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五四批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论五四批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与炳彪千古的历史功绩。可以说，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令人费解的（实际也是很自然的）是，在它之后有人不断非难它，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否定它的“非孔”，似乎“打倒孔家店”是历史性错误。
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一批封建卫道士为核心形成的“东方文化派”提出了以“东方精神文明”即以孔孟之道为灵魂的种种所谓“立国”方案，以作为对“五四”批孔运动的反动。其中最突出的是“学衡派”及其“孔教救国说”。1921年1月， 南京东南大学的几个教授创办了一个《学衡》杂志，鼓吹恢复旧道德和旧制度，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中国最大之病根，……在不行孔子之教”。“孔子之教，教人为人者，今人不知所以为人，但知谋利。”（注：柳诒征：《论中国近世之病根》，《学衡》第3期。 ）以致“国民道德堕落”。因此他们鼓吹“拥护礼教”，主张用孔教去“节制人欲”，去“正人”，去挽救“混乱”的中国。他们提倡“孔教救国论”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北洋军阀新专制主义的统治，并在反对“他立”、“他力”名义下，以孔教排斥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东方文化派”的尊孔复古思潮，中国共产党人作了不调和的斗争。恽代英揭露他们这些“现在主张复古的人，他亦多半不信可以做到复古田地。不过他们只是说这些无聊的话，以表示他们对于旧制度旧学说的恋恋不舍之意罢了。”（注：《民治运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8号。）鲁迅也对“学衡派”作了尖锐批判。1922年2月9日，他在《估学衡》一文中称他们是“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他们“‘衡’了一顿，仅仅‘衡’出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注：《鲁迅全集》第1卷， 第447、449页。）。“学衡派”自己热闹了一阵子，1933年随着《学衡》的停刊也寿终正寝了。后来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虽然仍有几次尊孔复古风的发作，但直接把矛头指向五四运动批孔的却很少。想不到的是，把矛头再次指向“五四”批孔的，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十年的1990年前后。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暂时的社会风气变化及道德出现了一些问题；随着克服“左”倾思潮的干扰，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历史、重新评价孔子儒学，并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另外，在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告别革命”、否定历史的逆流。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误以为马克思主义不时兴了，便接过当年“学衡派”的反批孔接力棒，提出儒学复兴论、儒学救国论、或儒学+马克思主义治国论等，并一致把矛头指向五四批孔运动，非难五四批孔，更有甚者，有的还把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捆在一起，一同贬斥。这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须知，若否定五四批孔就是否定五四运动，就是否定革命，否定历史。这自然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抵制与批判。笔者本人也曾于1989年第五、六期的《齐鲁学刊》上发表了《五四批孔真相——“打倒孔家店”辨析》一篇长文，为五四批孔、为“打倒孔家店”正名。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我们应还五四运动的本来面目，洗掉加在它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让“五四”这座历史丰碑永放光彩！
二
非难五四批孔者，他们首先不理解“五四”为什么会这样猛烈而集中地批孔。这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了解五四批孔的历史背景。如果粗读五四前后这段历史即可知，“五四”如此猛烈批孔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的“反传统”狂热病，而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民主科学与传统儒学冲突的必然发展
自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与之相随的西学东渐以来，民主与科学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僵化保守思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并酝酿着一场大的激化斗争。民主主义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遭到了封建主义、传统儒学的顽固抵制与强烈反对；而这种传统旧思想长期以来禁锢并窒息人们心灵，严重阻碍民主等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北洋军阀新专制主义者，更以传统儒学绳之人民。如李大钊当时所揭露的：“豪强者出，乘时崛兴，取之以盗术，胁之淫威，绳之以往前贤之经训，迟之以宗国先君之制度。禁蔽其聪明，夭阔阔其思想，销沉其志气，桎梏其灵能，示以株守之途，绝其迈进之路， 而吾之群遂以陵替。 ”（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 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而历史的发展，人们强烈要求从传统儒学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去迎接新时代的到来，即“冲其网罗而卓自树立，破其勒
