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体制论文,中国论文,社会转型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4)04-0433-07
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社会转型一般指社会整体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过程，也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非常复杂，意义也非常重大，它将完成一个落后大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大业。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主要由两个深刻的转变构成：一是体制的转轨，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二是结构的转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变。其中经济体制转轨影响着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动，社会结构的变动又促进经济体制转轨的深化，二者彼此依赖、相互支撑，共同推进瓦解旧体制创建新制度体系的艰难进程[1]。社会转型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发生重大的变化，同样也使体育特别是城市社会体育的组织管理体制发生重大变革。
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引发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从而松动了几十年根深蒂固的“单位体制”，唤醒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80年代中期兴起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为中国城市社会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几乎同时兴起的城市社区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文化活动和新的社会体育形态，在中国城市管理和社会体育发展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调查、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等方法，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社区理论、管理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对转型期中国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变革状况进行研究，旨在把握转型期中国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和不同经济体制下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特点，为进一步推动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体育发展做出贡献。
1 社会转型的涵义
“转型”本是一个生物学范畴的概念，以后被移植到社会学中，借喻社会的变迁。作为一个社会学专有名词，“社会转型”具有确定的方向性，即专指社会发展中的前进的、上升的变迁。社会转型是社会形态演进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涉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变革；是推进社会形态演进的重要动力。
社会转型也可以指社会现代化过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过程[3]。社会现代化一般指社会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带动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逐步脱离传统社会的发展过程[4]。社会现代化又分为第一次现代化（工业化、经典社会化）和第二次现代化（知识经济、后现代化）两个阶段[5]。
社会转型是—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发展过程具有过渡性、进化性、整体性三个鲜明的特点：1)社会转型是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2)社会转型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一个较缓慢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3)社会转型是整体性的社会发展过程。社会转型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而且会受到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及人口等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制约。社会转型要求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协调发展[7]。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具有全面性和长期性。只有社会的全面变迁才称得上社会转型，无论什么意义上的社会转型，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是如此。[3]
2 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与特点
中国的社会转型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因为，自此持续了数千年的自然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近代工商业和科技、教育逐渐产生，封建君主制制度日趋灭亡。学者们把从1840年至今的转型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8]:1)1840——1949年为第一阶段，是低速发展阶段，从性质看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2)1949——1978年为中速发展阶段；3)1978年至今为高速或加速发展阶段，从性质看第二、三阶段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
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前两个阶段，其速度表现为低速和中速，因而对整个社会和体育领域影响的广度、深度和强度都不及第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加速发展阶段，2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这个阶段的社会转型既具有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的共性表现（工业化、民主化、城市化、科层化、理性化），又具有因经济体制转轨而带来的特殊表现（单位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社区建设加强）。另外，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的、疆土辽阔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并存的背景下，必然会选择第一次现代化和第二次现代化同时开展的道路[9]。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披露，2000年中国处于第一次现代化的发展期（第一次现代化可分为起步期、发展期、成熟期、（向第二次现代化）过渡期四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为76%；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为31点[9]。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3]。
