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情境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对行为预测的影响
陈 满 王小婷 段继鹏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宁波 315211）
摘要 本研究通过动画模拟群体情境，以知觉线索（空间邻近性和运动同步性）来操作社会群体信息，以两个实验探讨了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某一行为在群体中发生的人数比例）对行为预测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观察者越倾向于预测群体成员应保持行为的一致性（实验1），且随着群体信息的消失该效应也消失（实验2）。该结果表明，群体中行为发生的概率是以一种“连续”的形式而非“全或无”的形式影响人们对群体行为的预测。
关键词 行为预测；群体信息；行为一致性；行为发生概率
1 引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丰富的动作或行为与外界物理客体和社会个体建立联系，以满足不同需求（Miller，2001）。当观察到他人的行为时，作为观察者不仅需要理解他人当前所表达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基于他人当前行为所蕴含的信息预测其未来可能的状态，该预测被认为对顺利实现社会交互活动起着关键作用 （Hauser＆ Wood，2010；Wellman，Cross，＆ Watson，2001）。作为群居性动物，人类的行为常常发生于复杂的由多人构成的社会群体（social group）情境中（Aronson， 1999），因此个体的行为往往是其与复杂社会情境中多个个体共同交互的结果（Lewin， 1997； Scott， 2017）。换言之，社会个体实施行为时往往受到社会群体的制约，体现了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情境的相互影响 （Lewin，1997；Scott，2017）。那么，行为发生时的社会群体信息如何影响观察者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就该问题的系统探讨对于理解群体行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Blakemore ＆ Decety， 2001； Csibra ＆ Gergely，2007）。
社会群体被认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之一，其成员间被认为具有一定的社会相似性（Rhodes＆Chalik，2013）。生活中人们会自动地将被认知对象划分到某一具体的社会群体中，从而形成有关该群体的表征，并依据这些群体的表征对内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理解 （Bodenhausen，Kang，＆ Peery，2012； Correll， Park， Judd， ＆ Wittenbrink， 2002；Liberman， Woodward， ＆ Kinzler， 2017； Dunham，2018）。因此，当观察者对属于该群体的其他人进行推理和认知时，会依据群体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属性来预测群体其他人的行为，即观察者预测群体成员的行为会保持一致（Hilton＆ Hippel，1996；Todd， Galinsky， ＆ Bodenhausen， 2012）。
已有诸多有关刻板印象的研究，证明了人们预期群体成员会在行为上保持一致。刻板印象是个体对于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已经具有的一些稳定的信念或看法，这些信念或看法是个体依据先前对该群体的经验事实概括化之后的结果。个体一旦形成对特定群体的刻板印象，便会影响其对该群体内成员行为的认知判断（Bless，Schwarz，Bodenhausen，＆Thiel， 2001； Kunda ＆ Sherman-Williams， 1993；Fiske ＆ Dupree， 2015）。 Snyder等人（1977）曾研究了刻板印象（漂亮的人是善良的人）对人们社会交互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觉为漂亮的女生也被认为在社交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友好、可爱和懂礼仪，且被试更愿意与她们进一步交往。刻板印象中所依赖的群体信息往往来源于早期与该群体接触所形成的先前经验，但人们还可在首次见到某一组群时通过知觉线索（如，格式塔分组线索）形成群体存在性与边界的认识（Campbell，1958；Morewedge，Chandler，Smith， Schwarz， ＆ Schooler， 2013； Sweeny，Haroz， ＆ Whitney， 2013； Waytz ＆ Young，2012），其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如，仅仅看到穿着统一服装和排列紧密的一批人，人们就会将其看作一个临时性群体。针对该情景下所获得的群体信息，人们依然会预测群体成员在行为上具有一致性。如，Powell和Spelke（2013）通过呈现空间邻近性与运动同步性等群体线索，发现7个月婴儿被试可利用该类线索且预测他人将实施与内群体成员一致的行为。段继鹏（2018）借鉴 Powell和 Spelke （2013）的方法，以动画模拟行为发生的群体情境，发现成人被试也具有婴儿被试相同的行为预测规律。即观察者基于知觉线索所形成的社会群体信息，预期被预测者应与群体内其他成员行为保持一致。总之，无论是基于经验还是知觉所形成的群体信息，人们均预测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一致性。
