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录：作家的压力和创作冲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动论文,作家论文,压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安忆现为上海作协主席。自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著有长篇小说《流水三十章 》、《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以及中短篇小说集《雨，沙沙沙》、《流 逝》、《尾声》、《小鲍庄》等。2000年，《长恨歌》获茅盾文学奖。日前，王安忆接 受记者采访，就当前的文学创作以及作家所面对的压力和作家的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 了对话。
郑：人们从你的小说里认识你的故事，了解你的立场。你写小说整整写了20年，《小 鲍庄》、《纪实与虚构》等作品都因你独特的立场和叙述风格引起反响，但是，真正受 到海内外普遍关注的，还是写上海的《长恨歌》，学者们把它作为研究特定历史时期中 国都市文化的范本。《长恨歌》用近30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40年的岁月变迁，试图 通过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描绘繁华背后的炎凉世态，展示上海里弄深处的沧桑。能否 认为，至今最能激发你创作灵感的还是上海?
王：我别无选择。1955年，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就随母亲茹志鹃来到上海，住在淮海 中路，一头扎进市民的生活。其实，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是很难感到激动的，因为太 过稔熟，又与经验缠绕在一起，都不会有好好看一眼的用心。然而，这也就是“积累” 的意思了，不是说它能够激发你什么，或是提供你什么，而是与你发生着关系，越来越 紧密，带着些安身立命的意思。
郑：《长恨歌》之后，你似乎开始游离观照旧梦的历史角度。《富萍》中没有了落地 窗和长沙发，不再是上海市中心弄堂的故事。从扬州乡下来的女孩富萍，投奔在淮海路 弄堂里做保姆的奶奶，但是最终她还是离开了弄堂，找到了在苏州河上当船工的舅舅， 并且把自己嫁到了舅舅住的棚户区——苏州河边上的“梅家桥”。这里，没有里弄的优 雅与市侩，富萍过得自由自在。在这样的故事里，你对上海的批判立场已很明显。
之后，《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叙述更彻底地离开了上海。小说讲一个生长在小镇里的 女孩看这变幻中的世界，世界充满生机却也有各种污浊。你赞美小镇纯朴的民风，也对 小镇上变化的人事、无常的人情表现出无奈和忧伤。至此，你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转变 。你的小说走到今天，是否有意与老上海拉开距离?和现在的“流行”拉开距离?
我的写作对象就是我生活过的上海和内地乡镇小城市
王：我的写作从最初起，就是上海和内地乡镇小城市两块区域，因为这是我生活过的 地方。从量上说，上海生活的时间更长，是定居地，但从质上说，内地的生活更具影响 力。到现在，写上海的小说引起注意，还是因为目下的时尚，人们非常留心对上海的描 述。当然，在90年代以后，我写上海比较有文化自觉性，但这自觉性却是来源于80年代 中期的寻根运动。我以为那是一个特别可纪念的运动，它集合了新时期文学中最优秀作 家的思考和实践，不仅对于上海，对于中国大陆许多地区，它都发动了“新看”和“新 写”的方法。所以，我后来写的《上种红菱下种藕》也算不上什么转变，是一桩自然的 事情。我并非有意识地回避讲老上海故事的潮流，就像我也从来没有意识地去贴近这潮 流。老上海在我，只是《长恨歌》的第一部，这其实是今天上海故事的引子，只是作为 引子有些冗长了，所以才独立为一部。
郑：你以后的写作，是会顺着这“引子”写下去，写出“大上海”的真正模样，还是 依然会在“上海”和“江淮流域的农村”之间来回穿梭?
王：我从来不期望要写出任何地方的真正模样，无论是上海，还是江淮流域的农村， 它们都是我小说里的戏剧舞台，一个空间。我属于写实派，我喜欢现实生活的外部状态 ，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间亦有这样的美 感。但空间里或者说舞台上发生的，是我内心的情节。所以，也许碰巧，我还会漫游到 上海和江淮流域之外的地方，写作一个故事。
郑：对写作来说，上海和农村分别给你什么样的动力?
王：上海给我的动力，我想也许是对市民精神的认识，那是行动性很强的生存方式， 没什么静思默想，但充满了实践。他们埋头于一日一日的生计，从容不迫地三餐一宿， 享受着生活的乐趣。就是凭这，上海这城市度过了许多危难时刻，还能形神不散。比方 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上海的街头其实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荒凉呢!人们 在蓝灰白的服饰里翻着花头，那种尖角领、贴袋、阿尔巴尼亚毛线针法，都洋溢着摩登 的风气。你可以说一般市民的生活似乎有些盲目，可他们就好好地活过来了。
农村给我的动力，似乎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最起初，它是向我呈现了沉重的生计，而 且，让我经历了苦闷的精神历程。因此，我无法像很多人那样，怀着亲切的眷恋去写插 队生活。我离开插队的地方后，再没回去过。但时间终究在抹淡经验的色彩，还因为毕 竟身不在其中了，不必加入生存的争斗，心情平和下来，便看见了另一种面貌，那是和 上海的市民绝然不同的，可以说是清醒的人生。因为它和自然贴近，懂得生存的本来面 目。我一直在想“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样的问题，它便试着回答我。近些年 来，我比较多地去江南水乡，我看见那些水乡小镇的体貌如何地服从人的需要，就像一 件可体的衣服，那么体恤与善解人意，在人口密集、水网密布、道路逼仄的地方，温暖 地养育着生计和道德，这是人性的生活，这是我写作《上种红菱下种藕》的初衷，也是 农村生活给我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