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以来，友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逐渐从古典公共友爱向现代私人友爱演变。在批判依附性的古典家庭经济和以逐利为旨归的现代工厂经济的基础上，马克思建构了以需求驱动为特征的友爱观。马克思的友爱观以满足人的充分发展之需要为核心，经济被嵌入其情感关系之中，并指向需求之满足，实现了经济的物质价值和伦理的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彰显了卓越而彻底的伦理诉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构理想共同体的独特思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友爱 共同体 需要
在古典时期，友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兼具私人和公共两种特性，表现为私人友爱和公共友爱。公共友爱着眼于共同体的共同善，有助于增进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形成公民团结。但近代以来，友爱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出现裂隙，友爱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演变，成为私人领域的个体情感体验。近代思想家试图依靠制度安排来维护社会正义与社会稳定和谐，特别是契约论者基于“原子式的个人”和诉诸“个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社会制度安排建立在冷冰冰的理论之上，整个社会身处于彼此漠不关心的世界中。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过程中，试图在共同体的框架内探讨友爱，使社会关系的完善充分奠基于友爱德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建构理想共同体的独特思路。
一、 友爱是共同体联结的纽带
马克思对友爱的阐释与其关于交往的论述密切关联。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不仅把交往视为“类活动和类享受”，而且还将其视为“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更确切地说，交往就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人作为类存在物，必须生活在共同体或社会之中，必须依靠他人及其劳动的产品才能实现自身的持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交往视为“真正的人的生活中的相互补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种种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马克思意识到社会成员之间基于“相互补充”的德性交往关系对于建构友爱共同体的重要性。通过对交换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这种以相互性为奠基的友爱对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之重要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本质体现为人的社会关系，人在实现其本质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创造人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本质，而这种人之为人的社会本质是每一个具体个体的本质，是其自身的活动、生活、享受和财富，而非与具体个人相对立的抽象力量。人天生是社会存在物，只有借助其他社会成员的劳动产品才能实现自足，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体现实用友爱的交往不仅是“类活动和类享受”，还是人的“社会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相互性为奠基的友爱是人之为人的属性，是人的一种本真形态。马克思充分揭示了人的这一本性，以及以相互性为奠基的友爱对于实现真正的人之生活的意义。
马克思的友爱观深受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影响，蕴含着实用友爱和德性友爱的双重维度。在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古今对比”中，马克思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情感的赤裸裸的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中人进行生产是为了拥有，人的需要是生产的尺度和目的，而交换是满足需要的中介手段。因此，人最初的“生产”是因其自身的需要而发生的，而实现了最初需要之后的“再生产”则是为了使需要得到更充分的满足。如果我们要获得他人的产品以进一步满足自身的需要，就要通过彼此的交换。在这种私人所有者的交换中，各方所生产和占有的物品是双方交换的中介，双方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是他们交谈所用的唯一语言，交换双方所拥有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他们对彼此的价值，其本身对彼此来说不具有任何价值。马克思在阐述三种社会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对交换中的互惠性关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首先，他批判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缺乏互惠性。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劳动者的奴隶或农奴本身被当作“生产的无机条件”，主人或领主和奴隶或农奴之间处于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非互惠关系中。主人或领主的行动并不等价于奴隶或农奴的行动，他们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而奴隶或农奴处于被支配地位。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7页。 其次，马克思虽然肯定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互惠性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所表征的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作为主体的人仅仅被视为单纯的交换者，他们彼此之间是漠不关心的。在这种互惠性关系中，交换主体都把对方当作满足自己需要、为自己服务的手段。“这种相互关联（和互惠性同义，英文单词同为reciprocity——引者注）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他们毫不关心的，只有就这种相互关联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利益的东西，与他人的利益不相干而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8-199页。 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互惠性关系，还不如说是工具性的互惠性关系，因为交换主体在交换过程中只是充当对方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个人只是依据其角色而与彼此发生联系，个人之间的差异和意图在其履行这些抽象的角色功能的过程中不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与这些抽象的角色功能不相干。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化约为纯粹的功能性的经济关系或阶级关系。从马克思对古代家庭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厂经济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不仅强调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对等的互惠正义，而且还强调社会成员之间互惠性的情感维度。