由于群体包含多个成员，针对群体成员具有行为一致性的预期，存在两种可能的表现形式：（1）群体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做出某一行为，作为观察者预测其他成员执行与此相同的行为 （笔者将其称之为“有或无” 假设； Einav， 2014； Wood， Kendal， ＆Flynn，2013）。如，当你首次去某朋友家做客时，只要看到某人将自己的鞋脱在门外再进入房间，你会预测其他来访的人也将采用这一相同的礼貌行为。（2）与群体成员做出某一行为的人数比例相关，其中随着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观察者更倾向于预测群体成员应保持行为的一致性 （笔者将其称之为“连续性”假设；Asch，1956；Evens，Laland， Carpenter， ＆ Kendal， 2017）。 如，面对一群等待过马路的行人，随着选择过马路人数的增多，人们将预测其他行人跟着过马路的可能性增加。以往研究在药物滥用、环境保护和饮食紊乱等领域（Mollen， Rimal， Ruiter， ＆ Kok， 2013； Kormos， Gifford， ＆ Brown，2015；Schultz， Nolan，Cialdini， Goldstein， ＆ Griskevicius 2007； Bissing，Fielding， ＆ Iyer，2016；Farrow， Grolleau，＆ Ibanez，2017）对某一行为在群体中发生的概率进行操作，探讨了群体情景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对人们是否遵从群体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越大，人们越倾向于选择与他人相同的行为。如Mortensen等人（2017）在实验中告知被试 “某群体中节约用水的人数从两年前的37%增长到48%”，此时被试预测该群体中未来节约用水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示，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预期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相关，支持“连续性”假设。然而，上述研究往往仅对行为的发生概率进行操作，而并没有操作群体本身，即缺乏群体和非群体操作的对比。其结果难以区分行为的发生概率对群体成员行为一致性预期的影响是特异于群体还是仅仅反映了行为发生的人数比例对行为模仿的影响。换言之，只要周围大多数人做某一行为，人们也跟着模仿，而与群体特性无关。如Evans等人（2017）研究发现，人们，甚至学前儿童，会自发地模仿多数人所表现的相同行为。因此，针对群体成员行为具有一致性的预期，当前研究尚不能回答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对群体内其他成员行为预测的影响，是表现为“有或无”还是“连续性”。
图像显示上，对于Ⅰ级膝关节软骨损伤，FS-3D-SPGR序列下由于软骨有较好信号而易出现假阴性(图1)；对于Ⅱ、Ⅲ级膝关节软骨损伤(图2)，Fiesta-c序列可较清楚地呈现关节软骨肿大、缺损，而FS-3D-SPGR序列下图像经MIP处理后可获取三维图像，能够更准确地明确软骨损伤部位，易为临床医师采纳，故对于Ⅱ、Ⅲ级膝关节软骨损伤，FS-3D-SPGR序列联合三维图像重建，能够更直观地显示软骨损伤；对于Ⅳ级膝关节软骨损伤(图3)而言，常规序列即可获取准确诊断结果，但仍可采取FS-3D-SPGR序列联合三维图像重建以明确损伤部位、大小等[13-15]。
鉴于此，本研究借鉴Powell和Spelke（2013）的方法，以动画模拟行为发生的群体情境。该类通过对日常行为抽象化的刺激场景可方便控制额外变量，如行为主体的物理与人格特征等，且已广泛应用于社会认知领域，常被用来探讨社会信息加工的认知过 程 （Rakoczy， Warneken， ＆ Tomasello， 2008；Hamlin，2015； Meltzoff，Brooks， Shon， ＆ Rao，2010； Barrett ＆ Johnson， 2003； Morris， Menon，＆ Ames， 2001； Leonardelli ＆ Toh， 2015）。 基于Campbell（1958）提出的群体实体性三原则（相似性，临近性和共同命运），通过空间邻近性和运动同步性的知觉线索来操作社会群体信息。实验中被试将看到外观相同的数个卡通人物，或彼此临近排列且同时进行旋转运动（存在群体线索，实验1），或彼此间隔排列且无同步运动，而是独自进行运动（不存在群体线索，实验2）。本研究采用段继鹏（2018）设计的间接测量方法，要求被试观看群体信息操作和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 （某一行为在群体中所发生的比例，或25%、或50%、或75%），然后对该群体中第四个成员行为的指向性（即运动向左还是向右）进行判断。在该范式下，如果被试预期群体成员的行为具有一致性，则当被预测对象与其他个体表现出一致行为时，被试对行为指向性进行辨别的速度快于当此成员与该群体其他成员行为不一致的条件，被试在一致条件下反应时更快的现象即易化现象（段继鹏，2018）。若人们对群体成员行为一致性的预期表现为“全或无”的形式，则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对易化效应无影响；反之，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影响易化效应，其可能体现在只有行为发生概率较高时，易化效应才出现，且群体信息不存在时，上述效应随之消失。
2 实验1
实验开始后，屏幕中心首先呈现黑色注视点500ms，随后出现200～300ms的空屏。接着，电脑屏幕上呈现4个外形相同的卡通人物，其中卡通人物在空间上彼此临近，且分别同时进行有规律的旋转运动（图1b中“群体线索呈现”阶段所示）。之后，从屏幕最左侧或右侧（在被试内平衡）开始，不同数目（1个／2个／3个，即25%或50%或75%；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分别为：低、中、高）的卡通人物依次进行相同的运动（先向屏幕下方运动，然后转向左侧或右侧运动），且在运动结束后返回出发位置 （图1b中“预测依据构建”阶段所示）。当上述阶段卡通人物运动结束后，屏幕另一侧的第四个卡通人物开始运动。当第四个卡通人物（即被预测对象）运动至屏幕下方正中央时，暂停2000～2500ms，同时在屏幕中央会出现问号标志 （该停顿是为了让被试对被预测对象的运动方向产生一定的预期，即图1b中“预期形成”阶段）。在问号消失后，卡通人物继续运动，或向左或向右。被试需快速且准确（反应时间优先）地对其运动方向进行按键反应（反应阶段），若判断第四个卡通人物向左运动，则按“F”键；若判断其向右运动，则按“J”键。记录被试的反应时间和正误。
