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期间经济增长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八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八五”期间的增长机制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作为一个经济扩张期，与上一个经济扩张期相比增长过程表现出哪些特点？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迅速上升和年度变动看，“八五”期间的增长机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拉动的，消费需求的扩张相对滞后并且程度明显较低，说明消费需求的扩张是受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影响的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随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进，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八五”期间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需求主要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如果说1990～1991年的市场疲软主要是消费需求疲软，那么1992年以后拉动经济迅速回升的却是投资需求的急剧扩张。1991～199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34.4%，与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28.3%相比高出6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投资增长18.3%，比实际GDP增长率高出6.5个百分点；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长23.2%，比名义GDP增长率低了5.1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变动实际消费增长10.6%，比实际GDP增长率低了1.2个百分点；可见，不论是名义需求还是实际需求，投资扩张程度都大大高于消费扩张程度，而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并没有超过经济增长的水平。
从投资和消费的年度变动看，消费需求的扩张大体上比投资需求的扩张滞后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是1992～1994年，增长率分别高达42.6%、58.6%和31.4%，而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份是1993～1995年，增长率分别为28.4%、30.5%和26.6%，这说明消费需求扩张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的转化和影响。与8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扩张期相比较，也可发现这次经济扩张的不同特点。1984～198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5.7%和21.9%，二者的差别为3.8个百分点，而“八五”期间这两个指标的增长率差别为11.1个百分点，其中投资需求增长比前五年上升8.6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只比前五年提高1.3个百分点。如果说，1984～1988年的需求膨胀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向膨胀，“八五”期间的需求膨胀则主要是投资需求的单向膨胀，是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拉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拉动了消费需求的滞后性扩张。
国内支出总额中总投资和总消费的变动关系也表明了上述特点。“八五”前四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9.2%，其中1993、1994年的投资率高达43.4%和40.8%，而消费率则下降为58.3%和57.3%；与1984～1988年相比，“八五”期间的年平均投资率上升了2个百分点，年平均消费率由64.9%下降为59.8%，降低了5.1个百分点。这表明“八五”期间投资需求的相对扩张程度明显超过上一个经济扩张期，而消费需求的相对水平则大幅度降低。
2.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超高速增长推动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依然落后于增长过程的需要，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大幅度上升，而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明显下降，产业之间的增长关系表现出不协调态势
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1.8%，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4.1%、17.3%和9.5%，对GDP增长的作用率分别为7.7%、64.9%和26.5%，其中工业的增长率高达17.7%，对GDP增长的作用率达58.2%。显然，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第二产业尤其工业超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与80年代的情形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当经济扩张时，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迅速上升，当经济收缩时，第二产业的作用率又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成为经济扩张以至波动的主要动因。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比上一次扩张期表现得更加突出。1984～1988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由1979～1983年的48.7%上升到51.6%，提高近3个百分点，到1989～1990年又下降为47.0%，降低了4.6个百分点，而“八五”期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比上一个扩张期上升13.8个百分点，比上一个紧缩期上升17.9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分别比上一个扩张期和紧缩期下降17.3和20个百分点。产业增长作用率的急剧变动，反映了产业增长关系的明显不协调。
从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作用率的年度变动看，第二产业的作用率由1991年的59.5%一直上升到1994年的70.2%（提高了10.7个百分点），1995年又回落为63.1%，其中工业的作用率在前四年上升7.6个百分点，1995年又回落6.5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的作用率却大幅度下降，由1991年的33.7%下降到1994年的22.6%，降低11.1个百分点，其中运输邮电业的作用率下降了2个百分点。这种第二产业尤其工业的作用率上升过快又波动过大，第三产业的作用率没有上升反而下降的现象，既违背了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产业增长要求，又增加了经济增长过程的不稳定性。这表明，“八五”期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于某些产业的片面扩张取得的，不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内在机制推动的，因而高速度中已潜伏了波动的危机。
3.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推动的，在工业超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有工业的作用率大幅度下降，非国有工业的作用率迅速上升；在固定资产投资的超高速扩张中，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的作用率也表现出类似的变动态势，同时国有单位投资比重的下降还伴随着中央投资比重的迅速下降
“八五”期间工业对GDP增长的作用率达58.2%，年度变动由1991年的54.9%上升到1994年的62.5%。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8.6%和24.0%，这么高的增长率和作用率，主要是由非国有工业的高速度推动的。1991～1994年，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率只有17.5%，而集体工业的作用率高达47.5%，个体工业和其他工业的作用率分别为14.6%和19.6%，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或贡献不到集体工业的一半，也低于其他工业，只略高于个体工业。从年度变动看，国有工业的作用率从1991年的31.7%下降为1993、1994年的9.8%和10.7%。集体工业的作用率一直在40%至50%之间，个体工业的作用率由1991年的9.2%上升到1994年的18.8%，其他工业的作用率则由14.9%上升到26.8%；1993年以后，国有工业对工业增长的作用或贡献已明显低于别的所有制工业，成为对增长速度影响最小的所有制形式。如果说，这与部分非国有企业以现价计算增长率有关，那么从当年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值结构看，国有工业的比重也由1990年的54.6%下降为1994年的34.1%，降低了20.5个百分点。显然，非国有工业已经成为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需求扩张中，非国有单位的作用也表现出迅速上升的态势。对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国有单位的作用率在1991年为67.0%，1992年为70.2%，此后就大幅度下降，1994年已低于50%，只有42.5%，集体单位的作用率呈相似的变动态势，而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作用率则自1992年以后迅猛提高，1994年达到46.3%，超过了国有单位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单位投资比重的下降还伴随着中央投资比重的迅速降低。在国有单位投资比重下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由1990年的65.6%下降为1995年的55.7%）的过程中，中央投资占国有投资的比重也在大幅度降低。基本建设投资中，中央项目的投资比重1990年为53.9%，1992年下降到不足50%，到1994年进一步下降到只有37.8%，而地方项目的投资比重则上升到62.2%；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的投资比重大多数年份不够30%，地方项目的投资比重则在70%以上。这说明在非国有经济高速扩张的同时，地方经济也在迅速扩张，这两个方面成为“八五”期间投资过度扩张和工业超速增长的基本动因。
