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市场结构范式的非瓦格纳财政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瓦格纳论文,范式论文,财政论文,体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综述
1882年，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通过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的公共支出增长情况的考察，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瓦格纳法则。
(一)瓦格纳财政的普遍性。
瓦格纳(1883)通过对美日和欧洲国家财政支出的统计数据观察，提出了公共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得到了先期经济学的认同，早期的实证研究证明公共支出的瓦格纳法则具有普遍性。
Peacock和Alex(2000)对瓦格纳法则作了系统的诠释。Shantayanan Devarajan等(1996)对公共支出组成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Danyang Xie等人(1999)研究了美国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Gemmell等人宣称公共部门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避免的。库珀和鄱瑞尔(Gary Koop and Dale J.Poirier，1995)运用86个国家的数据，采用数学的分析方法，证明瓦格纳假定不适于新西兰、乌拉圭等国家。Yuk(Wing Yuk，2005)采用时间序列法检验了英国1830—1993年160年政府规模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Halicioglu(2003)检验了1960—2000年土耳其财政的瓦格纳条件，认为早期的实证分析几乎无一例外。
(二)瓦格纳财政存在的问题。
由于财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总体约束作用，公共支出的瓦格纳法则不仅仅是单纯的财政问题，它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甚至一个政权的倒塌或一种经济制度的崩溃。
1.财政危机。从长远来看，瓦格纳法则暗含着一个十分可怕的财政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应的约束机制，瓦格纳财政总有破产的一天。布坎南(1994)从财政支出的历史数据方面印证了美国瓦格纳财政的不合理性与风险性。傅红娟、岳兵(2001)认为，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相应增大了财政风险。
2.经济危机。财政上的捉襟见肘可能迫使政府采取杀鸡取卵和竭泽而渔的冒险措施。政府可能通过开辟税种、扩大税基、提高税率及实施赤字政策筹集更多的税费资源。余永定(2000)认为，如果国债余额对GDP之比超过某一数值，政府将无力偿还债务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
3.引发社会制度的变更。在瓦格纳条件下，政府为筹集维持合理或不合理的公共支出所采取的开源措施，可能损害社会某些群体甚至全体成员的合法利益，可能出现民怨沸腾、怨声载道的现象。中外政权的更迭都体现了财政问题的严肃性。张宇燕等认为，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伯罗克(Fred Block，1981)俏皮地讽刺，从奥康诺(O′Connor′s)1973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著作开始，财政危机变成社会学字典的一个标准部分。
二、中国财政的瓦格纳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财政的瓦格纳悖论。
从表1可以看出，1978年至2005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现为一个U形曲线。1978年到1995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逐年下降的，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5年和1996年的最低水平11.9％。从1996年到2006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现为一个持续、大幅上升的势头，而且从1994年开始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这构成了中国财政的瓦格纳悖论。
(二)中国财政的瓦格纳悖论解析。
尽管1978年到1995年中国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这并不能否定中国财政的瓦格纳特征。一方面，其间中国财政出现的反瓦格纳现象与中国政府机构人员精简密切相关。另一方面，1994年到2006年，中国财政已经回归到瓦格纳状态。2006年中国财政支出总量是1996年的5.06倍。2006年GDP是1996年的3.13倍。
(三)中国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以平均每年56％的速度增长，但仍然存在许多制度性、结构性的问题。
1.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问题。1996年至2005年10年间，GDP平均每年按29.1％的速度增长，而财政支出则按40.7％的速度超高速增长。财政支出增长速度几乎是经济发展速度的两倍。财政支出几乎每3年半就翻一番，而且财政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2.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极高。张木生(2001)认为，中国的政府收入已经占到了GDP的30％以上，财政支出中的行政费用每4年翻一番。中国政府不是一个廉价政府，而是一个最昂贵的政府，而且财政收入中的2/3被用于政府自身的开支。
3.财政支出结构问题。陈颂东(2004)认为，中国财政支出工作中存在财政职能的越位、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过快、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国防费明显偏低、社会保障支出不足、科教事业投入仍不能满足科教兴国战略的需要、对农业支持增长缓慢、财政环保投入力度不够、财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