而突自解放”（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 247页。）。由此李大钊一再号召“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 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我们称五四运动是一思想解放运动，其本意就是说它使人们从传统儒学旧思想体系中解放出来，去接受并确立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体系。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对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注：《陈独秀著作选》第 1卷，第442 页。）。如果从上述传统儒学对人们思想的严重禁锢来看，从人们迫切要求从封建思想网罗中解放出来来看，从民主与科学思想传播来看，五四批孔就是很自然了；而且，蓄之愈久，发之愈急。
（二）辛亥革命失败的深层思想文化原因对人们的教训与反思。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历史伟绩，但它没有能够触及封建主义制度与思想体系。因而辛亥革命后，封建势力窃取政权，建立了军阀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名存实亡。人们惊呼：“民权之旁落”！“今昔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仍倍于畴昔之君主……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 264 、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从文化思想来看，辛亥革命后宣布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人们却缺乏实行民主共和的充分思想准备；人们思想的主流仍是原来的传统思想，即除“膜拜释、耶、孔子以外，不复知尚有国民之使命也；风经诂典而外，不复尚有国民之新理想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在这种“尊重史乘， 崇奉圣哲之心既笃”（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的思想状态下，一些“忧乱思治之切者，骇纤奔呼祷祀以求非常之人物出而任非常之事业……或曰此内圣外王，尧、舜、汤、武之再世也，吾民宜举国权而托诸其人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 247页。）。有这种思想是极其有害的。李大钊当时就指出：“其民过崇圣智厚赖英雄之性，其即引盗入室之媒欤。”（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 181、247页。）袁世凯等新专制主义者正是利用这种国民心理窃取国权。因此，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摆在历史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发动一场批儒的思想教育运动，以清除“吾民脑中之‘神武人物’”，克服“一般国民依赖英雄，蔑却自我之心理”（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 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并将“伏于其脑之‘神武人物’，一一尽，绝其根株而肃清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对此陈独秀谈得更为明确， 他提出要从思想上“洗刷”帝制思想。从认为我们中国人由于受长期帝制思想的影响，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有君主专制臭味”（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5页。）。袁世凯复辟帝制正是“利用”这种“倾向专制的旧思想”。因此他认为“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6页。）。他又进一步分析指出：“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所以他高呼：“袁世凯未死！袁世凯复活！”（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9～240 页。）人们要防“袁世凯二世”继出，必须努力去挖掉制造专制帝王之“根”，这便兴起了五四新文化批孔运动。
（三）袁世凯尊孔复辟是诱发五四运动批孔的直接原因。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就利用人们还崇拜孔孟与英雄人物的心理，大兴尊孔复古以准备复辟帝制。1912年9月， 袁世凯发布《崇孔伦常文》，宣称孔孟之道为“中华立国”之“大经”。1913年6月， 又发布《尊孔祀孔令》，10月定孔教为国教， 并载入宪法草案。 随后于1914年9月，便演出了一场臭名昭著的祀孔闹剧， 并接着按封建帝王礼仪登天坛祭天，进行复辟帝制的演习。1915年底，袁世凯公然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但袁世凯尊孔复辟不久就被愤怒的全国人民所粉粹。然而新专制主义者的尊孔复辟阴魂不散，1917年7 月武夫督军张勋又在北京发动政变，拥戴清废帝溥仪为皇帝，并宣告要维护“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然而这一尊孔复辟丑剧失败得更惨，只闹腾了12天即夭折。政界尊孔复辟失败后，汤化龙便在教育界继续鼓吹尊孔读经，以教育部名义通令全国学校“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并开展各种尊孔祀孔活动，把教育推向了前朝“尊孔忠君”的轨道上去。继之，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保守文人也在全国组织“孔教会”，极力鼓吹孔教救国论、立孔学为孔教论、定孔教为国教论，掀起了尊孔复古的新高潮，使历史进入了民国以来的最黑暗的时期（注：参见拙文《儒学与民国政治》，《文史哲》1995年第3期。）。
这种自袁世凯以来的尊孔复古风频频发生、屡败不止的现象，说明尊孔还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并极易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同时，也暴露了新专制主义者尊孔为复辟，复辟必尊孔的丑恶政治面目；这从政治上教育了全国人民，逐步认清了新专制主义者尊孔的罪恶目的、传统儒学与封建主义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及传统儒学被反动统治者利用以谋取私利的消极作用。就在上述袁世凯等利用尊孔复辟以把中国人民再次投入封建帝国深渊的危机关头，在人民群众逐渐觉醒的基础上，才掀起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孔孟之道并揭露利用孔孟之道的运动。
三
非难五四批孔者，或者不知道五四批孔到底批孔子什么？是不是在批其槽粕的同时也批掉了其精华？我们综观五四批孔全部内容全部过程可知，五四批孔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把传统儒学作为封建主义的思想基础来批
