是智慧的内在本质，它甚至决定智慧的品位”，需要自觉培育自身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作为学术共同体，则要遵循马奇的指引：“做学问是种公共活动，没人领头，也没人独行”，需要团结精进，树立优良的学术精神，培育纯净的学术风气，坚定不移地为学术献身！当前，管理学者尤其要以“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为座右铭，为一扫垃圾科学在管理领域的寄生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布迪厄等说：“自我认识并不能通过对自身的内省获得，而是要通过对自身上下左右的观察才能达到。”由此，管理学者需要不断反诘自问：
问题4a 我进行管理研究是出于兴趣(求真)还是处于生存(求生)需要？我有长期的追寻目标吗？我属于读者型还是听者型？我做过自己了无兴趣的研究吗？我参与或容忍过制造垃圾文章吗？我参与或容忍过编凑数据吗？我为学术的纯净抵制过诱惑吗？我坚守“以文会友”，从未通过任何形式的物质手段营建过自己的社会关系吗？我是一个自觉的反思者吗？
问题4b 我国几个管理学术组织(一级学会)应该长期共存吗？谁来考虑应该以何种方式共同发展(目前是各自为“政”，仅存“山头”上的意义)？谁来代表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呢？谁来评价各自的学术活动成效呢？继续割据能够对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愿景、行为、成效以及影响有益吗？管理学者期盼几大组织整合吗？何时能够整合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呢(“统一指挥”不是百年前就形成的管理原则吗)？如何整合？我国管理学术共同体的最优格局(研究者、咨询师、教师之比例)应是怎样的？管理理论创新者与做应用性研究的学者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需要成千上万的管理研究者吗？
3 结语：管理学还是管理研究？
通过对管理学的3个视角(场域、属性、路径)以及对研究管理学的主体(管理学者)的两个视角(使命、品格)的反思，试图勾勒出我国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但限于学识力难从心，仍然没说清楚，好在哲学家都“是永远走在路上的人，思考显然比给出一个现成的答案更重要”，所以如能引出真知灼见常人也就不再惶恐了。
管理学发展的这些基本问题是互相关联的。它们的相互影响不仅最终决定了管理学的形态、特征与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管理教育的目标、方法与内容。逐一辨析这些基本问题之后，还需要跳出局部纵观整体。
3.1 管理学
创建管理学是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需要抽去时空等情境因素，方能还原管理活动运行的规律。换言之，从经验(感性知识)中提炼出理论(理性知识)是一个去情境化的过程。
100年来，经过众多“直面实践”的先贤的不断探索逐渐形成了管理知识体系的“硬核”：从泰罗的分工原则、法约尔的14项一般管理原则，经过巴纳德的组织理论(以协作系统论、组织平衡论、权威接受论、组织构成论等为标志)和德鲁克的企业理论(以目标管理、自我管理等为标志)，管理学逐渐成熟，再经哈默的核心竞争力、柯林斯的卓越企业的“遗传密码”(理念框架)的不断发展。众多来自于实践的、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几乎都是以理念、原则形态出现的，也就是马奇说的“学术知识提供的是问题的思考框架，而不是解决对策”。这些“硬核”是管理学独有的，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因去情境化而在世界各地发挥效能。虽然其中很多内容已广泛普及，成为常识，并不影响其“硬核”地位，正如牛顿力学三定律早已进入中学课本，成为常识，并不影响它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
由于管理学是研究社会环境中的群体行为的，所以管理活动规律必然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紧密相关；又因为管理学是研究组织运作的，而组织性质不尽相同，有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公益组织……，所以管理活动规律又会与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紧密相关。如此一来，管理学自然会引起相关学科学者的关注，致使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管理学做出了值得尊重的贡献。他们多从本学科视角出发，不介入管理实务，于是形成“学院派”对管理学的丰富多彩的贡献。正是他们基于自身学科的优势，所以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又带来鲜明的个性，形同摸到象的局部，虽然准确，却是碎片，需要精通众多学科的大师整合出完整全貌(知识体系)，但这很困难，所以只看到越来越茂密的丛林，似乎看不到整合的希望——是前人的智慧不够，还是遇到了蜃景？
要识“庐山真面目”，就不能“身在此山中”。要看清管理学的面貌，与管理学同属设计科学的工程学是比较理想的参照。“实务派”创建的管理学“硬核”，其成熟度堪比机械学：在传统环境中的管理学犹如在宏观环境中的机械学——已然成熟。在微观环境中，宏观环境中的机械理论几乎失效，所以当前机械学理论创新大量出现在微米、纳米级的微机械领域。由此可以期待，管理学的理论创新也同样会大量出现在网络环境中的管理研究领域。
如果说机械学的学科成熟度高于管理学的话，那么学科成熟度低于管理学的学科现状如何也是值得关注的。
