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应该是可以非常乐观的。
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创新对于发达国家只有发明一种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既是发明，又是引进。
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靠引进技术，技术变迁的面与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广与快，因而有可能以比发达国家快的速度来发展。
为什么改革之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改革之前快了很多？很大的差别也是在改革之前，我们想在技术上面赶超，改革之后大量的依赖引进技术。
靠引进技术会不会永远落后？不会永远落后，日本、新加坡靠引进技术，现在人均收入不是超过美国了吗？
传统中国的文化地位
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文化。中国人一向以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为荣。中国不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而且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同，在工业革命之前的近两千年间，中国文化、文明不愧为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成就。
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一般认为，在公元元年的时候，西汉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可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分崩离析，进入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时代；反观中国，自汉朝以后，虽然分分合合，但合的时间多于分的时间，在唐、宋、元、明以至清帝国早期都曾出现脍炙人口的盛世。
中国长期的文化、经济发展成就，不仅让西方非常羡慕、崇拜，而且对周遭国家和地区产生深刻的影响。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著名的孝德维新，全面学习唐文化。中国文化还影响到韩国、越南、泰国等周遭地区国家。
工业革命以前的这一千多年的时间，中国文化确实是最发达的文化，全世界的人到中央帝国来朝拜。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恢复古典希腊传统，重读古希腊哲学，摆脱中世纪神学对思想的钳制；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以人为本的儒家哲学。可见文艺复兴运动的内容，也包括学习中国文化。总之，中国文化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们感到非常骄傲。
现代化努力与中国文化三层次
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国力日渐式微，不复为世界中心。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甚至有亡国亡种的可能。在那种状况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从单个人来比较，中国人不傻笨，为什么中国不如西方？在东西文化的冲击当中有很多人认为，中国落后于西方是因为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五四运动时期的主流思想认为，儒家文化是一个吃人的礼教，中国要复兴，必须打倒孔家店。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落后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比如中国人有很多劣根性，保守、乐天知命、圆滑、不求甚解、自私、特别容忍恶势力和社会不公正、夜郎自大。中国人行为特性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彻底地拿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对抗，以今日之我来否定昨日之我。必须打倒孔家店、改变文化才有可能使中国强起来。他们把中国所有的落后、一切的困难都归罪于文化。时至今日，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最近则有一股新思潮大力肯定中国文化。在东亚地区出现新兴工业化经济，首先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日本人均收入在1988年超过美国，新加坡人均收入在1996年赶上美国，台湾、香港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全世界除了西欧、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外，就只有这些东亚经济真正赶上或大幅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当中脱颖而出，发展这么快？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共同的因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而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俭、刻苦、重视知识、重视长幼次序、重视朋友有信。这样，他们又把东亚经济的成功全都归因于儒家文化所带来的这些优点。有趣的是，这跟西方对同一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共通之处。韦伯（Max Weber ）认为基督教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兴起直接关联。
可是儒家文化在东亚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到底处于什么地位？五四以来不仅中国知识分子长期批评儒家文化、呼吁打倒孔家店，而且凡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同样对儒家文化有很多指责；今天该地区的经济振兴了，人们又全部归功于儒家文化带来的好处。岂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儒家文化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阻碍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成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哪一个说法是对的？两个都对吗？还是一个对、一个错？还是两个都错？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这正是本文想探讨的主题。