传统儒学与封建政治长期结盟联姻，使两者混同一气、连成一体。传统儒学成了封建主义的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精神支柱、意识形态，一句话，成了封建主义的灵魂；而封建政治则成了传统儒学的依托、靠山、躯壳、载体。因此，传统儒学特别是它的礼学部分成了封建主义进行统治的思想武器与工具。所以五四进行反封建主义斗争，自然把批判矛头首先指向传统儒学——把它作为反对封建主义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民主自由的对立物来批判。如陈独秀批判道：“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1页。）儒家伦理是“封建时代之道德”， 儒家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所以“孔子之道”是“封建时代精神”（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5页。）。李大钊批判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专制政治之灵魂。”（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1920年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中国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部结晶体。”（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82 页。）易白沙也批判道：“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蔽。”（注：《五四运动文选》第20页。）另一批孔猛将吴虞也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结论是“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注：《五四运动文选》第84～86页。）。……等等。这是从儒学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关系上批孔，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二）把儒家伦理作为自由平等的对立面来批
陈独秀说得明白：“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9页。）他继续批判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2页。）陈独秀批“三纲说”反复强调的是“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这是他对新时代民主青年的希望与要求。这一批判可谓抓住了三纲伦理的本质，也是为新时代民主政治开辟道路。所以随后陈独秀又进一步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等级——引者注）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 卷，第179页。）因此陈独秀明确宣布：“盖共和立宪制， 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9页。）很明显，陈独秀批判作为“封建制度之遗”的儒家伦理是与提倡民主主义的自由平等独立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即他是把批判儒家道德作为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一部分来进行的。
李大钊对儒学的批判也直指其伦理思想。他在批儒家伦理道德时，不时地与大家族制度联系起来。他指出：“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所以说，孔子的修身、伦理， 完全是要被治者“牺牲他的个性”。而“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放大体”（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李大钊继续指出：“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词，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所以他的结论是：“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责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注：《李大钊文集》（下）第179页。 ）对孔门伦理道德作了一针见血的揭露。
我们仅从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对孔门伦理的批判中即可看出，在他们眼里，孔门纲常名教完全是为维护与加强封建主义反动统治服务的；要打倒封建主义，不可不先批其伦理道德。
（三）集中批判与揭露北洋军阀新专制主义者利用儒学为其反动统治服务
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面对的是袁世凯等新专制主义者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他们尊孔复辟、倡导定孔教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再加上康有为们的尊孔鼓噪，所以五四批孔首先对准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对孔子儒学的利用上，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极为必要的。
第一，关于尊孔与复辟
针对袁世凯的尊孔复辟，陈独秀说：“孔教与帝制有不离散之因缘”（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17页。）。“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39页。）所以他认为“尊孔论”、“复辟论”，必“相依为命”（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36页。）；“孔教会”、“尊孔会”，“皆为复辟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 第339页。）。 李大钊也指出：孔教是“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 孔子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象”（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 258、264 、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 262、 246、175、201、181、247页。）。所以尊孔——专制——复辟，就成了封建卫道士们尊孔复辟的三部曲。
