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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思想和科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可能成为科学史、科学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转向。
科学世界性的新理解
科学无国界，自然科学具有明显的非阶级性和超民族性。在历史上，近代自然科学的掘起，经与资产阶级的兴起联系在一起。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在这个内涵广泛的“世界的文学”中，就包含了科学。而且科学和世界性表现得最为突出。
科学与哲学文艺等不同。作为一般的社会意识形态，哲学和文艺等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特点。在世界范围内，只要阶级和国家还存在，所谓世界的哲学和文艺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哲学和文艺的阶级性和民族性的差异也将继续存在着。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就完全不存在什么“阶级的科学”，而且严格地说来也不存在什么“民族的科学”。在历史上，西方资产阶级最早利用和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自己，今天，东方无产阶级也同样可以利用和依靠科学技术发展自己。任何一项科学发现，即使产生于某个局部地区某个民族的国家，也仍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得到国际科学的公认，成为世界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欧洲核子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物理学家卡洛·鲁比亚(Carlo Rubbia)教授就说过：“科学知识一旦被获得，或迟或早，直接或间接地就会变成全人类的财富。”②同时，这种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知识又可以通过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等途径转变成反作用于自然界的直接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力，科学可以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或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经济服务。科学在为全人类服务方面是一视同仁的，是一个真正的“世界主义者”。
科学的世界性，还有另一方面的新含义。那就是今天的科学是来自世界的东西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和国家的，科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具有超阶级性和超民族性。也就是说，科学的世界性不仅可以从科学的对象和功能方面来说明，而且还可以从科学的形成方面来加以说明。近代科学虽然最早出现在欧洲，但是科学的基石并不只是欧洲人的贡献，而是全世界大多数人民共同镌刻和奠定的。百川异源皆归于海。科学就是百川归宗的大海洋，它是由来自东西民族的不同文化细流汇聚成的。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古代的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就没有近代科学。人们通常认为，西方文明始于希腊，科学也不列外，古希腊的科学（表现为“自然哲学”的形态）是通向近代科学的思想火花和渊源。黑格尔就断言过：“只在希腊世界和希腊生活方式内，就可以追寻出：科学与艺术的发生、萌芽、发达，直到最盛的历程，以至衰落的根源，都纯粹在希腊人自己的范围里面”③。这显然是十足的“西方中心论”！它与客观的历史事实相差甚远。事实上，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恰恰是东西方科学文化早期交流的硕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在希腊文明（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2-6世纪）之前，东方早已出现了几个文明中心：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古希腊人最早接触到的东方文明自然是地理位置邻近的西亚和埃及文明，因此，同黑格尔的观点相反，贝尔纳(J.B.Bernal)认为“古希腊人的科学成果极少是纯由他们创始的，而很多是直接从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那里引进来的”④。由此可见，古希腊人后来创建的科学文明，却有着亚洲和非洲文明的功勋！尽管我们今天对东方文明发展到古希腊科学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解甚少，但可以确信大量的希腊知识是借自于东方。长期以来，欧洲人往往拥有某种优越感，不少西方出版的科学史著作仅仅写成“西方科学史”，以致直到今天，凡有卓识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都认为并非多此一举。有的学者把“欧洲中心论”喻为一种对历史理解的“男权主义趋势”，（其特征是统治，而女权主义趋势对历史的理解是和谐，而不是统治）科学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且是共同拥有的财富。所以李约瑟博士说得好：“必须清楚认识，欧洲所产生的并不是‘欧洲的’或者‘西方的’科学，而是普遍适用的世界科学”⑤。
中医学和西医学
中医学是世界医学宝库中一支经久不衰的鲜花。中医学渊源流长，它不仅有过辉煌成果的灿烂历史，而且以疗效显著独具特色而愈来愈受世人的注目与青睐。今天中医学已经发展成为基础性与应用性兼有，理论系统完整与临床经验丰富、分支学科相当齐全、学术和疗效足以同西医学相抗衡的科学。它和西医学一起成为世界医学中不可或缺和互补的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科学史上，除了中医学这一门科学外，其形态发展得如此完备的科学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说，中医学是当今硕果仅存的“东方科学”。
可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医学是不是一门科学认识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学也是科学抱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医学作为科学来说，只有西医才是真正的科学，而中医算不上是科学。也有人说，从治疗方面看，中医的实际疗效是不错的，无法否定的。对于一些常见多发病，治疗方法简便而且副作用甚少。对于一些西医难以治愈的疑难杂症，痼疾沉癖，也常能奏奇效，起死回生。在保健养生方面，中医又独具特色，成效斐然。但就其科学性而言，还称不上是真正的科学，最多也只能说是科学产生以前的东西。
