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一个文献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股权结构论文,绩效论文,文献论文,机制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伯利和米恩斯(Berle and Means，1932)最早对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较为分散的股权结构下，毫无股权的企业经理与分散各处的小股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冲突，而这样的经理人是没有动力将企业的经营绩效提升到最高水平的。随着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治理结构、股权机构以及他们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同时，作为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结构也同时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从而影响到企业绩效；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股权结构直接影响着治理结构，因此，合理的股权结构不仅完善了公司的治理结构，同时也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巨大的影响。
2 对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一般性研究
(一)国外研究文献
国外对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一般性研究是从詹森和麦克林正式开始的。Jensen and Meckling(1976)把企业股东划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企业的内部股东(即董事会成员和其他高层经理人员)，他们对企业进行管理，负责制定和执行企业的各项经营决策；第二类就是企业的外部股东，他们无法控制企业，也不具有任何投票权和表决权。对于两类股东来说，每一股股权所对应的红利是相同的，但是根据两人的研究，两类股东在企业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是与股权对等的，是具有异质性的——对内部股东而言，随着其持股比重的提高，其利益目标也会和全体股东的目标逐渐趋于一致。在此种状况下，企业内部股东就会尽量避免浪费公司财富和资源，以追求自身和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那么该文献的结论就是：企业价值会随着内部股东持股比重的提高而增加。Shleifer and Vishny(1986)指出，在控股股东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前提下，企业内部管理层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从而便能够一方面追求最大化的公司价值，又同时可以足够的控制力对管理层施加约束。因而他们认为股权集中的企业比股权分散的企业拥有更高的绩效。Holderness and Sheehan(1988)通过比较对具有绝对控股股东(即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高于50%)与股权相对非常分散(最大股东的持股比重低于20%)的这两类上市公司的业绩，尤其是对两类企业会计利润率以及托宾Q的比较，发现在两类企业的业绩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认为企业的股权结构与绩效之间没有直接相关关系。
(二)国内研究文献
在部分早期文献中，许小年和王燕(2000)以Grossman、Hart和Shleifer的理论框架作为基础，对1993-1995年间沪深两市的300多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为：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能够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一就是国有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即国有股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公司绩效水平越低下；法人股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即法人股所占的比重越高，其公司绩效水平也就越高；公众股的比例则与企业绩效没有特别的相关关系；其二就是股权的集中程度与公司业绩成正比例关系。陈小悦、徐晓东(2001)通过对1996-1999年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国有股、法人股的比重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未表现出很显著的状态，当公司治理结构缺乏对外部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情况下，流通股比例与企业绩效负相关；在非保护性行业中，控股股东的持股比重则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随着样本容量的扩大和计量方法的改进，后续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善。曹廷求、杨秀丽、孙宇光(2007)采用2004至2006年三年共3217个样本数据，比较了中间所有权和终极所有权两种所有权计量方法下，股权结构的不同特征、终极控制人的不同性质和级别及其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可能差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内生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采用中间所有权还是终极所有权，股权结构集中度都与公司绩效呈左低右高的U型曲线；省级政府和地市级政府控股对公司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阎海峰、沈锦杰(2010)通过对95家中外合资企业所做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外双方均衡持股的合资企业拥有最高的绩效，中方控股的次之，外方控股的最低。
3 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分行业研究
(一)国外研究文献
国外对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的分行业研究较少，国外的学者相对而言更喜欢将上市公司分国别、企业性质、企业起源来进行研究。Huimin Cui & Y.T.Mak(2002)研究了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层股权与绩效的关系。该文献先用相关性分析和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对管理层股权与业绩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结果显示管理层股权与托宾Q是高度负相关的并且管理层股权的平方与托宾Q是高度正相关的，而管理层股权与ROA是高度正相关的，管理层股权的平方与ROA是高度负相关的。托宾Q和ROA的结果截然相反，这可能是因为ROA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未来盈利水平的预测性较差，而托宾Q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未来盈利水平的预测性较好。
(二)国内研究文献
