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及其当代价值
——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文本学诠释
陶廷昌，王浩斌（中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同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融合而创生的理论体系，它是新时期探索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史转变的科学指南，体现出生产发展思想的世界性，政治格局思想的世界性，安全稳定思想的世界性，文明交往思想的世界性以及人与自然思想的世界性。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全面梳理与深入分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有利于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当代价值；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人类命运走向问题的纵深考量，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同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具体实践进行有机融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新理论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期探索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史转变的科学指南，具有深刻的世界性。现阶段，我国正处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全面梳理与深入分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AABB式重叠是十分多产的构词方式。无论是普通话还是东北方言词汇中都有很多这种形式的词。动词在上面我们已经举例并进行了分析，重叠式中形容词更是展现出了数量多的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既是揭示世界历史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理论基础，其基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Tensor 27，德国BRUKER光谱仪器公司）；热重分析仪（TGA）（STA 409 PC，德国Netzsch公司）；低温差示扫描量热仪（DSC 6000）（美国PE公司）；扫描电子显微镜（SEM）（日本，Hitachi SU-70）；剥离强度测试仪KD Series（深圳市凯强利试验仪器有限公司）；电池测试系统（深圳市新威尔电池检测设备有限公司）；电化学工作站（Zennium/IM6，德国Zahner公司）。
（一）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主要根源
世界历史的走向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在面临挑战、化解危机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实践运演中，资本主义运用“炮舰手段”强行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生产方式与文明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这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全球的欲望扩张，导致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和恐怖主义，给世界整体性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一些西方国家以“单边安全”、“绝对安全”为准则，对那些具有所谓威胁自己的小国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单边主义”的打击。然而，这些“单边安全”、“绝对安全”行为，不但没有根除安全问题，反而带来了更为复杂的世界性大难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应运而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这些世界性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的是一种“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8]，在经济全球化（P523）纵深发展的新时期，世界各国的安全互相关联、彼此影响，“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8]，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所谓（P523）的绝对安全，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已把世界各国连成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7]。这表明，在民族（P290）史、区域史向世界史转变的进程中，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既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然要求，也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必然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适应世界历史的潮流，符合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它呼吁世界各国转变安全观念，“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7]，共同应对恐怖（P290）主义、难民危机、疫情蔓延等问题，在具体实践的举措落实中，“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8]。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P540）安全稳定思想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二）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核心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所展示的是一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反映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导向与实践指涉。这种理论导向与实践指涉对于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和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以更进一步彰显我国的大国形象与责任担当，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三）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
公平正义不仅是中华民族追求的目标，同时更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决定了公平正义的世界性，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涵盖的世界各国对于公平正义的普遍认同与践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阐明了区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内在规律，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和最终走向就是共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充分展现了其提倡推进建设新型国际秩序的科学性。在新型国际秩序建构的实践指向上，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平等原则，在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世界各国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8]，各国主权领土不容侵犯、（P523）内政不容干涉，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该得到认同与支持。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展现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它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多边发展体制，坚持把本国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8]，不断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P523）汇合视域面。例如，中俄之间的交往，旨在“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7]；中美之间的交往，以（P292）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为目标；中欧之间的交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7]；金砖伙伴之间的（P293）交往，主要是推动经济务实合作以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7]。由此可知，人类命运共同（P293）体所展示的是一种立足世界发展宏观视维的公平正义秩序观，是其世界性的集中体现，这无疑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公平正义的路标。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是在世界历经新变局的实践中创生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在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的阶段性理论表征，因而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生产发展思想的世界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7]，人类在（P286）同一个时空里交汇，“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这些论断是马克思（P286）世界历史理论的现实表征，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直观经验的世界性彰显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基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的考量，在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建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7]，坚持“大国之间相处，要（P292）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7]，（P292）引领世界各国友好合作，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在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7]，坚持把和平、稳定和发（P293）展作为自己的职责，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支持东盟发展壮大”[7]，不断“深化同周（P293）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7]；在建立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P293）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境遇，都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引领者和践行者，对此，中国将“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7]，共同打造“真、实、亲、诚”的“中（P294）非命运共同体”，打造“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7]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打造“全面合（P294）作、共同发展”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新时期世界历经新变局的现实，不断推进建构与大国、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其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积极发展全球的伙伴关系，形成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新局面，而这恰恰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的外在彰显，这无疑为新时期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树立了典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格局思想的世界性