3 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转型
3.1 社会经济形态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系 社会经济形态泛指社会经济结构及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现象，它属于社会的物质领域[3]。社会经济形态转型即社会经济形态的重大变迁，指从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进入另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状态。目前流行的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概念主要特指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发生的制度变革，即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1]。
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形态的转型首先取决于经济形态的转型。经济转型是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转型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是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力量。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推动着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动力。
社会经济形态转型覆盖方方面面的内容，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社会经济转型的内容及其基本要素有：宏观经济稳定与调控；价格与市场改革；私有化改革与企业改组；国家职能的重新界定。西方学者把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市场主体；市场机制；金融制度；政府行为[3]。我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使我国开始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型。
3.2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差异 计划经济运用行政手段通过计划调拨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生产上实行强制的指令性计划，分配上实行严格的工资控制，消费上实行全方位的票证制度，流通中实行全面的价格管理。[11]它适用于社会资源总量不足的状况，便于宏观调控，避免垄断和不公平现象。但权力过分集中、政企不分、平均主义、效率低下。
市场经济运用价值规律、供需规律和竞争规律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刺激生产，调节供求，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也会出现垄断、外部不经济、收入不公平、调节滞后等“市场失灵”现象。
3.3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79-1984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突破了单纯的计划经济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
1984-1992年为第二阶段，确认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的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总体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突破了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第一次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基础。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从1985年开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其核心是搞活企业，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初步形成。
1992年以后为第三阶段。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时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久，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
4 中国社会组织转型——“单位体制”改革
社会转型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形式。社会变迁泛指一切社会现象的变化，尤其指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3]因而，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也无疑是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组织转型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它包括组织的行政性弱化、单位体制松动、组织类别增加、差异性加大、社会组织发展等。当前中国社会组织转型中“单位体制”的改革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单位体制改革顺利与否直接影响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4.1 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体制” 建国以来，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被人们称之为“单位”的工作场所，具有许多特点，形成了中国城市社会独特的制度——“单位体制”，显示出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独特性。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单位依然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条件逐渐发生了变化，“单位体制”也给城市社会带来了很多“意外后果”。因而，从90年代开始，众多学者开始关注对“单位体制”的研究，但由于研究时间较短，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对“单位体制”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学者认为，“单位体制”是指广大社会成员被组织在国家设立的各种组织中，并以此为中介发生多方面联系的制度。有学者认为，“单位体制”就是由单位这一实体构成的社会调控体系。还有学者把整个社会运转不得不依靠单位组织的结构定义为“单位体制”[12]。综合几位学者的定义可以得出：“单位体制”就是以单位组织为基本单元建立起来的以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社会调控体系。“单位体制”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任何单位，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行政级别。在一般情况下，单位的级别愈高，权力就愈大，拥有的资源、利益和机会也就愈多。