要谈中国文化的作用，首先应该弄清什么是文化。当然定义文化的方式非常多，不同学者的定义方式会不一样，我个人比较接受费孝通先生的一个定义，他认为文化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生活的工具，国家、社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器物来生产、生活。比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印度人用手抓，所用的器物不一样。这当然包括国家打仗时候用什么，用洋枪大炮、还是大刀长矛？这是器物层次；第二是组织层次，按照费孝通先生的定义，包括这个社会里面怎样把个人组织起来，让单独的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在一个社会里面共同生活以及他们之间怎样互动。它包含很多内容，比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此外还包含一个价值观念的层次，人怎么想，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什么好？什么不好？好坏之间，各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选择标准不一样。三个层次不可分割，是一个有机整体。
有例为证，在原始公社，从生产、生活工具来看，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一般用长矛、箭，矛尖和箭头是石头打造的，是生产工具；从社会组织来看，原始公社社会组织比较平等，可能有一个领袖，但其他基本上很公平，也有一些分工，比较进化一点的分成武士、猎人等，组织方式与现代很不同；从价值观念来看，很多东西不分你我，而现代社会，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人类文化学者考察原始社会，主要记录用什么工具生产、组织方式是怎么样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的。在不同社会、不同地方或历史的不同阶段，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且都可能不同。不妨再举一个关于市场交易的例子，原始社会人们打猎以后，自己吃穿以外还有剩余，就要进行交换，把物品放在路边，路过的人看到就知道这个物品可以交换，可以拿走。放物品的人会躲在树后看有没有人来拿走，拿时有没有留下物品来交换，这是一种组织方式；今天如果你在街边看到别人的物品，绝对不能拿走，否则别人可能把你送到警察局告你偷窃。原始社会放在路边的物品可以拿，当然也有一些价值标准，拿时必须留下一点交换的物品。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标准，如果拿了物品没有留下交换的物品，原始社会的人可能会千里追杀，进行报仇，这都是价值观念。现代人看到我拿走物品可以送我到警察局，但不会千里追杀，或派个人来暗杀我，否则我会反过来到法院告他预谋杀人。所以，在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阶段文化不同，包括器物不同、组织方式不同、行为规范不同。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形下，任何一个文化存在，都是一个自洽的整体，其生产工具、社会组织方式以及价值观念是一个自洽的整体。
使用这个定义来观察中国近代一些历史演变，很多社会政治运动特别容易理解，而且可以进行分段。在工业革命以前，中国文化全面领先于西方，不仅中国人这么认为，亚当·斯密和许多外国学者也接受。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且在接二连三战败后进行反省，到底中国怎么了？为什么从一个一两千年来基本上是独霸一方、万方来朝的国家，突然间屡战屡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难当头，中国有亡国亡种之危险，在这种状况下，怎样使中国强盛起来，最早的思考认为中国传统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的儒家伦理和社会秩序是好的，中国被西方打败，是枪、炮不如西方，没有铁甲船，反思的结果就产生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社会思潮。在这样一个思想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30年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运动，购买了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武器，直到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甲午海战之前，中国人和许多外国人都觉得中国人应该打赢。因为当时北洋舰队按照吨位计算是全世界第五位、亚洲第一位，按照武器先进性，中国海军用的是当时世界最新的大船、最新的武器装备。同时期日本，在美国海军上将佩里率领的舰队威逼下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后，进行了明治维新。海战之前，日本的船比中国小，而且很多是日本自己造的、也不先进，而中国有当时最先进的武器，所以很多中国人和外国评论员认为中国肯定会打赢。结果中国却败于日本。
甲午海战对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冲击。日本一两千年来长期派留学生到中国来，以中国为学习的榜样，为什么在明治维新后短短的时间里即能够打败中国呢？原因在于改革比较彻底，他们除了学习西方的洋枪大炮之外，还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政治方面实行君主立宪、内阁制，由在国会里面获得多数的政党组成内阁；军事方面请德国陆军教官来教导日本军队，军队从原来属于各地贵族变成属于国家；教育方面推行西方的义务教育；经济方面建立西方现代的银行制度，引进西方的工厂和企业制度。当时中国的有志之士认识到除了学习西方器物层次的洋枪大炮之外，还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其中有两派不同的想法：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群主立宪派，主张在清廷基本框架之内进行与日本明治维新一样的改革，推行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制度；另一派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在清朝异族统治之下，即使进行社会组织层次的改革还不行，必须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实行同美国一样的、以总统为国家元首的三权分立的制度，也包括其他的经济社会教育制度。结果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虽然甲午战后的认识比洋务运动时的认识深了一层，除买枪、炮外还有社会组织改革，但是建立民国以后并没有让中国马上强起来。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参加战胜的协约国一方，可是战胜以后，被德国强占的租界青岛却被强行转移给另外一个列强日本。
第三层次的思考就是后来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文化运动，认识到中国要强起来，不光要有洋枪、洋炮，现代化的军队，也不光在政治方面要有宪法、总统、议会，或建立像北京大学这样的新学，还要有文化方面更深一层的东西，也就是“德先生、赛先生”，民主与科学，这些属于行为取向、是非标准的价值观，只有有了它们中国才能够强起来。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