第二，关于孔教与宪法
陈独秀首先反对把孔学定为孔教，认为孔学根本就不是宗教。“吾华宗教，本不隆重，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15页。）因为宗教必言鬼神，必涉生死，重在灵魂的拯救，为出世之宗。孔子不语神怪，不知生死，多言人事，为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不管今天我国学术界对儒教是不是宗教，认识上差别还很大，但当年陈独秀明确论证孔教不是宗教绝不只是个学术问题，而是有从根本上反对把孔教作为宗教列入宪法的政治目的。既然孔教不是宗教，而“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讵非妄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54页。）
五四先驱们特别反对把孔教列入宪法。把孔学定为孔教、又定为国教，已是极端错误的，如果再把孔教列入宪法，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则是“怪诞之尤”。因为作为封建思想代表的孔教，与体现民主精神的宪法是格格不入的。李大钊在其《孔子与宪法》一文中尖锐指出：“孔子与宪法，渺不相涉者也。”“宪法与孔子发生关系，为最背于其性质之事实。”因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也。”如将孔学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非为孕育自由之宪法也；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非为解放人权之宪法也；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非为平民百姓日常享用之宪法也。”这样的宪法，必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乡愿政治之见端”（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陈独秀亦著《宪法与孔教》、《再论孔教问题》等文，他指出：“今所讨论者，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且非但孔教可否入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也。”因而他主张“单刀直入，肉搏问题之中心”（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26页。）。孔子之道与民国教育精神的根本矛盾在于，孔教的根本教义是三纲五常，根本要求是礼；如果把这不平等的道德、等级尊卑的制度，作为国民修身之本并将其定于宪法，是“不可相容”的。况且，如李大钊所说，把孔教列入宪法，则宪法将成为一部分人即尊孔者的宪法，非全体国民之宪法；是孔教徒之宪法，非汉、满、蒙、回、释、道、耶诸族诸教共同遵守之宪法；是一小社会之宪法，非一国家之宪法。这样的宪法必造成新的不同等，破坏信仰自由；必将成为“挑动教争之呼声”，“离析蒙藏之口令”（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 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破坏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注：参见拙文《五四批孔真相》，《齐鲁学刊》1989年第5期。）。
（四）指明孔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
五四先驱们批孔，都不否认儒学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它已不适合于现代生活。如李大钊所指出的：孔子“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自异。”“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 、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陈独秀对孔教的批判，其着眼点也是放在现代生活上。他说，我们讨论孔教，“首当问其学说教义尚足以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非谓其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也。……尊孔者多不明此理，故往往笼统其词，所称道以为莫可非议者，皆孔教过去之成绩，未尝于孔教果能实行于今世而有益与否之问题，有详确之论断。 ”（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0页。）为此，他专门著《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 强调一种学说产生于一种社会，必随社会之变迁而兴废。“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时间不进化之社会见之耳。”（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1页。）今欧美之人心，不但不为“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也不为“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此皆因“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中国人对孔教也应如此。因儒教已不适于现代生活，现代生活是以经济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为基础，兴“个人独立主义”。故现代伦理学主张“个人人格独立”。而儒教以纲常为旨，为人子为人妻者，既无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之独立财产。而现代是立宪政党政治，每人都可以发挥独立信仰之精神。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而“律以儒家孝教从之义，岂能独立信仰自择其党？”现代妇女要求解放，若律以孔教，“妇人参政，岂非奇谈？”妇女改嫁，亦目为失节奇辱，致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受重大摧残，此“乃孔子礼教之赐也”。像这种“礼法”，“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6页。）针对这种情况，陈独秀质问尊孔人士道：“以上所举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实能否行之社会；即能行之，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而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评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5页。）“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个是非善恶进化与退化之明白判断”（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37页。）。