二是单位对个人及其家属发挥着保障就业、劳保福利、分配住房、解决子女入托入学，甚至出具结婚登记证明等多方面的功能，从而使个人归属于单位依赖于单位。单位对个人具有较高的权威性。
三是党和政府对城市居民的行为控制，主要通过一个个的单位来实现。
由此可见，“单位”绝不仅仅是一个“工作场所”，而是一个以实现社会整合和扩充社会资源总量为目的的制度化组织形式，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连接点。“对于国家而言，单位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最坚实的支撑者和巩固者；对于个人而言，单位又是个人社会化及其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13]在城市，几乎每一个人均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原点。单位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国家通过“单位”管理社会，并事实上覆盖着全社会。因此，长期以来单位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组织形式。
4.2 社会组织转型与单位职能分化 单位功能的“全能性”是“单位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在研究“单位体制”时，通常把单位功能的“全能性”理解为单位专业性功能和非专业性功能的总和。专业性功能指不同性质的单位应具备的专门性功能。单位的非专业性功能基本相同，可以概括为6方面的功能[13]:1)安抚功能。单位的安抚功能来源于它的属性，既然单位是国家党政体系（或社会调控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国家就必然把许多安抚民心、稳定民心的责任分解到单位，依靠单位体制来维持整个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严密性。2)联结功能，单位是国家与社会的联结点，是党和政府向社会底层推行其政策和法令的中介。3)供给功能。单位的供给功能是其功能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单位作为职工及其家属的归属，作为个人社会化及其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必须供给职工及其家属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例如住房、奖金、食品补贴、交通补贴、就医、子女入学、甚至还有组织的文体活动等。单位供给功能实现的程度，决定单位内部环境质量的高低。4)动员功能。单位的动员功能是从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中分解出来的一种功能，国家政策的推行，政治运动、群众运动的普及，最终都要依赖于单位动员功能的实现。5)保护功能。当代中国城市中个人与单位的基本关系模式为：个人是单位的附属物，单位为内部人员的保护者。在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个人的名誉、利益、权利等等都需要找一个能够得到保护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单位。单位所承担的不仅是经济利益上的保护，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保护。6)证明功能。单位时代也是一个身份制时代。个人的身份是由单位赋予的，单位的身份则是由国家赋予的。个人需要单位的身份赋予才能完成其社会化的进程，这就是单位的证明功能。所谓证明，就是证明其身份和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社会成员外出处理公务需要单位证明，结婚、离婚需要单位证明，出差住旅馆也需要单位证明。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资源配置手段，运用价值规律、供需规律和竞争规律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必然滋生一种淘汰机制。这就使单位组织面临着一种强大的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必然导致单位功能的分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一个组织都要考虑自己的成本投入效率，当一个组织行使多种功能时，其组织效率必然受到影响。因此，现代社会组织功能分化已成为必然。
单位体制存在的基础是单位的“全能功能”，单位功能的分解在减轻单位负担，提高单位效率的同时，必然导致单位体制松动。对于企业来说，必须强化其经济功能；对于事业单位来说，必须需强化其公共服务性功能，改变“单位社会化”现象。企业单位的改革主要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三方面的改革都必须以改变“企业办社会”现象为基础，减少企业负担，让企业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经济人”。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也形成了齐全的小社会体系，“学校办社会”、“医院办社会”、“研究所办社会”的现象十分明显。因此，事业单位的改革就是要在强化其公共性服务功能的同时，将其他生活服务性功能转移到社会。
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单位功能分化，导致单位体制松动。单位功能分化就是要强化单位的专门化功能，对生活服务性功能进行分离和外移，其中就包括体育福利供给功能的分离与外移。
5 社会转型对城市社会体育发展的影响
社会经济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影响着社会领域方方面面，也影响着社会体育的改革和发展。随着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的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心。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离”、“企事分离”，则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之举。随着国家垄断模式向社会相对独立模式转型，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地方绝对服从国家的总体生存格局向地方区域相对独立的生存格局转变，以及社会组织的行政性弱化，社会成员的身份属性弱化，公有制为主体、兼顾多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制度、民主开放的政治制度、丰富多彩的文化制度和自主、开放、积极进取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形成，对城市社会体育的发展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在管理维度的影响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5.1 市场导向、竞争机制的影响 经济转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体制运用价值规律、供需规律和竞争规律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必然滋生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不但使经济领域，而且使社会领域也面临一种新的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对社会体育领域内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的形成和强化，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5.2 政府行为变化的影响 经济转型必然要求国家职能的重新界定和政府行为的改变。转变政府职能、压缩政府规模、调整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的约束机制，强化企业的经济功能，改变“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状况，已成为政府改革的必然。