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动性论文,阶段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3）04-0024-07
进入新世纪以后，日本经济的持续萎靡，美国经济的起伏跌宕，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减缓等诸多现象都无疑地增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加入WTO以后，直接面对国际经济冲击和承受经济危机转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复杂的外部条件和多变的国内需求等因素都将影响我国逐渐形成的稳定增长态势，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关头。
新千年伊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格局，经济“软着陆”以后形成的增长型长尾进一步拖长（刘金全，1999），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谷底位置迟迟没有清楚出现，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态势和特征（刘树成，2000）。以往对于我国经济形势的预测和分析，大多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和经济政策效果分析等方法，作出1至2年的短期静态判断和预测（参见历年的经济蓝皮书系列）。由于目前我国经济的波动性较弱，总需求不足导致经济活性降低，因此本文在进行经济形势判断和分析时，特别强调经济运行的内在影响因素及其关联，强调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风险性和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在判断短期宏观经济走向的同时，分析我国经济可能形成的长期增长轨迹。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度过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在判断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进行中短期预测时，我们发现我国经济已经到了应该进行“盘点”的时候。在对经济政策和宏观调控经验进行总结时，我们也将认真审视和揣测我国经济未来的长期走势，勾画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经济增长路径的基本轨迹。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划分及特征
由于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经济周期分界模糊甚至周期性弱化的现象，因此我们提出下述比周期性更长的阶段性假说，并在阶段性假说和划分的基础上，判断和估计阶段性转移和持续的可能。图1给出了1978年以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轨迹，其中柱形图表示趋势分离后的波动成分（此处利用H-P滤波分离趋势和波动成分）。我们利用阴影将时间区域分为了三个基本阶段：1978年至1991年，1992年至1996年，1997年至今。这三个区间分别对应着三种典型的经济增长阶段。我们称这三个阶段分别为“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供给和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和“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注：这种增长方式的划分是经济增长总量驱动学说的体现，有别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均量驱动学说。所谓的均量驱动学说是研究人均投入要素动态变化对人均产出的动态影响，并分析稳态路径和稳态水平的基本性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大多都要经历上述三种发展阶段，在没有发生严重外生经济冲击（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些发展阶段性不具有重复性和可逆性。
图1 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
为了分析在上述不同经济增长阶段中的经济波动性，我们利用ARCH模型将经济增长率当中的条件波动性分离出来（Mills，1999），经济增长的条件波动路径如图2所示。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条件波动性最为显著，在总供给单因素驱动阶段波动程度次之，而在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波动性最弱。由此可见，条件波动性的强弱同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密切相关。下面我们简单地分析这三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对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影响。
图2 我国经济增长的条件波动性
1.在1978年至1991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9.27％，最高速度为15.2％，最低速度为3.8％，表示波动程度的标准差为3.39％。这些指标说明，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的波动比较明显，样本波动的半距为5.7％，是标准差的1.68倍。
在这个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大约三个比较完整的周期，并且经济周期的形状和性质基本相同。这三个周期之所以体现了基本类似的特征，主要原因是在探索适合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经历了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系列重要过程，这些探索过程和所采取的相应经济政策导致了显著的经济波动和完整的周期性（张守一，1998）。这个阶段的周期波动模式为：投资扩张一供给扩张一消费扩张。整个周期过程以投资扩张开始，以总消费扩张结束，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进而导致了总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完成。
