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教育教材改革问题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础教育论文,教材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5年来，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取得巨大的成绩，基本上满足了世界最大教育国的需求，为国民素质教育和基础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教材研制上尚存在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材建设的进步，其中既涉及教材建设体制问题，也与教材研究本身的理论水平低有关，因而需要争鸣、研究、提高。
一、关于教材建设体制问题
教材建设体制的内容包括教材的认可、编制、出版、发行采用及供应制度，其中认可与使用是重点。据此可将世界各国教材建设体制分成五大模式：国定制、审定制、认定制、选定制、自由制，它表明国家对教材的控制程度和管理水平，表征着国家教育行政管理的特征，也反映各国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色。
世界教材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向，主要表现为教材建设模式的多样化、统一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反映在教材管理机构系统完备，编审评三者的相对独立与有机结合，教材编制、研究与教学的一体化，官民合作，校内与校外评价相结合。上述举措可以有效地防止教材管理上的独断专行与放任自流。当前，世界教材管理体制上，审定制与认定制占居上风，因为它最能体现改革精神，其共性要求是：符合社会规范和需要；符合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教材内容世俗化和中立化；符合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教材编制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教材改革的“实验—修正—推广”的科学程序。
我国教材建设体制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虽有明显成绩，亦存在诸多缺陷，时至今日，已成为教材深化改革的障碍。1986年始，教材国定制向审定制转化过渡，顺应了世界教材建设体制的发展大势。但在新旧两种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教材改革受到高考指挥棒的限制。上海、浙江教材改革之所以顺利而四川省教材改革受阻，反映了教材改革的环境问题。再如，不少地区在教材的编写、印刷、发行及选用中出现严重混乱现象，“教材大战”甚嚣尘上。它充分表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传统的教材管理体制急待改革，教材编写、出版、发行及选用之间的新关系有待确立，教育行政部门、出版部门与发行部门的经济利益有待明确。所以，究其深层原因，教材大战、印刷质量低不在于教材本身的建设问题，而在于其背后的经济利益的争夺，它势必会影响教育效益及社会效益。这与教材改革的本义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值得警惕。
对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有效对策，迅速制止教材建设中的混乱状况，正确处理经济效益、教育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既承认教材的商品属性，更要看到教材的重要社会价值，克服经济至上、地方本位主义等近视行为，大胆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利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支持教材建设，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审定管理体制。
二、关于基础知识与教材内容现代化的问题