马克思主义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辩证统一的，在二者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调整、变革和发展的方向，而不允许其长期滞后于或者不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上层建筑取决于和服从于经济基础的性质和客观要求，而不允许其脱离经济基础的发展状况。因此，政治思想作为树立于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它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变化也必定或快或慢地产生符合其经济基础的发展与形变。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巨大发展重大变革全面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这就内在地驱动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以实现世界和平力量的整体提升。面对动荡不定的大世界，“兵戎相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7]，但由于世界历史的（P286）逐步形成，各国的互相联系与交往程度空前加深，这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P286）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实践形态，在国际政治格局上，它“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8]。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指导下，人（P541）类命运共同体的对话协商机制要求世界各国“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8]，建立一种平（P523）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共同开辟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8]。经济的巨大发展，已把世界各国（P523）连成具有世界性的整体交往域，在这个交往域中，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不能打开潘多拉的盒子”[8]。在促进世界历史（P541）形成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格局思想破解了“西方中心论”的国际格局，创立了以“和平、主权、普惠、共治”为原则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旨在推动在多领域打造各方合作的新疆域，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格局思想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安全稳定思想的世界性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实现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是一种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而推动这种历史发展趋势的主要根源就是大工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普遍化。马克思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也就是（P68）说，生产力越是发达、分工越是精细、交往越是广泛，世界各民族的关系就越是紧密，越是成为世界性的网状交织图景。众所周知，在工业革命之前，由于生产力的极度落后，人们还没有摆脱对于自然界的依赖关系，世界各民族之间甚至是同一个民族人们之间的交往都由于生产力的制约而被束缚在狭小的毗邻地区，这种地域的、狭隘的交往方式导致了原始性民族或国家的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的社会形态。这种自给自足与闭关自守的社会形态被以蒸汽机的发明与运用为主要标志的近代工业化所打破，由此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人们交往的巨大延拓，使得分工的规模扩大至整个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由于蒸汽机的发明与运用而引发的工业革命，“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2]，这就内在地促（P132-133）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同时，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矛盾（P275-276）运动，推动了各个民族之间的分工越来越具体化、精细化，即是说，逐渐完善的生产力、交往方式以及因此自发发展起来的国际分工打破了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使得“地域的、狭隘的个人为世界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P39-40），由于各个民族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的瓦解与消失，先前的民族史、区域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P50）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往思想的世界性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源泉，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与规模，是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核心动力。不可否认，在世界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猛速发展，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P277）但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马克思曾经指出，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这个规律的支配下，一方面，资本尽可能地把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变成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从而改变自然界本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严重截断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路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融入，实现生产工具的大幅度提升，加大加快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进而导致了生态失衡的困境。当大机器取代工场手工业以后，重工业、轻工业和纺织业等行业的不断发展，会引发严重的空气污染、河流污染、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生态失衡的现象。这些生态问题的引发，其核心原因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与恶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世界历史的宏远视维，旨在“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8]，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P544）新时代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大难题。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以及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持续推进，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7]，（P285）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的关系，“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7]，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P291）来”[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空气、水、土（P291）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8]，（P544）我们不能“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8]。面对全（P544）球生态问题，世界各国应该坚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7]，坚持（P291）“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8]，共同（P544）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携手“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7]。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P291）自然思想具有深刻的世界性。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思想的世界性
马克思指出，由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在此基础上，世界各民族的精神（P275-276）产品也将成为公共的财产，即“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可（P276）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就是形成世界性的包容整体，而这个“包容整体”是以文明多样性为前提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8]当前，世界上有两百（P543）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国情和风俗的差异性，孕育了不同的文明，但“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8]。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宣扬“文明（P544）冲突论”、“文化优越论”等论调，其实质就是披着“文明冲突论”的外衣强行干涉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以达到其压制或颠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权的目的。“文化冲突论”认为，非西方文明正在崛起，并逐步打破现有文明的均势，导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例如，亨廷顿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对西方文明构成了极为严峻的威胁，要求美国及早做好应对伊斯兰文明的挑战。可以说，“文明冲突论”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行径提供了理论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交往思想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立足世界各国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现实，全面批判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文化优越论”等论调，它坚持与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7]，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P291）展，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这无疑凸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往思想的世界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的当代价值
在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自身生产方式的规律是这一转变的核心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标与决定性动机，就是无休止地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种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的客观必然性就是剩余价值规律，正如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3]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资本运行的核心驱动力，是民族、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物质力量。为此，资本必然要冲破民族性的、区域性的限制，以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利润。马克思指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一方面资本“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4]，另一方（P538）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4]。这表明，为了能够获取（P538）更多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任何界限对于资本来说，都体现为必须克服的障碍，因为“资本的趋势（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4]。同时，由（P538）于资产阶级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它会极力冲破狭隘的地域限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自己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空间。正是基于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贪欲，资产阶级将会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这就内在地驱使“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为此，资产阶级必须奔走（P276）于世界各地，必须每天增加资本减少成本，必须开辟更大商品销售市场，必须不断改善交通，“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5]。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速度与规模，这便成为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核心动力。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公平正义的路标