从上述四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五四批孔完全是政治行动，是从政治上批孔，即把批孔作为反对封建主义革命而进行的。因而在批孔过程中五四先驱们又把批孔的画龙点睛之处放在批判封建统治者对孔教的利用上。如李大钊的名言：“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 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易白沙也指出，他的《孔子平议》“仅述野心家利用孔子之缺点”（注：《五四运动文选》第24页。）。他又说：“中国二千余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野心家所利用，甘作滑稽之傀儡。”（注：《五四运动文选》第20页。）
四
非难五四批孔者多指责五四批孔是全部否定、一棍子打死。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五四批孔有没有缺点？当然有！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群众运动，如果说没有缺点，那是不可能的。但这缺点，一不影响五四批孔主流的正确与伟大；二要对这些缺点作具体分析，不可以偏概全。
（一）怎样看五四批孔“过激”
五四批孔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过激”情况表现不同。一种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批孔的旗手，批孔最积极，也最深刻，但也有某些“过激”之处。一种是以吴虞、钱玄同为代表，属小资产阶级急进派。他们批孔很激烈，也很偏激，他们是五四批孔偏激者的代表。再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也批孔，但较多强调要全盘西化。
陈独秀、李大钊的批孔虽很尖锐，但据大量文献证明，他们在批孔中仍想尽量对孔子儒学作出较全面的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如陈独秀指出：如说“孔学优点， 仆未尝不服膺”（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5页。）， 批孔“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81页。），甚至也“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28页。），并肯定孔子学说在当时社会，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9页。）他又说：“孔子精华，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日，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09页。）可见，陈独秀在“非孔”中也尽量避免其片面性与偏激情绪，并以上述对孔子的正面评价来排拒社会上尊孔者对他的非难。为此，陈独秀还批评在“非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极端言论。如他在与一论者关于道德问题的通信中指出：“尊论旧道德不适今世，愚所赞同。惟将道德本身根本否认之愚所不敢苟同者也。盖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而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然谓今日之社会，无需道德，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诚愚所不解。”（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7页。）同时他也不赞成钱玄同废除汉文的荒谬主张。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陈独秀的头脑是清醒的。
李大钊对孔子儒学的评伦就更接近于全面与事实求是。他称孔子是“一代哲人”，“圣人之权威于中国最大者，厥为孔子，以孔子为吾国过去之一伟人而敬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并肯定“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孔子在当时也不能不为其政治制度而“立说”，孔子学说是时代的产物，打上时代的烙印是必然的。再者，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是非为标准。因“理之创于古者不必其宜于今也，法之适于前者不必其合于后也”（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 、 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因此，孔子儒学在他那个时代不一定不是真理。据此，李大钊的态度是：“孔子之道有几分合于此真理者，我则取之；否者，斥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 262、246、175、201、181、247页。）他还认为，孔子思想中也有精华，对“孔子固有之精华，将无由以发扬光大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他肯定孔子思想中有“精华”、有“真理”，而且要“发扬光大”，这些思想在当时提出来都是很可贵的。李大钊本人在五四批孔中，也不忘发扬儒学的优秀部分，如1916年他提出：“吾人宜悟儒家日新之旨，……俾再造之我适于再造中国之新体制”（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
当然不可否认，陈独秀、李大钊在批孔中也有某些偏激地方。如陈独秀提出：孔教于今日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90页。）。李大钊也说：过去之历史，是“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 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 、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要“一举而摧焚之”，“一举而沦葬之”（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陈独秀、胡适在对中西文化评价上也很偏激：西学好就完全好，中学坏就完全坏，主张“欧化”或全盘西化，是比较典型的形式主义。