我国教材基本理论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坚持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但教材中如何体现双基，如何确定双基，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应从我国实现四化、培养人才的需要出发来确定教材的内容，并且从我国目前教师水平和学生基础来安排教材的基本内容。也有人认为，教材的基础知识主要取决于学科的基础知识，即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基本规律。还有人认为，基础知识首先应该是“生活实践最常用的知识和技能”，其次是“下一步学习中必须掌握的知识”，第三步是一些关键时刻必须具备的知识。再有人认为，教师水平和学生的准备状况是变化的而且参差不齐，因此不能作为确定教材基础知识的主因子，而应考虑三个因素的结合，一是中小学教学的培养目标，二是学科本身的发展状况，三是学生的接受能力。如吕达认为，基础知识的选择应当是社会需要、学科特点和学生身心发展三者的有机统一；钟启泉认为，基础知识具有多层次性（事实知识、方法论知识、规范知识、价值知识），并从量与质（正确性、概括性、具体性、系统性、永恒性、变易性、意义性）两个方面确定基础知识；①戴汝潜提出确定基础知识的方法：优选能兼顾多方面作用的知识点，具有深远意义的知识点和学科知识体系必不可少的知识点。作者认为，基础是系统中的基础，因而在不同年级不同学段具有相对性；而基础又是动态的、发展的，并非一成不变；基础中的内容也是分层次的，这是确定基础知识的必要前提。由此确定的基础知识是针对升学与就业需要的，是源自科学知识本身的，体现科学发展水平，应用范围最广泛，最具通用性，学生可以接受的。
教材内容的现代化问题是教材改革的核心。以往的措施是把教材内容“层层下放”。但实践表明，这并非解决知识激增问题的最佳策略，因为它常使教材内容超出师生的教学能力，欲速不达，结果使教材改革常在强调基础性与现代化之间反复摇摆。现今的观点认为，即使基础知识也须不断更新，必须删除次要的、陈旧的、用处不大的昔时信息，摒弃那些作用不明确的知识点，或可由其它学科替代的、可能产生负作用的知识点。适当充实学生能够接受、适应现代生产与生活的即时信息，所采取的策略是多元的，既可新编，也可渗透，又可进行教材的综合化设计。所选材料应突出其学科特点和教育价值，注重科际联系；所选材料的知识点与难度应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相适应。
三、关于教材编制问题
中小学教材是根据分科标准和一定教材理论而编写的大众教学传媒，必须将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上。
在教材编制中，我国长期坚持六大主题（知识与兴趣、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项原则（兴趣原则、政策原则、文化原则）。但对兴趣原则的关注不够，表现为只关心表面的兴趣，或只关心低年级教材的兴趣。实际上，兴趣是教育的动力，是设计教材内容的必要标准，是教学的起点，因此要努力增强教材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提高教材的质量，使教材的内容及表达形式适合学生的理解水平和认识特点。为此必须加强生理学、心理学、教学论、教学技术的综合研究，从而实现教材“目标、内容、方法”的高度统一。
此外，教材设计与国家政策尚有诸多不协调现象。教材作为宣传国家政策的一种普遍而自然的工具，它通过明喻或暗喻倡导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教材还具有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民族融合一体化的作用。但我国教材过多强调政治性而忽视民族性，因强调统一性而轻视差异性。少数民族教材在数量、质量及品种等方面尚有待提高，其内容及表达形式并没有真正显示民族特色，因而不能起到发展民族教育，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繁荣的作用。现行教材文化中还表现出强烈的性别偏见现象，在不同程度上传达并扩大着“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强女弱”的社会陈旧观念。它在社会科学教材中表现明显，故事性课文及插图中明显反映男性数量上多于女性，质量上高于女性（指就业面及社会地位）。而且在男女形象塑造上，男性多具有人类的优良本性，强大而有力，而女性则多有人类不良的人格特征，需要保护，处于弱者的地位。国外教材在种族、阶层等方面亦有偏见。为纠正偏见，1976年，美国出版协会(AAP)学校部制订《关于偏见教科书的声明》，它从内容、插图、语言等方面提出了编写无偏见的、公正的教科书的原则。
教材设计也应注重反映优秀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为一国之魂，教材本身就是民族文化发展的记录，并表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在知识形态上有两种取向：一是把文化看成是知识形态的，其教育功能表现为记忆的训练和学习的迁移；二是把文化看成是陶冶育人的，其教化功能表现为健全人格的塑造和社会公民的培养。以往教材设计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因此而形成的教材模式是：重说教轻分析，重结论轻过程，强调一致性意见而淡化分歧与不同意见，报喜不报忧，只讲集体忽视个人发展，单一的成就教导模式，泛政治化的培养目标，忽视儿童的认知发展阶段特点。因此，教材设计既要重视反映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要注意反映现代社会文化的积极方面，充分发扬教材振兴民族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作用。同时，教材亦应具有挑战性、创造性的内容，培养创造性人才。在现代社会，教材设计还应有全球观，应当提倡和平、平等、发展、人权。