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政企关系分开等改革措施的推行，行政单位的设置不再根据与产业发展一一对应的原则，而是根据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原理进行投资、设计。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职能错位，克服机构臃肿、行政单位人浮于事、过渡消耗资源的革命性措施。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原来微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转向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二是由原来管企业转向管市场；三是由原来人治性计划经济管理转向法制计划经济；四是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直接干预和高度封闭的管理转向全方位开放。真正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离、企社分离。转变政府的体育职能，首先要做到合理界定政府的体育职能，真正做到管办分离，将办的职能外移到社会、社区，大力发展体育社团，重视和发挥非政府体育组织的作用，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目标。
5.3 “单位体制”改革的影响 企业组织的行政性弱化，社会成员的身份属性弱化，私有化改革和企业改组等必然冲击、松动旧体制下形成的“单位体制”，转变企业的经营机制，强化单位的专门化功能，分解社会服务功能，改变“单位办社会”现象、减轻单位额外负担。最终导致以“单位体制”为主的城市社会调控体系的松动和解体。“单位体制”的松动或解体和“单位社会化”状况的改变，必然冲击计划经济时期制度化的福利型“单位体育”的供给，“单位体育”在社会体育形态结构中的“老大地位”受到了挑战，特别是行政单位改革、企业改组、事业单位转制等一系列的变化，更给“单位体育”的供给带来了麻烦和阻力。
5.4 社区建设的影响 适应经济转型的企业改革，在分解单位职能的同时，必然要求加强社区建设，强化社会（区）服务功能，建立社会化的保障制度，重构城市社会管理体系，把社区建设成为社会整合的新基地。社区体育是社区建设中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社区体育不但能增强居民的体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密切人际关系，培养社区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意识，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区体育既是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需要。
6 社会转型与“单位体育”弱化
6.1 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体育的特点 “单位体育”是指为了提高职工的身体健康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树立单位形象，促进单位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单位职工在单位内、行业内和特定区域内单位间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在城市，每一个人均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既是个人体育利益取向的原点，又是单位通过体育实现整合和调控的途径之一”[14]。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体育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6.1.1 单位是所有在职人员体育利益的唯一取向 由于计划经济运用行政手段通过计划调拨为基本方式来配置资源，必然导致行政、企业和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一方面，政府行政部门存在着严重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状况，企业和事业单位存在着“单位行政化”的状况。另一方面，所有单位都存在着“单位办社会”现象，单位成了一个既具备自身的特定功能，又能满足单位成员各方面需求的社会实体——一个多种社会活动的综合性社会单位。计划经济时期单位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单位是所有在职人员体育利益需求的唯一取向。无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业、事业单位，都要通过工间操、体育竞赛、体育锻炼等各种方式来满足所属成员的体育需求。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单位可以建场馆，引进专职体育工作人员，开展体育工作。经济实力不足的小单位则通过租借体育场馆来开展体育活动。
6.1.2 体育运行机制行政化 行政、企业和事业单位承载功能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导致了各类单位的“单位行政化”现象。“单位行政化”在单位体育的运行机制表现为：运用行政手段迅速、简洁、高效地组织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完成上级或单位的年度体育工作计划。“单位行政化”又通常要求体育活动形式以所属部门为单位参加，以开展气氛热烈、声势浩大、宣传效果好、较短时间内可完成的竞赛活动为主。这种行政化的体育运行机制通常难以满足单位成员不同的体育需求，不利于启发成员的内在体育动机[15]。
6.1.3 体育活动时间非业余化 “单位社会化”现象，要求单位成为满足单位成员各方面需求的社会实体，体育需求也包括在内。平均主义和单位效率低下是计划经济的特点之一，由于没有单位间的生存竞争，因而占用工作时间开展体育活动就成为单位体育的自然选择。
6.1.4 体育活动内容竞技化 单位体育运行机制行政化的特点，要求单位体育活动形式以开展气氛热烈、声势浩大、宣传效果好、较短时间内可完成的竞赛活动为主。符合这种体育活动形式的体育活动内容主要是竞技性的体育项目和集体性项目——工间操，这些体育活动内容易于形成常规，也便于操作。其他非竞技性、趣味性、娱乐性项目很难达到气氛热烈、声势浩大、宣传效果好、较短时间内可完成的要求”[16]。
6.2 转型期单位体育功能的弱化与外移 由上述分析可见，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单位功能分化，单位功能分化就是要对社会服务性功能进行分离和外移，其中就包括体育福利供给功能的分离与外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特别是企业已不能完全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时常占用工作时间，运用单位的人力、财力、物力组织本单位和本行业职工的各种体育活动了，一向以“条条管理”、“单位管理”为主的社会体育将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原先由单位全部承担的包括体育福利供给功能在内的社会服务性功能开始逐步向社会和社区外移。
6.3 转型时期单位体育的特点
6.3.1 运行机制指令化与非指令化并存[15] 我国单位体育原有模式的运行机制基本上是属于完全指令性的，即体育活动多依托企业行政系统的力量进行组织和控制，如单位运动会、广播操、达标活动等。随着职工体育向8小时工作以外的节假日转移，它逐渐成为属于职工自己的余暇活动内容之一。单位体育活动的业余化，使单位单独依靠行政手段组织职工活动的效用大为减弱。新时期职工按照自己的喜好支配业余生活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并明显的带有广大职工自觉自愿的特征，这使得原有模式下的运行机制受到了挑战，发展至今现阶段的运行机制呈现出指令性与非指令性并存的特性。
6.3.2 活动内容多样化 原有单位体育模式的活动内容多从增强职工的身体素质出发，以常规的工间（前）广播操、竞技运动项目的比赛和举办单位内、单位间运动会为主。近年来，职工对这些体育活动的兴趣逐渐下降，单位体育活动的开展开始沿着健身、调心、益群等多种维度展开，并与其他文化形式相结合，出现多样化的趋势。