总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波动性，但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过程，都是以总供给为主要驱动特征的，这是社会开始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张社会供给的必经阶段。只有实现有效供给的社会扩张，才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开源之本。
2.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实际GDP的算术平均增长率为12.08％，最高速度为14.20％，最低速度为9.60％，标准差为1.96％，样本半距2.3％是波动标准差的1.17倍。简单对比可见，这个期间的经济运行处于高位水平，平稳性和持续性已经较第一阶段有所增强。
在总供给和总需求双因素驱动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仅保持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这种经济活性最强的增长方式维持的时间确实显得短暂了一些。此间的周期波动模式是：消费扩张一供给扩张一投资扩张一供给扩张。这个周期以总消费扩张开始，以总供给扩张结束。由于没有实现新一轮的需求扩张，不仅导致以后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也使得这样的经济周期无法重复下去。
这个期间结束的标志，就是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软着陆”。这个期间经济实现的“软着陆”促使人们思考两个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一个是为什么社会供给和社会需求平衡增长的过程仅维系了短短的5年时间而未能持续下去；另一个是经济的“软着陆”以后，下一次经济起飞将在何时？下一次经济起飞后经济将出现什么样的格局？这些问题仍然处于研究和争论之中，并且促使人们开始怀疑经济周期的对称性并开始检验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刘金全、范剑青，2001）。
3.从1997年开始至今，我国经济进入了“总需求驱动阶段”，这个阶段刚刚开始，并且没有任何结束的迹象。在这个阶段，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为7.84％，最高速度为8.8％，最低速度为7.10％，波动标准差仅为0.63％。这些指标说明，经济增长围绕着8％左右稳定地徘徊，经济运行出现了显著的稳定性，这种稳定增长的态势已经步入了新的世纪。
由于我国经济周期表现出的非对称性十分明显，因此这个阶段经济周期的划分尚未确定（注：由于古典经济周期是利用“谷—谷”法或者“峰—峰”法划分的，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峰或谷，则无法判断具体的周期长度和周期分界。）。这个阶段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模式是：投资扩张一供给扩张一消费扩张，但是恰恰在最后消费扩张上出现了粘性和障碍，导致周期波动无法完整地体现出来。另外，此时投资扩张所形成的供给扩张也出现了梗阻，主要原因是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提升渠道不畅，无法形成新的供给和消费热点。这个期间出现了两个典型的经济特征，一个是以前很少出现的、人们比较陌生的“通货紧缩”，另一个是调控总需求时经济政策的“弱效性”。虽然在这个期间的宏观经济调控当中，有时在政策方向和工具选择上举棋不定，但在积极扩张总需求这一点上却达成了共识。考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我们发现以总供给和总需求为标志所划分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必然经历的，而且一般情形下不具有可逆性。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将在总需求驱动下运行相当一段时期，因此我们对未来增长趋势的判断和分析，将以总需求驱动为基本前提和基本特征。
二、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性和波动性
在上述经济增长阶段性划分的基础上，我们利用多种经济计量模型检验和分析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一些重要特征。
1.经济周期的阶段性转移和持续性
对应着上述对经济增长过程的阶段性划分，我们给出经济增长状态的定量描述。设变量S[，t]表示经济周期状态。S[，t]=1表示经济处于收缩阶段，S[，t]=2表示经济处于稳定增长阶段，S[，t]=3表示经济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假设经济处于各个状态下的条件概率密度为正态概率密度。选取趋势水平为稳定增长水平，如果当期增长速度高于趋势水平，则认为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否则认为处于收缩阶段，这样就可以得到状态序列｛S[，t]｝。进一步假设各个状态之间的转移概率为：
p[，ij]=P（S[，t]=j|S[，t-1]=i），p[，i1]+p[，i2]+p[，i3]=1，i=1，2，3
利用Hamilton（1989）构建的离散状态转移模型，可以估计出稳定增长状态下的停留概率为：
22=0.89，这是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可能性；可以计算出经济在该状态停留的预期时间长度为：
E（D[，s]）=1/（1-22）=8.7
这说明，我国经济目前保持7％-8％左右的稳定增长速度的预期时间长度大约为9年左右。如此持续性估计同我国目前经济的稳定性趋势和经济长波迹象是基本相符的。
2.经济增长与波动性的关联和影响
在经济周期分析当中，一些影响因素的波动性对于增长率水平的影响非常重要。例如Barro（1995）等研究认为显著的通货膨胀率及其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产生了反向影响，也认为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产生了反向影响。由于上述发现是在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时间序列数据中得到的，并不一定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转轨经济国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影响关系和替代关系进行新的实证分析。下面，我们利用GARCH模型将时间序列当中的条件波动性（利用条件标准差表示）分离出来，然后估计下述简单回归方程（Mills，1999）：