2.1 研究方法
采用校园招募方式，共20名大学生志愿参与本研究，年龄在 19 至 25 岁之间（M＝20.60 岁，SD＝1.90岁），男女各半。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无色盲或色弱。实验结束后，付给被试20元报酬。
图1卡通人物形状及实验流程图：（a）实验中使用的6种卡通人物形状，每个试次随机呈现其中一个；（b）实验 1 流程图；（c）实验 2 流程图
采用校园招募方式，共20名大学生志愿参与本实验，年龄在 19 至 25 岁之间（M＝20.60 岁，SD＝1.90岁），男女各半。所有被试均为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均无色盲或色弱。实验结束后，付给被试20元报酬。
2.1.2 实验仪器与刺激材料
实验采用19英寸CRT示器，分辨率为800×600，刷新率为120Hz，被试距屏幕约60cm。
在对管道进行着安装的时候，要对安装的标准进行着严格的遵守，对管道坡度进行合理管控，可是适当的对建筑出口管道的坡度进行适当加大这一方式，使管道坡度在安装上变得更加均匀。在对预埋管进行安装的时候，要对安装位置的土壤质量加以注意，进行着土壤质量的处理。全面预检干管的预埋地，对管道进行试压的时候使用的压力需要是管道工作的1.5倍，为了使建筑在给水上的质量得到保证，在给水之前的一天时间内进行着氯族消毒剂的滞留。
上述结果表明，当被预测对象与预测依据构建阶段中卡通人物属于同一群体时，若其转向后的运动方向与群体中前三个运动对象的方向一致（即群体中行为发生的概率较高时），则可加快被试对其运动方向进行辨别的速度；而上述效应在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较低和中等时消失。该结果提示，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确会影响对群体成员行为的预测。
2.1.3 实验流程与设计
实验程序采用Matlab的Psychtoolbox工具箱编写（Brainard，1997）。实验流程如图1b所示。
本实验通过呈现临近排列和同步运动知觉线索以让被试感知到群体，且通过设置群体中某一行为发生的人数比例来操作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旨在探讨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是否影响人们对群体成员的行为预测，以揭示人们对群体成员行为一致性预期表现为“全或无”还是“连续性”。
根据卡通人物一致性行为发生比率，以及第四个卡通人物转向后所指的方向（向左或向右），形成了3（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中与高）×2（行为指向一致性：一致与不一致）的被试内设计。就行为指向一致性而言，若第四个卡通人物转向后的运动方向与之前卡通人物相同，被界定为“一致条件”，否则为“不一致条件”。每种条件下20个试次，共计120个试次。实验前，被试需进行充分练习，随后的实验过程中，被试每24个试次休息一次，完成全部实验流程约需55分钟。
2.2 结果与分析
等他布下子，乌有先生嘴里的唠叨却停了下来，眼睛里忽然泛起惊奇的神光，那边厢，子虚道人的眉头，也紧紧地皱起来，七八道皱纹成列，好像叠起来的石片一样。
对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不同条件进行事后两两比较（Bonferroni校正），发现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 （M＝447，SD＝107）时与行为发生概率处于中等（M＝449，SD＝113）时，被试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M＝447，SD＝107）时与行为发生概率高（M＝436，SD＝108）时，被试的反应时差异也不显著（p＝0.131）；但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处于中等（M＝449，SD＝113）时被试的反应时显著慢于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高（M＝436，SD＝108）时被试的反应时（p＝0.047）。
这四种操作模式，各有特点，适应不同项目属性的要求。前两类适用于新建项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BOO是需要社会资本或者项目公司长期承担运营的职能，而不需移交资产，比较符合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性显著的领域；后两类适用于存量项目，这二者的区别在于，ROT是移交的经营权，社会资本方或者项目公司需要新增投资，对原资产进行改扩建，形成新资产，在合同到期后，移交的是经营权和改扩建资产，适用于急需改扩建才能继续发挥效益的存量项目。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该总是在好人遭遇恶人时束缚好人而放纵坏人。昆山“反杀案”撤案是对这一现象的有效扭转，是对公民同违法犯罪说不的极大鼓励，它让社会更有正气、公众更有力量、善良正直的人更有底气和勇气。
对于每个被试，首先剔除错误反应，然后剔除反应时在三个标准差之外的试次 （剔除的试次占实验总试次3.42%）。6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平均反应时见图2。3（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2（行为指向一致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主效应显著，F （2，38）＝3.97，p＝0.027，
0.17， 而运动方向一致性主效应不显著，F （1，19）＝0.19，p＝0.667
两者交互效应显著，F （2，38）＝5.77，p＝0.006，
