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兼谈文体发展及文学与文化之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文体论文,后期论文,关系论文,和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后期文坛出现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现象，不须过多论证，就可以基本确定下来、成为词学和诗学研究者公认的事实，但是由于诗、词一直处于分体研究的状态，很少有人将这两种情况并列起来对比考察，所以需要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南宋后期为什么会产生诗、词这种反方向发展的状况，词学研究者和诗学研究者却有不大相同的认识。这牵涉到许多复杂问题，譬如南宋文化环境整体的雅与俗，诗、词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文化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南宋士大夫的雅俗观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
词到了南宋后期，日趋雅化，姜夔及格律词派是词雅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姜夔的词或被称作“骚雅”，或被视为“醇雅”、“清雅”、“古雅”、“淡雅”，正如有学者所说：姜夔“以清雅之词，抒清雅之情，写清雅之意，吐清雅之气，或咏清雅之物”（注：贾文昭《试论古代词苑中的第三派》，《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还有学者则明确指出：“姜夔则彻底地反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雅而又雅。……姜词被视为雅词的典范。”（注：王兆鹏《宋词流变史论纲》，《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古往今来的学者基本确认了姜夔词“雅”的特点。的确，与晚唐五代以来任何词家、词派相比，姜夔的词都显示出“雅”这一特点——清虚缅邈的情思，清劲古雅的语言，清空淡雅的词风，这些特点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推崇，以致南宋后期的词坛，差不多是姜夔及其格律词派的一统天下，也可以说是雅词的一统天下，这足以说明，词到了南宋后期就彻底雅化了。
然而与之相反，诗到了南宋后期，则日益俗化，刘克庄、戴复古及其江湖诗派可以说是“诗”俗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这一点也是从宋至清诗评家的共识：
尝闻之曰：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注：包恢《敝帚稿略》卷五《书侯体仁存拙稿后》，四库全书本。）
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抄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模晚唐，调多俗下。……余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已可一概也。（注：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宋人力贬绮靡，意欲淡雅，不觉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他满，移个柴门傍竹开”，二虚字甚恶。其子复古“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著高”；高菊涧“主人一笑先呼酒，劝客三杯便当茶”；王梦弼“三年受用惟栽竹，一日工夫半为梅”；方翥《寄友》“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程东夫“荒村三月不肉味，并与瓜茄倚阁休”，当时自以为入情切事，不知皆村儿之语，徒供后人捧腹耳。（注：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宋末诗格卑靡。（注：《四库全书总目·江湖小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
江湖诗派是宋诗众多体派中受到批评最多的诗派，其所受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但众矢之的无疑是其“鄙俚”、“俗下”、“酸陋”、“村儿之语”、“卑靡”，一言以蔽之即“俗”。的确，与此前的任何诗体、诗派相比，江湖诗派都更加浅易、率直、亲切、轻巧、凡熟，都更能显示出“俗”的气象或情调，而具有传统士大夫诗歌由古典文言向通俗白话发展的迹象。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诗坛的主力军，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南宋后期诗歌是彻底俗化了。
雅和俗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很难确定其确切的定义和范围，这里试将南宋后期词人、诗人的作品——譬如姜夔的一首词和戴复古的一首诗——放在一起并观，以说明本文对雅和俗定义及范围的大体限定：
疏疏雪片，飞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公来领客，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剪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姜夔《玉梅令》）
寄声说与寻梅者，不在山边即水涯。又恐好枝为雪压，或生幽处被云遮。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此是寻梅端的处，折来须付与诗家。（戴复古《寄寻梅》）
这是两首与梅花有关的词和诗，虽然说评价诗词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我们暂时抛开文体的限制，仅从雅俗的角度来统一标准衡量，则姜“雅”戴“俗”是一目了然的：咏梅则姜夔遗貌取神，传达出梅花的幽韵冷香，得其神似，戴复古则摹写物态，细说梅花的花蕊和花枝，得其形似；写人则姜夔希望范成大“揉春”、“剪雪”、“绕花千转”，戴复古则希望“寻梅者”折花赠己；叙写方式上姜夔笔势灵活，变化无端，显得神思飞扬，戴复古则意脉连贯，一气直下，思路寻常。语言上尽管两首诗词都有“雪”、“梅”、“花”、“疏”字样，但整体效果却不一样，尤其是戴复古用了不少虚词连接句意，使“诗家语”散文化，又夹杂口语（如“端的”），不像姜夔那样精练雅致；风格上姜夔轻灵飞动，戴复古亲切小巧；……这一切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在士大夫传统审美观念中却有雅俗之别：姜夔的作风被视为雅，戴复古的作风被视为俗。特别是在形似和神似之间，士大夫对其有明确的雅俗判定，尤其在北宋日益推崇文人写意画之后，神似被视为文艺创作境界的极致，形似则被视为匠人之作，带有“匠气”，一句“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其风神远韵高过“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无数倍，而有无风神远韵正是雅、俗的分界点。