6.3.3 组织结构“条块结合” 当前我国单位体育的开展逐渐打破由各企事业、行业独家和“条条块块”封闭分割的格局，开始朝横向方向发展，并陆续出现了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合，或与社区体育交叉的新的网络化组织体系，并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单位体育组织形式，如以单位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群众体育组织，厂矿企业建立基层单位体育组织等。由于单位体育活动的业余性和活动内容的多样化，许多职工自发组织的体育活动形式大量涌现，如各种晨练点、辅导站、老年职工门球队、青年职工健美小组等，均带有鲜明的群体特征。
6.3.4 单位经济状况起决定作用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阶段，单位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带有鲜明的转型特点。当前我国单位体育的开展明显地带有“冷热并存”的现象，由于单位体育主要靠行政拨款开展，凡是单位经济效益比较好，又有健全的单位体育组织，党政领导比较重视的单位，单位体育开展的比较热，反之则冷。
6.3.5 单位体育目标与企业文化建设一致 现阶段我国单位体育的开展带有与相应企业文化建设相一致的特点。首先，作为企事业单位文化有机构成因素的单位体育的发展必定要受到单位文化的制约，同时它又从多方面丰富和充实了企业文化；另一方面，企业的文化建设把单位体育提高到一个新高度，并为其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6.3.6 不同所有制结构单位的体育供给情况各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初步形成，外资独资企业、三资企业（合资）、民营（私人）企业等大批出现。由于新型单位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经济实力、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同，其体育职能的发挥程度也不同。现存的公有制单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单位体育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保留着大部分体育职能。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体育情形各异，规模较大，经济效益较好的单位为了提高职工的健康水平、增强单位的凝聚力，为职工提供交流机会，每年组织一次或多次体育活动；规模小、经济实力不足的单位很少或根本就不组织体育活动。其他所有制单位通常不建自己的体育场馆，靠租用商业性的体育场馆、学校和社会公共体育场馆开展体育活动。少数单位建有自己的健身房，供本单位职工使用。
7 社会转型与社区体育的兴起
7.1 经济体制改革对社区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我国城市现行的城区管理体制，是以区、街道、居委会三个层次组成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体制；与其相伴生的还有一个属于条条管理的独立板块，即隶属于不同行业和系统的驻城区的各类企事业单位，它们与城区块块基本上不发生横向联系，由各条条直接管理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和人员。这样一种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城区管理体制和社会构成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式发展要求，一系列尖锐而复杂的矛盾逐步暴露出来。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城市中有关的人和事，已经“溢出”了现有的城市社会的基本结构框架。管理和服务环节上的“真空地带”和“灰色地带”越来越多，原来设置的城市基层体制、功能和运行机制，已经严重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政府负担日益加重，各种日常性问题已经不能自行有效化解；不同的城市社会群体之间也缺乏必要的整合。城市的改革与发展，已经强烈呼唤着社区建设的加强，强烈呼唤着械市工作应该及时向社区化转轨。城市管理对社区发展的新要求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1)“单位体制”松动，“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客观上要求社区发挥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2)社区人口的结构性变动，客观上要求社区全方位发展；3)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任务的加重和管理工作的现代化，客观上需要以居民参与为主要特色的社区建设活动；4)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客观上要求全面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状况；5)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迫切要求开展社区建设。
7.2 城市社区体育兴起的背景[16]
7.2.1 社会体育发展良好的大背景是社区体育发展的前提条件 社区体育是社会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群众体育发展的大背景。因此，我们在研究社区体育兴起与发展背景时，首先要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体育发展的背景。这是社区体育兴起的前提条件。我国群众体育迅速发展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1)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为体育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2)家庭经济收入的提高，使个体和家庭参加体育活动有了经济保证；3)工作时间减少，闲暇时间增多，人们参加体育活动有了时间保证；4)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体力消耗减少，营养过剩，文明病发病率升高，亚健康人群扩大，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增强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迫切性。5)国民文化素质水平提高，人本意识、体育意识、健康意识增强，提高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自觉性；6)国家重视体育的发展，加大体育投入，倡导国民参加体育运动，对人们参加体育活动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7、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提高，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与筹办，激发了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动机。