就交互效应而言，简单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时，行为指向一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M＝452，SD＝115）与行为指向不一致条件（M＝442，SD＝101）差异不显著，F （1，19）＝1.07，p＝0.313，
对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为中等时，行为指向一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 （M＝459，SD＝128）与行为指向不一致条件（M＝439，SD＝99）差异也不显著，F （1，19）＝3.55，p＝0.075，
＝0.16；对于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高时，行为指向一致条件下被试的反应时（M＝425，SD＝96）显著短于行为指向不一致条件（M＝447，SD＝120），F （1，19）＝6.08，p＝0.023，
＝0.24。
在进行反应时任务时，反应速度与准确性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追求速度会降低准确性；反过来，为提高准确性，便会牺牲速度。研究者将这种关系称为速度—准确性权衡（Kantowitz＆ Knight，1974）。为检验上述交互效应是否受速度—准确性权衡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分析6种实验条件下被试反应正确率的差异，如果被试在6种实验条件下的反应正确率存在交互效应，且交互效应的模式与其反应时交互效应的模式相反，说明后者与被试对速度—准确性的权衡有关，否则便说明本实验条件下被试对速度—准确性的权衡不影响其在6种实验条件下的反应速度。由于被试样本的反应正确率呈非正态分布，对其进行平方根反正弦转换，对其转换值的两因素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主效应与行为指向一致性主效应均不显著（ps ＞0.100），且两者交互效应也不显著（p＞0.100），该结果说明本实验中被试的反应时与正确率间不存在权衡关系。
图2 实验1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实验中的刺激材料（卡通人物）采用Photoshop制作，共包括六个卡通人物，其为外观（颜色与形状）均不同的几何图形，每个图形大小一致，且均内嵌一双眼睛。这六种图形（如图1a所示）分别是：圆形（红色 RGB：255，0，0），正方形（紫色 RGB：96，25，134），正五边形（黄色 RGB：255，255，0），正六边形（蓝色RGB：0，0，255），五角星（橘红色 RGB：228，120，51），凹四边形（褐色 RGB：151，105，79）。 实验中，每个试次随机呈现一种图形。
3 实验2
为进一步检验实验1的结果是否由于社会群体信息所致，本实验通过呈现非群体线索，即卡通人物间隔排列和独立运动 （Powell＆ Spelke，2013），考察不存在群体线索时被试如何对行为的指向性进行预测。若实验1的效应确实由于社会群体信息的影响所致，在该实验中随着群体信息的消失或减弱，被试对被预测者行为的预测与其他卡通人物行为的指向性无关；反之，则提示实验1中的效应可能与社会群体信息之外的其他因素有关。
3.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式中：K为张开型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单位为：N·m-3/2或MPa·mm1/2；Y为无量纲参数形状系数，与裂纹的相对位置、形状和加载方式有关(取值通常为1～2)；σ为名义应力(裂纹处不考虑裂纹影响时的应力)，单位为MPa；a为裂纹半长，单位为mm。
3.2 结果与分析
数据处理方法与实验1相同 （剔除的试次占实验总试次3.88%）。6种实验条件下，被试的平均反应时见图3。3（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2（行为指向一致性）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主效应显著，F （2，38）＝12.15，p＜0.001
0.39，而运动方向一致性主效应，F （1，19）＝0.84，p＝
与两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F （2，38）＝0.47，p＝0.630，
均不显著。
对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不同条件，进行事后两两比较（Bonferroni校正），发现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M＝542，SD＝165）时被试的反应时显著慢于行为的发生概率为中等（M＝526，SD＝164）的条件（p＝0.002）；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低（M＝542，SD＝165）时被试的反应时也显著慢于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高（M＝513，SD＝156）的条件（p＝0.002）；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为中等（M＝526，SD＝164）时被试的反应时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高（M＝513，SD＝156）时的差异不显著（p＝0.161）。
对正确率也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分析方法，结果发现，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p＝0.084）与行为指向一致性主效应（p＞0.1）均不显著，且两者交互效应也不显著（p＞0.1）。该结果说明本实验中被试的反应时与正确率间不存在权衡关系。
实验2所用实验方法与实验1基本相同（实验流程如图1c所示）。不同之处是，4个卡通人物各自独立运动，而非同时进行旋转运动，以消除群体线索。
