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贫与生态耦合目标下的产业扶贫模式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目标论文,模式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6)02—021—025 贫困地区往往与生态脆弱地区高度重合。贫困与生态的相互作用一直是研究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199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均提出，环境治理与贫困治理是最重要的两个发展议题。2015年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了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2030年消除极端贫困是首要目标，可持续发展是其核心内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要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更为贫困地区实施绿色减贫战略指明了方向。 贫困和生态是相互交叉和不可分离的，生态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生态环境被当作诱发或者是加剧贫困的成因之一，生态的脆弱性导致贫困地区的发展资源禀赋不足，由于工业化、产业化引起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使人们跌入了贫困的深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逐渐耗尽，加剧了贫困的进程。[1]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出发，人类的人文环境失衡在自然环境中有明显的表征，对于贫困地区环境资源的粗放式开发，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进而造成周边地理特征相似地区的环境不断恶化，形成“生态脆弱→贫困→人口增加→掠夺式开发→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从绿色减贫的观点出发，学者倾向于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将生态环境作为反贫困的一种策略，将生态扶贫作为一种扶贫战略，结合生态保护和减贫目标，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资源禀赋，提高扶贫效率。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兼顾减贫与生态双重目标，破解了石漠化地区的“贫困陷阱”，实现了贫困地区减贫与生态文明双赢。 一、贵州省草地畜牧业产业化扶贫实践及其成效 (一)草场畜牧业产业化实践探索历程 贵州省石漠化片区，以山区农业县为主，地表干旱缺水，岩溶地貌发育强烈，生态环境脆弱。同时石漠化片区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分布呈“大分散小集中”态势，主要聚居在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攻坚难度大，传统的陡坡种植导致水土流失和石漠化严重，加剧了贫困与生态矛盾的恶性循环。 石漠化地区草场畜牧业发展起源于1999年，晴隆县利用宁波对口帮扶资金引进波尔山羊与本地黑山羊杂交改良肉羊品种，并成立公益性事业单位——晴隆县草地畜牧中心进行研发推广，中心下设办公室、财务室、市场营销股、生产技术股，各乡镇草地站等机构，为推动晴隆县草地畜牧业发展打下实体组织基础。畜牧中心组织农户在荒陡坡岩溶山地种植人工牧草，将散养和圈养相结合养殖肉羊，逐步探索出一条石漠化地区草场开发与产业扶贫相结合的道路，促进了石漠化治理、扶贫开发和农民增收增能的有机结合，成为南方喀斯特地貌区域草场畜牧业发展的典范，被称之为“晴隆模式”。2003年在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以种羊、商品羊的养殖为主要业务的晴隆县草地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推动农业产业化。该模式得到国务院扶贫办和全国各地扶贫部门的广泛重视和学习，并逐步从省内向省外推广，形成了较好的示范效应，逐步形成草场畜牧业的产业化。 草场畜牧业产业扶贫是以政府扶贫项目为契机，加强资源整合和技术开发，并与金融扶持相结合，通过政府、企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养殖大户、农户的共同参与来实现种草养羊结合，实现产业带动农户收入增加、拉动本地就业、带动生态改善的模式。在产业实施前期，政府扶贫资金为农户修建羊舍、购买养羊相关农机器械等基本生产资料提供补贴，并按照金融贴息贷款的方式，确立标准对养羊户购买基础母羊和有养羊意愿的农户提供一定年限的贷款贴息；对规模以上的企业、合作社、养殖基地或大户给予一定的贴息。同时，对于实施退耕还草的农户给予补贴和技术服务。在产业扶贫投入阶段，政府部门整合资源，结合集团帮扶，改善养羊户的技术设施建设，为肉羊的养殖、运输提供良好的配套基础设施；在产业扶贫的后期，政府集合各方力量加强草场畜牧业养殖的宣传，加大肉羊基地的建设，并且不断促进技术更新，提高肉羊选育质量，与企业共同打造良好的肉羊品牌，发挥品牌效应。 (二)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效益分析 1.减贫效应。减贫效应主要是从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三个方面展开。对于贫困地区而言，石漠化地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实际上集聚了市场要素，拉动了社会投资，拓宽了增收渠道，探索了成功的模式机制，不仅拉动当地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促进石漠化地区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赢”。 