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1]2001年在《诗与思之和谐交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思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最近二十年内，国内哲学界曾先后掀起“文化热”与“国学热”。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于彰显中国传统哲学的真精神、展示其特征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在文化研究领域有较大进展。然而，据笔者所了解，哲学界从思维方式角度深入反省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为数不多。意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虽已被不少学者论及，然而这些研究往往倾向于从心理学或文学的层面进行讨论，从哲学层面对其加以分析阐发的论着尚不多见。即使是哲学层面的有限论着，也多是就意象思维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予以阐释而从总体上全面探讨意象思维的研究尚有待深入。 基于国内哲学界的研究现状，笔者特选取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思维作为研究课题，通过界定其内涵、考察其形态演变、探讨其特征与成因等途径，试图从哲学认识论层面对意象思维从总体上予以把握，进而由思维方式角度反省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特质。 意象思维的界定是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内学界对中国思维的研究常以西方思维系统作为评判标准，对此进行反思是必要的。完整的思维构造应该是逻辑与经验二者的并存和互补，这一点已在当代生理学及心理学研究中得到证明，从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通过比较古今中外“意象”内涵、分析当前我国学界对“意象思维”的界定，可以得出结论：意象思维是通过感性、直观、形象的符号把握对象世界抽象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 其次，将意象思维放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全过程中予以历史考察，才能对意象思维做出总体性把握。笔者不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将禅宗作为意象思维形态演变阶段之一的观点，因为按照意象思维的界定，严格地说，禅宗虽左右了后来意象的形态演变，但由于其已走向“忘象”、“忘言”的极端，禅宗本身并非意象思维的典型体现。可以说，在传统哲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意象思维曾先后出现过叁种不同的模式，表现为叁种意象形态的更迭：先秦的隐喻意象、魏晋的提喻意象和宋明的历史意象。其中，后一意象形态为前一意象形态的进一步发展。 而对意象思维成因的思考，可分别从叁个角度予以探讨，其一，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梁漱滨以早熟的儿童比喻中国早熟的文化，言其一方面较早地达到了高度的抽象，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儿童的天真、幼稚，表现在意象思维中，即形上高度与原始残留的共存。其二，从语言学的层面考察，语言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选择了某种语言，就意味着选择了某种思维方式，由此而言，中国的形象语言以形象的抽象规定了意象思维。其叁，从中国母体文化与传统哲学的渊源出发，中国母体文化属于一种原生文化，其尊祖宗、尚人伦、重情感，在哲学上便表现为以“天人合一”为重要特征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由于母体文化所孕育的整体性思维偏向，主体在把握客体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思维工具便具有感性、直观、形象的特征，而运用具备这些特征的哲学概念或符号把握对象世界，即为意象思维。 再次，相对西方的抽象逻辑思维，意象思维具备鲜明的民族特色。一方面，它具有偏好感性形象的诗性特征；另一方面，亦具有追求形上的哲思特征。其中诗性特征又体现为象征性和类比性两大特点，它们广泛存在于传统哲学中的《易》学、儒学及道学中，并深融于传统文化机体。象征、类比本质上属于同一形态，其基本功能都在于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象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具体的形而下的“器”，阐释主体对形而上的“道”的向往，从而实现由感性到理性、由形象到抽象的过渡，使得意象思维具备了浓厚的诗性。而后一方面亦即意象思的思性特征，则与中国形而上学的叁个特点密切相关：其一，作为形而上学的道是不可言说的；其二，对道的追求须通过亲身体悟；其叁，追求形而上学目标的途径是整体身心的修养，而不 只是掌握某种知识。中国传统哲学对形而上的追求，体现于意象思维中，便是重意而 轻言、轻象。意象思维旨在“象”后之“意”、形象之上的抽象，故而具有追求形上的哲思 特征。然而这种特征与西方纯粹的形上思辩不同，它在追求超越经验的努力中始终意 识到，这种超越的追求只可能依托于经验基础。因此可以说：意象思维在象征性、类比 性的诗意中，内蕴着向往形而上的哲思特征，相对西方哲学，可将其特征表述为具象的 抽象、修辞与逻辑的统一、积淀感性的理性，亦即诗性与思性的和谐交融。 最后，中国美学中的意境说与哲学中的境界说均为意象思维的运用，而意境说则 广泛影响了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体现于各种艺术的创作理论诸如诗论、画论、书论中。 综上所述，立足国内现有研究状况，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背景下，通过对意象思维。的界定、形态演变＼特征及影响的全面探讨，历史地、系统地把握意象思维及其特征，是 进一步推进意象思维研究的可行进路。
