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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划分
科学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是科学划分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基础。没有前者的科学划分，后者的划分也就不可能科学；没有微观经济的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科学划分，就不可能有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科学划分。所以，我们从如何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谈起。
“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含式扩大再生产。如果要给“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这两个概念下定义，那么，单纯或完全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生产效率没有任何提高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增长；不论生产要素投入增加与否，增加多少，只要是通过改进技术，提高了生产要素效率，实现了的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增长。
这两个简单的定义，包括了丰富的内容：
第一，这里没有把现有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劳动、资金、技术等某一种生产要素密集的程度作为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依据。因为，它们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这里没有把是否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作为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标准。因为，粗放增长是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但是，集约增长也可以甚至有必要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如棉纺织业劳动者和机器设备的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中消耗的棉花必将大量增加，这里没有投入的增加能实现集约增长吗？
同样，这里也没有把是否铺新摊子作为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标志。因为，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建设新工厂，如果实现了经济增长，它可以是粗放增长，它也可以是集约增长，关键是看新建工厂的生产效率是否比原有工厂生产效率提高。如果新工厂生产效率有所提高，就属于集约增长；如果生产效率不变甚至下降，就属于粗放增长。
第三，这里讲的粗放增长，是说单纯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即没有丝毫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实现的经济增长。如果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同时有生产效率的提高，即使这种提高很小，也是集约增长。也就是说，这里讲的粗放增长，不仅是依靠投入增加，也不仅是投入增加为主，而且是单纯或完全依靠增加投入来实现的经济增长。这里讲的集约增长，不仅可以增加投入，而且可以增加很多的投入，但增加投入时只要有生产效率的提高，效率提高的因素不一定在经济增长的总额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只要有一定的提高，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也是集约增长。
宏观经济“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划分
从宏观经济来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数以百万计的微观经济单位有的是粗放增长，有的是集约增长；部分单位粗放增长与部分单位集约增长总是同时并存、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属于何种类型即是粗放型增长还是集约型增长，一般说来，是看该国国民经济中哪一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主要的，如果是以粗放增长为主，就应该属于粗放型经济增长；如果是以集约增长为主，就应该属于集约型经济增长。我这里说的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是以本文第一部分阐明的标准为依据的。
目前，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是生产要素投入增加的因素为主时，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的；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因素为主时，国民经济的增长方式就是集约型的。
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专家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他们还提出了计算投入增加与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公式。H·钱纳里指出：“自阿布拉莫维茨（1956）、索洛（1957）和丹尼森（1962）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经济增长因素的度量分析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主要目的是，估计以资本、劳动投入（随质量变化而调整）的增长为一方，全要素生产率为另一方，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目前，有许多运用各种新古典理论对工业国家所作的研究，它们已经覆盖了战后大部分时期，这种方法也被用于越来越多的准工业国家，这样，这两组国家增长进程的一些区别便可以由此得到澄清。”[①a]
我国一些经济学者对美国学者罗伯特·M·索洛对于分析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他把经济增长中劳动与资本数量增加同技术变化区分开来，创立了一种能确立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无疑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今天，世界银行和许多国家都根据这一理论来确定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原因（即不同因素对增长的贡献）”。[②a]
美国经济学者罗伯特·M·索洛关于确定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理论模型的内容，简而言之，主要是：经济增长中，如果技术进步时，即使平均每人资本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仍会增加。而在技术不变时，当人均资本装备率不变，人均收入也固定不变。因而人均国民收入的大小不仅取决人均资本装备率，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进步。一般情况下，（技术进步）λ的值不会为负。λ值越大，对经济增长也就越有利。
λ的值不可能直接测定出来，因为技术进步融合在劳动者和资本设备中。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公式估算出来。
假设：G[，Y]为“收入增长率”
aG[，L]为“劳动力增长率”
1－aG[，K]为“资本增长率”
因为 G[，Y]＝aG[，L]+1－aG[，K]+λ
所以，λ＝G[，Y]－aG[，L]－（1－a）G[，K]
现在假定 G[，Y]＝3.5%
G[，L]＝0.7%
G[，K]＝2.0%
a＝0.75
则λ＝3.0%－0.75×0.7%－0.25×2.0%
索洛的结论是，在收入增长率3%中，有2%是由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其余1%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所带来的。也就是说，技术进步对收入增长的贡献是2／3，而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对收入增长的贡献只有1／3。[①b]
我国有的学者把何为粗放型增长、何为集约型增长从数量上作了更具体的规定。他们认为：“经济集约化增长即以效率提高为主求得产出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投入减少或不变，如果投入增加，则投入扩大率小于产出扩大率的一半”。经济粗放化增长即以“投入增加为主求得产出扩大。表现为，当产出扩大时，效率或下降或不变，如果效率提高，则投入扩大率或大于或等于产出扩大率的一半。”[②b]
笔者认为，索洛确定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计算方法或理论模型，以及我国学者关于判断一国经济增长类型的数量规定，都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可以不以技术进步为条件，但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一般说来，总是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相联系的。例如，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一般都要以先进的技术装备投入的增加为条件。又例如，技术进步，生产要素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材料也会相应地增大，这就需要有原材料这类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③b]既然，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时，要表现为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的相对增长，我们怎么能在考察不同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把这种生产资料投入量的增加作为粗放因素予以对待呢？在索洛的理论模型中，如果劳动力增长率、资本增长率都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那么，3%的收入增长率全部是技术进步所作的贡献，不能从中扣出1%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对收入增长率的贡献。如果硬要作这种扣除，可能会将集约型增长误认为是粗放型增长。例如，假定收入增长率为3%的条件下，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力增长率为零，引起资本增长率为2.5%。这2.5%的假定，是由于技术进步，采用了先进的机器设备，引起同一时间内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迅速增加。在历史上，在纺织机代替手纺车的过程中，一个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消耗的棉花就曾有过成几十倍、上百倍的增长。按索洛的公式，技术进步的λ值仅是0.5%，是3%中的1／6。这不是把集约型增长算成了粗放型增长吗？