4.社会保障支出的问题。孙天法、张良华认为(2004)，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缺陷和社会保障欠账，中国将率先遭遇社会保障灾难。随着人的寿命的延长，人的一生中将严重依赖社会保障。同样，随着生产的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社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将依赖社会保障生存。在柔性制造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社会保障对国家财政的压力将会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因此，中国财政仍然是瓦格纳财政。即使在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也必须高瞻远瞩，居安思危，通过未雨绸缪的方式，积极推进中国财政向非瓦格纳财政的方向发展。
三、建设非瓦格纳财政的制度性措施
由于瓦格纳财政体系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社会保障对财政与日俱增的压力，建立非瓦格纳财政体系成为各国政府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格局低端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因此，除了加强财政支出约束和财政监督之外，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与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而不能片面地抑制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一)非瓦格纳财政建设的制度性基础。
建立非瓦格纳财政体系就是为了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把财政支出的合理增长建立在财政收入确实保证的基础之上。在传统的财政体制之下，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国际经济竞争高端的国家摆脱了瓦格纳条件的约束以外，尽管采取开辟税种、加强监管等增收节支的诸多措施，但是国家财政仍然捉襟见肘。建立瓦格纳财政体系，就是要根据财政支出的主要方面，通过社会保障无风险的配额投资措施，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内部低效率，解决财政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非公共品支出快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不足问题。
由于价格掠夺和内部低效率，垄断一直臭名昭著并成为社会千夫所指的目标。但是，客观地分析，垄断绝非一无是处，相反存在许多经济和管理优势。通过反垄断的充分信息措施、充分竞争措施和配额投资措施可以保留垄断的原有优势、消除垄断的缺陷，把垄断改造为完美无缺的市场结构范式(孙天法，2001)。由于垄断产品标准化程度高、垄断市场结构容量大以及垄断企业拥有单方面的价格决定权，投资与垄断行业一般不存在经营市场风险。同时，由于垄断市场经营者的唯一性，社会可以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措施消除垄断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规范垄断企业公司治理，可以消除垄断企业经营的道德风险。因此垄断可能成为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的理想场所(孙天法，2005)。
1.充分信息措施。对于垄断企业来说，市场上已经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公开信息不会影响他们的市场地位与获利能力，不会对他们的合法经营构成威胁，可以充分、及时地披露垄断企业的财务信息。一旦在互联网络上披露了垄断企业的投资、销售、关联交易、工程承包、工资、税收、捐赠和在职消费等信息，垄断企业的全部经营活动就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垄断企业与社会之间实现了比较充分和基本对称的信息，动摇了内部人控制的信息基础。这样，经理人和控股股东被置于社会的严格监督之下，即使多花、多占一分钱都会受到社会的监督和追查，最终实现规范的公司治理。
2.充分竞争措施。经营权的竞争是解决垄断企业内部低效率问题的关键。通过经理人和经理人集团对经营权的充分竞争，发挥经理人的专业特长，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对垄断企业经营权的充分竞争要求把垄断企业的投资者变成不参与管理、不干预经营、定期分割平均利润的形式股东。一定时期垄断企业经营权的归属通过社会的理性措施加以解决。通过充分竞争措施，把垄断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权交给经营有方、管理得法、承诺以最低价格向社会提供产品的经理人。通过对经营权的充分竞争把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达成贝叶斯纳什均衡，按照最低成本+平均利润的方式确定垄断产品的市场价格。这样，投资者得到平均利润，经理人得到管理收入，劳动者得到劳动报酬，消费者得到实惠。
3.配额投资措施。由于垄断产品的标准化程度高、垄断市场结构容量大以及垄断企业拥有单方面的价格决定权，垄断行业不存在经营的市场风险。由于垄断企业经营的道德风险可以通过充分信息措施加以消除，因此垄断行业成为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的理想场所。社会通过个人自筹、低息贷款、财政垫付和以工代薪等方式，筹集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所需的资本金。通过按照市场的重置价格将垄断企业的资产出卖给低收入人口和其他亟须提高其收入水平的群体。使之能够万无一失、旱涝保收地分享资本收入分割平均利润。
利用垄断的市场结构范式理论，通过无风险投资可以解决国家财政生活中人们对社会保障与日俱增的巨额需求、公务员收入的公平化以及国家职能扩大引起的财政支出扩大等问题。
(二)建设非瓦格纳财政的具体措施。
顾名思义，非瓦格纳财政体系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能够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能够自动实现收益平衡的新型财政体系。
在过度供给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紧迫的难点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对急剧增长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需求、公务员系统的工资增长要求与资金耗费以及由国家管理职能扩大带来的财政支出增长等问题。
通过市场结构范式建设的配额投资、充分信息和充分竞争措施，使低收入人口、公务员群体甚至国家能够通过无风险投资，获得相应的管理收入，避免社会经济生活中“盲目的开源节流”。