中国从一个万方来仪的天朝大国遭逢时代巨变，沦为差点亡国亡种的半殖民地国家，社会运动的认识从器物、组织到精神层次不断深化，但是怎么样让落后的中国重新崛起？有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作参考。第一种理论以韦伯（Max Weber）为代表，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也影响到五四以后两、三代人。为什么全世界在1930年代以前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在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强大呢？当时看来资本主义跟一国的强盛有一定关系。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强调储蓄、又从事生产、扩大再生产是基督新教卡文教派先提出的一个观念，而且变成他们的行为准则，这个行为准则逐渐被新教徒普遍接受。他认为因为新教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改变，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推动了后来的工业革命。按照这种观点，中国过去的伦理道德确实有不少跟现代精神不符合的地方，像在五四时期对儒家文化进行的深刻反省时所提出的那些。中国应该如五四时期提出的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换言之不仅要有西方的器物和组织，而且在精神价值层次也要“全盘西化”，才可使中国重新站立起来。这个观点对五四时期及其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相当大。
这种观点理论上也许自洽，但实践上有相当大的困难。主要在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来的？每个人的价值观念并非作为基因与生俱来，而是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学来的。即使我们接受韦伯的观点，认为必须在价值文化上先改变，或是像《河殇》作者那样主张全盘西化，在价值、伦理上全部接受西方，可是，只要让中国人在中国社会里长大，长大以后还是中国人，就不能在伦理、价值这个层次上完全摆脱中国传统、接受西方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基本上就没有重新强盛的希望。
另一种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的理论，认为文化包含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但在三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组织、精神、伦理等上层建筑。只要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就会跟着变。根据韦伯的理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自己比较倾向于接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比如，原始共产社会特别强调互助、合作，共有、共产，这是一个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与经济基础有关。当时的生产工具是原始的生产工具，当时的生产方式是什么？在原始游猎社会，野兽比我们跑得快，比我们力量大，组织起来才有办法捕获野兽，所以形成原始的部落社会。每个部落可能分成好几个队出去打猎。有的队出去打到了，有的队出去打不到。打到的队，猎物拿回来以后不见得能一次吃完，如果不让别人分享，也没有办法储存。所以最好还是共产、共享，这样下次这个队如果没有打到猎物，也可以分享别人的猎物，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共产、共享的价值准则，可以分散每个人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风险，使每个公社内的人都可以有更大的生存可能。当生产力变了，从游猎变到农耕以后，农耕与游猎比较起来，其一、农耕社会生产水平比较稳定。播种以后虽然也受天候影响，但产出多少、什么时候产出都基本上能预期；其二、生产出来的东西较容易保存，粮食吃不完晒干放到明年还是粮食。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共享作为一种保险手段的需要就减少了。因此生产组织由公社演变为以家庭为单位。而且为了提高每个人的积极性，有了私有财产的出现。另外，市场制度也发生改变。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就一个文化而言，随着生产力水平变化，上层建筑中社会组织以及价值观念也不断变化。我们实际关注的是当两个不同的文化，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高，与一个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文化接触以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文化怎么样发展的问题。这里反映出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生产力怎么发展，二是上层建筑怎么演化的问题。其一、既然从历史发展来看上层建筑决定于生产力基础，落后文化面对强盛文化挑战时要实现文化整体水平的提高，首先还是怎么样把生产力的水平提高的问题；其二、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上层建筑有没有能力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调整，不断赋予新生命、新内容的问题。谈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必须同时回答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办法让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得到快速的提高？中国文化的上层建筑能不能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的调整？尤其指精神层次的东西。
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从生产力水平来看，应该是可以非常乐观的。因为要看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指生产力水平发展，主要看三方面，其一看要素增加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当然当中最重要的是资本的增加了，因为土地一般是不增加，劳动力增加总是有限，能够增加比较快的是资本。其二是生产结构。把这些要素由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产业配置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经济也会增长。其三是技术。给定同样的要素、生产结构，技术水平提高，生产也能发展。