教材内容的组织编排，大体上可分为直线式与圆周式两种。
60年代前后，在“多快好省”精神指导下，我国教材建设普遍采用直线式编制策略，批判以往圆周式编排策略所引起的“少慢差费”。文革结束后，人们重新认识圆周式教材编制策略，认为它符合人的认识过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教材应有必要的重复，要有复习和过渡。近年来，人们较为全面地客观分析了两种教材编排策略的优劣得失，认为采取何种策略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课程的性质及其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学生的年龄特征及中小学教育阶段的划分。直线式着眼于知识的逻辑结构，而圆周式则侧重于个体认知结构，而且学生的学习策略不尽相同，需要因材施教。从这两种基本的教材编排策略出发，学者们探讨了阶梯式、螺旋式、过渡式等教材编排策略。总之，逻辑与心理交融组织法已成为教材编写的主流，因此而多采用螺旋式教材编排，形成富有逻辑性组织的结构化与兴趣化的教材，它既保留直线式组织一阶段比一阶段高升，深入与分化的逻辑顺序，也融会圆周式由同心圆一波又一波，一圈又一圈扩散、拓广的心理组织，成为有深度有广度的动态结构。作者反对将圆周式与螺旋式等同的看法，因为圆周不具有立体性质，不能反映教材编制随学生年龄增长和理解程度的加深而逐步扩大教材的广度、增加教材的深度的特征。螺旋式教材有明显的优点，也有不少缺陷，优点表现在：从学科逻辑角度看，它能体现教材由简入繁、由易到难的内在逻辑组织，使教材设计适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从心理逻辑角度看，它重视学习者的认知结构及其发展阶段，重视教材的转译性，从教学的效果分析，可以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局限性表现在：从学科逻辑系统分析，并非每一科目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从心理逻辑角度看，并非每位教师都有结构化的转译能力。
此外，由于教材插图有多种功能，如注意功能（吸引学生对文字材料的注意）、导向功能（对学习材料的选择）、影响功能（影响学习者的情感、态度等）、认知功能（有助于学习者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识记）、补偿功能（因具有双重提示特性，可以帮助阅读困难者）、替代功能（可以部分替代文字性材料）等，因此，加强教材的插图编制工作是必要的，没有插图的教材是没有市场的。
四、关于教材体系问题
传统认识是，教材编制主要是教科书问题，教科书在教学中的重要性仅次于教师，因为教科书往往体现了中小学校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并规定了适宜的教学方法。公众认为，教科书与学习过程联系紧密，而且系统的课堂教学应根据教科书设计的课题而进行，它适合班级集体教学。
当前，尚没有抛弃教科书而代之以视听教材的趋势，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亦重视教科书的建设，可见教科书仍是现今学校的主要教学资源。所以，不应讨论是否废弃教科书，而应讨论如何完善教科书的问题，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进行顺应时代发展的革新。内容要求科学、客观、世俗、民主、平等，取材范围广泛且具有针对性。形式上要求适应教学实际及学生发展水平。并与其它教材相配套。同时，要加强教科书的技术基础，使传统文字教科书变成为现代视听教科书，融文字、声象、图画为一体，提供文、声、图并茂的作用于学习者的多种感官的人类文化信息。但应当看到，无论教科书多么完善，总有某种局限性，只能作为充实课程和促进师生教学的工具而己。教科书，只是主要教材：而不是教材的全部。所以，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其它形式教材，争取达到系列化教材的综合效应，形成教科书与辅助教材、文字性教材与视听教材、学科教材与活动教材、正式教材与课外活动读物及社会教材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必须发挥师生选择、制作、教学教材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五、关于教材使用问题
