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对外开放论文,路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结构转型是指伴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份额发生改变的现象，Kuznets(1973)将其作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经验具有相似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业份额逐渐下降，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制造业份额呈现倒U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制造业占比逐渐提高，当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定临界值时，制造业占比达到峰值后逐渐降低。因此，大量研究将以上特征作为产业结构转型中的特征事实，直接应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转型问题中，讨论哪些因素导致了制造业份额的非线性变化、何时到达拐点等问题。 然而，由于所处经济环境的不同，过去发达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是否同样适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进程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定论。根据Herrendorf等(2014)对大量统计数据的总结和比较，我们发现了如下现象：(1)从大量跨国样本的转型路径来看，虽然当前发展中国家转型路径上的名义产出份额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相同，表现出了农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制造业占比呈倒U型的特点，但消费份额的转型路径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特征事实表现出了很大差异，尤其是制造业份额不再呈现倒U型特征，且无规律性变动趋势；(2)从个别国家的例子来看，区别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特征事实，韩国1970～2007年期间制造业真实产出份额在达到发达国家该份额的最高值后并没有出现下降趋势，而是持续保持上升；(3)同样以韩国为例，其名义产出份额虽然表现出倒U型特征，但其绝对水平显著高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值。相反，其消费份额不仅没有表现出倒U型特征，而且其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值，产出份额与消费份额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如果我们考虑对外开放因素，那么上述差异化现象均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产出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主要来自投资与进出口，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会拉大产出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使其表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而韩国作为以出口导向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其制造业产出份额的持续上升，以及制造业产出与消费水平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出口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发达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不能直接完全照搬到当前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进程中来，对外开放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发达国家的历史转型过程中，对外开放程度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主要取决于各经济体内部因素的影响。因此，虽然各经济体转型时间有所差异，但最终表现出了转型路径趋同的特征。而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国内经济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因此，由于各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不同、参与国际分工不同，其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就会表现出差异化的特点，从而产生转型路径不唯一的现象。 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也表现出了异于发达国家转型过程历史经验的形态。图1给出了我国1992～2014年三次产业的结构变化：农业和服务业的表现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特征事实相似，分别呈下降和上升趋势，但制造业的转型路径却与其具有较大差异，从就业份额来看，制造业占比不断上升，而从产出份额来看，制造业占比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下波动，无明显的变动趋势。 在此期间，我国对外贸易取得高速发展，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出口贸易快速增长，2002年至今，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超过15％，2006年出口增速一度达到35％，进口增速达到9.56％。1992年，我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仅为1.45％，进口额的比重仅为1.40％，至2014年，我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提高至9.89％，进口额占比提高至8.59％，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从进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来看，出口占比由1992年的17.3％提高至2006年的35.65％，此后呈逐渐下降趋势，但截至2014年仍保持22.6％的水平；进口占比由16.4％提高至2006年的29.1％，此后经历了持续下降后，截至2014年仍保持18.9％的水平。图2给出了我国农业和制造业的进出口占比以及我国相对美国的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增加值。从中可见，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2002～2006年，制造业出口占比从47.4％快速提高至72.4％，此后逐渐降低，但截至2014年仍保持51.4％的水平；而农业出口占比始终维持在10％左右，并没有明显变动。如果观察我国相对美国分部门的人均增加值，不难发现，我国相对美国农业部门的人均增加值并没有发生趋势性改变，而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增加值的相对值持续上升，我们可以将人均增加值的相对值近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值，那么，随着我国在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逐渐加深，就会形成制造业的高出口占比以及制造业份额的提高。