人类最需要的两种商品：饮食(物质食粮)和书刊(精神食粮)的生产和流通，必然会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于是，探索饮食的生产者(厨师)和书刊的生产者(编辑)所从事的社会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也很丰富，甚至都以《烹饪学》和《编辑学》名目出版了不少专著，但显然尚难由此确认其学科合法性。如出版学在我国至今未能列为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学的子学科，况乎更下一层次的编辑学。从教育体系看，编辑学进入本科和硕士层次，而烹饪学只进入了职业教育层次——能否说进入本科教育，培养知识工作者的学科其学科合法性就被承认，而进入职业教育，培养兼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人才的学科就一定不具有学科合法性？编辑学与管理学在学科性质和知识“硬核”上有很多相近之处，为什么至今未能获得学科合法性？管理学的今天能否是编辑学的明天？甚至是烹饪学的明天？是它们向管理学借鉴还是相反？管理学还能走多远？例如，学界将法约尔视作管理知识体系的创建者，现行教材也是法约尔的管理过程体系的完善。作为一种工作的描述是越来越周全和越来越准确了，这就是刘文瑞所说的作为知识(knowledge)意义上的管理学“是‘学’无疑”，但这就是学科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编辑学和烹饪学中，如以编辑过程(市场调研、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印刷、发行)为主线的《编辑学》也有多种版本，甚至也在大学课堂中传授，但至今也未取得学界的承认，就不必提差得还更远的烹饪学了。对此，刘文瑞将其表述为，“~ology”意义上管理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学”——怎样理解呢？
3.2 管理研究
管理是一项社会活动，也就是说管理研究是以事项(管理活动)为对象的(德鲁克的“管理就是实践”；刘源张的“管理学以现场为研究对象”均为此意)，这个学科本质决定了管理研究是一种实践研究。实践研究是从认识到实践的过程，需要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时空等情境因素，将管理活动运行的规律应用于特定的组织之中。换言之，实践研究是理论情境化的过程。
实践研究需要多学科协同，研究的结果应该是能够指导实践，提高实践成效的(求用、求善)。对管理活动有指导作用的行之有效的基础理论很多都是来自于其他学科的，如来自于心理学的强化理论(斯金纳)；来自于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伯利和米恩斯)；来自于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格兰诺维特)……如果非要把它们从其他学科搜罗过来组成管理学，就像把牛顿定律收入机械学一样不合时宜——这不是理论构建，而是实践研究，即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释管理现象，解决管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能否问，管理学“立地”可期，“上天”有路吗？
实践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现实管理问题，但也有解释管理现象形成管理学“硬核”的可能，如前文所提到的“实务派”既推动了组织高效运行，又作出了历久不衰的理论贡献(如法约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的“五项分类直到今天一直在使用，而且几乎没有调整”)，但这毕竟只是少数。所谓的学科合法性与实践相关性的百年纠结，只有分清学科性质才能合理解决，因困惑于学科严谨性而远离实践相关性的百年彷徨是否是一种误读？从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中国管理国际学会发起的中国情境化研究，更符合管理学的本质——倡导实践研究，然而要从中得出普世的管理理论，是否与理论是去情境化的过程相悖呢？
社会是由组织构成的，组织随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原有的管理知识不敷快速发展的组织之需，所以管理学界需要注入新鲜血液，从事管理理论创新，但是社会需求量最大的却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商学院不必像60年前一样担心为企业输送人才会危及自己在大学的地位。管理学院正如机械学院、建筑学院(因建筑学文化含量较其他工程学科更高，所以更接近管理学，更具参照性)一样，肩负的就是为社会组织输送从事实践研究人才的责任。机械学、建筑学的学科地位越来越稳固，管理学何必自寻烦恼非要钻到数学模型中去自我防卫？对此，德鲁克早就坦然：“学院的教师都在忙于运算数学模型和测量管理者两个眼球之间的距离，德鲁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管理者实际上在做的事情，即管理实践”——我们今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从这个意义上，就不存在所谓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浅近眼光(将学科合法性放在首位)，恰恰相反，管理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应该从事实践研究，坚持实践导向是义不容辞的(将实践相关性放在首位)。换言之，商学院从数量上主要是培养组织管理者才会与社会发展同步，因为历史早已证明，设计学科的基本机制就是将理论情境化，而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对人才需求的主体就是实践人才，而在情境化的过程中如果要诞生理论家，就需要在“求用”之后接着“求美”，这是否超越了设计学科的使命呢？
“管理就是实践”，提高管理实践的有效性不仅需要心理学等基础研究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管理学、经济学等应用研究学科和哲学的知识，管理学仅仅是其中的一种知识，是无法单独面对管理实践的，因此，我国管理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首先是深入我国的社会实践，面对实践中的新问题，运用科学的方法，不断发掘、充实已有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同样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与多学科学者协同有效地解决我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管理问题，推动我国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