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三次飞跃——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背景论文,重要思想论文,科学发展观论文,现实意义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978(2004)04-0096-0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所产生的认识飞跃，前者反映了一种新的建党理念，后者反映了一种新的治国方略，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提高执政能力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以它们为基础。这两个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但实事求是地说，在社会的许多层面、包括许多领导干部的心理层面上，对它们的认识仍然有相当的不足，特别是对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有相当的不足，这主要由对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认识不足所致。不少领导干部，对历史发展的规律缺乏明确的认识，面对当代云谲波诡的事态，往往陷入迷茫。说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实际上对这条路线并没有真正领会。他们感兴趣的，只限于一些应景的见解、甚至于传闻。依靠这些信息来判断形势，可能会收到一些“立竿见影”的成效，但也很容易左右摇摆，甚至被误导。而这种状况又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周边群众，产生思想混乱。有的人之所以坠入深渊，从根本上说，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不利影响。本文拟就此作一探索。
1 历史的回顾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是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作出的科学预见。社会主义诞生的必然性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定形式，即“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1]它在早期主要表现为资本家之间、生产部门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由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发生生死存亡的竞争，从而将失败者无情地淘汰。其后果有二：
一是大工业中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变成一种迫使每个资产者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机器的强制性命令，而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即一支产业后备军。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死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
二是对资本家来说，扩大生产规模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但是市场的扩张能力却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由于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便不可避免，于是就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危机的到来使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除了危机造成的破坏之外，一般生产都通过对人的各种需要、包括病态需要在内的各种需要的刺激来获取利润，而病态的需要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自然资源的恶性开发，把生产成本尽可能地向社会转嫁。从总体上说，资本主义大生产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但由于它内在矛盾的不可克服性，带来了人身内自然和身外自然的严重损害，所以当它发展到高级阶段以后，必将被一个理性的社会代替。马克思和思格斯的预言是：“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3]
然而，20世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都不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后出现的。这些国家之所以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是像现在有的传媒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们具有忱于幻想、容易冲动的民族性格，而是世界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早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国内的矛盾逐渐外化，即国内穷人和富人的矛盾逐渐为国际上穷国和富国的矛盾所掩盖，同时，资源的破坏也逐渐向国外转移。在这种情况下，穷国只要没有国权，那么就即使想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也无可能，只能沦为列强附庸。而要争取国权，就得有强大的精神支柱，为此，只能举比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旗帜，来对抗帝国主义列强。当然，社会主义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还有一些特定的历史机遇。
对于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所造成的历史空白，列宁当初是有清醒估计的。十月革命一成功，他就立即把建立社会化大生产作为当务之急，然而在如何建立社会化大生产的途径上，还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中，基于极端困难的国际和国内条件，不得已采用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实行不仅有客观原因，也有认识上的主观原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实在当时表现出了其必要性，但也很快暴露出了严重问题，引起了社会危机。
列宁敏锐地意识到了改变经济政策的必要性。他说，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计划用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和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把它定义为国家可以限制并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他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说：的确，“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4]
新经济政策在苏维埃俄国很快见到成效，但在列宁逝世以后也很快就终止了下来。终止的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落后国家的运用有一个探索过程，列宁晚年的思想没有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当新经济政策的负面效应一显露，就很容易被放到动摇社会主义根基的意义上去理解；二是国际上前苏联承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沉重压力，尤其是法西斯势力的威胁，形势迫使前苏联领导人不可能不考虑加速工业化以增强国防。
受以上原因推动，前苏联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便采用了一种既不同于战时经济政策又不同于新经济政策的计划经济政策。其特点在于：从总体上说，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同时又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发挥着贸易和货币的功能。与这种经济模式相适应，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极具刚性的社会组织结构。利用这种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前苏联高效地调动了物质力量和规范了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并保证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这就给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道路时留下了示范效应。
2 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跃——对生产力地位和生产关系的探索
在中国改革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对前苏联模式采取了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其实从现在来看，斯大林领导的这一段时期所实行的政策，并不是完全没有合理之处的。除了非常时期外，斯大林始终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否则前苏联不可能有后来的超级大国地位。中国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中，即使要坚持这一条也很不容易。他的失误之一在于：卫国战争胜利以后，没有抓住机遇及时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向前推进。
新中国建立以后，1956年党的“八大”把国内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归结起来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的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等于这个指导思想就已经得到了确立。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因，从1956年的“八大”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间经过了22年的多次反复和曲折，最后才以沉重的代价树立了起来。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第一次飞跃，其本质是对生产力第一性地位的唯物主义观念的确认。
前苏联和中国的历史都证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仅仅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是不够的。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人的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 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规律。