在制造业方面，黄建山、李春米(2009)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技术效率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分别与技术效率、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国有控股不利于提高技术效率和改善公司绩效；技术效率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与股权制衡度通过技术效率作用于公司绩效的传导机制作用显著，而股权属性通过技术效率作用于公司绩效的效果在统计上不显著。薛有志、郭勇峰、姜明月(2010)选取在沪深两地上市的医药制造企业，以2002至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医药制造企业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尤其是企业股权结构特征对前向一体化战略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医药制造企业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但相对纯粹多元化战略而言，前向一体化是一种理性的投资选择；对于医药制造企业来说，股权集中度越高、股权制衡度越低，越可能实施前向一体化战略。
在高技术产业方面，张卫国、吴静、陈学梅(2004)分别以总资产收益率和股权集中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对中国电子电器行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电子电器行业的上市公司存在着股权集中度高以及实力分布不均衡的状况；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国有股、法人股及普通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也不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冯延超(2010)对高科技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企业不同，作为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密集的高科技企业，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公司绩效越低；而传统企业股权集中程度的提高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
在资源性行业方面，冯婕、汪方军、李勇(2008)运用随机边界分析方法，建立了股权结构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以煤炭上市公司2001-2006年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验证了煤炭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技术效率之间呈显著的“U”型关系。邓涛、刘红(2010)对我国沪深A股煤炭业上市公司2009年度半年报的数据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在我国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股权集中型的煤炭业公司比股权分散型的公司更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公司的净资产增长率与企业绩效呈正向关系。
而在金融行业方面，郑录军、曹廷求(2005)发现集中型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并且伴随着股权结构的集中，银行效率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这一研究结论同样得到了李艳虹(2008)的证实，后者通过建立对数成本函数模型并检验其结构稳定性，实证考察股权结构与我国商业银行绩效的关系。何蛟、傅强、潘璐(2010)运用SFA方法考察了股权结构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发现四大国有控股银行成本效率较高，但利润效率最低，而外资银行利润效率最高；股权结构改革后，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商业银行不仅改善了银行的成本效率，同时也促进了银行利润效率的提升。
4 总体评述
通过以上对有关股权结构、企业绩效以及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分别进行回顾和总结，发现现有文献的以下三大缺陷或不足，而这些缺陷和不足恰恰构成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1)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缺乏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动态描述。
从现有文献中可以看出，更多的理论分析都是由国外学者完成的，而实证分析的文献虽然是国内学者做出的，但是并没有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大都缺乏针对性。对中国企业股权结构的分行业研究也仅仅是从实证分析的样本选择上对某些行业更加有选择偏向而已，并非真正地从该行业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入手，来探讨股权结构的动态发展。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健全，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的财务情报公开披露的历史不长，并缺乏专业化的内容，过于空洞宽泛，给研究者们造成了一种客观阻碍。股权结构如何安排才能算作合理的，对此考察应该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并且不同的行业的企业也具有异质性。因而，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动态分析，显得十分必要。
(2)关于企业绩效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影响企业绩效的中间变量。
从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无论是公司智力资本、人力资源管理、IT运用程度、企业文化等，考察它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的时候，很多文献并没有考虑到选取一个或几个中间变量来作为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中介，缺乏对影响机理的深层次认识。大多数相关文献都是从统计学和计量方法的角度，来探讨这些样本数据的序列之间的各种联系，而并非从更深层次来找出促进企业绩效提高的现实途径。也就是说，即使得出了某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结论，但也只能单纯地从促进自变量的角度来谈结论和对策，缺乏整体感和现实意义。因而，选取一个既能代表抽象意义的、又具有一定现实可操作性的中间变量，来从理论机理上进行深层次剖析，并将其融入到实证模型中，通过各种方法将其效应体现在计量结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3)关于股权结构影响企业绩效的研究，对行业异质性的分析不够透彻。
从中国经济社会现实来看，由于政策法规、市场结构、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在垄断与非垄断、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等不同行业之间，行业异质性表现的相当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采取完全相同的分析方法也很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而限于样本采集、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困难，目前能够涵盖全部行业并且以分析行业异质性为目的的经验研究相当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