图1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就业份额与产出份额(1992～2014年)
图2 分部门进出口占比与人均增加值(1992～2014年) 通过以上讨论，本文认为，中国当前制造业占比持续偏高以及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异于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是对外开放环境下的国际分工与新型工业化的结果，是新环境下的新特征，有其深层合理性，并不是一个特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环境下的今天，过度追求与发达国家转型历史经验的特征事实相吻合的转型路径意义不大。相反，我们应该正视并重视对外开放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从而更有的放矢地进行结构调整。 本文以下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文献综述；第三部门为理论模型的建立及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分析；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通过使用中、美两国数据对参数进行校准，分别在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下模拟了我国三部门就业份额的变化，并对本国效应与开放效应进行效应分解。验证对外开放是否能够解释，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差异；第五部分为文章结论。 二、文献综述 传统的理论研究在封闭经济下从需求方的收入效应和供给方的相对价格效应两方面讨论产业结构变迁的原因，将其归结于以下3个动力：(1)需求方的收入效应因素。从需求方的收入效应讨论产业结构变迁，一般基于“恩格尔定律”(Engel’s Law)，将“恩格尔定律”从单一食品等农业部门产品推广到多部门产品情形，由于不同部门产品的收入弹性不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会随之改变，产生从必需品向奢侈品，从农业产品逐渐向制造业产品、服务业产品的转变。Fisher(1952)、Kongsamut等(2001)、Laitner(2000)、Caselli和Cole-mail(2001)、Foellmi和Zweimüller(2008)等研究均从该角度入手，认为收入弹性因素(恩格尔效应)是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因素。推动产业结构变迁的另一力量来自供给方的技术进步因素。该机制是指，不同部门因技术进步率不同而导致产出增长率不同，如果部门间的生产要素是可替代的，就会出现生产要素从技术进步率高的部门向技术进步率低的部门的转移，因而会出现产业结构变迁过程(鲍莫尔效应)。相关研究包括Baumol(1967)、Ngai和Pissarides(2007)、Kruger(2008)等。(3)供给方的资本深化因素。供给方的资本深化动力也是导致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Acemoglu和Guerrieri(2008)是这一角度的较早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部门间的要素密集度差异决定了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如果整个社会的资本劳动比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即，处于资本深化状态时，资本密集部门的边际产出相对劳动密集部门的边际产出提高，这会使得部门问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产生结构变迁过程。在替代弹性小于1的前提下，会产生资源从资本密集部门流向劳动密集部门的结构转变。徐朝阳(2010)在Acemoglu和Guerrieri(2008)的基础上，假设三部门的生产函数满足双层CES形式，使用美国数据计算得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之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产生了农业部门就业份额不断下降，服务业就业份额不断上升，制造业部门就业份额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国内外的学者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因。Brandt等(2008)构建了包含农业部门、非农业中的国有经济部门、非农业中的非国有经济部门的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着重分析了各部门间的劳动力市场摩擦对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影响。他们的数值校准和模拟实验表明，包含部门间劳动力市场摩擦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中国从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国有经济向非国有经济的经济结构变迁现象。Song等(2011)以我国国有和非国有部门存在金融摩擦差异和生产效率差异为前提，通过构建两部门增长模型，研究了制造业部门内部的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的结构变迁现象。采用中国数据校准参数，并进行数值模拟，他们发现中国金融市场摩擦的变化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现象。Dekle和Vandenbroucke(2012)构建了包含农业和非农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讨论了政府规模变化对中国经济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政府部门规模的缩小对农业部门劳动力份额下降有显著影响。 然而，以上封闭经济框架并不能完美地解释产业结构转型中的诸多问题。例如，Matsuyama(2009)发现，德国、日本等经济体的相对高速的制造业技术进步率并没有带来制造业部门份额下降，这与我们在封闭经济框架下的技术进步因素带来的“替代效应”的结果不相符。因此，Matsuyama(2009)首次将多部门增长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中讨论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文章认为加入对外开放因素可以更好地刻画制造业占比的倒U型特征，从而解释很多国家的转型现象。