本实验发现，当群体信息消失或减弱时，实验1中的效应（即对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预期）消失。该结果进一步揭示，群体行为的发生概率对行为预测的影响必须建立在群体存在的基础上，即观察者对群体成员的行为进行预测时，必须存在可以利用的群体信息。
健康有序的后勤保障体系是施工现场设备正常运行的关键因素以及保障施工现场正常运行的主要条件，需要建立相关的后勤保障制度，提供相关需求的设备配件、机器维修服务方面的项目，可以保证企业在设备管理方面不断的加大后勤的投资力度以及相关设施配套，极大地提升相关施工设备的工作效率和最大化效用的利用，可以保证施工工程的正常运转，也是保证企业安全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后勤保障制度是保障设备持续运行的前提。
图3实验2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
4 讨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对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以及群体信息进行了操作，就人们对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预期可能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随着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观察者更倾向于预测群体成员应保持行为的一致性 （实验1），且随着群体信息的消失该效应也消失（实验2）。该结果表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是以一种“连续”的形式而非“全或无”的形式影响人们对群体行为的预测，支持群体行为一致性预期表现为“连续性”的假设。
关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以往有关从众的研究揭示，当群体中做出某一相同行为的人数增加时，人们模仿该行为的可能性也随 之 增 大 （Asch， 1956； Tesser， Campbell， ＆Mickler， 1983；Milgram， Bickman，＆ Berkowitz，1969），其与本研究结论一致。然而，从众研究主要从参与者的视角，揭示人们会调整自己的行为与群体中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而本研究则从旁观者的角度揭示了观察者也表现出相似的认知预期。从众机制被认为是因为实际或想象群体压力的存在，使得人们改变自己的信念或行为与群体内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Cialdini＆ Goldstein， 2004）。例如，当人们观察到自己的观点与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不一致时，会感受到群体压力，从而调整自己的观点与群体成员保持一致 （Huang，Kendrick，Zheng，＆ Yu，2015）。但就本研究而言，观察者预测群体成员与群体内大多数人的行为应保持一致的现象，则可能源自观察者在首次遇见该群体时，按照群体共同的特征或属性将被观测成员自动划分到某一社会群体的过程，进而根据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通过演绎推理而产生的该预期。其中，当群体内的大多数人都执行某一相同行为时，其被概括为该群体共同属性的可能性增加 （Atran＆ Henrich，2010；Mogan，Fischer，＆ Bulbulia，2017），从而提升被试将该行为推演至群体内其他成员的倾向性。因此，可认为观察者对群体行为一致性的预期属于一种认知倾向（Bodenhausen，Kang，＆ Peery， 2012）， 与从众行为不同。
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体现了群体中做出某一相同行为的人数比例，其可被感知为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描述性规范是群体规范的一种，反映了群体成员中大多数人会执行什么行为。描述性规范的作用被认为可促进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Murray， Trudeau， ＆ Schaller， 2011； Sanfey，Stallen，＆ Chang，2014）。以往文献在探讨描述性规范的作用时，一般采用给出某一相同行为在群体中的比率来操纵被试感知到的描述性规范的高低。如，Sparkman 和 Walton（2017）使用“30%的美国人减少了对肉类事物的摄取”等语句呈现描述性规范，且随着描述性规范的增加，人们认为群体内的其他成员做出该行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本文的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与描述性规范操纵基本一样，通过设置群体中某一相同行为的人数比例来实现，但本文通过更为直接的动画方式替代以往的文字表述，且是在基于知觉线索所形成的社会群体中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对群体存在有无进行了操作，进一步确认群体中某一行为发生的人数比例对行为预期的影响特异于社会群体。
