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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如何？宏观调控力度应如何掌握？CPI涨幅是否将会有所回落？应如何看待资产价格泡沫问题？金融服务在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十七大新闻中心现场，就上述金融热点问题接受了中外媒体的集体采访。
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
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国家敦促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继美国施压中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之后，不久前欧盟也开始加入到敦促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队伍中来。针对欧盟方面的态度变化，周小川认为，最近中国和欧元区（欧盟）之间的贸易顺差增长较快是一个可能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一揽子货币中，如果别的货币，例如美元贬值比较厉害，相对而言，欧元就上涨较快，因此欧元确实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
但周小川同时强调，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一个方向是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化要让市场供求关系在决定汇率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另一个方向是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使人民币将来成为一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制定时间表，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或者说是不断根据反馈的情况来调整我们的步伐。也可以说，要等到水到渠成，不能拔苗助长。
他进一步指出，资本项目内部是有很多项目的，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科目定义来讲，资本项目里面是有四五十项的。中国并不急于把其中的所有项目都开放，目前有一部分已经是开放了、自由的，还有一部分，在当前阶段如果对国民经济有好处，那么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开放一部分。但是，目前中国并没有考虑把资本项目里剩余没有开放的统统开放。但有一个方向是可以肯定的，即允许中国的居民有更大的自由度到外面去投资，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适度的证券投资。
吸收流动性的力度还可以加大一些
针对媒体普遍关心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周小川分析，近几年中国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际方面看，最近几年来都存在流动性过剩，比如，美国双赤字向市场中注入了不少流动性，而由于油价和初级产品价格上升使产油国手中积攒了大量现金，也需要在市场上寻找投资机会；从国内方面看，一方面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居民和企业都变得越来越富裕，他们手中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外汇储备增长比较快，中央银行因购买外汇储备，也向市场中投放比较多的基础货币；此外，外商投资产生的资本流入也保持比较强劲的趋势，也使得流动性偏多。总之，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这段时间中国处于流动性比较偏多的阶段。
周小川进一步指出，通过提高利率、公开市场操作或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各样的手段，央行可以从市场中吸收流动性，最近几年，这些吸收流动性的措施是很起作用的，把市场上多余的流动性，相当大的部分都吸收回来了。当然，形势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总体看来，央行吸收流动性的力度还不是太够，还可以加大一些力度。他同时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只是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一个方面，从中长期的角度看，从全球来讲，从中国经济来讲，要把那些不平衡的因素都解决了，比如全球经济不平衡。那么，全球的流动性包括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能够更好地加以解决。
保持金融稳定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5年以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这一问题时，周小川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快一些，但中国终究还是底子比较薄的。另外，还要看到中国人口众多，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均指标在世界上相比还是相当低的。因此，他认为中国还是要注重把自己的经济搞好，使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实现小康目标。在此过程中，不能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这会导致经济过热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因此，还是要强调平稳、较快、可持续的发展，也就是十七大报告中提到的要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将特别强调经济金融的稳定、物价的稳定。通过这些稳定的机制，促使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可持续的发展。
央行对资产价格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
当前，有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资产价格存在泡沫，中央银行针对资产价格泡沫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怎么判断资产价格是否存在泡沫？周小川指出，中央银行要重点关注一般价格指数，同时，也要对资产价格保持一定程度的关注，防止资产价格出现泡沫。此外，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些主要工具不适用于直接去调节资产价格。因为经济现象中有很多指标，有时候这些指标是一致运动的，有时候是不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控的取舍主要是针对一般物价水平。但是，这不表明对资产价格不关注。在资产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的时候，货币政策也能起一定的作用，可以减缓资产价格过度波动时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过度影响。这种观点基本与当今世界上各主要中央银行行长们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
改进金融服务促进社会和谐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到了“和谐社会”，在实现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金融方面还有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解决？周小川指出，和谐社会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就金融对和谐社会的作用而言，也有很多方面。一方面，和谐社会要让各种不同的居民、不同的大中小的企业发展、致富，同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所以，要强调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能够适应更多不同的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和谐发展是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和谐，近期央行出台了一项政策，即在征信信用信息系统中放入环境信息，这样银行在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的时候，可以顺便看到这个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得好还是不好，这体现了金融服务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总的来讲，央行将力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的若干要点，找出金融业能够起到作用的方面，尽量在这些方面予以推进，通过改进金融服务来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金融企业走出去正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针对人们关心的中国金融企业如何走出去的问题，周小川指出，中国政府鼓励金融企业走出去。走出去不是说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外面，而是说，考虑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既看国内市场又看国外市场，既考虑到国内的资源也考虑国外的资源。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发展选择会更多一点。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政策上是有障碍的，我们现在主要是消除这些障碍，由企业自由地选择。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外面的情况来自行选择和判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工业企业、其他服务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道理都是一样的，政策上也应该是类似的。
金融，有时候在有些方面更敏感，在跨境监管协调方面，以及其他金融协调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多一些，但总的原理是一样的。
中国的存款保险机制肯定会推出
就目前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进展情况，周小川指出，存款保险制度问题确实讨论了很多年。目前，这一问题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有专门小组在加速进行相关的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涉及一些有争议的难点。尽管有难点，但这个方向不会动摇，存款保险制度究竟何种形式还有待研究，但存款保险机制肯定会推出。
外资银行正面效果明显大于负面冲击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外金融资本加大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力度，目前美国金融机构已在华设立了40多家分支机构，花旗集团和高盛公司也纷纷入股中国金融领域。外资银行进入中国金融领域是否会对中国金融业产生重大冲击？周小川指出，实践证明，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是中国“富国强民”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指出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已经签署协议，作出了开放国内金融业的相关承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方向，也是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观点。
目前已经有一些外资银行以设立分行或参股入股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但与国际上比较，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整体所起到的作用还是相对比较小。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不认为外资银行会对中国银行业产生过大的副作用；与此相反，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通过相互竞争，为客户提供服务，创造不同的金融产品。通过竞争机制改进了金融服务，降低了金融运行的成本，减少了金融系统的坏账，从这些方面看，其所产生的正面效果要明显的大于可能产生的负面冲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负面冲击的可能，对此，我们不要事先下结论，而是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同时做出一些有效的设计，使当前这种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保持“利大于弊”。
中国现阶段还不适于采用通胀目标制
不久前，周小川曾指出，类似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定货币政策目标时强调经济发展因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愿意接受目前的CPI水平，以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就此周小川指出，目前，很多发达国家包括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在货币政策目标上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但他认为中国现阶段还不适于采用通胀目标制，理由是：一方面，一些成熟国家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给予稳定的权重也比较高，对于中国来讲人均收入比较低，发展是第一要务，因此在衡量货币政策目标时，首先不是单一目标，不是只管通胀，是多个目标，其中主要的四个目标是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在中国当前阶段，我们对经济发展给予的权重还比较高。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们给予发展的权重比较高，就能容忍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而是多个目标之间的权衡。根据条件的变化，如约束条件和经济运行条件的变化在不断调整。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转轨中的国家，经济有不断消除过去的价格扭曲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货币化的过程。通俗地说，过去住房不要钱或者钱很少，坐公共汽车过去北京四分钱一张票，基本上政府补贴，现在逐步转向住房、交通等公用设施、公用服务要尽可能服从市场规律，在这过程中价格要调整。如果把通胀当做单一目标，而且管得很死的话，很可能压缩改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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