其机制在于，首先，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更高的国家会在制造业产品贸易中取得比较优势，进而提高制造业产品出口，制造业产出份额随之增加；而当该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产能超过其他国家对制造业产品进口的需求量，则会促进劳动力从制造业部门转出，制造业份额下降，从而形成了制造业份额随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U型的特征。 Herrendorf等(2014)发现，虽然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均表现出农业份额逐渐下降、服务业份额逐渐上升、制造业份额呈倒U型的特征事实，但是如果我们考虑韩国经验，其制造业真实产出份额并没有表现出倒U型的结论，且消费份额与产出份额在绝对水平和趋势变动上均具有较大差异。Betts等(2013)将Matsuyama(2009)的两国模型加以扩展，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对韩国该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韩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国际分工和制造业产品大量出口是解释韩国制造业占比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 Uy等(2013)同样讨论了对外开放在韩国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文章在Matsuyama(2009)机制的基础上，扩展了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渠道：一方面，部门生产率差异和贸易成本冲击均能够通过类似Matsuyama(2009)的机制影响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会通过加强“恩格尔效应”促进转型进程。文章的实证分析同样讨论韩国问题，通过一系列反事实实验发现，在开放经济框架下，韩国农业占比下降、服务业占比上升以及制造业占比的上升部分都能得到很好地刻画，而在封闭经济中，以上现象均无法得到解释。文章还认为，近年来韩国制造业份额下降可能的最关键原因是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因此，无论是制造业占比的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对外开放因素的影响。类似地，Sposi(2012)和Teignier-Bacque(2012)分别从比较优势和农业保护政策的角度讨论了对外开放对韩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以上研究针对韩国讨论对外开放如何影响韩国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其转型路径与发达国家转型经验的特征事实存在差异。事实上，中国同样具有高制造业出口占比和高制造业份额，讨论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目前鲜有文献在开放经济框架下讨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问题。涉及我国的研究如Autor等(2013)、
ng
r(2011)等均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角度，分析我国出口高速增长如何造成对方国家工业化程度下降。周辰亮和丁剑平(2007)模拟了美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差异影响产业结构，认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关键在于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作者也指出，由于文章考察的平衡发展路径是发达国家情形，对中国未必适用。国内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强调如何优化对外开放模式来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例如，陈飞翔等(2011)认为，我国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后，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配置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我国面临的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始开放模式带来的资源锁定效应。在初始开放模式形成的资源配置格局下，产业结构转型面临更高的经济成本、更大的社会矛盾和更多的外部摩擦，造成产业结构固化。因此我国需要通过加快开放模式转型来带动和支撑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京等(2013)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要素分工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机制不仅能够通过要素分工带来“比较优势创造效应”和“比较优势激发效应”，从而降低了发展中经济体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门槛，更重要的是在要素分工条件下，由于要素流动以及中问产品贸易具有知识、技术、观念等溢出效应强的特点，从而能够产生产业迁移效应、产业集聚效应、外向配套效应以及出口中学习效应等促进机制。因此，我国需要更加深入全面地融入全球要素分工体系，发挥要素分工带来的有利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上研究多为描述意义上的，定量分析和理论框架还较为欠缺。因此，本文考虑在一个开放经济下的两国、三部门框架下分析如下问题：(1)讨论对外开放是否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机制和大小；(2)在部门意义下对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本国效应与开放效应进行分解，分析其相对重要性以及变化趋势。 三、理论模型 (一)模型建立 本文模型构建主要来自Matsuyama(2009)、Betts等(2013)和Herrendorf等(2013)。考虑一个两国、三部门的经济系统，其中，本国和外国分别用d、f表示，国家内部分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3个部门，分别用A、I、S表示，假设两国之间可以进行农业产品与制造业产品贸易。代表性家庭通过无弹性供给一单位劳动获得工资，在本国三部门产品与进口的农业、制造业产品消费之间进行最优选择、最大化效用。我们不考虑服务贸易，因此，服务业产品消费全部来自本国生产。假设劳动可以在一国内部的三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无法实现跨国转移。企业生产函数为劳动的线性形式，由于我们不考虑资本，模型的动态路径则由外生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在三部门之间的重新分配构成。 1.家庭 代表性家庭通过无弹性供给一单位劳动获得工资收入，购买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消费品获得效用最大化。其中，农业和制造业消费品来自国内生产和进口，服务业消费品全部来自国内生产。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表示如下：