其中g[，t]是实际GDP的月度增长率，h[，t]是某个影响变量变化率的条件标准差，ε[，t]是随机误差。下面我们根据不同的影响变量选取，得到下述估计结果（为了简单起见，我们仅给出当期波动性影响β的各种估计值），具体参数估计、t-统计量和显著性由下表给出。
表1 条件波动性对经济增长水平的影响
从表中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所有的β系数估计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当中存在显著的波动诱导性质。另外，从β系数估计的弹性性质上判断，目前经济当中最为有效的波动性驱动体现在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上，如果这些变量波动性当中出现1个百分点的条件波动，将导致实际GDP增长率上升1.47和1.33个百分点，体现出富有弹性；与此对应，GDP增长率本身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波动性体现出弱弹性，但仍然与实际GDP增长率正相关。所有这些性质均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结论相反，这说明我国目前的经济运行正处于独特的区间，其他变量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3.经济政策机制和政策效应
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经济政策的形式和作用机制也不相同。当经济处于总需求不足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作用逐渐减弱，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逐渐增强。我们检验了M1增长率和财政支出增长率当中的条件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率水平值的影响。表中给出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快速经济增长时期，无论是货币供给当中的波动性，还是财政支出当中的波动性，对于经济增长水平都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回归方程的估计系数仍然是正的，并且检验在1％的水平下显著）。对比弹性系数，可以明显地看出，财政政策的波动影响富有弹性，1个百分点的财政支出波动将驱动1.23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提高；而货币政策的波动影响则缺乏弹性，1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波动将驱动0.89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提高。这种政策作用的弹性差别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总需求驱动特征。采取以扩大政府支出（政府投资和消费）为手段的需求扩张政策，确实收到了比名义扩张更为有效的增长驱动效果。
4.我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性及其动态度量
如果将经济增长率当作国家资本的整体收益率，那么出现在经济增长率上的向下转变，可以定量地利用增长率（收益率）的VaR度量（Jorion，1997）。假设在给定时间区域内，增长率分布的上侧α-分位数为g[*]（采用核密度估计分位数），这是给定置信程度下的“最低”经济增长率。指定时间区域的长度（20个月），然后保持时间区域长度进行按时间顺序的移动，我们可以得到不同时间区域内的g[*]，同时可以求出对应时间区域内的平均增长速度g，则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定义为：GaR=g-g[*]。GaR度量了指定时间区域内经济增长的“损失”或者“风险”。
我们将20个月一遇的衰退当作比较“严重”的衰退，5个月一遇的衰退当作比较“轻微”的衰退，显著性水平分别选为（1-α）=5％和（1-α）=20％，对应的经济风险表示为GaR20和GaR5。由于我们选用的是月度数据，上述显著性还无法区分出长期经济风险和短期经济风险，但可以作为经济风险变化灵敏性的参考。具体的GaR估计结果如图3所示。
图3经济增长的衰退风险
从图3中可以看出，首先，在我国经济波动比较剧烈和增长水平较高的时期（1992—1996年），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也比较高，这说明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比较弱，其直接结果是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经济波动和分界清楚的经济周期；其次，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的在险水平出现了显著降低，并且基本稳定在5％左右的水平上。由于此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为8％左右，因此即使出现5％的向下收缩，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在3％以上的增长基数上，继续体现出增长型周期的特征；第三，由于我们选取的时间区域仅为20个月，因此我们估计得到的“轻微”收缩风险和“严重”收缩风险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有时两者的差距达到了5％左右，这说明20个月内的经济风险对于经济形势变化仍然比较敏感。
定义经济增长的风险下限LBg[，t]为：LBg[，t]=g[，t]-GaR，它表示风险实现时的最低增长水平，其中GaR仍然可以区分为GaR20和GaR5两种情形。图4给出了我国经济增长衰退下限的动态路径。即使出现“严重”衰退风险时，风险下限的样本均值为3.90％。如此风险下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即使在20个月的风险实现区间内，仍然具有正的平均下限水平，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正向惯性和持续性。同时，由于风险下限处于显著的波动当中，这意味着经济增长当中存在周期波动的内在属性。另外，从风险下限的动态趋势中可以看出，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除1997年出现了增长风险下限的低谷以外，其余时间内大都比较平稳地处于正水平之上，这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显著增强的体现。