这两首作品都不算是两位作家的最好作品，但却代表了他们的基本风格，也能够代表南宋后期格律词派词和江湖诗派诗的最主要特征，代表了南宋后期词“雅”、诗“俗”的程度，以及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的大体方向性、规定性。
本文所说的雅和俗，基本界定在士大夫文学这个层面，是属于士大夫文学或者说是精英文学、雅文学内部的雅俗问题，而与一般文学研究者所说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雅与俗不同，其差别实在不如士大夫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雅与俗那样大。
同样，雅化和俗化更是相对而言的，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指词和诗各自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雅、俗倾向，本文同样将其限定在士大夫的主流创作范围之内。
二 词体诗体发展的自身规律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问题，属于词、诗两种文体各自发展规律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学发展规律问题。每种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律都很复杂，这里仅从雅与俗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文体自身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般来说，一种文体的发展，总是经过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或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嬗变过程，也就是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注：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57页。）而当一种文体发展到鼎盛时期，也就是雅化到顶峰状态或雅到极致，这种文体就会定型甚而止步不前，如果再要进一步发展变化，就需要引进新的机制，“逆向取野取俗的趋势”（注：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第57页。）无疑是新的机制之一。传统士大夫不少文体的发展，可以说基本符合这个规律。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就从文体发展的这一规律集中体现出来。
词的雅化大体是从晚唐五代开始的，经过北宋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南渡词人等许多士大夫文人的多种努力，才将民间流行的曲子词，由通俗的音乐文学而变成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一种纯文学形式。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欣赏口味，促成了词的整体面貌的改变，词日益雅化。到南宋中后期，在姜夔及格律词派的努力下，而最终成为一种可以和诗相提并论的士大夫文学体裁，成为雅文学、雅文化的一种文学体式。期间虽然有柳永俗词及其效仿、追随者俗词的一度兴盛，但是雅化一直是南宋灭亡以前词的发展主流。词体在两宋时期正处于“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所以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姜夔及格律词派之所以能够风靡南宋后期词坛，主要是顺应了词体的雅化发展趋势，将北宋以来“雅化”成果发扬光大，使词的语言清醇典雅、技巧娴熟优雅、意境精美风雅、情调超凡脱俗，他们基本完成了词体的雅化过程，是词体雅化的完成者。
南宋以后，元明词的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词人未能认识到词体雅化过程已经完结，已经雅极而必俗，需要“取野取俗”才能使之变化发展，譬如清代词是词体的重新振兴时期，但其成就不能与宋词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清代词人无视词体的发展雅极而必俗的规律，他们还在极力倡导姜夔一派的雅词，因此他们让词再次雅化的努力对词体发展而言无济于事，词体日渐衰落。
而诗歌，先秦就已经产生，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到盛唐已经彬彬大盛，完成了“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进入“定型”阶段，需要变化了，因此在宋代之前，诗就不可避免地俗化。诗的俗化至少从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时就开始了。北宋的诗人，之所以从新变派起就倡导“以俗为雅”，就是因为中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诗的俗化现象已经到了难以彻底改变的地步，如果不加以利用改造，诗歌可能就向更通俗的方向发展了。苏轼、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一方面力求避俗，一方面又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他们在遏制诗的俗化进程的同时，却又不免加速了诗的俗化，使大量的“俗化”现象出现在北宋的诗歌里。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发生变化，其实就是加入了更多俗化基因。南宋中期，尽管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苦苦支撑，但俗化却成不可抑制之势，杨万里的诗歌，被视为通俗白话诗，陆游、范成大也不免滑熟浅俗，缺少江西诗派黄、陈正体的雄深雅健。