7.2.2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社区体育兴起的内部动力 中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兴起是中国社会体育发展适应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城市社会体育一直由单位、行业、系统组织开展，社区体育基本上没有得到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城市多年来严重的“单位社会化”现象所致，“单位社会化”现象使单位变成了一个“大而全”、“小而全”的综合型社会单位，造成了单位功能泛化，效益低下。同时，“单位社会化”现象又变相剥夺了社区的职责，使社区功能萎缩，人们的社区意识淡薄，社区归属感差，反过来更加依附单位，造成恶性循环。1985年开始的以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核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90年代初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强化了企业的经济功能和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功能，压缩了政府行政编制和微观管理功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冲击了以往根深蒂固的“单位体制”现象，单位的许多非主要职能正在分离给社会，由社区承担起来。单位再也不能象计划经济时期那样时常占用工作时间组织体育活动了，一向以“条条管理”、“单位管理”为主的社会体育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而人们的体育需求却在不断增长，当人们的体育需求难以在单位得到满足时，其体育利益取向就开始由单位转向社区，业余时间就地就近开展的经常性社区体育活动，成了人们满足体育需求较为理想的途径。
7.2.3 建立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系，是社区体育发展的适宜条件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城市基层社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众多的社会服务职能分离到社区，加强社区建设、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已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紧密相关，是一项完整的系统工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的质量与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关系日益密切，尽快建立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的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众望所归。社区体育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社区体育不但能增强居民的体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密切人际关系，培养社区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意识，促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发展社区体育既是体育事业的需要，也是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的需要。
7.2.4 社区老龄人口增多、其体育需求增长是社区体育兴起的催化剂 随着我国离退休制度的建立，大批的离退休人员拥向社区，人均寿命的增加加快了人口老龄化速度，2000年我国已进入老年型国家的行列。老年人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又有迫切的健康长寿和重建社会交往圈的愿望。体育活动正好是他们保持健康、延缓衰老、扩大社会交往、消除孤独与寂寞、善度闲暇的理想途径。老年人对体育的钟情，推动了社区体育的发展。
8 社会转型与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变革
8.1 “单位体制”下中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制的特点 单位体制下，单位既是个人体育利益取向的原点，又是单位通过体育实现整合和调控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城市社会体育的落脚点必然是单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五线合一”。即政府系统、体总系统、单项体协系统、人群体协系统、行业体协系统五条线，最后都集中指向“单位体育”。（图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图1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结构
8.1.1 强大的政府体育管理组织系统 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群众体育管理组织系统，由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区体委群众体育管理部门和全国体育总会及其各级地方分会两大部分组成。建国初期，为了冲破国际危机，完成国内经济重建，加速工业化进程，增强国家的总体实力，需要建立了一个体现国家统一意志的强国家、弱社会的行政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使政府的职能和权利得到了空前的强化。体育领域也不例外，由于政府体育行政职能的强化和扩大，非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发挥的作用甚微，政府基本行使了全部社会体育管理职权，从而形成了强大的政府体育行政管理组织系统。
8.1.2 缺位的体育组织管理结构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系统的末梢只到区级，没有延伸到城市的基层—社区。在政府体育行政管理系统方面，区体委群体科没有下位组织；在社会体育管理系统方面，区体总下面也是缺腿少脚，因而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或利用行政手段，开展非经常性的大规模体育活动，或由“块”转向“条”，依靠单位开展体育活动（图1）。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结构的缺位、管理重心偏高，结果是：1)组织管理难度大，难以深入基层开展经常性的体育活动。2)社会体育的参与者仅限于单位职工，不能面向全体市民；难以实现群众体育的普遍化和生活化。
8.1.3 单一的“单位体育”组织形式 在中国，“单位”是城镇居民对自己就业于其中的社会组织——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党政机关等的统称。每个人均生活在单位之中，单位构成了中国人生活的原点。正因为这一原因，单位才成为中国人日常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它充分折射出了“单位”一词在中国的特有魅力。单位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具有全能性特点。对于国家而言，单位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最坚实的支撑者和巩固者；对于个人而言，单位又是个人社会化及其价值实现的唯一通道。因此，单位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不可替代的组织形式。相同行业单位的纵向串联则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又一强大组织系统——行业。
就体育而言，单位既是个人体育利益取向的原点，又是单位实现整合和调控的途径之一。因此，中国城市社会体育的落脚点必然是单位。回顾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体育的发展历史，最突出的就是单一的“单位体育”和在单位体育基础上形成的行业体育。几十年来，“单位体育”“职工体育”几乎成了中国社会体育的代名词。
8.1.4 发育不足的体育社团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既承担了宏观管理职能，又承担着微观管理职能，“管办不分”。国家（政府）与社会是两个有着不同目标和功能的组织，应承担不同的角色。国家最主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领域的服务。而社会是一个自主组织的，是与个人需要相联系的组织。“政府集权”体制使本来属于体育的社会的空间被国家权力覆盖。中国体育社团所特有的“官办”性，又把体育社团的本色——社会性抹去了。因此政府、单位行政职能的强化和扩大，体育社团社会性的丧失，抑制了民间体育社团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体育社团组织功能的发挥，从而导致体育社团发育不足，作用发挥不大，依附性强，缺乏独立性。