4.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高速增长对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经济高速增长中外贸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大幅度上升，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中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八五”期间，以美元计算的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15.7%，分别比“七五”期间高6.4、0.8和11.2个百分点，其中进口增长速度的上升远远超过出口速度的变化，说明国内需求扩张得更快，这既与“七五”期末的国内市场疲软有关，也与1992～1993年的投资需求过度扩张相联系。如1993年进口增长比出口增长高出21个百分点，贸易逆差700亿人民币，大部分为投资品进口。以当年价格的人民币计算，“八五”期间进出口、进口和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26.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5%，分别比名义GDP和实际GDP的增长率高0.9和1.7个百分点，说明进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其中出口增长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约为22%。相应地，国内生产的外贸依存度大幅度上升，1990年，进出口依存度为30.0%，进口和出口的依存度分别为16.1%和13.9%，到1994年，这三个指标分别上升为45.3%、23.2%和22.1%，1995年只略为下降，“八五”时期的平均依存度为37.2%、19.0%和18.2%。不过，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美元来计算，我国外贸依存度就要低得多，1991年的外贸依存度只有7%，1992年只有6.8%，出口和进口的依存度均不够4%，“八五”期间的变动不大。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外贸依存度可以减少汇率和币值变动的影响，有利于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衡量外贸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但国民经济运行毕竟是以本币为基础的，购买力平价美元的计算结果似乎不如本币的计算结果更能充分反映外贸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虽然反映外贸依存度变化的两个指标（进出口额与GDP）的对比关系包含了某种不完全可比的数量关系（销售额与增加值的关系），它们之间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从国际经验看，以本币计算的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上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对外贸依赖关系的增强。
利用外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也对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由1990年的102.9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84亿美元，年平均增长36.3%，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由34.9亿美元上升到377亿美元，年平均增长61%，以年平均汇率换算，实际利用外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由1990年的7.6%上升到1994年的19.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总投资的比重由2.6%上升到15.4%，实际利用外资和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为8.0%和6.3%。显然，外资的引进或流入已经对国内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或者说，国内投资的外资依存度已达到了一定规模。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也持续上升，由1992年的26.4%上升到1995年的39.1%，其中出口比重和进口比重1992年分别为20.4%和32.7%，到1994年上升为28.7%和45.6%。这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投资和对外贸易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因。
5.货币供给的超速增长对经济高速增长起了根本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其运行过程是：流通中货币（M0）的超速增长导致狭义货币（M1）的超速增长进而广义货币（M2）的超速增长，同时推动投资需求的过度扩张从而总需求的过度扩张，因而拉动名义GDP的超高速增长，其中既有实际GDP的高速增长，也包含了价格水平迅速上涨
改革以来的货币扩张总的说来是由企业和地方的投资扩张拉动的，货币扩张对于投资扩张，以及中央扩张相对于地方扩张，可以说都是被动和滞后的，但是，一旦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增加货币投放，货币供给的超量增长就对投资需求以至总需求的过度扩张起了根本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并使整个经济迅速进入过热状态。
表面上看，“八五”期间M0、M1、M2的名义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4%、26.3%、29.8%和25.5%，M2增长率比名义GDP增长率高出4.3个百分点，M1增长率只比名义GDP增长率高0.8个百分点，M0的增长率还比名义GDP增长率低1.1个百分点，这是1995年为了实现价格控制目标，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M0只增长8.2%，M1也只增长16.8%的结果。从1991～1994年的平均增长率看，M0增长28.9%，M1增长28.8%，名义GDP增长24.9%，M0和M1的增长率分别比名义GDP增长率高4和3.9个百分点。问题在于，M0和M1对M2和名义GDP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时滞。一般来说，MO和M1的变动基本上是同步的，M2的变动相对滞后1～2年，总需求（投资要求和消费要求）的变动直接受MO和M1的影响，并引起名义GDP的变动，其中实际GDP的变动可能来得较快一些（在存在资源闲置的条件下），GDP价格水平的变动则大概滞后1～2年，因而名义GDP的变动也相对滞后。
从以上几个指标的年度变动看，1992、1993年M0高速扩张，分别增长36.4%和35.3%，M1相应增长33.1%和31.3，M2则到1994年才出现高速增长（32.1%）；而投资需求随着M0和M1的扩张而扩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2年和1993年分别增长42.6%和58.6%，拉动GDP高速增长，名义GDP的高速增长相对滞后1年，1993年和1994年增长了29.6%和30.4%，其中包含了价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涨。可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根本上说是由货币的高速扩张，即M0和M1的高速增长推动的。1994年以后经济的相对紧缩起作用，特别是1995年，M0只增长8.2%，M1的增长率也降为16.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8%（扣除价格变动实际增长11.0%），但M2和名义GDP的变动相对滞后，增长率仍高达29.5%和28.3%。同样，城乡储蓄存款的变动也是滞后的，1994年、1995年分别增长41.5%和37.8%，大大高于1992年和1993年的26.7%和31.7%，实际上是前两年货币供给（MO）速度扩张的结果。“八五”期间城乡储蓄存款年平均增长33.4%，比名义GDP的增长率高7.9个百分点，比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高10.2个百分点，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个人消费需求没有过度扩张，否则，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会明显更高。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 投资论文; 名义GDP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