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属于何种类型，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也不能采用投入扩大率必须小于产出扩大率的一半的观点，因为这里也没有区分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作用，而且对经济增长率超过投入增长率的比例提出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我认为，正确的方法是，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微观经济单位按前述划分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的标准分为两类，即投入增长率等于或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归入“粗放增长”类，把投入增长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归入“集约增长”类。对每一类按其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的增加值进行加总，再求每类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如果集约增长类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总额中所占比例超过50%（不含50%），就可以认为该国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属于集约型；如果粗放增长类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总额中所占比例超过50%，就可以认为该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粗放型。因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50%以上的经济增长额是由技术进步、生产要素效率提高所带来，就应该说经济增长是集约型的。如果经济增长额中有50%甚至50%以上完全是由单纯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只能属于粗放型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途径
前面，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粗放增长”与“集约增长”、“粗放型增长”与“集约型增长”的内含进行了较详细的辩析。这种辩析对于正确确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有如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全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核心是强调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粗放增长的条件下，尽管产出量也在增长，但完全是由于投入增长的结果。在这里只有经济规模的扩大，但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谈不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①c]只有在集约增长条件下，即使也有投入的增长，但产出量有更大的增长；不仅有产出量的增大，还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分重视发展我国生产力，反复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②c]“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③c]“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④c]。“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⑤c]“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⑥c]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在于：一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⑦c]二是为了“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⑧c]三是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⑨c]；四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⑩c]
在今天，我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是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同时，就要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就是真正要推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使劳动者生产物质产品和劳务的能力迅速提高。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不能只追求产出量的扩大，而且必须追求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一切有利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应该予以支持，对一切有害于生产效率提高的因素都应该予以消除，对一切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的条件都应该予以创造，对一切属于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都应该予以肯定，使提高生产效率真正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尽快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第二，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特别要重视技术进步。
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从宏观经济上看，还有生产力结构、企业经济规模等等。在诸多因素中，对劳动生产率提高有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因为科技进步通过作用于生产力的其它因素，即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变革劳动资料，扩大和改善劳动对象，必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代就是要通过科技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使劳动者智能化，劳动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自动化，劳动对象人工化，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科技进步还对生产力结构即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发生影响，使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化方向演进，如促使新兴产业的发展，传统产业的改造，落后产业的淘汰，提高经济系统的结构效益。所以，马克思早就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①d]，“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②d]邓小平同志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是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并且能够通过生产力去影响社会生活，所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实质，所以在各项经济活动中都要注重科技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效率。并且要在保证经济有效增长的前提下，利用一切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条件，加速技术进步。例如，为了实现集约增长，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投资，用于添置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使生产效率有一个大的提高；为了实现集约增长，新的摊子还是要铺，新的建设项目还是要上马，但必须使生产效率比原有生产有新的提高；为了实现集约增长，劳动密集型生产还是要继续进行，但是要求各种类型的生产（包括劳动密集型生产，还包括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生产）都要改进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使经济增长率大于投入增长率，并且要力争大得越多越好。
第三，要积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充分肯定和鼓励向集约化发展的每一点进步。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即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而且，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要依靠全社会各微观经济主体、各部门、各地区在现有技术（包括最新的先进技术，中间适用技术，落后技术，乃至极个别十分落后的原始技术）基础上，争取生产技术不断有新的进步，生产效率不断有新的提高。有了这种进步和提高，它们就是在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没有这种进步和提高，就仍然是粗放增长。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可能发生“质的飞跃”，一次取得重大突破，也可能是进行“量的积累”，多次逐步前进。“质的飞跃”也需要有逐步的“量的积累”。所以，要积极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积极支持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经济增长中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上每一点进步和提高。只要它能在促进投入产出比上使经济增长率大于投入增长率上发挥一点作用，就是在向集约增长转变上做出了一定贡献，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就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上前进了一步。
注释：
①a H·钱纳里等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研究》第23—24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a 胡汝银：《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中《译者的话》，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①b 参见胡乃武等主编《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研究》，第108—1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b 傅红春：《经济集约化增长论》第2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③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2—683页。
①c 《人民日报》1995年11月9日《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建立起三个机制》一文认为增长转型是指生产力发展途径、方式的重大调整。笔者认为，粗放增长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它不能说成是发展生产力的一种途径或方式，只是增加产出量的一种方法。
②c ③c④c⑤c⑥c⑦c⑧c⑨c⑩c《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第149页，第134页，第135页，第63页。
①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②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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