徐兆武[2]2010年在《生命·诗与思·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梁宗岱是现代文学史上极具个性的诗论家之一。他在叁十年代以象征主义为核心所进行的诗学理论建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他是以诗人身份从事理论建构的。他始终以个人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为基础,致力于探究诗歌、生命与真的关系,尤其在诗歌本体论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为生命诗学的建构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本文拟从上述认识出发,以梁宗岱的《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及其他散见的批评文章为对象,以发现梁宗岱诗学理论的基本面貌与个性,而更大的目的在于从生命诗学的角度探索梁宗岱的诗学价值。全文共共五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叁章及结语。引论部分在对梁宗岱诗学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研究角度,即从生命、诗、真的关系入手,探讨梁宗岱的生命诗学。第一章探讨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主要从其理论资源、纯诗理论的特点进行分析,指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独立的文体意识、音乐境界、可以实践的理论形态叁个方面；第二章主要讨论梁宗岱对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超越,主要从梁宗岱关于象征的阐释入手,探讨了他对中国早期象征主义诗学理论的超越,主要表现为对象征内涵的独特理解、象征特点的表述及关于象征的审美感受叁个方面,从而指出其象征主义的本体论意义；第叁章主要从生命诗学的角度探讨其“契合”说、宇宙意识、崇高等关键词；结语部分从生命·诗与思·真的关系角度分析梁宗岱生命诗学的内涵,本文认为在梁宗岱那里,自然既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生命获得启示的源泉,而诗也是生命的一种形式,生命和诗的本质即在于“大和谐”。此在(生命)正是以“象征”(生命与真的感应契合)的方式通过诗(生命自足的完美形式)与思(生命的存在方式)的对话而达到对真(彼岸)的接近,从而达到“大和谐”。所以,梁宗岱的诗论既是一种理论形态,又是一种言说着的生命形态(诗人通过言说而获得对存在意义的确认)。
董菱[3]2009年在《书法艺术情感教育论析》文中研究说明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或现象所持的态度和体验。人的情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而情感世界又是变化多样、神秘莫测时。当书家用笔墨线条语言将情感物化为震撼欣赏者心灵的书法作品时,这种情感就成为书法艺术情感,它闪烁着书家的智慧之光,回响着书家的心灵之音,推动书家进行艺术创作活动。艺术情感是人类情感中最富有魅力的情
黄峰[4]2007年在《浅析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的相通之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文论志于研究古典文学创作、形成、发展、流派、鉴赏和批评等。《尚书》:『诗言志。』《庄子》:『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论语》:『诗叁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些经典论述已经开中国文论之先河,奠定中国文论的基本模式。相对于古代文论历史之久,论述之多,古代书论只能是藏于一隅。甲骨文、金文虽已作为书法艺术中的一体被当代人广为接纳,但书论据现存资料最早的记载已是东汉时期,而且书论之少更是让后人遗憾不已。
杨晓薇[5]2019年在《中国哲学的诠释新径——论方东美的“机体主义”》文中指出方东美借“机体主义”诠释中国哲学之特质,其“机体”思想具备叁个向度的哲学意涵:第一,作为诠释方法的机体主义,它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并对怀特海机体哲学作出方法学上的提炼和转化;第二,作为本体论的机体主义,“普遍生命”“双回向”的上下贯通使得人与宇宙世界的圆融无碍找到形上的依据,在儒道佛的阐释中分别体现为“生生”“大道”“真如”;第叁,作为中国哲学通性的“机体主义”,它表现在儒道佛同俱“旁通统贯论”“道论”“人格超升论”等中国哲学之精神。此叁种意涵构成方东美独到的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范式还理论于历史,还概念于语境,以“忠恕体物,道通为一”的整体思维方法以及体察万物的中庸之道对中国哲学作出真正“同情的理解”。