这是一种把西方科学传统作为判断科学的标准的一种片面认识。当代历史科学的研究日益表明：世界文明是多元的而又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显然，这个结论是反对宣扬“种族优越”或“上帝选民”的。科学的历史自然不能用来为宣扬“种族优越”或“上帝选民”的目的服务。事实上，西医成为科学也不过只有400多年的历史，而且今天已经暴露出它的种种局限性。相反，中医能够经历2000多年而一直存续到今天，如果没有它的实效和科学性的话，那是不可想象和无法解释的。众多的报导记载着中医学妙手回春，起死回生的奇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其实许多对于西医学来说是奇迹的东西，对中医学来说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文化和科学史教授席文博士具有强烈的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坚持世界文明统一性的观点。当有人问他，中医到底是科学的，还是伪科学的问题时，他马上就指出这种问题的幼稚性。他说：“你完全可以认为中医是科学的，而西医是伪科学的。”深入思索一下，他的话不无道理，深刻地反映了一种文化观念。我们不可能离开一种文化传统来孤立地议论一种科学，如医学。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医学就是一门至少甚少受西方科学传统的影响，而保持了原有完整体系的中国传统科学。如果在西方科学传统的坐标系中，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话，那末在中国科学传统的坐标系中，西方医学也就成了伪科学了。中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产生和发展，而西医在西方科学传统中形成。上述问题之所以说它没有意义，原因就在于：提问事先就设置了一个前提，即西方科学传统是各科文明都必然要经历的途径，而忽略了各种文明都有在自身条件下形成独特传统的可能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医和西医它们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性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它们是以不同的文明的思想观点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轻易地肯定一个从而否定另一个的做法，都不能认为是科学的态度。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卡普勒高度评价中医学，他认为中医学把人体看作是由相互关联的部分组成且也可分割的系统，这与现代系统论模式更为接近；中医把健康看作人体取得均衡状态的思想，重视环境对人体的作用，重视心与身的相互依存性，以及自然治疗力等等。这些希波克拉底曾梦寐以求的课题，都在文化范畴迥然不同的古代中国得到了完美的发展。英国李约瑟博士强调：“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历史传统特点，才能对古老社会文明基础上的中医学作出恰当的评价。”他认为，中医学是注重整体的，重视心理的科学，医学科学如不包括中医学在内，就不能成为世界医学。看来，克服西方中心论的片面的科学观，摆脱狭隘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仍然是当务之急。
坚持科学的世界性，就应当坚持中医学和西医学都是科学，只是它们具有不同的科学传统而已。它们都是世界医学的一部分。通过对中西医学的比较研究，有助于了解不同的医学传统对于医学发展的作用，有助于医学科学史和医学哲学的深入。
一种新思路
科学的不同传统的比较天空，可能是科学哲学未来发展的一种新趋势，一种新转向，一种新思路。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罗勃特·库恩在1994年10月27日访问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作“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的演讲时说：“一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40年来，科学哲学的研究，曾经发生了多次的历史转向。从实用主义转向，到科学语言分析转向，到历史主义转向，到女权主义转向，今后可能到学科传统的比较分析转向。”西方学者愈来愈多的认为要关注东方科学传统的研究，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和传统做了很好的工作，这种研究需要继续下去。目前在印度也有8位学者组成的专门小组，对印度的科学传统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罗勃特·库恩认为，在未来的世纪，科学哲学家需要引进对中国、印度等各个科学传统的理解。哲学家的一项任务，就是应该帮助科学家向别的时代、别的传统、别的文明学习。
科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同时它也就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东西方民族都为科学的宝库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科学可以说是人类唯一的具有最多共同语言的意识形态。这为科学思想和传统的比较超出西方世界的范围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东方和西方毕竟有着不同的科学传统和文化背景，甚至有的还有着不同的科学范式。这种范式在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认为还是“不可公约的”。不同范式的支持者“通常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事业的”。不同范式的支持者看同一对象，他们用的术语概念和看法往往会不同，甚至这些术语和概念之间也很难一一对应，无法相互对译和互相替换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关系。中医和西医同是医学，可是它们各自的范式，各自的术语和概念、原理都完全不同。中医的现代化决不意味着用西医的范式来取代中医特有的“阴阳五行”，“脉象经络”等术语和常识，如果可以简单的取代置换，那末中医也就不成其为中医了。应当承认，东西方民族具有不同的科学思想和传统，这与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有关。这种不同的科学思想和传统的差异性，对于科学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因而对东西方民族不同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是一项必要的、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大体上说来，对于科学的原始的形态，东方的贡献不会小于西方，可能还会超过西方；而对于科学的近代形态，西方几乎是独领风骚。东西方不同的科学思想和传统，对于科学的贡献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们之间又很不相同，在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它们的作用也有大有小，不尽相同。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曾经这样说过：“假如一个人能看出当前即显而易见的差别，譬如，能区别一支笔和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个人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如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⑥。目前，东西方不同的科学思想、传统以及它们对科学的贡献，并不象“一支笔”和一头骆驼”那样简单明了，看来这样一项比较研究的任务既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又是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任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243页。
②《国际先驱论坛报》，1989年11月13日。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58页。
④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页。
⑤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页。
⑥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