在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后，马克思阐述了第三个社会阶段的社会关系。他把这一阶段的社会关系形态概括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尽管后者为前者创造了条件。在作为“社会本身”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将按照人之为人的方式交换、生产，从而重新占有自身。社会的主体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他们不断再生产和更新这种相互关系。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仍存在互惠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性的互惠性所不同的是，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所呈现的是一种充分发展的互惠性关系，每一社会成员在这一关系中都承认对方的自由并为了提高对方的自由而行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共产主义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已不复存在，“它是一种既实现共同规划又支持每个人各有差异的规划的社会合作模式”。① [美]古尔德：《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马克思社会实在理论中的个性和共同体》，王虎学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在古尔德看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动力原则是积极自由，而积极自由被理解为社会个人最为充分的自我实现。马克思此处所指的互惠性关系已经蕴含德性友爱之内核。在这种充分发展的互惠性关系中，人与人基于相互之间的作为自我实现的德性并为了这一德性的相互提高而行动。马克思这种体现德性的友爱交往方式是完全奠基于生产活动之上的，在作为人所进行的生产中，每个生产者既肯定自己，又肯定另一个人。一方面，作为生产者的“我”在生产过程中充分展示和实现了德性、个性并使之对象化；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你”在消费体现我人格对象化的产品的过程中充分满足了“你”本质的需要。因此，这种交往方式不仅实现了“我”的人格，而且实现了“你”的人格。与私有制条件下的交换不同，在这种体现德性的友爱交往中，交往并不需要借助货币或其他一般等价物为中介来实现，而是以作为生产者的“我”为中介来实现这种直接的“相互补充”关系。“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4页。 可见，作为人进行生产的典范形式，共产主义社会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建立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自由交换，社会成员之间充分展现了一种友爱关系。个体之间的交往并不是一种间接的、外在的相互联系，而是一种在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基于德性的直接的、内在的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相互承认和着眼于其共同利益而行动。
二、需要是友爱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建构了一种以公民友爱为主体的三种友爱形式共存的友爱共同体，那么，马克思则构想了一种建基于个体充分发展之上并以互惠性为伦理目标的友爱共同体，亦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社会成员的需要是友爱共同体得以建构的基础，人的需要是社会的黏合剂。
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作为友爱共同体，与奠基于人性的需求理论紧密联系。着眼于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体本身，马克思赋予其哲学考察方法以革命性意义。他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充分揭示了“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本真状况。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性决定了人的需要，现实的人就是受肉体组织所决定而具有各种自然和社会需要的人，是为了实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从事各种活动的人。人是同时作为三重生命的存在物，亦即，人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社会存在物和自由的存在物。与人的本性相一致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作为主体的人之内在价值尺度。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是他们不是唯一的，亦即他们彼此不是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的，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和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把他们彼此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因而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③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8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首先必须获得各种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因而必须进行交换。需求是个人之间交互活动得以产生的前提，正是需求把社会结合在一起。“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81页。 个体的现实需要以及生产上的差异不仅是实现交换的基础，而且有助于各自实现交换中的真正平等化。从这种自然差别上来说，正是由于交换者双方都是对方所需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因而这种自然差别使他们相互发生平等的关系。交换者一方所客体化在商品中的内容就成了另一方的需要，反之亦然，这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的关系”。因此，交换者双方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他们都是作为人相互发生关系，并且都充分认识到他们之间共同的类本质。马克思除了强调个体出于自然需要而必须通过互惠活动来实现他们之间的“相互补充”以外，还表达了对作为德性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物质需求仅仅是问题的一小部分，而在‘自由王国’中，人的潜能最充分发展才是最重要的。”① [美]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主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页。 诚然，和亚里士多德一样，马克思充分表达了人的幸福除了要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之外，还必须充分实现人之为人所具有的潜能，亦即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人的功能并获得自我实现，从而实现人的德性。“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90页。 可见，对马克思而言，个体只具备丰裕的财富还不算是真正的富足和幸福，要获得真正的幸福，还需要实现“是其所是”的内在必然性。事实上，实现人的这种内在必然性就是要求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亦即实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之为人的德性。