事实上，人们也可从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中感知到强制性规范（prescriptive norm）。强制性规范也属于一种社会规范，是指人们认可或者不被认可的群体规则或信仰。群体中的个体如果不遵守这些准则，就很可能会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斥，甚至惩罚（Cialdini， Kallgren， ＆ Reno， 1991； Sanfey，Stallen，＆ Chang，2014）。有研究表明，当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也会认为该行为是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Roberts等人（2016）研究表明，儿童和成人均会认为群体中高比例发生的行为体现了群体强制性规范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所设置的群体中行为的发生概率高时，在被观察者感知为描述性规范的同时，也可能被感知为强制性规范。人们对群体行为一致性的预期既体现了描述性规范的影响，也反映了强制性规范的作用。未来研究可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揭示：当群体成员做出某一行为的人数比例增加时，即随着群体中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观察者预测群体成员保持行为一致性的倾向增强。
对照组采用常规放射治疗。观察组采用调强放射治疗，使用Siemens螺旋双排CT机，层距3 mm，扫描野3～4 cm[5-6]。治疗中临床靶区对鼻咽癌肿瘤全全覆盖，靶区和肿瘤去之间，间隙为5 ～ 10 mm[7-8]。
近几年来,高血压患者概率不断增高,其作为脑卒中等疾病危险因素,严重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临床发现[1],疾病认知对患者病情控制有直接关系,部分患者遵医嘱情况较差,配合度不高,存在擅自停药、减药等现象,为进一步改善治疗及预后效果,实施护理干预极为重要,常规护理模式效果并不十分理想。本文旨在分析高血压患者的护理措施及其对治疗依从性、血压水平的影响。
参考文献
段继鹏.（2018）.基于群体信息的行为预测机制 .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Aarts， H.， ＆ Dijksterhuis， A.（2003）.The silence of the library： Environment， situational norm， and social behavior.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84 （1）， 18-28.
Aronson， E. （1999）.The social animal .New York， NY：Worth Publishers.
Asch， S.E.（1956）.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General and Applied， 70 （9）， 1.
Atran， S.， ＆ Henrich， J. （2010）.The evolution of religion： How cognitive by-products， adaptive learning heuristics， ritual displays， and group competition generate deep commitments to prosocial religions.Biological Theory， 5 （1）， 18-30.
Barrett， J.L.， ＆ Johnson， A.H.（2003）.The role of control in attributing intentional agency to inanimate objects.Journal of Cognition and Culture， 3 （3）， 208-217.
Bissing-Olson， M.J.， Fielding， K.S.， ＆ Iyer， A.（2016）.Experiences of pride， not guilt， predict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when pro-environmental descriptive norms are more positiv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5 ， 145-153.
Blakemore， S.J.， ＆ Decety， J. （2001）.From the perception of ac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ntion.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2 （8）， 561.
Bless， H.， Schwarz， N.， Bodenhausen， G.V.， ＆ Thiel， L.（2001）.Personalized versus generalized benefits of stereotype disconfirmation：Trade-offs in the evaluation of atypical exemplars and their social group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7 （5）， 386-397.
Bodenhausen， G.V.， Kang， S.K.， ＆ Peery， D.（2012）.Social categoriz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social group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 ， 318-336.
Brainard， D.H.（1997）.The psychophysics toolbox.Spatial Vision， 10 ， 433-436.
Campbell， D.T.（1958）.Common fate， similarity， and other indices of the status of aggregates of persons as social entities.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3 （1）， 14-25.
Cialdini， R.B.， ＆ Goldstein， N.J. （2004）.Social influence： Compliance and conformity.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5 ， 591-621.