从贫困社区来看，项目实施以来，带动了当地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培养出来一批懂技术、懂生产和质量控制的新型农民，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随着产业的发展，种植业、饲料加工业、肉羊屠宰业、运输服务业等相继发展起来，形成了更长的产业链，促进了多元化就业，提高了贫困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水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和谐社会注入了活力。同时，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村级集体经济得到了增强，村级公益性事业得到有效的促进，特别对于石漠化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贫困县，发挥了其具备传统优势的种养产业，增强了在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改善了村寨面貌。 从贫困农户的角度来看，草场畜牧业产业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首先，人工种草可以产生鲜草和干草两种产品，产品在市场上价格稳定，纯利润较高，是种植玉米的5倍，经过牧草品种的不断改善和加强后续产业，种草养羊可以将利润提高到种植玉米的7倍。劳动力就业方面，可以获得务工收入，同时按照目前租金500元—1000元每亩的价格，土地租金和土地补偿费也是收入的重要部分，据统计，按照实际家庭户均劳动力1人，养殖30只羊，繁殖率150%来计算，均价800元/只，每年出栏30只，户均现金收入可超过2万元，加上务工收入和土地补偿费，农户年均收入可达三万元以上。① 2.生态效应。生态效应主要是从生态意识和生态效益两个方面。提升生态意识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草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在荒坡荒地上创造出经济效益，让农户意识到土壤、山林以及水资源等对于牧草生长的重要性，同时也是肉羊肉质提升的重要因素，从一定层次上更新了政府、企业和农户的发展观，政府不再单纯的大规模工业化开发，追求GDP，而是以绿色GDP为核心，在原有青山绿水基础上打造出现代化可持续的农业畜牧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企业在追求市场利润的同时，寻求到了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将生态概念产品进行推广，成为市场的新生力量。农户在产业化过程中，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家庭收入的增长，改变了原先长期的封闭式村庄贫困循环状态，而是在绿色家园中寻求生计发展，构建了人居环境的和谐。 从生态效益上来看，退耕还草，科学管理，保持草场的水土和肥力，合理载畜，使用多种草籽混合播种，结合季节特征，科学管理，实现草场常年可供羊群饲食。减少水土流失，防治石漠化扩展。种草前水土流失严重，种草后土地植被覆盖率上升，植物的高度增加，一般土表径流量减少794.2公斤/亩，土壤流失量减少88.4公斤/亩，减少土壤冲刷56.8%，②人工草场四季常青，增加了土壤有机物含量，改善了草场石漠化的土质，提高土壤蓄水能力，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二、减贫与生态耦合中的草场畜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机制 综合贵州省石漠化片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减贫与生态耦合目标的实现实际上是多种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些要素将草场畜牧业的发展形成一个完整的互动系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这些核心要素中制度是基本政策保障，组织架构和体系是重要的组织保障，核心技术和创新研发能力是重要的技术要素保障，多方资源投入和链接是重要的资源保障，土地流转是重要的运营保障，利益联结机制则发挥着隐形的关系纽带作用，形成了本土的生态资源、土地资源、本土性技术资源从逐步转化成资产进而资本化的形成市场终端产品的过程。 贵州省石漠化地区的草场和荒坡、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构成了生态资源和土地资源，本土少数民族传统畜牧业的养羊产业具有一定的技术资源优势。在减贫与生态耦合的制度环境下，将土地连片开发，打破传统的行政界限，形成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的经营基础，使资源逐步转化为可创造利润的资产。此时资产的产权明晰之后，贫困村以及农户成为资产的潜在获益方。但资产是静态的并不能产生利润，只有在赋予资产以技术要素和投资之后，资产才有可能转化为资本，同时加强配套服务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草场建设做好硬件保障。此时资本进入市场运营，运营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产品产生的利润情况，利益联结机制作用于资本向产品转化的全过程，将农户、基地、合作社、企业通过资本的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保证资本的持续供给和产业链的完整供应，使得产品得以有序的产出。运营体系中涉及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关系的协同，实现政府、企业、社区和农户多方共赢的局面。结合贵州省的石漠化地区经验，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扶贫将政府、龙头企业、技术基地、村级组织以及农户连接起来，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通过公司带动市场、基地提高技术、组织整合资源、合作社带动劳动力等分工方式，在短时期实现资源的重新组合，促进规模效应的形成和产业化经营目标的实现，降低了单个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提高了农民组织化参与程度，盘活了农村的现有资源。 (一)制度要素：耦合的制度设计 产业化扶贫与生态发展的耦合的制度设计是将减贫目标与生态发展的目标结合起来，是草场畜牧业产业产生减贫和生态双重效应的重要制度保障。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发展目标下，贵州省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并积极制定和推动《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的规划制定和实施，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2014年6月，国家批复了《贵州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要求贵州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有效模式。出台《贵州省草地畜牧业产业化扶贫规划(2014-2020)》，并且在全省33个县以发展种草养羊为主，实施草地生态畜牧业产业化科技扶贫项目，结合《贵州省畜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学习借鉴“晴隆模式”。2015年7月，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为贵州发展定位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意见要求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高度融合，走出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引领的绿色发展之路。③ (二)技术服务要素：合理的技术-服务体系 技术-服务体系是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的关键。在石漠化地区原有的贵州黑山羊养殖传统基础上，研发和改良肉羊新品种，并从产业链的上端和下游分别投入技术支持和服务支撑，为形成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基础主要是饲草、良种、服务、加工、园区平台建设等方面组合而成，饲草体系实现了草料的本土化和因地制宜，并结合石漠化片区的生态土壤特征研发出套种和分层种植的技术，并通过标准化的方式，为草场畜牧业产业化模式的推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由于贫困农户的致贫原因多样化，但大多数贫困户存在着养殖技术不足、受教育程度较低、能力欠缺等方面因素，标准化的种植体系，使农户可以根据模仿和学习，更加简化了参与的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为贫困社区和贫困农户参与到产业化之中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良种体系是技术创新的重要环节，在良种体系中提高肉质、成活率和降低饲养成本，可以增强肉羊的市场竞争力，为产业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服务体系是配套服务于饲草和良种，加工体系是提高产品价值的过程，是产业化过程中质量控制和提升的重要环节。扶贫园区建设是整合多方要素的重要平台，园区硬件设施的建成让产业化和规模化成为可能，政府投入扶贫资金建设扶贫园区为孵化产业提供了支持。 (三)土地-劳动力要素：利益联结机制 利益联结机制是将农户、企业、合作社形成利益共同体，建立稳固的利益关系，保持长效的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此过程中土地和劳动力是重要的合作要素，一方面土地流转为产业化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基础，农户土地与村集体土地(包含荒坡荒山以及少数集体林)确认产权之后，进入土地市场流转，使其从分散化经营模式向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转化，土地的经济价值得到提升。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为产业化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这种人力资本具有天然的优势，熟悉本地土地结构和气候环境，同时在利益联结过程中可以获得收益。 土地流转过程主要是分为两种土地出租和土地入股两种形式。在流转过程中又分为农户土地和集体土地。在这些不同形式中，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以及农户之间形成不同逻辑的利益联结机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一种是以草场畜牧中心为引导的流转模式，这种模式下单个农户将土地流转到草场畜牧中心，由政府投入集中建成示范基地，农户获得土地租金和牧场放牧的劳务收入两项收入，亦或农户以土地入股，获得土地入股分成和劳务收入(或种草养羊收入)，在此过程中草场畜牧中心在进行技术服务的同时，又承担了联结企业和市场的功能。另一种则是养羊专业合作社引导下的土地流转，合作社与养殖户之间通过土地租赁、入股分红、联户养殖、集中代养、转产务工、示范带动等方式与贫困养殖户之间实现利益联结。这种形式下，草场中心投入种羊在贫困户之间传递，草地畜牧中心针对合作社对农户饲养的新增羊符合种用标准的，组织合作社、种羊场统一收购，收购的种羊投放到新项目区。第三种是以羊放贷，草场畜牧中心与农户以协议的形式明确责任权利关系，对农户实行以羊放贷，借母还犊(母)，利益分成，收获的羊群又投放帮助其他贫困户发展。中心负责配套技术培训和服务、保护价收购产品，降低了贫困户风险，自身也得到发展，确保了扶贫产业持续发展。合作社发展项目农户、农户按要求种好草，建好圈，组好羊。草地中心负责技术指导项目验收和资金兑现等，畜牧业公司负责回收种羊和商品羊；合作社(企业)负责发展项目农户、组织项目农户培训和监督项目农户管理山羊等；农户负责种草、建圈、养羊等。这种利益联结模式将农户、草场畜牧中心、合作社和企业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形成了促进贫困户增加养殖技术和家庭收入的有效模式。 (四)资源要素整合：多方资源投入 畜牧业产业化扶贫作为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资源投入是促进生态资源、土地资源资本化的重要保障。畜牧业产业化扶贫总体上来讲仍然是政府主导下的龙头企业带动的技术驱动型产业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先进的种草和种羊培育技术是产业化的技术核心内容。产业扶贫的资金支持渠道来源多元，但仍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政策环境影响政府支持和资源投入力度的大小，投资环境影响着投资者信心，金融机构影响着企业借贷和投融资，产业组织的状况影响着市场的规模和产业的市场构成，而农户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则影响着技术能力和劳动力等因素，资源环境影响着产业的要素禀赋，任何一个环节的支持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产业扶贫项目的夭折或失败。在促进石漠化片区草场土地的资本化进程中，主要的资源投入来自于政府畜牧部门的技术及人力资源投入，扶贫资金的投入、扶贫贴息贷款以及企业的货币化投资等，这些资源通过产业化项目的形式整合起来，发挥规模化的功能。农业产业扶贫机制既形成了城乡农业产业化发展诸要素资源的优化整合，创新性地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技术在贫困地区的推广，促进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并将外部技术与主体能力二者紧密结合在产业扶贫行动之中，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2] 三、结语与思考 草场畜牧业产业扶贫的过程将减贫与生态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发挥了绿色减贫效应，调动了本地的资源要素，将技术、服务、土地、劳动力以及政府扶贫资金在贫困社区和产业园区运转起来，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然而，对于这种政府主导发展的产业化模式，仍然有一些不足与风险，需要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探索。这些风险与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同质性产业内部竞争问题。政府主导的产业化扶贫开发模式，主张可推广性和可复制性。从市场的角度，过渡的推广会导致同质性产品之间的相互竞争，不利于产业的良性发展。应当从产业的内源性产品差异的角度，采用差异化竞争的模式，因地制宜，在不同土壤和气候群的地区采用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模式；二是生态资源开发的限度的问题。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经济效益较好时，市场主体的逐利行为与农户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必然会引起对于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在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和农户自我发展的个体理性化的进程中，如何发挥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监督作用，保持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的短视性发展；三是产业化扶贫与精准扶贫对接问题。产业化扶贫中政府大量资源的投入，并不是直接针对贫困人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发展能力和市场眼光的农村社区精英会更多的享受到扶贫资源带来的福利，从这种角度扶贫资金具有一定的“漏贫济富”的作用。如何在发展产业中，充分考虑到贫困人口发展能力的提升和精准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议题；四是参与主体的利益保障问题。一方面是企业主体，在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和带动当地发展首先是一种市场行为，这种市场行为不同于慈善行为，它必须是在保证企业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和正常运转利润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带动能力。将企业的技术和运营理念与贫困地区的本地资源对接，在此过程中，如何建立政府与企业的互信互惠关系，并在“共赢-协同”的发展理念下，促进企业参与到贫困治理的过程之中。[3]另一方面是农户主体，农户在市场风险下处于弱势地位，在自我经营能力不足和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难以抵抗市场风险和突如其来的自然风险，此时企业与农户之间利益冲突矛盾较多，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在面对风险时必然是降低自身损失，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带动贫困农户的扶贫目标在风险面前容易被忽视，从而会导致农户利益受损，对产业化扶贫丧失动力和信心。在市场风险中，保证各方主体利益的前提下，使企业目标与扶贫目标相互兼容，是亟待探索的方向。 ①、②资料来源于晴隆县扶贫办，刘树军，等：贵州晴隆岩溶石漠化土地种草养畜案例。 ③资料来源于贵州日报，2015年7月27日。标签：畜牧业论文; 贫困地区论文; 农业合作社论文; 精准扶贫实施方案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农民论文; 农村论文; 贵州省人民政府论文; 农民合作社论文; 产业扶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