在批孔中表现最偏激的是吴虞、钱玄同等人。如吴虞说：“盗丘之遗祸及万世”（注：《五四运动文选》第88页。）。又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惨酷极了！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人肉来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人，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注：《五四运动文选》第145页。）关于礼教“吃人”，鲁迅讲过。 他在《狂人日记》中谈“仁义道德”“吃人”。吴虞就是把鲁迅的话加以引伸写成《吃人与礼教》一文，陈独秀在谈到当时社会上有的青年不满社会而自杀时也说：“忠节大义的思想能够杀人”（注：《陈独秀文集》第2卷，第66页。）。对此，非难五四批孔者曾讥讽反问道：礼教怎么会“吃人”？从我们今天的认识看，说礼教“吃人”有点偏激，但又不完全是偏激。难道哪些遍布祖国各地的贞节牌坊不是被礼教“吃”掉的无罪女子的标志吗？又有多少青少年摆脱不了礼教的束缚而走上自杀之路？况且，在此“吃人”一语，鲁迅是用杂文笔法，是一种艺术语言，大可不必用科学语言的标准去挑剔它。
偏激得出奇是淮山逸民以旧道德不适于今日社会而主张完全废除道德，受到陈独秀的批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7页。）。而影响较大的是钱玄同“废汉文”、“废孔学”的主张。他说：“欲废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注：《五四运动文选》第124～125页。）这种过激主张，当即受到陈独秀的批评，认为这是“社会上最反对的”，也是“本志（《新青年》杂志——引者）同人多半不大赞成的”（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然而后来他们讨论废汉文、实行文字改革，那当是另一类可讨论的问题。
这些偏激言论或是评孔不全面，或是错误的，或是大错特错的。但如果用历史眼光看，这些“偏激”也是事出有因。任何事物都有压之愈甚反之愈烈的特点。出于对钳制思想2000余年的传统儒学的不满与怨气，有了机会一时以吐为快而怒吼出来，免不了声大气粗语急。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五四批孔者在批孔中所以有时用语过急，也有他们的治重病用猛药的用意。李大钊自己也曾检讨过自己有过激言论，说“吾今持论，稍嫌过激。盖尝秘窥吾国思想界之销沉，非大声疾呼以扬布自我解放之说，不足以挽积重难返之势。”（注：《李大钊文集》（上）第162、162、204、200、6、161、165、165、165、167、166、258、264、264、246、258—259、259、264、264、263—264、161、262、246、175、201、181、247页。）陈独秀在批评钱玄同废孔学废汉文的过激主张时也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他认为钱玄同的这种激论是采用“‘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实在不高明。
（二）怎样看五四批孔“反传统”
非难五四批孔者多斥五四批孔是“反传统”，不尊重历史，中断传统。这种非难不很确当。因为中华文明传统既精深且博大，除了传统儒学外，还有道、法、墨、兵、农、名等等许多学术流派，批儒绝不能说是反掉传统。再者，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传统都有精华与糟粕两部分，像一个人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一样。反传统反掉了糟粕部分那只能说是件好事。况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革命，就必然要反传统。换句话说，革命本身就是反传统，即革掉糟粕传统；不让反传统，就等于不让革命。如果不要五四运动反传统，怎么会有如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思想解放运动、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反封建思想传统，就是反儒学三纲五常传统，这种反传统不是应该肯定的吗？所以关键不是五四运动是不是反传统，而要看它反掉了什么传统。如果它反掉了好传统，那就应反对、应批评、应否定；如它反掉了坏传统，那就要赞成、要支持、要肯定。五四运动不仅没有反掉好传统，相反，正是发扬了我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其中包括传统儒学的优秀思想（如忧国忧民、正义气节等），才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英勇斗争的。
我们不一般反对“反传统”，而是反对“反传统主义”。“反传统主义”是对传统不作具体分析、全部否定，一棍子打死，从而走上否定历史、否定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五四运动中的某些过激言论就有此嫌疑，我们上面提到的“废孔学”、“废汉文”等主张即属此例。但这种弊端，还在五四运动进行中即受到批评，因而也没有什么市场，对整个五四运动影响不大。虽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由此引以为戒，要总结历史教训，以免在我们这个易犯偏激毛病的国家里再犯类似的错误。
（三）怎样看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
非难五四批孔者，总爱把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联系起来，并以“文革批孔”否定五四批孔。这种简单的历史类比极其有害。五四批孔与“文革批孔”，表面看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五四批孔是反封建主义革命斗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行动；而“文革批孔”则是一种政治阴谋，借“批孔”之名，行打倒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实，是反革命破坏行动。五四反传统是反对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而“文革”反传统是在反对旧思想旧文化名义下反掉科学社会主义，反掉光荣革命传统，否定一切，完全是在搞“反传统主义”、搞民族虚无主义。五四运动犯“反传统主义”毛病的只是个别人、是支流；“文革”的“反传统主义”却是主流。因此，有些影视作品的编导，不懂历史，更不懂五四批孔的历史意义，胡编乱造，把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同放在历史审判台上，是对五四运动的极大歪曲与诬蔑！
历史与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既不能用五四批孔的历史标准要求今天仍走批孔之路；也不能以今天要重新评价孔子、继承传统儒学的优秀部分，而否定五四批孔的历史。时代变了，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既去衡量建设时期的现实，又去评判革命时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