南宋后期，诗的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忌俗尚雅是历代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倾向和追求，江湖诗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与其他体派诗人相比，江湖诗派似乎更加惧怕尘俗，而标举清雅。即便是在汲汲于名利的奔走途中，江湖诗人也不会忘记附庸风雅，他们的生活并非方回所说的那样完全龌龊尘俗。江湖诗人干谒权贵的目的，常常是为了昂贵的“买山钱”，为了买山之后过上富贵风雅的文人生活。他们的诗中，有很多惧俗、避俗、去俗的诗句，表明他们对待“俗”的态度，他们的创作本身也极尽避俗之能事。江湖诗派追求“清”，因为“清”与“俗”在南宋中后期是反义词，例如：“作诗如作字，横眉竖鼻，所差几何，而清、俗相去远甚。”（注：刘辰翁《须溪集》卷六《刘孚斋诗序》，豫章丛书本。）江湖诗派互相之间评诗，最高的称赞是“清”，如俞桂《渔溪乙稿·赓宋雪岩韵》就说宋伯仁“诗与梅花一样清，江湖久矣熟知名”；陈起《芸居乙稿·题西窗食芹稿》云：“曾味西窗稿，经年齿颊清。细评何物似？碧涧一杯羹。”林希逸《和元思朋微韵二首其一》云：“吟清字字使人冰，惠我多于锡百朋。”为了“清”，江湖诗人在题材上作了不少限制，他们尽量选择高雅的事物去描述，所以他们的诗歌喜欢以清净淡雅的自然风景为描述对象。他们还像戴复古一样写大量的梅花诗，因为他们认为缺少梅花，诗人和诗便会粗俗不堪。为了清雅，他们不仅要求诗材之“清”，而且要求诗人格调“清”，因为只有“清”人，才写得出“清”诗。江湖诗人求“清”就是求“雅”。
江湖诗人如此追求清雅脱俗，但是却比任何一个诗派都难以摆脱“尘俗”的恶评。其审美追求与创作效果之间如此不同，其间有很多原因，而传统诗歌自身的发展——长期雅化之后的不断俗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以江湖诗派的能力，根本无法控制或扭转这个不断俗化的局面。“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力主学诗必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他所指摘的五俗，恰恰是宋诗中大量存在的创作现实。”（注：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文体丕变和宋代文学新貌》，第54页。）严羽的“五俗”可能正是针对江湖诗派而言的。题材内容的世俗化、语言风格的通俗化、思想境界的庸俗化，正是江湖诗派的显著特征，也是诗体俗化到南宋无法逆转的表现。江湖诗派不得不顺应诗歌俗化趋势，在不太自觉的情况下发展了诗体。此后，诗歌虽然没有进一步俗化而成为俗文学的体式，却不再兴盛。文体自身发展规律，虽然不能制约创作者的审美情趣及其对文学文化的影响，却能制约创作者的风格与成就。
词、诗以其各自不同的发展演进形态，同时进入南宋后期，造成了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极端冲突的局面，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文学分体研究却淡化了这种冲突现象，文学发展史研究也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
三 词的雅化、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环境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宋词研究者认为“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并从“物质文化的雅化”和“精神文化的雅化”来论证这个观点，而且指出姜夔的雅趣和雅词是在南宋文化这个大的雅化环境中形成的（注：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0—133页。）。由此论点推论，追随姜夔的格律词派之所以形成，自然也与这个雅化环境有关，也就是说，词的雅化是在“南宋文化环境”的“雅化趋势”中形成的。
然而有的宋诗研究者认为，江湖诗派“俗的风貌”形成，与江湖诗人接近“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有很大关系，而且“南宋时期，市民文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当时的诗人显然有一定影响”（注：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07页。）。“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及“市民文化”显然是南宋俗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也曾认为南宋文化处于“雅文化衰落，而俗文化逐渐兴盛的转折时期”（注：吕肖奂《宋诗体派论》第八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所以江湖诗派明显受到俗文化的冲击。事实上，这一点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伴随着城市经济繁荣而日益兴盛的市民文艺文化，对士大夫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产生影响（注：如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8页等。）。因此似乎可以说江湖诗派的“俗”与南宋日渐发展成熟的俗文化有重要的关系，进而可以说南宋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的俗化环境关系密切。
分别考察，这两种观点或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合而观之，就比较矛盾：诗与词，同时在南宋后期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生存，却同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待深入思考后作出解释。
既然人们都认为文化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南宋的整个文化到底是雅还是俗？“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吗？南宋文化是个大概念，如何确定其范围？文化环境对文体发展、文学发展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文化与文学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而本文只是对其中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作为整体的南宋文化，是无法确定或判定其雅和俗的，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从来都是由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雅与俗文化组成的，都是涵盖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创造的，南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包涵着南宋各个阶层的各种十分具体的文化因子，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雅文化和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这与以前一些朝代的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