在这三种主要来源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的可能性。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技术创新，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也取决于技术创新的速度。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的含义不同。如果是最发达国家，那么innovation等于invention，创新等于发明，发明来自R&D，必须花很多钱来开发、研究； 对于发展中国家innovation可以等于invention，但是除了invention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叫imitation，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个差距，其实可以利用这个差距来获取新技术，因为创新的含义只是说，在下一次生产活动当中，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的技术新，比现在的技术好，就是创新，但不见得是最新的技术。对于发达国家只有发明一种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可以既是发明，又是引进。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到底选择哪一个，重要的是成本的考虑。哪个成本比较低？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R&D是非常贵的。现在的信息产业被认为是最热门产业，2000财务年度IBM研发投资是43.45亿美元，Intel是38.97亿美元，摩托罗拉研发投资是44.37亿美元。而且投资不见得都成功，有点像买彩券有一定的中奖概率，但中奖概率很低。根据一些研究，平均起来一百项研究当中，大概只有五项是成功的。成功就可以把这个技术拿去申请专利，专利有二十年的保护期，但能够申请专利的技术也不见得都是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因为很多技术申请专利以后，这个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特性消费者不喜欢，没有人买。或这个特性消费者喜欢，可价格太高，消费者买不起。根据研究，在十项申请专利的技术当中，到最后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大概只有一、两项。从这种角度来讲，如果在最尖端技术上面做发明，一百项当中，到最后有商业价值的可能只有一项。当然如果成功这一项回报率会非常高，可能单单这一项就赚十亿、二十亿或更多。如果把百分之九十九失败也算进来，在最尖端技术上面的发明研究，回报率并不高，而且风险很大。另外，要跟IBM竞争的话，一年拿四十亿美元，连政府大概都拿不出来。我们中央政府现在每年的预算不过就是七、八千亿人民币，七、八千亿人民币也就是一千亿美元。如果说IBM一年用四十亿，二十五家IBM这样的最前沿的公司一年就是一千亿。这个钱我们其实是付不起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引进技术，一般讲起来引进技术比发明技术便宜多了。因为一个技术专利保护是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可以免费使用。即便引进二十年之内的技术，要付的钱其实也不多。研究表明，只要付原来发明这个技术的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可以引进进来。而且引进的技术一定是那些已经成功的、有商业价值的技术，而不会是那些百分之九十九的不成功的没有商业价值的技术。所以，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依靠引技术可以有比较快速的技术变迁。引进技术成本低，引进就可以多、快、全面。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靠引进技术，技术变迁的面与速度都会比发达国家广与快，因而有可能以比发达国家快的速度来发展。很多人在分析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奇迹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然后以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取得经济的快速的增长。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析改革前、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差别。为什么改革之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比改革之前快了很多？很大的差别也是在改革之前，我们想在技术上面赶超，自力更生，花很多钱去搞最尖端的东西；改革之后大量的依赖引进技术，所以经济发展快得多。
过去二十多年经济发展快有目共睹。未来三、四十年，一、二个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呢？对这一点我个人非常有信心。我想至少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维持像过去二十多年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类推，日本从二次大战后到1980年代末期，维持了四十年快速经济增长，亚洲四小龙从1950年代末，一直到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维持了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如果他们以引进技术为主能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我国至少也同样可以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而且我相信我们至少可以有五十年快速增长。并不是说中国人比日本人、韩国人聪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开始以引进技术来推动经济发展是在1979年，1979年我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比日本在1950年初与亚洲四小龙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时候差距大；而且推算一下，我们未来30年像过去改革这20多年那样发展，在2030整个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赶上美国，我们的人口是美国5倍，那时人均收入才是美国的1／5。而人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那就表明我们跟最发达的国家还有相当大的技术差距，还可以继续利用引进技术，来推动我们经济的发展。靠引进技术会不会永远落后？不会永远落后，日本、新加坡靠引进技术，现在人均收入不是超过美国了吗？
我在提倡发展中国家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的观点时，经常引起两个质疑：首先，发展中国家是否就完全不能也不要做R&D？其次， 如果中国靠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越来越近，能引进的技术就越来越少，总有一天要靠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国人会不会过度依赖技术引进，而在将来失去发明创造的能力？