其中，β为消费者的贴现因子，由于这里不考虑资本积累与家庭储蓄行为，家庭的效用最大化演变为每一期分别最优化的静态问题。最终消费
由三部门消费品组成：
分别表示国家i的最终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产品消费。遵循非位似效用函数的一般形式，我们假设
分别表示农业产品的最低消费水平以及服务业的家庭生产水平。在这种效用函数的构造下，农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而服务业产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会发生从农业向制造业、服务业的转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恩格尔效应”。若
，效用函数变为位似效用形式，对于任意三部门消费品而言，其收入需求弹性均为1，这时，收入水平提高不会影响消费结构。
分别表示i国消费者对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偏好，且满足
。在非位似效用函数下，1/(1-ω)是三部门消费品替代弹性的近似度量。 开放经济中，一国消费者的消费品不仅来自本国生产部门的产出，也来自对国外产品的进口。我们采用Armington(1969)的做法，将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消费进行CES加总构成最终消费：
其中，
分别表示本国农业、制造业产品的Armington技术，受到生产技术、贸易成本、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1-ρ)为Armington弹性，表示本国产品与进口之间的替代弹性。由于我们不考虑服务贸易，因此服务业消费品仅来自本国生产，那么：
其中，
分别表示i国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产品价格，
分别表示j国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的产品价格，也就是i国进口j国农业、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价格。
表示i国名义工资水平，
表示i国总人口。为了更好地刻画两国的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情况，我们将每一期国外服务品作为计价单位，即
。 如果我们定义部门k的复合产品价格表示为部门k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CES加总，那么，复合产品价格可以表示为：
由于服务业产品消费完全来自国内生产，那么服务业复合产品价格就是本国产品价格：
根据以上对消费者问题的设定，我们可以将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分为如下两层： (1)三部门产品消费的最优分配。首先，给定复合产品价格水平
，消费者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3个部门最终消费产品之间进行最优选择，满足：
式(10)、(11)表示，家庭选择最终消费产品的最优分配满足三部门产品边际效用相等。 (2)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消费的最优分配。给定农业、制造业部门的本国产品
与进口产品价格
，家庭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之间进行最优选择，满足：
式(12)、(13)表示，在农业和制造业部门内部，家庭选择本国产品和进口产品的最优分配满足两者边际效用相等。我们可以将上述表达式写作本国产品消费与进口产品消费的比重关于相对价格的表达式：
可见，本国产品与进口占比的消费比重取决于Armington技术参数、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相对价格，以及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 2.企业 假设经济中存在3个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各部门企业雇佣劳动进行生产。在一国内部，部门之间劳动力完全流动，但在国家之间无劳动力转移。3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为线性形式：
其中，
表示i国k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假设其增长率外生给定，满足
。由于我们假设劳动力能够在本国内部的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因此，本国内部的各部门工资相等；而劳动力无法进行国家之间的转移，两国工资水平不相等。企业选择雇佣劳动最大化利润：
可见，一国内部各部门产品价格与其劳动生产率呈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的部门，产品价格越低，其刻画了上文所说的产业结构转型中的“替代效应”，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带来相对价格变动，从而影响产业结构。 3.市场出清 劳动市场出清需要企业劳动需求与家庭劳动供给相等：
对于可贸易的农业或制造业部门，产品市场出清指一国生产的农业或制造业产品全部用于本国消费或出口；对服务业而言，产品市场出清指一国服务业产品生产与消费相等：
(二)均衡分析
将最优条件式代入上式，我们可以将产出份额或就业份额的变化分解为“本国效应”和“开放效应”两部分(由于我们假设线性生产函数，且假设一国内部三部门之间工资相等，产出份额与就业份额相等)：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产出份额与消费份额相等，由式(10)、(11)可知，促进产业结构发生转变的因素包括需求方的“收入效应”或“恩格尔效应”和供给方的“替代效应”。具体而言，由于消费者对3个部门产品的收入弹性不同，随着工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会增加服务业部门产品消费，降低农业部门消费；而由于3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同，3个部门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会发生变化，从而通过替代效应影响三部门的产出结构。而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影响三部门产出结构的因素远不止以上两方面。根据式(23)，两国部门内相对劳动生产率
的变化会影响两国同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
，进而影响产出结构；而两国相对收入