图4经济增长的衰退下限
三、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判断和经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和计量检验，我们对于今年和以后的经济形势得出四点基本判断：第一，处于总需求驱动阶段的经济增长，在具有相当市场深度和产品开发领域时，在本质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对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的划分和认识，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态势认识的起点和核心，因为无论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社会财富的累积与分配，都依赖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制约关系；第二，从在险增长水平度量和经济“软着陆”的干预影响程度看，我们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将继续围绕着7％左右进行波动，继续下滑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7％左右的增长率已经处于现阶段经济增长的风险下限，是经受了经济增长阶段性转变的调整结果，这个增长率水平将具有相当强的抗跌能力；第三，从增长率条件标准差的动态轨迹中已经清楚地看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将继续保持下去，这不仅是实施稳健经济政策和市场平稳发展的结果，更是由目前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性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单因素驱动”阶段将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平稳性；第四，我国反周期调控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具有长期化趋势，短期内没有政策改变的动因和迹象，这也是促使增长型经济长波形成和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所必需的。
鉴于上述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基本格局的判断，我们提出三点经济政策操作过程当中应该给予重视的建议。
第一，不仅需要在需求管理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扩张方式，并且要加强对于社会需求形成源头和持续机制的连续调整，还要在政策操作方式上将刺激和扩张社会需求转变为引导和培育社会需求。这就要求提高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拓宽供给层面，面对出现的需求扩张，要加强企业和服务业的数量调整而非名义调整，保护出现的消费热点和需求实现途径；同时要加强收入分配的调整力度和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现期收入，并提高他们的持久收入预期，从源头上注入消费需求形成的动力。
第二，要在主观上对于各种名义波动性和实际波动性的成因和影响给予高度重视，并注重这些波动性的增长“溢出效应”，因为无论是投资波动性还是价格波动性，都对经济增长的绝对水平具有正向冲击影响。因此，应防止名义利率和价格水平等继续向下调整，警惕这些名义工具变量接近零水平时带来的政策“流动性陷阱”。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优化调整政府投资途径，避免形成对于私人部门投资的显著“挤出”效应，同时要积极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增加长期国债份额，诱导社会形成长期投资预期，从而加强投资需求的长期产出乘数作用。在目前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名义经济泡沫成分降低，货币持有成本下降的情形下，可以考虑适当增加货币供给和拓宽货币传导渠道，缓解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增强货币政策的实际作用。
第三，在经济周期谷底位置进行反周期调控时，应该突出和强调经济的“软扩张性”。因为在经济的复苏过程当中，经济周期的衰退程度越强，其扩张的力度就越大。由于我国经济并未失去快速增长的基础，因此在扩张时期应该结合具体国情，寻求持续和快速的合理增长位置。我国经济目前的增长基数仍然居于世界前列，因此完全有理由追求高质量的快速增长，而不必在一两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上斤斤计较。如果一味地追求高速增长，很可能导致经济短期失衡，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局。因此，与经济“软着陆”对应的经济“软扩张”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最佳选择。为了实现经济的“软扩张”，相应的经济政策也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加入WTO后，我国第一轮跨度为20年至50年的增长型长波的形成已经初露端倪，这轮经济长波的主体位置已经构筑起来并且在继续延伸。我们认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初期，我国经济增长将出现一轮具有“软扩张”特点的经济周期波动。在这样一轮“软扩张”阶段中，我国经济将在更为和谐和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将得到显著提高。从更长远的角度看，我们已经利用大约20年的时间实现了“初步小康增长”，我们将再用大约20年的时间实现“全面小康增长”。在这两个“小康增长”的基础上，更为令人向往的“民族复兴增长”将在其后的大约30年中继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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