对于第一个问题，当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引进技术来加速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能，也不用自己做些R&D。一个企业引进来一项新的技术要和该企业现有的技术配套使用，新、旧技术双方可能都必须有些改变，这些改变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发明和创新。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对已有技术也要不断改进，许多小专利（minor patent）和生产程序专利（process patent）就是这种在生产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不断改进的结果。一个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改进越多，和一个其他条件相同但技术改进较少的企业相比，竞争力自然也越强。同时各国的比较优势不同，有些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而没有比自己更发达的国家在同一产业有比较优势时，产品要改进、生产技术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该产业中的企业也要自己做R&D来取得技术进步。但发展中国家除了国防安全方面绝对必要的原因之外，不应该在发达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风险又非常大的最尖端的技术和产品的R&D。其实，我们可以把R&D作为一个产业来看，这个产业也和一般产业一样可以按资本的密集度区分为不同的区段。发展中国家在选择R&D 的区段时也应该按其要素禀赋选择有比较优势的区段来从事。
不少人对于第二个问题的担心，是看到日本在80年代中叶以前，经济发展非常快，但现在，经济发展却困难重重，有些学者将日本现在的问题归结于日本人的创新能力不如美国人。对于这个担心，我想是不必要的。其实，在最尖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第一个决定因素是能投入多少钱。在最尖端的技术发明创造所依赖的科学原理其实已经是学界共知的知识。但要将这种最基本、人所共知的科学知识变成一个新技术开发出来，大部分的努力是在不断地尝试错误（trial and error）。尝试错误很花钱，能花的钱越多，成功的概率就越多，就像买彩券。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水平，那时我们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5倍，美国现在每年在R&D上的投入大约是GDP的2.5％，到那时我们以同样的水平投入最尖端技术的R&D，投入的资金是美国的5倍，我们成功的概率就是美国的5倍。当然技术发明不只是资金的积累就可以，还要科学家的努力。科学家做研究，要有多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后天学习来的能力；另一方面是先天的能力。后天学习来的能力只要把功夫用足，人与人间不会有多大的差别。在起码的条件有保证的情况下，一个科学家成就的大小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其先天的才智。“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有越多聪明的人从事科研，技术发明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中国人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 所以中国的天才是美国的5倍，如果我们的资金投入是美国的5倍，我们天才又是美国的5倍，我们成功的概率将远大于美国。现在日本跟美国竞争，为什么日本这么困难？原因就在于日本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一半，日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加上日本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美国是靠世界各国的天才，日本靠自己的天才，所以日本技术发明的速度不如美国。而中国将来的话，一方面中国自己的天才就比美国多，而且我们到那时候可以打开国门让外国天才来帮助我们。第三个决定因素是国内市场的规模。新产品、技术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就越有竞争力。新产品、技术的普及运用需要有一个技术标准，标准很难说哪个好，但标准是由政府来制定，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政府定的标准使用的规模就越大，按这个标准来生产，生产成本就越低，产品就有越大的竞争力。当中国人均收入和美国相等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市场规模也是美国的5倍。现在日本跟美国在尖端技术的创新上吃亏，原因之一是日本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一半，有些技术日本的企业先发明，后来美国政府定了不同的标准，日本的企业也只好跟着美国的标准来生产，但将来，我们的市场规模是美国的5倍，我国定了标准， 美国的企业也必须跟着我们的标准走，在技术发明上我们就会有先手之力。
前面讲的经济是基础，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还有另一个道理，如果上层建筑不能随着经济基础变动，它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从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来看，中国的前途应该可以很乐观，但是我们的上层建筑、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一套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上层建筑，能不能与时俱进？中国的文化传统会不会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包袱、累赘？要回答此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儒家文化是否保守进行一些分析。儒家以孔夫子为代表，孔夫子经常被认为是保守，因为孔夫子讲自己述而不作，言必称三皇五帝。既然是述，把三皇五帝时的那些典章制度整理出来，好像是复古，没有新东西，是不是真这样呢？我认为不是。孔子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孔子，圣之时者也。他是一个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圣人，虽然述而不作，但在述的时候是有选择的整理，并不是把远古的东西原原本本照搬过来，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整理过去的东西，而从对过去的整理中，来反映时代的精神。他不保守，所以才被称为圣之时者也。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然后根据时代的需要来提倡能推动社会发展的组织形态与伦理思想。