的变化，同样会对产出结构造成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开放经济下的相对价格改变的“替代效应”和相对收入改变的“收入效应”；同时，贸易国的消费结构也会影响本国的产出结构。事实上，开放条件下一国的产出结构可以看作两国消费结构的加权和：本国消费份额的权重为本国产品相对于本国复合产品的相对价格，我们将其整体称为“本国效应”；他国消费份额的权重包括本国产品价格相对他国复合产品的相对价格和两国相对收入水平，我们将其称为“开放效应”。不难看出，当贸易国的国别结构发生改变时，其消费结构和相对收入水平的变化均会影响“开放效应”的大小，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发生结构性改变。相应地，贸易国的产业结构也受到本国消费结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收入的影响。而对服务业来说，本国消费完全通过本国产出提供，产出份额与消费份额相等：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式(25)并不是指对外开放不会对服务业占比产生影响，而是指服务业产出份额与消费份额保持一致。对外开放通过改变服务业产品相对价格、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分配和收入水平等渠道改变服务业占比，但上述影响渠道均在本国内部完成，国外服务业产品需求结构不会直接影响本国的服务业份额。 以上，我们得到了开放经济下两国、三部门结构模型，并得到了各部门产出(就业)份额、消费份额的表达式。在下一章节里，我们通过使用中、美两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定量分析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参数校准
Armington技术参数｛
的取值不仅反映了消费者对于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偏好程度，还反映了两国产品的技术水平差异、贸易成本等因素。遵循Betts等(2013)，我们使用两国对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分部门消费份额数据对其进行校准，其中，本国分部门产品消费使用该部门的国内总产出与该部门产品出口的差额进行近似。得到消费份额的时间序列后，取其算术平均值对
赋值。两国的分部门进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贸易整合数据库(WITS)，产出数据与(1)相同，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DI)以及美国经济分析局(BEA)，这里使用以当年价格衡量的名义产出。此外，我们需要对进出口产品划分为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具体来说，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分类中的0-食品及或动物，1-饮料及烟类，4-动植物油、脂及蜡，扣除27-天然肥料及矿物(煤、石油及宝石除外)，28-金属矿砂及金属肥料，作为农业产品；将其他类别作为制造业产品，包括27，28，3-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5-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及运输设备，8-杂项制品和9-未分类的产品。计算得到的两国Armington技术参数分别为：我国农业部门
=0.8712，制造业部门
=0.5488，美国农业部门
=0.3078，制造业部门
=0.5478。不同研究对替代弹性1/(1-ρ)的取值有较大差异。为了拟合实际数据，我们使用消费者在农业部门的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最优条件式，可以得到：
等式右边第一项分别为两国农业部门消费国内生产的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比重，1992年中国该比重的实际值为10.39，美国该比重的实际值为0.8925；等式右边第二项分别为两国的Armington参数，上文已经校准得到。我们选取p使以上两式同时成立，这时p=0.5055，本国产品与进口产品的替代弹性1/(1-ρ)=2.022，该值在Backus等(1994)，Zimmermann(1997)、Giri(2012)等研究给出的合理范围内。
因此，我们无法同时满足美国三部门就业的期初模拟值与实际值相等，不失一般性，我们假设保证期初美国制造业就业份额模拟值与实际值相等，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同时满足劳动市场出清式和贸易平衡条件式，得到
分别为3856.1和111580，占期初各自部门产出的18.9％和18.3％。 由此，我们得到了模型中需要校准的外生参数值。下面我们可以基于基准模型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进行模拟，并通过反事实实验、效应分解等方法进行一系列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1.基准模型模拟结果 图3给出了上文开放经济框架下的基准模型对三部门就业份额的模拟结果，并与实际数据进行对比。1992～2014年，农业就业份额的实际值从58.5％下降至29.5％，模拟值从58.5％下降至30.0％，高估约0.5％；制造业就业份额的实际值从21.7％上升至29.9％，模拟值从21.7％上升至29.5％，低估约0.4％；服务业就业份额的实际值从19.8％上升至40.60％，模拟值从19.8％上升至40.5％，低估约0.1％。从整个时间序列来看，农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关系数为0.93，较好地模拟了农业部门就业份额的下降趋势；制造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关系数为0.79，由于模型中不包括冲击项，无法刻画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的冲击，但我们可以模拟出就业份额的上升趋势，与实际值相符；服务业就业份额模拟值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为0.96，较好地刻画了服务业就业份额的上升趋势，但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存在一定的高估。总体而言，基准模型对实际就业份额拟合程度较好，即，开放经济下的基准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1992～2014年我国农业份额的下降，以及制造业、服务业的上升。 图4给出了出口占比与进口占比模拟值与实际值的比较，从中可见，进口占比的拟合结果较好，而出口占比虽然能够得到2007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但无法刻画21世纪初出口占比的迅速上升，并存在持续低估。我们考虑其中主要的原因归于两方面：一是由于文章假设贸易平衡，出口额与进口额保持相等，因此，进出口占比的模拟值相互制约。事实上，样本期间我国绝大多数年份均呈现贸易顺差，由于模型中无法刻画这一现象，会出现对出口占比的低估。二是我国加入WTO之后，贸易额快速增长，尤其是出口占比迅速提高，由于模型中没有纳入这一冲击项，因此无法刻画该时期出口占比的迅速提高。然而，模型对于进出口占比的模拟表现从趋势和均值意义上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图3 三部门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实际值(1992～2014年)
图4 进出口占比的模拟值与实际值(1992～2014年)
图5 开放、封闭经济下三部门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实际值(1992～2014年) 2.封闭经济的反事实实验 为了更好地定量分析对外开放对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这里我们考虑将上文开放经济的模拟结果与封闭经济的模拟结果进行对比。在封闭经济中，两国之间不存在贸易，因此，两国的消费需求完全来自本国生产，对应上文模型即
