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新报馆《革命文牍类编》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牍论文,报馆论文,时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恰逢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寻觅有关辛亥史绩，发见时事新报馆编印的《革命文牍类编》，记载着有关辛亥革命的大量史料。此书共十册，但我仅藏有九册。
《时事新报》原是商办营业性报，由邵松权等集资创办于1907年12月9日，始称《时事报》，主编为汪剑秋。后因经济拮据，于1909年春为上海道台蔡乃煌收购，并入《舆论日报》，改称《舆论时事报》。1910年9月24日，《舆论时事报》由上海商绅黄楚九接办后，又将其改为《时事报》。1911年5月18日，《时事报》又改售给黄溯初、张公权、张东荪等人接办，并改名为《时事新报》，汪治年任经理，主笔汪剑秋。从《时事报》到《时事新报》，短短五年中经历了“商办——官冒商办——商办”的曲折变化过程。
《时事新报》在辛亥革命前，与梁启超等有密切联系；民国成立后，由共和党接办，后成为进步党的喉舌。在政治倾向上，《时事新报》虽同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存有分歧，但当武昌起义时，《时事新报》发挥新闻媒介的信息传递功能：为了加快消息报道，曾一度增出午报和月刊、星期画刊，对起义消息进行全方位的滚动式报道；还不失时机地搜集革命军政府发表的各种文献，予以分类编辑，由时事新报馆公开出版发行，署名为《革命文牍类编》，先后编印发行计十册，每册码洋一角五分，由上海各大书坊寄售。《革命文牍类编》每册的印刷发行量，第一册至第四册，皆署“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三版”，可见印量不少。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五册始，落款已改由“上海自由社”编辑发行，寄售处亦改为商务印书馆。然第五册署为“中华民国元年四月再版”，第六册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初版，封面署为“时事新报馆发行”，然封底的编辑者、发行者、发行所却署为“上海自由社”。第七册又为时事新报馆编辑出版发行，寄售处仍为“上海各大书坊”，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初版”；第八册封底又改称“上海自由社”编辑出版发行，寄售处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日期为“中华民国元年初版”，封面却署为“时事新报馆发行”；第九册封底封面皆署明由“上海自由社”编印发行，出版时间为“中华民国元年二月初版”；第十册笔者未见原件，暂且存疑。不过，就《革命文牍类编》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款式来看，编辑工作似系出自同一批人之手，印刷也皆同一单位，所谓“上海自由社”，也许是时事新报馆某些同仁们在当时囿于某种具体原因，另外打出的一个出版机构名称而已。这还尚待日后细加查考。
《革命文牍类编》的内容分为八大类：檄文，布告，照会，示谕，函牍，祭告，章程及规则，电报。依类编排当时革命军政府及有关革命人士公开发布的各种文献，向国内外民众及时展示了辛亥革命发展态势、动向及有关政策法规。这些珍贵文献，为中国历史保留了自辛亥首义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段革命高潮时期所留下的极其珍贵的革命文献资料。
当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时事新报馆在继续办好《时事新报》，并增出午报、月刊、星期刊，迅速报道国内外大事的同时，还搜集编纂革命军政府颁布的各类革命文献，在半年内，连续编印十册《革命文牍类编》，以尽快速度陆续面世，并一版再版，不仅显现了时事新报同仁对这场革命的满腔激情和具体支持，更为当时民众正确认识和理解这场革命运动，起了极大的宣传和鼓舞作用。
这场革命烽火是为何点燃的？《革命文牍类编》蒐集了辛亥三月革命党人首先在广州策动黄花岗起义所颁布的各种文告和檄文；更对辛亥八月武昌起义并率先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所颁布的各种布告、檄文、示谕、照会、函牍乃至祭告等等，进行了搜集。如第一册仅辑录湖北军政府颁布的各种布告计12件，军政府的黎元洪发布的照会计5件（其中还附录汉口领事宣布中立的布告）和各类“示谕”十余件，从而为读者了解这场革命的暴发及其宗旨，提供了确凿可信的素材和信息。
这场革命的进展如何，从第二册开始，辑录了武昌起义后各省革命军纷起响应、陆续成立军政府所颁布的各种革命文献。如第二册刊有上海军政府的檄文、布告、示谕7件，还有江苏、浙江、广东军政府颁布的文献；第三册刊载山东、湖南各省革命政府的布告和示谕；第四册载有陕西民军照会、天津国民联合会宣言，以及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宣告独立的通电，反映出革命势力向全国各地迅速渗透。