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从马克思早期关于类存在的自我实现之探讨，再到自由王国中个体的自我实现，马克思关于人之需要的理念不仅具有德国古典传统，而且还汲取了古希腊式需求概念的合理内核，而后一个方面也将成为理解其需要理论的关键所在。追求个性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其一生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从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人的本质，其内涵可以说是异常丰富，但其中最能体现人之为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个体可以自主决定并选择与其个性相适应的发展方式，使蕴藏于自身的各种天赋、潜能，以及以这些天赋和潜能为基础的各种创造性得以充分开发并自由地加以运用，继而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人之创造性的充分开发和运用是真正的人之特征的确证，是人与动物相区别并最终脱离开来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这里还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德性的需要充分体现在其对劳动的阐释之中。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充分地揭示了劳动是作为类存在的人的一种需要。在他看来，无异化状态中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充分显现了个体和社会的创造性。作为个人或社会存在物的个体，正是在生产自身的过程中完成并实现了对自身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个体谋生的手段，而是其生活的第一需要。对马克思而言，对劳动的需要之重要方面就是对作为德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在马克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思想家往往把个人自身的自由发展同他人的自由发展相互割裂甚至截然对立。那种现代性需求的特质是人为的、异己的，它所带来的是自身的麻木。尽管着眼于个体自由和实现原子式的个人需求对于批判宗教的禁欲主义具有进步意义，但是那种绝对的个体自由必将造成人际冷漠甚至冲突的不良后果。马克思的友爱观充分摆脱了禁欲主义和自由主义现代性需求的局限性，充分彰显了个体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伦理诉求，因而具有社会性和高度整体性的特质。在马克思看来，个体的自我实现和完善与整个社会的完善是一致的。如他所言：“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这就是说，只有在理想的共同体中，个体才能充分实现其作为内在必然性的潜能，从而实现其德性。共同体是个人充分发展其潜能，实现个体自由的重要场域。人并非像上帝一样全智、全能和全善，而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理性存在物，因而要通过自身努力并在与他人的相互协助下不断获得提高和完善。“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⑤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99页。 因此，个体在共同体中通过彼此的“相互补充”，不仅可以更好地完成相关的工作，而且还有助于彼此发挥其创造性。“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6页。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人之个体的需要是友爱共同体建立的基础和前提，这种需要不仅体现为出于纯粹自然性的相互补充，更是体现为实现人之潜能的自我表达及其相互补充。因此，马克思的友爱观并非像宗教和其他无神论所倡导的博爱那样，仅仅体现为一种哲学的抽象之博爱，而是充分体现着现实的人之间的一种互惠性的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2页。 概言之，马克思的友爱共同体一方面是对功利主义和黑格尔完全接纳市民社会中的资本主义需求体系的批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作为人和社会存在的个体需求的物质本性和精神本性。需要不仅体现为物质上的相互支持、满足，而且表现为超越于物质的高端需要，亦即精神上的相互尊重、友爱，以及个人在精神文化生活中的充分表现和发展。这与恩格斯关于未来共同体的预设是相契合的，亦即未来的共同体将实现对个体的需要之关切和社会公共福利之关切的内在统一。“未来的联合体将把后者（资本主义商业社会——引者注）的清醒同古代联合体（古希腊城邦共同体——引者注）对共同的社会福利的关心结合起来，并且这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47页。
（五）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推进国家及各地生态环境教育设施和场所建设，培育普及生态文化。公共机构尤其是党政机关带头使用节能环保产品，推行绿色办公，创建节约型机关。
三、 扬弃作为中介的货币是回归友爱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与生活资料发生联系的媒介是货币。货币作为一种交换中介具有“万能”的本质。货币成了生活中的最高善。作为一切纽带的纽带，货币一方面把个人同他人、社会和自然界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则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45页。 然而，货币所交换的并不是特定的品质和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和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事实上，作为人或社会的人，他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他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马克思猛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只存在冷酷无情的交易关系，任何市民友爱和骑士热忱等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的算计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直接生产货币。只要工人愿意让渡自己的活动，货币同样可以直接购买劳动和工人本身。雇佣劳动和资本只是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形式。“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8页。 但这种建立在货币上的共同体仅仅是抽象的，货币只是外在于个人的、偶然的东西，只是充当满足单个人需要的纯粹手段。因此，货币或交换价值使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上并以外在于个人的形式对象化。马克思通过批判现代国民经济学关于货币的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的感性认识，揭示了“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4-165页。 个人在这种中介活动中只是作为“丧失了自身的人、非人化的人”进行活动和交往。作为一种异己的中介，货币使人把其愿望、活动以及和他人的关系视为不依赖于他人的独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介的货币成了支配它借以把个体表现出来的真正具有主宰性的权力，从而使得个体和中介（货币）的关系发生彻底颠倒，中介由最初的手段上升为目的本身。像亚氏一样，马克思也看到了作为货币发展高级阶段的信贷业使社会关系严重异化。马克思认为，银行业表面上体现一种人际信任关系，而实际上却隐藏着极端的不信任。信贷貌似浪漫、温情，但事实上，“穷人的全部社会美德，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他的存在本身，在富人看来也都是偿还他的资本连同普通利息的保证”。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68页。 信贷是从经济学上对一个人的道德进行判断，它使人本身变成货币，成为交换的中介。