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形态走向的问题曾经作出过两种表述，一种是基于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而划分出来的五种社会形态，一种是根据人的发展状况的差异性而划分为三种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但无论是哪一种划分，其最终的社会形态都是走向共产主义。即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最终方向是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其一，世界历史的形成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丰富的物质财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指出，只有在生产力巨大发展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涌现出来之后，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当前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形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和竞争，使得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与发展，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从而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度准备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其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促使世界历史的最终走向是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蕴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因此其生产方式越是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兼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6]。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生（P551）产关系上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严格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混乱无序性之间的对立，这将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而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根本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巨大的生产力，因为这种生产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6]，即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P557）矛盾唯有运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予以根本的解决，这就为世界历史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供了实践论证。其三，资本主义加速统治世界的同时也催生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出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P278）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抗的日益激化，无产阶级逐步成为否定资本主义自身的物质力量，成为世界性的本质存在，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是其世界性，它“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这表明，（P87）资本主义加速对世界统治的同时，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催生了世界性的阶级基础与主体力量，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为新时期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树立了典范
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的生产发展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生产力是生成世界历史的物质力量的思想，又结合世界历经新变局的具体实践，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世界性理论思想。工业革命以前，生产力水平低下，世界上的各民族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区，处在彼此独立的闭关自守状态；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打破了世界各民族互相独立的闭关自守状态，使各民族在世界范围内连成一片；当今世界，社会信息化深度发展，科学技术极大提高，这使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得“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7]，逐渐形成了世界（P286）性的普遍交往，进而促使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可（P286）见，世界各民族由“闭关自守”到“连成一片”再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即民族史、区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生产力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必然要求并且实现对国界的突破，形成各民族之间在生产发展方面的相互依赖与联系，进而促使原来的民族史、区域史和国家史都深深地打上世界的烙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产发展思想正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关于人类命运走向与人类交往形态的科学理论，它是世界各国共同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发展前景的中国方案，旨在打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局面，寻求一种“大家一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以开辟一个“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8]，这无疑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生产发（P524）展思想的世界性。
③指导交流功能：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些迷惑和困难，一方面可通过课堂的讨论和答疑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可通过网络平台的指导交流功能来答疑解惑，这部分功能为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学生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观看微视频，参与在线答疑、讨论等环节,进行各种主题学习以及学习经验的交流，这种交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仅方便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而且也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融洽度，为进一步教学提供了方便。
除上述措施之外，笔者还建议我国事业单位应借助预算管理进一步加强经费管控的实施力度。现阶段，无论何种单位性质和类型，预算管理都是实施内部管控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事业单位改革改制的进展，很多事业单位都在单位内部管控中引入了预算管理机制。因此，事业单位可以在预算编制和执行监督中，加入对经费数据的调取、分析、监控。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当前，世界正处在巨大发展、深度变革和重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延拓，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不断深入，使得世界各国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巨变是区域史、民族史向世界历史推进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全面解释了治理体系全球性的必然趋势，即在涉及世界经济、贫富分化、地区热点、网络安全、疾病疫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9]，也没（P58）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9]。这些世界性大难题的总体性呈现，全（P58）面暴露了现行全球治理机制体制的严重弊端，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治理理念、体系和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7]。因此，具有世界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P286）应运而生，它打破了西方全球治理的旧模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方式。在治理问题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决反对“‘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8]的局面，而是“要坚持共商共建（P540）共享原则”[7]，在总体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P295）改革和建设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符合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7]。推动全（P295）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情，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7]。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性视野下推（P295）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对当前国际治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旨在全面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7]。在改革与建设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P295）具体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就内在地要求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解决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实现世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由此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性无疑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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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Textual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Tao Tingchang，Wang Haobi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Hunan, 410083）
Abstract：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ed by integrating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today’s world. It is a scientific guide to explore the transformation o national history, region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 in the new period, and reflects the universality in thought o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ought of political pattern, thought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ought of civilized communication and thought of man and nature. At the present stage, China is in a historic critical period of entering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world history theory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 of a new world order, actively developing global partnership and realizing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iversality; contemporary Value; modernization; Marx’s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921（2019）04-109-007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 17WTC22）、中南大学研究生调查研究项目“高校学生文化自信状况调查研究”（2018dcyj002）、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诠释学研究” （2018zzts2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陶廷昌（1986-），男，广西贺州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王浩斌（1976-），男，湖南双峰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流动站博士后，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步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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