陆永胜[6]2013年在《“阳明学的开新与践行”学术研讨会综述》文中研究表明2012年6月22日,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共修文县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一届“知行论坛”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学术报告厅召开,来自省内外的4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阳明学的开新与践行”主题,从多个向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促生了诸多极具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研究角度和学术观点。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王琰[7]2014年在《天才歧路》文中研究说明1.少年游青城是座古老的城市,一条运河穿城而过。高大的拱形石桥横跨运河,几乎每隔几条街就有一座。一眼望去,青城没什么高楼大厦,全是一排排平整低矮的白房子,白墙黑瓦,宁静得近乎肃穆。青城人爱走路,边走边聊天,语速平淡缓慢,落进小巷深处,很快被一巷的幽静吞噬。许氏祖孙最初落脚的地方,是在城北下只角的一条运河边上。那些临河而筑的房子也算白墙黑瓦,大多已陈旧不堪,给人简陋、破烂、寒酸之感。他们的房间总共只有九平米,前后没有窗户。刚搬进去,许氏一个人忙前忙
刘军平[8]2003年在《从哲学的名实、言意之辨看中国翻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导言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性的的东西,民族的语言就是民族的精神(洪堡特语)。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根植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的文化土壤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中国翻译理论不能忽视这样一个语言处境:现代汉语语义空间的二元构成。此二元构成指的是: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词汇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的基本词汇所构成的语义空间。这两大块语义空间同时并存于现代汉语界。尤须提及的是,随着翻译理论引进日益繁荣的今天,西方翻译理论话语几乎主宰了中国翻译学。比如动态对等、功能对等、多元翻译系统、操纵、改写、意识形态、文化转向等在中国翻译理论界中已形成一套有效的翻译理论范畴。毫无疑问,这些范
孙尚勇[9]2017年在《中国文学自然美的类型、演进及其哲学意藴》文中研究指明一、引言1985年,德国学者顾彬对中国文学自然美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他参考日本学者青本正儿、小尾郊一、小川环树、前野直彬等的研究成果,分“自然作为标志”“自然当作外在世界”和“转向内心世界的自然”叁章,讨论了先秦两汉、魏晋南朝和唐代诗文中的自然描写,并一般性地分析了中国自然观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性的社会学缘由~(1)。此书中译本出版同一年,刘小枫撰文对顾彬提出了含蓄的批评。刘小枫认为,在中国,“‘自然’
熊海英[10]2015年在《“晚唐体”“诚斋体”与“江湖体”——以诗歌的通俗化为中心》文中提出诗歌本来起源民间,在文人手中改造成为高雅文体。到了宋代,以“元佑体”、江西派为典型,诗歌从语言到精神、由内而外雅化至极而成为精英文人的专属物。物极必反,江西派之后杨万里截断众流、取径晚唐,“诚斋体”离雅就俗,自成一家。其后“四灵”专师“姚贾”,晚唐为法竟成时尚流行。到晚宋,诗人不辨泾渭,逐浪随波,遂至江湖泛滥,一片混茫。南宋中期以后诗歌显示出通俗化的趋势,笔者想寻绎其中的綫索,思索诗歌发展变易的道理。一、似与不似之间的“晚唐体”与“江湖体”
参考文献：
[1]. 诗与思之和谐交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象思维[D]. 张悦. 陕西师范大学. 2001
[2]. 生命·诗与思·真[D]. 徐兆武.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3]. 书法艺术情感教育论析[J]. 董菱. 书法. 2009
[4]. 浅析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的相通之处[J]. 黄峰. 书法. 2007
[5]. 中国哲学的诠释新径——论方东美的“机体主义”[J]. 杨晓薇. 哲学分析. 2019
[6]. “阳明学的开新与践行”学术研讨会综述[J]. 陆永胜. 王学研究. 2013
[7]. 天才歧路[J]. 王琰. 百花洲. 2014
[8]. 从哲学的名实、言意之辨看中国翻译[J]. 刘军平. 人文论丛. 2003
[9]. 中国文学自然美的类型、演进及其哲学意藴[J]. 孙尚勇. 国学. 2017
[10]. “晚唐体”“诚斋体”与“江湖体”——以诗歌的通俗化为中心[J]. 熊海英. 新宋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