8.2 经济体制改革与居民体育利益取向的变化
8.2.1 “单位体育”弱化导致居民体育利益取向变化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讲，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形式，承担的职能应该是不同的。但在计划经济下单位同构一切要素的时代，行政、企业和事业单位所承载的功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和同构性。对于企业和事业单位来讲，都存在着一个“单位办社会”和“单位行政化”的状况，单位成了一个既具备自身的特定功能，又能满足单位成员各方面需求的社会实体—一个多种社会活动的综合性社会单位。单位全能性功能的分解、特定专门化功能的强化和外部压力的产生，多种经济形态的单位的大批出现，使得很多单位再也不能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时常占用工作时间，运用单位的人力、财力、物力组织本单位和本行业的福利型体育活动了，一向以“条条管理”、“单位管理”为主的社会体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体育需求却在不断增长，当人们的体育需求难以在单位得到满足时，其体育利益取向就开始由单位转向社会。
8.2.2 不同所有制结构单位的体育福利供给情况不同，导致职工体育利益取向多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格局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已初步形成，外资独资企业、三资（合资）企业、民营（私人）企业等大批出现。由于新型单位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经济实力、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的单位，体育福利的提供不同，体育职能的发挥程度也不同。尚存的公有制单位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单位体育虽然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仍保留着一定的体育职能（视经济情况而定）。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体育情形各异，规模较大，经济实力强、效益好的单位为了增强单位的凝聚力，为职工提供交流机会，每年组织一次或多次体育活动，或为成员提供其他形式的体育福利；规模小、经济实力不足的单位就不一定组织体育活动了。其他所有制单位通常不建自己的体育场馆，靠租用学校和公共体育场馆开展体育活动。少数单位建有自己的健身房，供本单位职工使用。由于新型单位的体育福利供给情况差异性很大，导致居民体育利益趋向多元化。
8.2.3 不同时期居民体育利益取向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区体育尚未兴起，城市居民的体育利益取向单一，学生的体育利益取向全部指向学校，组织内居民多数指向就业单位，极少数指向体育协会。80年代中期社区体育兴起后，城市居民的体育利益取向出现分化现象，虽然“单位体制”开始松动，但单位体制的影响仍然很深，人们对单位体育福利的依靠短期内还难以消除。当前学生的体育利益取向在集中指向学校的同时，周末、节假日指向社区；在职人员的体育利益取向由2种分化为3种：部分仍指向就业单位，部分指向社区，部分指向体育协会、俱乐部等体育社团；离退休及其它人员作为特殊的体育人口群出现，其体育利益取向有3种：部分指向社区，部分指向就业单位，少数指向体育协会、俱乐部。
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单位体制”的解体和社区功能的不断强化，人们体育需求的不断增长，社区体育和体育协会、体育俱乐部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居民的体育利益取向将呈多向化、社区化趋势，学生的体育利益取向将由两种发展为3种，在职人员、离退休及其它人员的体育利益取向仍保持3种，但对社区和体育协会、俱乐部的指向增强，对就业单位的指向减弱。
8.3 城市社会体育管理体制的完善与社区体育的贡献 如前所述，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人们的“单位意识”远远超过“社区意识”，群众体育的基本组织形式主要以行业、系统、单位为主，呈“条块分割”状态。造成社会体育管理组织系统的缺位和管理重心偏高，社区体育的崛起，给我国城市社会体育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完善了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图2）。社区体育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2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管理
8.3.1 完善了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系统，降低了社会体育管理重心，加强了社会体育管理力量 如图所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社会体育组织管理体系的末梢只到区级，没有延伸到城市的基层。区体委群体科、区体育总会的下位组织，只能由“块”转向“条”，依靠单位开展社会体育。这种状况造成了社会体育管理组织系统的缺位和管理重心偏高；既使城市社会体育工作难以深入基层、面向全体社会成员，又给区一级体育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困难。社区体育的发展，弥补和完善了社会体育组织管理结构的缺位，降低了社会体育管理重心，加强了社会体育管理力量。
8.3.2 减轻了单位的体育负担，推动了体育社会化进程 经济体制变革，使单位的全能性功能的分解和特定功能的强化，并形成新的外部压力，使得单位再也不能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承担过多的体育服务功能了。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体育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社区体育的发展使单位职工的体育需求在单位以外得到了满足，无疑为单位减轻了体育负担。同时，社区体育的发展强化了体育的社会管理职能，带动了城市基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推动力体育社会化的进程。
8.3.3 为社会体育的普遍化、生活化提供了保证 社区体育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覆盖性和方便性。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他（她）可以没有单位，没有党派，但他不能没有生活的落脚点——社区。社区覆盖了所有人群，社区体育必然要面向全体居民。社区体育的组织、场地设施、活动等等都在社区内，既方便组织管理，又便于居民参与，这些都使实现体育的普遍化和生活化成为可能。
8.3.4 促进了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体育是社区文化和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社区体育不但能增强居民的体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改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密切人际关系，培养社区感情，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社区意识，促进社区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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