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跨越，但人的个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却不能跨越。人的个体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通过高度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实现人的独立发展阶段。只有通过这种社会环境的洗礼，人的专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才能得到迅速提高，否则，只能揠苗助长，适得其反。列宁当年看到了这一点，但没有来得及统一全党的思想，更投有来得及充分实践。这个认识上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十年的痛苦摸索，到1992年“十四大”实现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本质是通过对超前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其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第二次飞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作用下，对资本主义因素的积极方面进行有节制的利用。然而，资本主义因素毕竟是一柄双刃剑，它的基本机制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个机制既有促进经济繁荣的一面，又有使人异化的一面，异化造成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人的对立。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市场经济虽有促进资源配置的作用，但由于资源所有权的建立和维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是市场失效，于是便造成所谓的“公用地灾难”。从人与人的关系看，市场经济虽有促进民主与法制的作用，但也会刺激人产生包括病态欲望在内的各种欲望，从而使社会问题猛增。消费欲望的上升又会反过来推动资源的过度开发甚至恶性开发，从而使环境灾难加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主导思想在于把市场经济阶段视为“历史的终结”，而前者的主导思想则把市场经济阶段视为历史的过渡。可以说，目前出现的问题，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可避免的阵痛。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对社会问题可以掉以轻心。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除了来自市场因素以外，还来自人口数量、国民受教育程度、民主与法制状况、文化传统等，这些因素在市场经济烈焰的笼罩之下，被浓缩、强化起来，同时国际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也在时时发生作用，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复杂。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量的积累就会引起质的变化，从而使过去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
3 第三次飞跃——调整上层建筑并发挥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与10多年前相比，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摆正生产力的第一性位置，同时要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主要是超前的部分）以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围绕这两个方面的工作，我们已经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实现了两次飞跃。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关系中又逐渐产生了新的不适应生产力的部分。过去对生产力的认识，仅仅限于经济再生产的能力，这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其实与经济再生产并行的，还有自然界的再生产，只是自然界的这种功能是以潜在形式出现的，不到一定程度不会显化而已。所以，真正的生产力不仅包括经济再生产的能力，还应包括补偿自然再生产的能力，即持续地开发自然的能力。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生产关系超前，经济再生产的能力受到抑制，自然再生产的能力也在局部受到损害。而在生产关系调整之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则主要表现为经济再生产能力大为增强，自然再生产能力却受到严重损害。同时，随着资源的重新配置，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对社会的稳定、从而对生产力的成长构成威胁。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把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矛盾概括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1979年，邓小平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6]以上判断到今天仍然是正确的，只是关于生产力的内涵应该有所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今日中国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原有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已显露出相当的与生产关系的不适应性，因此，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原有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主体，对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因素，还有保护、引导作用；对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适应的因素，还有限制、克服的作用。上层建筑的这种作用主要是先进思想、先进观念的指导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它们的实质是突出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未来社会的中心发展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有三层含义：第一，人能参与全面的活动，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使自己的一切天赋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产生极大的创造力；第二，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人的个体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互协调。更深入地看，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内涵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7]就是说，人实现自由的基本标志是劳动完全摆脱了谋生的消极性质，纯粹作为创造性活动出现。为了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三个条件：摆脱自然界盲目力量的统治，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摆脱人与人关系的压制，在社会中实现自由；摆脱对必然性认识的盲目性，实现意识的自由。在这三者中，意识的自由是前提，社会中的自由是条件和手段，对自然的自由是基础也是目标。只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有了清楚的认识，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协调，才能对自然过程进行自觉的驾驭和控制。
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作过类似论述，但是当时的情况是生产关系严重超前于生产力，在社会的物质基础十分薄弱、人的基本需要普遍得不到满足的背景下谈论这个问题，无疑是苍白无力的。当人的基本需要已经开始满足，部分人的需要已经进入享受型需要阶段时，如果不及时以人的全面发展思想来引导社会发展，人的需要就会进入误区。事实上，面对来势汹汹的社会问题，单纯的法制手段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毫无疑问，法制手段必须强化，但法制手段必须与先进意识的灌输相结合才可能奏效。无论从保持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从社会的现实需要来看，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引导社会发展的旗帜，已经到了非常必要的时刻，这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第三次飞跃。
4 结论
第三次飞跃的实质，是用人的全面发展观作为旗帜来引导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在讲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因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异。首先，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空洞的，而在经过历史的反复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理解的戒律已经消除，因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有可能得到全面、准确的把握；同时，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切身体验，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不再是空洞的幻想或者狭隘的偏见，这就为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弘扬创造了优良的社会环境。其次，中国共产党把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相结合，把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化为现实的行动纲领，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物质基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创举，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抓住这个机遇，实现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的发展，不仅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真正的福祉，而且会对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收稿日期：2004-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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