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家国同构”背景下的传统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构论文,传统文化论文,家国论文,背景下论文,浅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老的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农业社会，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 是架构农业社会的基础。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内部的家庭，像在中国这样长期扮 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其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维系国家存在的独特方式，催生出“家国同 构”现象，并推动了封建宗法制在中国社会的形成。这一制度直至辛亥革命胜利，封建 统治被推翻之前，都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中国 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所造成的。
家庭是伦理实施的主要场所，在此之上发展而成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封建统治者加以制 度化成为家庭乃至国家的精神支柱。这样，国与家在数千年的演变进程中相互依存，相 互影响，形成“家国同构”的特殊现象，由此确立了伦理道德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 为重要的地位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存在发展与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
“重血缘”可谓是中国伦理道德思想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必然 的。因为，在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家庭是个人和社会存在的基础，只有强调血统的纯 正与延续，才能确保家族得以凝聚和维系，也才能保证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在此基础上 进而又形成了古人重生育的特点。《诗经·周南·芣
》便通过描写妇女采 摘芣的欢愉情状，展现古人对于生育的热中与重视。但是光靠妇人采摘芣的单方面的努力似乎还不够，还需要男子的认真合作。
古人不是有句口头禅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当生育与 孝道——这一中华民族极为推崇和重视的观念一经联系起来以后，就更加不得了了。这 时，男子如不想背上“不孝”这一忤逆大罪，就只得努力、努力、再努力。这般“努力 ”的结果是让男子们发现原来只有一个妻子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自然妻妾制便被堂 而皇之地合理化了。上到君王的三千后宫佳丽，下到普通士子的一妻一妾，众人无不大 享齐家之福，其景壮哉!男子因为肩负着维系家族“香火”的重大责任，便可以名正言 顺地在家拥有三妻四妾，在外寻花问柳；而女子为了确保“香火”的纯正，则必须恪守 三从四德，从一而终，提防一个不留神违反了“七出”中的哪一条，便有可能会遭到早 已厌烦了自己的丈夫的遗弃。因此，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也便生出了许许多多“弃妇”的 形象。
《诗经·卫风·氓》中的那位女子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弃妇”之一。但 她这个“第一”却也当得极其不容易。由于她与氓是因自由恋爱而结合进而为氓所遗弃 的，因而历史上有许多人都将她视为“弃女”，她对氓的无情揭露并没有唤起人们对她 的同情。相反，人们都认为这是她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朱熹便在《诗集传》中这样写 道：“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在一般古人的眼中，不论那 位女子的遭遇是如何不幸，不论氓是如何欺凌她，都无法得到别人对她的认可与同情， 这都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完全不符合传统“道德女子”的评价标准：“怨而不怒，贞而 不淫”。因此古人视她为“淫妇”、“怨妇”，对她更多的是指责。
如此说来，难道女子在古代就只有任男子欺凌、指责的份吗?其实不然，既然男子可以 借“孝道”的名义名正言顺地玩弄、残害女子，那么女子也不妨把“孝道”拿来做做文 章。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女子如想要维持自己“为人妻”的地位，最有效的途径便是能 尽早顺利地为丈夫产下一子。所谓“母凭子贵”便是这个道理。当然，这个方法并不能 完全保证女子就不会被丈夫遗弃，但毕竟是一个保证吧!在此基础上，女子如能兢兢业 业做好自己的本份，一旦熬到她的丈夫去世，儿子成人后，她便有可能“翻身做主人” 了。这是因为古人最重“孝道”。“夫死从子”这条“三从”中的规矩，在“孝道”面 前便会变得苍白无力。从来只听说丈夫遗弃妻子的，却鲜有儿子敢名正言顺遗弃母亲的 。