，i=d，f的情形。此时，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完全来自本国收入水平的变化带来的收入效应以及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异带来的替代效应。我们保持其他参数值不变，重新校准
使得初始各部门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与实际值相等，得到
分别为11549和18732，分别占期初各自部门产出的70.4％和70.9％，
分别为6325.2和321610，分别占期初各自部门产出的31.0％和52.8％。图5给出了封闭经济下的模拟结果，并将其与开放经济基准模型模拟值及实际值进行对比。我们发现，在封闭经济下，无法解释制造业占比的快速增长，同时，农业就业份额的下降被低估、服务业就业份额上升被高估。 具体而言，1992～2014年，封闭条件下农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从58.5％下降至31.7％，高估2.2％；制造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从21.7％上升至26.95％，低估3.0％；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从19.8％上升至41.3％，高估0.7％。三部门就业份额模拟值与实际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2、0.73、0.97。可见，制造业就业份额的模拟值在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条件下有较大差异，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制造业占比水平及增速均低于开放经济的情形，且差异逐渐扩大。其原因在于，上文提到在此期间内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值逐渐提高，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增强，造成了我国制造业占比居高不下，形成了异于发达国家转型经验的产业结构转型特征。因此，如果我们仅考虑一个封闭经济，则无法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农业部门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模拟值较低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劳动力由农业向制造业的流动；服务业就业份额模拟值在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条件下差别较小，因此，我国服务业份额的上升更多来自本国因素，而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服务业占比的上升。
3.效应分解 在上文模型中，我们将产出结构的变化分解为“本国效应”和“开放效应”两个原因。这里，我们对两种效应进行量化，讨论本国效应和开放效应在我国产业结构变化中的相对重要程度和变化趋势。表1汇报了样本期间各年份的效应分解结果。从中可见，“本国效应”是我国农业部门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样本期间内，“本国效应”均值为81.4％，并且表现为不断上升的趋势，“开放效应”均值仅为18.6％，且持续下降。“本国效应”和“开放效应”在制造业部门份额的上升中均不容忽视，样本期间内，本国效应均值为53.6％，开放效应均值为46.4％，而从趋势上看，本国效应逐渐增强，而开放效应呈下降趋势。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1)本国因素与对外开放共同决定了我国制造业占比的快速上升和持续偏高；(2)本国效应的重要程度逐渐提高，开放效应的重要程度逐渐下降，因此，在趋势上进出口对于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有限，在讨论如何进行结构调整时，内需仍然是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我们不考虑服务贸易，他国对服务业产品的需求不会直接影响本国服务业份额，因此，本国效应始终为100％。 五、结论 本文认为，由于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的历史经验不一定适用于当前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对外开放是两者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外开放加强了国家之间经济活动的联系，与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共同造成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转型路径的多样性。本文使用一个两国、三部门模型分析我国1992～2014年的产业结构转型路径，验证了对外开放在我国转型路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使用中、美两国数据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对比开放经济与封闭经济的模拟结果并对“本国效应”与“开放效应”进行分解，我们得到了以下结论：(1)对外开放显著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占比，抑制了服务业发展；(2)我国农业占比下降主要归因于“本国效应”，受对外开放的影响较小；(3)“本国效应”与“开放效应”共同导致了我国制造业占比持续偏高；(4)从发展空间上看，“本国效应”的重要性逐渐增强，“开放效应”的重要性逐渐减弱。由此可见，对外开放是造成我国产业结构转型路径区别于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制造业占比的迅速增长和持续偏高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其对于我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影响程度有限。因此，从长期考虑，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在正视对外开放因素合理性的基础上，仍应立足内需。 虽然本文将对外开放引入我国产业结构变迁研究框架，并进行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但文章仍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或能够扩展之处。首先，本文在生产环节只考虑劳动投入，而没有考虑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很大程度上通过投资拉动，事实上省略资本要素在模型对我国的解释力上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后续可以考虑在模型中加入资本投入以进一步完善。同时，本文假设贸易平衡，事实上，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绝大部分时间均保持贸易顺差，今后可以通过放松贸易平衡假设，增强文章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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