教材使用研究主要是教师的工作，因为教师对教材主要是操作运用问题，他要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与潜在因素，以求取“学科”与“科学”在思想方法上的一致，并从心理学角度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构。在处理策略上，首先应精选教材内容，从科学性、思想性、目标性、启发性、教学性等方面考虑，立足于教学目标，将高难度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将博与精有机结合。教师还应有分析教材结构的能力，找出其结构特征，寻求基本内容的相关程度。一般应对递进、并列、交叉、互反、独立结构采取相应的教学策略，既要考虑教材内容的相对完整性与单一性，又要考虑教材整体及前后内容的关系，找出联结点（线）与不同点（线）。在教材内容的落实上，要突出重点，排除难点，抓住关键，重视第一次学习，不作过多的重复，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减轻课业负担。作者设想，进行最优化教学设计是有效减轻师生课业负担的重要条件之一。
六、关于优秀教材的标准和教材评价问题
关于优秀教材的标准，学者及教师的意见不一，但也有共同的认识。如教材设计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理：一是教材的教学性，二是教材的典型性，三是教材的具体性。
日本学者释纲二认为，优秀教材必须是“具有学习价值的材料”。其基本条件是：教材必须是基础性的，反映初步的基本概念与法则，它必须是开发智能的基础，必须是各门学科的基础；教材必须具有系统性，必须遵循各门学科及各部分教材的系统性；教材必须同学生的发展相合拍；教材必须同社区实际相结合。②
美国学者则认为，教材应是课程的核心，是指引教学方向和启发讨论的工具，它应符合时代发展和学生生活的要求，还可以使学生加深已学内容。因此，优秀教材的标准是“严密的、准确的”，具有较好的纲要和结论、复习内容及图表，且富有吸收力；能提出观念的展望，易读并对程度不同、需求各异的学生有所顾及，能适应学生的接受能力，联系实际，能启发学生思维，并适合课堂教学的需要③。美国教师要求多样化的教材，其标准是：准确性——有关知识的用语、概念和图象必须准确无误；代表性——教材内容必须代表社会各个群体，包括那些经常被忽略或被歪曲的社会群体；全面性——教材应当有助于深入研究；本土性——反映本土观点，取材于本土文化，体现多种意识形态；平等性——有利于加强各个社会群体的力量，维持其特性，促进相互联系④。
前苏联学者则认为，优秀教材必须从竞赛中产生，必须适应更新教学内容和教法的要求。基本概念、规则的阐述应清楚易懂，科学性、可接受性、继承性、预见性及有趣性等应紧密结合，教材应以教学论原理为基础，保证所学材料的复现率与系统性，并能促进学生学习。格顺尔斯基认为，新一代优秀教材应是：教材内容和叙述逻辑及表达方式有机统一；总结了学者们的最新教学论思想和广大教师创造性探索的成果；把教材传递信息的功能与检查评价、激活学生独立认识活动的功能成功地结合；传递材料的逻辑与概念发展的规律性相一致。⑤巴班斯基提出优秀教材的标准，即教材内容必须具有完整性（全面反映现代科学和生产部门的成就、文化成就、社会生活方式及所有教育观点）、通俗性、科学性及实践性等。
我国尚无优秀教材的明确规定，《中小学教材审定标准》(1987)只是判定合格教材的标准⑤，因其规定偏于宏观抽象而缺乏操作性及教学性要求，所以以此作为评价优秀教材的标准是困难的。可见，优秀教材是要求全面的教材。
教材评价是教材建设的重要环节，是促进教材科学化的重要保证。
由于教材评价涉及的内容较多，又受多种因素的制约，以往的教材评价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和宏观把握的水平上，缺乏具体操作性。为此，需要完善教材评价体系，注意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宏观评价与微观评价相结合，单本教材评价与全套教材评价相结合，知识评价与能力评价相结合，认知因素评价与非认知因素评价相结合，实验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有学者提出，应以教材的内在和外在质量、宏观与微观方面来综合评价教材。⑥亦有学者划分出教材实验评价的过程，即确定目的——确立目标——设计指标系统——数据和资料的收集、处理——举例。具体操作方法可利用传统方法与现代模糊数学评判法。⑦
注释：
①②钟启泉编译：《现代学科教育学论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01-303、211页。
③《课程·教材·教法》，1989年，第11期，第63页。
④《课程·教材·教法》1994年，第5期，第63页。
⑤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小学课程教材建设资料汇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06至108页。
⑥周士林、李嘉瑶编著：《教材建设浅论》，北京航空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⑦张卫国：《论教材实验中的评价问题》，载《课程·教材·教法》，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