不信就请看看《红楼梦》吧!其中的贾母可以说是威风八面。她在贾府简直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不管是声色俱厉的贾政，还是泼辣刁钻更甚男儿的王熙凤，无不对她毕恭 毕敬，言听计从。不过，幸好贾母面慈心善，最多是发点儿“老小儿”的脾气，从未有 什么大恶。可《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却不然。她的儿媳妇刘兰芝虽说“十三能织素， 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是个贤良淑德的好女子，与焦仲卿感情甚笃 ，但焦仲卿不得不休了她而另取东邻贤女秦罗敷；不为别的，只是因为焦母的一个不乐 意，便逼得焦刘二人劳燕分飞，甚至最后分赴黄泉，以表真情。在这里焦仲卿名义上虽 为焦家的一家之主，但还是没有办法拒绝焦母的无理要求，保护自己所爱。这时，由于 孝道的绝对地位而导致出母权的凸显和张扬；男权在孝道的重压下，只得暂时居于母权 之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极为有趣而特殊的现象。由此而生发出的千古难断的婆 媳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前面已提到中国古代有“家国同构”的现象，家庭伦理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已实际上升 为一种社会规范，被封建统治者加以采纳，引申成为教化愚民的精神工具。所谓“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在这里，古人俨然已将忠与孝等同起来。统治者为了将天下牢固地 掌握在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孙后代的手中，除了要以权治人以外，还懂得以情动人。将天 下百姓视为自己的子民，这便拉近了臣民与自己的距离，使得臣民心甘情愿死心踏地地 对他的家天下(在名义上是国家)效忠。在班固的《汉书·李广苏建传》里，苏武面对李 陵的劝降就这样说道：“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他出使匈奴，被 羁于塞外19年，始终不为匈奴所动，后持节返汉，功勋卓著，列画像于麒麟阁，留名青 史，他对君王的忠诚可见一斑。可李陵虽战功赫赫却因一时把持不住而落得“虽欲报国 将安归”的下场，在匈奴郁郁而终。后人对他的一生惋惜的多而肯定的少。
可见，封建统治者利用人民的“孝道”心理，利用儒家学者关于群体大于个体的强调 ，大力提倡人民对“国”这一大家的孝，移孝为忠，使“忠”逐渐成为社会公认的道德 规范，在人民(主要是封建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根深蒂固。与此相应，“忠”在人们的意 识形态的外化物——文学作品中亦体现得更为明显了。
《诗经·小雅·采薇》可谓是较早反映人们的忠君爱国思想的作品。“王事靡盬，不 遑启处，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当士兵面临离家的凄苦与国事的危急，却仍然表现出 对万里勤王事的坚决和对君王的绝对忠诚。而唐张籍所作的《节妇吟》在现代虽常被人 们当作爱情诗引用，但张籍在这首诗里实则是假托男女爱情之事来婉拒李师道的笼络， 以表自己对君王的忠心。以“妾有夫”来比作自己为人臣的立场，纵有“双明珠”也难 改他的忠君之心。“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虽言辞委婉，却语意坚决， 因此，常被后人称道。
到了战火纷飞，王纲不振的南宋，蕴含忠君爱国思想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一代名相 文天祥的宁死不屈，使得他成为后人尊崇的爱国典范；与此同时，“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这一千古绝唱也便成就了文天祥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相 应地位。而陆游临死之前仍高呼“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的悲 壮之情，至今仍让人难以忘怀。
俗话说“物极必反”，古人有时所表现出来的“忠”在现代人眼里可以说实在是到了 愚不可及，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施耐庵的《水浒传》中塑造的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反 抗暴政，不畏强权，“该出手时就出手”，给人痛快淋漓之感。但最后梁山好汉们却还 是在“忠君”的宋江的带领下接受朝廷的招安，为表对朝廷的忠心而在不该出手时出了 手——出兵剿灭了摩尼教(明教)方腊领导的人民起义。更难以令人理解的是，面对皇帝 的赐死，宋江不但自己甘愿受死，还硬拖着李逵和自己一起去死。因为他生怕自己这鲁 莽的兄弟，会因他的死而做出什么不忠的事情。忠乎哉?愚忠也!