另外，不仅孔子，而且其他儒家的大师们也都不是抱着传统东西食古不化。例如文天祥对儒家哲学的总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仁尽而后义至。”孔子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以仁为代表，孟子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以义为代表。仁与义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里有二十几处讲到仁，比如仁者人也，仁是一个人自己，人的行为标准其实很大程度是根据自己认为对你好的那样来行为。所以孔子才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加在别人身上，那就是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希望有成就，同时我也帮助别人有成就。仁是以自己的内心为出发点来对待世界、社会。那么义又是什么呢？义者宜也，就是合适不合适，与仁不一样。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仁内义外，仁是内心里面，而合适不合适相当大的是社会标准。在这种情形下，孟子才会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有些事情该做、有些事情不该做。而且孟子也才会说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内心反省我做的事情，只要是对的，那么就是天下人都反对，我也应该勇往直前。这里面实际上有社会标准，也可反对社会标准，但是跟仁之间就有一定差距。直到后来宋明时代，儒学新发展到理学，理学一方面吸收佛家哲学，二方面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主张格物致知，什么叫格物呢？按哲学的解释是分析事情，分析它背后的道理，观察一个事物、一个现象，然后去分析它背后的道理是什么，然后你就得到了知识。理学后来又发展到王阳明，王阳明讲致良知，他认为一切良善的行为准则都与生俱来，格物是把掩盖在良知上的蒙蔽东西除掉，就可以恢复良知。所以儒家哲学这套文化体系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并不是顽固不化的，每个时代的学者不断赋予它新的生命。从孔子开始，其内容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断充实、吸收、调整它的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能够协调起来，只有这样儒家文化范畴的东亚经济才会在20世纪下半叶纷纷赶上西方。
按照韦伯的看法，一个国家必须全盘西化，在价值观念上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才有可能现代化。但是经验事实证明，日本、亚洲四小龙并没有那样，日本人没有把所有小孩全部送到美国去读幼儿园，在那边长大然后再送回日本，台湾人也没有那样做，他们还保留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比如日本人到现在还是很尊重权威，跟西方精神有很大差别。美国、欧洲的精神强调平等，而不重视等级观念。可是日本人不是也现代化了吗？台湾、韩国不也现代化了嘛？
展望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应该是我们的第一个优先选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会改变。在变迁中，我们会扬弃一些过去的，建立一些新的，但决不会是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准则。事实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到21世纪中叶，当我们的经济变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时候，我们文化上也会变成全世界最令人羡慕的文化。以美国为例，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被认为是文化沙漠，在20世纪初，讲美国文化侵略其他国家的文化，会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可是今天连欧洲都在提防美国文化的侵略。其道理是美国经济强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美国社会不管在组织方式或价值取向上都出现了与其相适应的方式。比如麦当劳是为了节约时间，还有摇滚乐也是为了节约时间。要听古典音乐，要听多久才能听懂？听摇滚乐每个人都会；跳舞要学三步、四步要花较长时间，而学摇滚舞，只要会走路就会。所以，只要让我们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办法让中国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得到统一。
如果要赶上西方一定要在器物上赶上西方，在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交易组织方面可能会越来越趋同于西方，但是到最后中国人还是会保存让国外人一接触就知道你是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就像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日本人仍然各自保持其文化特质一样，我们不需要全盘西化，中国文化还会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文化。等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以后，中国文化到底会有哪几点特征呢？我没办法预言，因为这是在发展过程中，由社会竞争选择出来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只能说在器物层次上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只要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的发展道路，就能把潜力很快变为持续增长的生产力；我也知道上层建筑如果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的话会制约经济的发展。从过去的历史来看，中国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其上层建筑是不断随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变动的，而且从东亚的经验来看，是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产生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当中国重新强盛起来，中国的新文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最后它是桔子还是苹果？到那时候我们才会知道。但我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也会跟着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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