Cialdini， R.B.， Kallgren， C.A.， ＆ Reno， R.R.（1991）.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In Advances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24， pp.201-234）.Academic Press.
Csibra， G.， ＆ Gergely， G.（2007）.‘Obsessed with goals’：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tel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actions in humans.Acta Psychologica， 124 （1）， 60-78.
Correll， J.， Park， B.， Judd， C.M.， ＆ Wittenbrink， B.（2002）.The police officer＇s dilemma： Using ethnicity to disambiguate potentially threatening individual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3 （6），1314.
Dunham， Y.（2018）.Mere membership.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2 （9）， 780-793.
Einav， S. （2014）.Does the majority always know best？Young children＇s flexible trustin majority opinion.PloS One， 9 （8）， e104585.
Evans， C.L.， Laland， K.N.， Carpenter， M.， ＆ Kendal，R.L. （2017）.Selective copying of the majority suggests children are broadly “optimal-”rather than“over-” imitators.Developmental Science ， e12637.
Farrow， K.， Grolleau， G.， ＆ Ibanez， L. （2017）.Social norms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A review of the evidence.Ecological Economics， 140 ， 1-13.
Fiske， S.T.， ＆ Dupree， C.H.（2015）.Cognitive processes involved in stereotyping.In R.A.Scott＆ M.C.Buchmann （Ed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An interdisciplinary， searchable，and linkable resource （pp.1-12）.Hoboken， NJ： Wiley Sons.
Hamlin， J.K. （2015）.The case for social evaluation in preverbal infants： Gazing toward one’s goal drives infants’preferences for helpers over hinderers in the hill paradigm.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 1563.
Hauser， M.， ＆ Wood， J.（2010）.Evolving the capacity to understand actions， intentions， and goal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1 ， 303-324.
Hilton， J.L.， ＆ Von Hippel， W. （1996）.Stereotypes.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47 （1）， 237-271.
Huang， Y.， Kendrick， K.M.， Zheng， H.， ＆ Yu， R.（2015）.Oxytocin enhances implicit social conformity to both in-group and out-group opinions.Psychoneuroendocrinology， 60 ， 114-119.
Kantowitz， B.H.， ＆ Knight， J.L.（1974）.Testing tapping time-sharing.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03 （2）， 331-336.
Kormos， C.， Gifford， R.， ＆ Brown， E.（2015）.The influence of descriptive social norm information on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behavior： A field experiment.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7 （5）， 479-501.
Kunda， Z.， ＆ Sherman-Williams， B. （1993）.Stereotypes and the construal of individuating information.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 （1）， 90-99.
Leonardelli， G.J.， ＆ Toh， S.M.（2015）.Social categorization in intergroup contexts：Three kinds of self-categorization.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9 （2）， 69-87.
Lewin， K. （1997）.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NY：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Liberman， Z.， Woodward， A.L.， ＆ Kinzler， K.D.（2017）.The origins of social categorization.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1 （7）， 556-568.
Meltzoff， A.N.， Brooks， R.， Shon， A.P.， ＆ Rao， R.P.（2010）. “Social” robots are psychological agents for infants： A test of gaze following.Neural Networks， 23 （8-9）， 966-972.
Milgram， S.， Bickman， L.， ＆ Berkowitz， L. （1969）.Note on the drawing power of crowds of different siz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 （2），79.
Miller， S. （2001）.Social action： A teleological accou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gan， R.， Fischer， R.， ＆ Bulbulia， J.A.（2017）.To be in synchrony or not？ A meta-analysis of synchrony＇s effects on behavior， perception， cognition and affec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2 ， 13-20.Mollen， S.， Rimal， R.N.， Ruiter， R.A.， ＆ Kok， G.（2013）.Healthy and unhealthy social norms and food selection.Findings from a field-experiment.Appetite，65 ， 83-89.
Morewedge， C.K.， Chandler， J.J.， Smith， R.， Schwarz，N.， ＆ Schooler， J. （2013）.Lost in the crowd： Entitative group membership reduces mind attribution.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22 （4）， 1195-1205.
Morris， M.W.， Menon， T.， ＆ Ames， D.R.（2001）.Culturally conferred conceptions of agency：A key to social perception of persons， groups， and other actor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5 （2）， 169-182.
Mortensen， C.R.， Neel， R.， Cialdini， R.B.， Jaeger， C.M.， Jacobson， R.P.， ＆ Ringel， M.M.（2017）.Trendingnorms： A lever for encouraging behaviors performed by the minority.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 1948550617734615.