1.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配额投资。政府对国民承担着无限责任，在市场经济分配关系失衡的条件下，国家必须通过救济等方式保障低收入人口及其家庭在基本物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要。由于财政支出软约束和财政监督不力，社会许多重要的项目支出被挤占。在瓦格纳财政体系下，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不足、“三农”问题形势严峻、教育收费使得很多家庭不堪重负，医疗卫生方面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发指的见死不救的惨剧。严格地说，这些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能由财政扶危救困。但是，在瓦格纳条件下，国家财政收入总是有限的，由于财政透明度不够、财政监督不力，社会在公共支出或非公共支出方面的需求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垄断的市场结构范式下，国家可以通过对低收入人口的配额投资措施，使其能够及时将所持的闲散资金投入到垄断行业，通过持有股份参与资本收入的分配。藉此，使国家在不增加财政负担的条件下，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众所周知，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人口，但是，顾名思义，低收入人口对于温饱这样的基本生存都无法解决，更没有富余的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系统。因此，国家可以分别对失业人口、残障人士采取以工代薪、低息信贷和财政垫付的方式筹集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所需的基本金。
低收入人口通过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业务获得资本收入，提高总的收入水平，国家财政不必安排专门的资金扶贫和救济他们。相对的，低收入人口的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减少了财政的公共支出需求。
2.公务员的配额投资措施。众所周知，尽管公务员队伍从来都不是一个社会的低收入阶层，但是，由于他们职位的特殊性，国家必须通过配额投资措施，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校正公务员被扭曲的收入期望，提高政府的效能。
不言而喻，即使按照公务员的纯工资收入来计算，公务员也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低收入群体。但是相对于垄断企业高管和投资者的高额收益，公务员容易产生不公平感。由于掌握着国家制定政策、管理资金的大权，在信息不对称和对权力监督不力的条件下，政府部门或公务员就会通过权力寻租谋求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由于财政资金使用的无偿性和财政资源的稀缺性，国家财政一般具有绝对和相对的有限性。在瓦格纳条件下，国家不可能大幅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在监督不力的条件下，高薪并不能保证官员的廉洁高效。因此，必须把公务员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以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采取配额投资的方式，可以在基本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条件下，有效地提高公务员的收入水平，消除社会财富分配中显失公平的问题，校正公务员失衡的收入分配心态。通过对公务员的配额投资措施，在公务员通过完成一定量的工作获得一份工资收入的同时，按照工作的技能要求和劳动付出以及承担的责任大小，使其能够获得一份资本收入。
面向公务员的配额投资主要限定在垄断行业。对垄断行业实施无风险的配额投资以后，由于对经营权的充分竞争及其他制度安排，投资者只能获得平均利润，公务员和低收入人口成为垄断行业配额的主要受益者，不存在高额利润。同样，因为对垄断企业财务信息的充分披露以及对管理职位和劳动机会的充分竞争，垄断行业不存在畸形的高工资。这样，公务员的收入得到了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矫正。
3.国家的持股措施。垄断既是市场经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不合理的分配关系的根源。按照市场结构范式的要求，配额投资措施旨在消除市场经济中不公平和失衡的分配关系。从市场结构角度来分析，在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的四种市场结构的利润空间来看，竞争性行业基本上没有利润或利润很少，垄断性行业存在较为丰厚的利润。特别是完全垄断行业，厂商可以凭借其所取得的特殊的市场地位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因此，通过在垄断行业持有股份，国家财政可以持股总额分割平均利润。
经济学家批评中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过快、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的现象。人为造成行政管理费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机构和人员编制急剧膨胀，不仅导致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而且加重了财政负担。
严格地说，配额投资的重点首先应该是建立社会保障无风险投资体系，解决国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但是，在国家税收收入不能满足公共支出需求的条件下，国家可以通过持有垄断行业的股份，通过投资剩余索取权参与平均利润的分割。国家持有垄断行业的股份，实际是将原由部门或私人占有的不合理的高额剩余索取权按市场的重置价值转移到国家财政。
不言而喻，市场结构范式下的国家财政持股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垄断有本质性的区别。在垄断市场结构范式下，国家持有垄断企业股份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结构范式条件下，垄断企业必须接受充分的信息披露措施和对经营权的充分竞争措施的规制。而且，为了建立非瓦格纳财政体系，国家持有垄断企业股份不应出现一枝独秀或一股独大的局面，一般应与低收入群体共同持有垄断企业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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