社会各界对这场革命的反响如何？《革命文牍类编》及时记载了全国各个附层人士和团体对武昌起义的拥护、声势。如第二册刊有《学生北伐队宣告文》、《浙江省自强队布告同志书》、《全鄂人民致袁世凯书》、《吴淑卿女士从军书》、《上海尚侠女学代表辛素贞上陈都督书》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社会各界对辛亥革命的理解、赞同乃至为推进革命而积极奔走的心态；至于第二册中刊载的《旅美芝加哥华侨公电》、《东京学界公电》、《柏林学界公电》、《伦敦华侨公电》和《伦敦华侨到袁黎张公电》等等，皆反映海外侨胞对这场革命的认同和声援。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初建景况如何？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建立，是辛亥革命直接的胜利成果，对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颁布的重要政令和法规，《革命文牍类编》作了翔实的蒐集。第一册便刊载了《孙逸仙布告同胞书》，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的名义，号召全国同胞和“全省义军”，“同心协力”，“直捣黄龙府”，推翻清朝政府，“策勋建立共和国”。在第七册中，又集中刊载了中华民国宣布成立后所发布的各种重要文献，如《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致宣言书》、《孙大总统就职电（二则）》、《孙大总统改用阳历通电》、《孙大总统禁止株连电》等等，第八册又刊载了《孙大总统告海陆军将士文》、《孙大总统劝告北军将士文》、《孙大总统调和党派电》等等。此外还刊载了副总统黎元洪、陆军总长黄兴、海军部长黄钟瑛、实业总长张季直、外交总长伍廷芳等发布的政令和有关涵牍；至于中华民国和各省颁布的《临时约法》、《议会法》、《选举章程》、《参议院规则》、《各司官职令》等政治军事方面的法规，不少都在《革命文牍类编》中有所反映。还有不少引起国人关注的经济法规，诸如《中华银行简章》、《中华民国发行公债票章程》、《中华民国发行有奖公债票章程》、《中华民国盐业协会简章》、《江苏银行章程》等等，都为《革命文牍类编》所收录。
《革命文牍类编》是在革命高潮时期及时将公开颁布的各类革命文献，直接予以蒐集编撰而成，并未进行改写，以其原汁原味的历史原貌呈现于世，具有极其可信的历史价值。尽管当时在全国各地报刊媒体中，都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报道，也具有各自的历史价值，但在当时的所有报刊和出版物中，至今尚未发现有类似《革命文牍类编》这样对辛亥革命文献悉心编纂、按原件集中排印的出版物面世，越发显示其价值的可贵。
显而易见，这样一套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革命文牍类编》，理应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然而，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其并未予以应有的关注和利用。众所周知，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是研究辛亥革命最为翔实的历史资料。但这八大册资料汇编，虽然利用了丰富的档案资料，也辑录了大量报刊和书籍中的有关辛亥革命资料，但在三百多万字的正文中对《革命文牍类编》没有提及一字，只是在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列有：“一二四 革命文牍类编 仅见一册 时事新报馆编 宣统三年印”。看来，这套《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编于1956年，由于编者当时没有见到全套《革命文牍类编》，未能引起必要注意也在情理之中。最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对近代史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革命文牍类编》逐步引起关注。如八十年代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的《黄兴集》，从《革命文牍类编》中辑录了黄兴在担任陆军总长期间颁布的多篇文告和书信；九十年代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也对《革命文牍类编》有所征引和利用。学术界对《革命文牍类编》的逐步重视，也正说明《革命文牍类编》的价值不可低估。如何高度关注和正确评估《革命文牍类编》的现实意义及其历史价值，对其予以深入研究，看来还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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