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注：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注：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3—5页，第61—62页。），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注：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
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注：详参王水照师《王水照自选集》，第61—62页，第57页。），——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
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
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注：《元丰类稿》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注：《陆放翁全集·渭南文集》卷十四，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78页。）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
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注：胡仲弓《芦航漫游稿》卷二，《王用和归从莆水寄呈后村》，四库全书本。）。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
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
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
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
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环境只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体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所以本文就此问题作了一点探讨，希望能引起研究者们更多思考。
王兆鹏评议：
该文的一大亮点是发现和提出新问题，并给予了富有启发性的解释。
研究南宋词的学者认为，南宋词是由俗趋雅，日益雅化，词的雅化与南宋的雅文化密切相关；而研究南宋诗的学者认为南宋诗是由雅趋俗，日益俗化，诗的俗化是受南宋俗文化的影响与制约。两种观点，分而观之，都言之成理，但合而观之，就成了问题甚至有矛盾。同在南宋的文化背景之下，为什么诗词的发展取向截然不同？为什么诗日益俗化而词日益雅化？南宋文化究竟是雅化还是俗化？问题的提出很有意义。
作者进而指出，南宋雅文化有俗化倾向，俗文化有雅化倾向，正因为南宋雅俗文化的互摄互融，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使得原本俗的词走向雅化以求发展，而原本雅的诗则走向俗化以求新变。两宋雅文化的俗化与俗文化的雅化，最先就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
该文的另一亮点是提出文化与文学的互动观念，文学并不是被动地受文化的影响，文学也有引领文化的作用。然而，该文只是提出了“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领作用”的看法，尚属感性的体认，如能进一步作些论证，则更完善。
作者还认为，诗的俗化与词的雅化又与文体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词的雅化是词体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诗的俗化也是诗体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观点当然能够成立。但是，从作者行文上看，词的雅化，既是词体自身发展的必然，也是创作主体主动追求的结果，也就是说词体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正相一致。而诗歌的俗化，却是创作主体力求避免出现的结果，为什么诗的俗化与创作主体的审美追求不一致，文中没有给予合理圆满的解释。
沈松勤评议：
该文以姜夔等人的“格律词派”的“雅化”与刘克庄、戴复古等人的“江湖诗派”的“俗化”为对象，考察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两大发展趋势，认为词的雅化始于晚唐五代，经北宋及南渡词人的多种努力，本来属于民间的通俗音乐文学词成了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一种雅文学，南宋后期词就是北宋以来词的雅化的继续，合乎词体本身发展的规律；而诗自苏轼、黄庭坚始，由于“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至杨万里的“通俗白话诗”，范成大、陆游诗的“滑熟浅俗”，更“加速了诗的俗化”，发展到南宋后期，“诗的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同时南宋后期“文化环境”的“俗化趋势”与江湖诗人的“尘俗”性格，更强化其诗歌的“俗化”程度。在考察文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作者将文学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风向标”，认为南宋后期诗歌的“俗化”对南宋文化的“俗化”具有引导作用，尤见新意。
不过，雅与俗是两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就雅或俗而言，还包含着诸多不同内涵的层面。譬如：唐五代的“花间词”，其表现层面无疑是雅的，但其体性乃为“应歌体”，在民间是雅文学，在文人间却是典型的俗文学；杨万里的“通俗白话诗”，在表现上虽通俗，其本质却犹如陶渊明“直写胸中天”。再说南宋文化环境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市民的俗文化相当繁荣，在士大夫的思想领域中，理学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相应的所谓“理学诗”风靡一时；“江湖诗人”虽混迹市井，但依然不乏“有晋、宋间人物风度”及诗歌境界。在考察南宋后期文学与文化的“雅化”与“俗化”时，这些复杂性是不应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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