在移孝为忠这一现象愈发突出的同时，重血缘这一特点在“国”这一大家中通过封建 宗法制这一形式继续在人们心目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统治者以此来强调以一族一国 为正统，虽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也随之在人们头脑中衍生出一些不可避免的排异 崇己的思想。先秦时期，秦人便以强烈的大秦主义著称。卫人商鞅虽被秦穆公所重用， 成就了秦的霸业，但穆公一死，秦人便以功高震主，意欲谋反的理由将他五马分尸。这 其中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商鞅不管怎样尽心尽力为秦国效忠，但在秦人眼里他始终也是一 个“外人”，无法取得秦人的完全信赖。到了公元前237年，嬴政差一点儿听取秦宗室 大臣的意见，驱逐秦境内的一切客卿；亏得楚人李斯上呈《谏逐客书》，指明“却客而 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力呈客卿对于秦室霸业 的重要性，才使嬴政免除了逐客之令。自汉以后，由于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相对繁荣地 区的大一统趋势和富饶之貌，使得人们心中的“大汉主义”滋生壮大，汉人之国以天朝 上国自居，汉族则以“大汉族”自诩，而对本就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北等偏远地 区的少数民族更加瞧不起了。这些思想不断加深，使得汉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汉优胡 卑”而歧视、排斥少数民族。
到了国力不强的南宋，宋人深受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面对即将亡 国灭种的耻辱，汉人被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愫。当然这里所爱的“国”是指中原 之国、汉人之国。在汉人这自然生出的极大愤慨中，其实也潜藏着一份凝重的屈辱感。 因为在此时的汉人心中，从来都只觉得“汉族才是正统，是优等民族”，现在却被“蛮 夷”打得朝纲不振，偏安于南，这让他们怎么接受得了?陆游便有“逆胡未灭心未平”( 《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和“岂有逆胡传子孙”(《关三月》)这样的诗句。其中一个 “逆”字明显表明了诗人心中的“汉优胡卑”的心理。在诗人看来，汉人对少数民族反 过来侵犯汉人领土，欺压汉人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忤逆行为。
至清兵入关，满洲贵族在关内建立了大一统的清朝政权，历时二百多年，这对于一直 以来自视甚高，有着强烈优越感的汉人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反清复明”的呼声一 直不绝。其实，这与其说是“反清复明”，还不如说“反满复汉”来得贴切明了。因为 ，明后期由于宦官专权，朝政糜烂，再加上天灾不断，人民的生活已过得十分凄苦了， 各地欲图推翻明统治的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李自成更是攻入北京，建立起农民政权。试 想，人们怎么会对这样的朝代恋恋不舍呢?只因为明朝毕竟是汉人之国，一旦满人统治 汉人，建立了大一统政权后，汉人们便开始念及起明朝的好处来了。就算遇到百年难得 的圣祖康熙爷坐天下，大统一的局面已然无法逆转时，仍有许多人对明朝心存依恋，在 此心态的作用下大批不满时世之作也就应运而生了。基于当时清廷的专制统治，文人们 虽不敢明言“反清复明”，却往往在诗文里借事抒怀，借古讽今。例如顾炎武的《寄次 耕时被荐在燕中》便借拒绝友人举荐，参考博学鸿儒科来发泄自己对清朝统治者的鄙视 ，以表自己不事满人，忠于明朝的气节。而其《精卫》则是借上古神鸟来表明自己的决 心：“我愿平东海，身沈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无可否认，诸如陆游、顾炎武等人在面临强敌入侵时所表现出的大义凛然的反抗精神 和爱国主义情操是很令人佩服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者在诗文中所流露出的严 重的“大汉族主义”情绪——这是今人断然难以苟同的。
应该说，爱国主义始终是流淌在中华儿女血脉里的最可宝贵的感情，是中华民族五千 年来能够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最坚实的基石。我们每一位中国人，都应当珍惜这份感情， 维系这个优良传统。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基本原则。笔者在这里阐明的只是在进入21世 纪的今天，当我们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继承和发扬包括优秀传统道德、优秀传统文学 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必须懂得识别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而不是囫囵吞枣 ，全盘接收。比如必须懂得古人爱国主义中的“愚忠(忠君)”思想与大汉族主义是须要 批判的，古人孝道伦理中的“无后为大”、男尊女卑观念是不能效仿的；当然，同时也 须要知道产生这类消极思想观念的历史背景，不必用今人的标准去苛求古人。只有实事 求是、一分为二地辩证地看待传统文化，继而给予合理的扬弃，才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显异彩，永具活力。由此，我们也才会真正领悟到那些洋溢着爱 国主义精神、闪耀着道德光辉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隽永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