由此观之，无论是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中，还是在信贷业中，人与人之间已经彻底丧失基本的温情和信任，个人只是充当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货币使个体交往形式以及交往本身成为个体之间偶然存在的抽象事物。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存在条件下的一切交往都是私有制和现实劳动条件下的个人的交往，而非“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私有财产发展到货币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人在其交往活动中必然发展到交换，而交换必然发展到价值。价值在交换活动中是私有财产之间的抽象关系，而非社会的、人的关系，它表征着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运动。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形形色色的抽象的个人。因此，货币演变为作为价值本身的一种现实存在，成为私有制的标志，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张要废除私有制、分工和货币，变革这种虚幻的共同体，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控制生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②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00页。 可见，理想共同体的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意识不是青年黑格尔派所诉诸的“爱的原则”、自我牺牲精神和利己主义，而是实现作为社会的人的生产和交往，回归到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作为个人本身的交往的友爱共同体。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在思想史上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非自然的致富术的政治伦理批判。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合理吸收和转换，为其在古今对比中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以及构建理想的社会共同体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对货币和资本的批判分析汲取了亚氏关于家务管理和致富术的洞见。在马克思看来，不发达的交换、交换制度和货币制度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的相互交往，这种交往所体现的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相反，在体现发达的交换制度的货币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交易差别等都被打破了，个体之间表面上是独立、自由地相互接触和交换，但是他们彼此之间关系冷漠，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意义上的交换。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使以人本身为交往中介的理想交往状态发生了彻底变化，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友爱共同体演化为一种抽象的、虚幻的共同体。
总之，作为交换中介物的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阶段，曾经极大地方便了人际经济交往和友爱共同体的建构。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和所有其他文化手段完全遮蔽甚至取代了人的内在目的和终极目的。正是看到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主张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废除货币和资本，从而彻底避免由货币和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和欺骗。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废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回归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共同发展，通过分享交换和需要来形成共同体之间的协助和友爱，才能避免家庭和市场仅仅以生产各类营利产品为目的，破坏人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的团结。
笔者曾经在授课的七个班级300名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有52%的同学认为周围的人缺乏感恩意识，在与同学交往中对他人缺乏必要的尊重和沟通。在这样的情况中，很多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被同学孤立，最后变得不愿与人交往。古人云“百善孝为先”，感恩教育首先倡导感恩父母。在调查中显示大学生的孝心不尽如人意，有27%的大学生不知道自己父母的生日，有31%的大学生只知道父母其中一人的生日，81%的大学生称没有给父母过生日。问他们平时在家是否有做家务活时，有11%大学生称自己从来不做家务活。
四、结语
马克思的友爱共同体完全突破了古代共同体所具有的依附性，充分体现了开放性和互惠性。在这种充满友爱德性的共同体图景中，经济被嵌入其情感关系中，并指向需求之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言：“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9页。 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基于理性计算的市场常常缺乏社会责任感，市场主体为了各自的商业利益而背信弃义，导致社会无序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被不断削弱，从而导致了民族分化，民族主义的挑战日趋严峻。在挑战层出不穷、冲突日益增多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友爱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探寻全球社会治理的有效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马克思建立在以需求为目的的公共经济之上的友爱观，不仅有助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彼此信任、相互善待，而且有助于提升人们交往行为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当代社会形成共生共在的交往范型提供了理论借鉴。
拍摄这种风格的作品时，一定要用单点对焦模式，保证自己可以精准控制焦点位置。如果用的是自动模式，对准的就可能是最近的或最显眼的物体。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7-0012-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社会理想中的美德伦理思想研究”（17CZX062）、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马哲专项一般课题“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完善论之维及其当代观照研究”（2017GZMZYB44）、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德育专项）“广东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总体状态与提升路径研究”（2018JKDY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符海平，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 广州，510006）。
责任编辑：罗 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