Murray， D.R.， Trudeau， R.， ＆ Schaller， M. （2011）.On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nformity：Four tests of the pathogen prevalence hypothesis.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 （3）， 318-329.
Powell， L.J.， ＆ Spelke， E.S. （2013）.Preverbal infants expect members of social groups to act alik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304326.
Rakoczy， H.， Warneken， F.， ＆ Tomasello， M.（2008）.The sources of normativity： Young children’s awareness of 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games.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4 （3）， 875.
Rhodes， M.， ＆ Chalik， L. （2013）.Social categories as markers of intrinsic interpersonal obligations.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6）， 999-1006.
Roberts， S.O.， Gelman， S.A.， ＆ Ho， A.K. （2017）.So it is， so it shall be： Group regularities license children＇s prescriptive judgments.Cognitive Science， 41 ，576-600.
Sanfey， A.G.， Stallen， M.， ＆ Chang， L.J.（2014）.Normsand expectationsin socialdecision-making.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8 （4）， 172-174.
Schultz， P.W.， Nolan， J.M.， Cialdini， R.B.， Goldstein，N.J.， ＆ Griskevicius， V. （2007）.The constructive，destructive， and reconstructive power of social norms.Psychological Science， 18 （5）， 429-434.
Scott， J. （2017）.Social network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nyder， M.， Tanke， E.D.， ＆ Berscheid， E. （1977）.Social perception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On the self-fulfilling nature of social stereotyp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5 （9）， 656.
Sparkman， G.， ＆ Walton， G.M. （2017）.Dynamic norms promote sustainable behavior，even if it is counternormative.Psychological Science， 28 （11）， 1663-1674.
Sweeny， T.D.， Haroz， S.， ＆ Whitney， D. （2013）.Perceiving group behavior： Sensitive ensemble coding mechanisms for biological motion of human crowds.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39 （2）， 329.
Tesser， A.， Campbell， J.， ＆ Mickler， S.（1983）.The role of social pressure， attention to the stimulus， and selfdoubt in conformity.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 （3）， 217-233.
Todd， A.R.， Galinsky， A.D.， ＆ Bodenhausen， G.V.（2012）. Perspective taking undermines stereotype maintenance processes： Evidence from social memory，behavior explanation， and information solicitation.Social Cognition， 30 （1）， 94-108.
Waytz， A.， ＆ Young， L.（2012）.The group-member mind trade-off：Attributing mind to groups versus group members.Psychological Science， 23 （1）， 77-85.
Wellman， H.M.， Cross， D.， ＆ Watson， J.（2001）.Meta analysis of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The truth about false belief.Child Development， 72 （3）， 655-684.
Wood， L.A.， Kendal， R.L.， ＆ Flynn， E.G.（2013）.Whom do children copy？ Model-based biases in social learning.Developmental Review， 33 （4）， 341-356.
The influence of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in a social group on behavior prediction
CHEN Man， WANG Xiaoting， DUAN Jipe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explore how the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s occurrence in a social group influences the behavior prediction.The social group was simulated through animated depictions， by using perceptual cues （proximity and synchronous movements） to manipulate social group information， and the number of members in a social group to act alike to present the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s occurrence.As to the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s occurrence， we presented one of four members （low probability）， two of four members （medium probability）， or three of four members （high probability） in a social group to behave the same action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Only when the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s occurrence in a social group was high，participants responded faster in the condition of that the predicted group member behaved the consistent action with the demonstrated one，than in the condition of that the predicted group member behaved the inconsistent action with the demonstrated one （Experiment 1）； （2） Such effect was absent when social group information was eliminated （i.e.， the group members moved isolatedly and spaced at interval， Experiment 2）.The current results suggested that with the increasement of the probability of an action’s occurrence in a social group， observers are more likely to expect that the group members should act consistently， and such effect should be specific to a social group.Hence， the expectation of members of social groups to act consistently is manifested as the prediction of “continuity” hypothesis， instead of that of “all-of-none” hypothesis.
Key words behavior prediction； group information； behavior consistency；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基金项目： 宁波大学科研创新项目（G18006）、宁波大学SRIP项目（2018SRIP0308）
通讯作者： 段继鹏，男，博士在读。Email:jipengduan@outlook.com
标签：行为预测论文; 群体信息论文; 行为一致性论文; 行为发生概率论文;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暨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