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研究的“回归”与“转型”（专题讨论）——1.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救国救民论文,李大钊论文,立宪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6-0085-13 ［收稿日期］2009-09-18
[主持人语]目前，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已渐趋理性。回顾李大钊研究的学术史，过去是研究在先，资料积累滞后，存在科学性不够等明显弱点。1980年代以来，李大钊研究出现了回归考据学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一趋势愈加明显，并带有一定的转型色彩。所谓“回归”，系指回归考据学；所谓“转型”，则指研究范式的转型。同时，研究范式转型对李大钊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比如文本研究等在李大钊研究中都有所运用。为了有效展示“回归”与“转型”之后李大钊研究的实态，我们特将近来对李大钊思想中某些值得再探讨的问题拿出来重新考量，向学术界同人请教。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三篇论文仅是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中，《李大钊：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多元特征与发展脉络》，主要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特征，即从立志救国救民到拥护立宪、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以及李大钊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后思想发展的脉络，并努力把这一研究建立在考据学的基础之上。《李大钊个性解放思想解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的“个性解放”思想作了深入探讨，把个性解放与专制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解放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出李大钊对个性解放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思想主旨与内涵。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20周年，谨以此专题文章作为对李大钊的最好纪念。
学术界对李大钊早期思想的研究，目前仍存有一些薄弱环节，如李大钊立志救国救民，“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起点问题，即李大钊“矢志”于何时？他是如何从拥护立宪转变为拥护革命的？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关于李大钊“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起点问题
根据李大钊自述，他产生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志走上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应该是在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期间。他说：“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P719)，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中国古代男孩儿成童时束发为髻，束发即成童的代称。有关成童的年龄说法不一，一般指十五岁。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中学堂学习时，恰好是在他即将满十五周岁之时。
除李大钊的上述自述外，支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条口碑资料，即李大钊在十四岁那年的腊月，课余和同学议论清政府准备实行“新政”一事时，黄宝琳老师借机介绍了太平天国的故事，及其颁布《资政新篇》实行“新政”的情况。李大钊听说后很感兴趣，当即表示：“老师：洪秀全的许多主张都很好吗？为啥还说他是‘造反’呢？”“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2](P20)也有的说，李大钊曾认真地表示：“我长大了一定要学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3](P5)笔者认为，这条口碑资料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李大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这句话，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毫无疑问，比李大钊晚去世十一年的黄宝琳，在生前曾经多次说过自己教过李大钊，而从他曾经向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孩子讲过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的故事来看，他和李大钊等人说过有关洪秀全或太平天国的故事，也很正常。这自然会促使李大钊面对“国势之危迫”、“国势之陵夷不振”，进一步思考一些社会现实问题，因而有可能萌发“长大就效法洪秀全”的想法，此为李大钊产生“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思想的基础，二者在时间上具有紧密的连续性，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同时也符合李大钊思想发展的内在轨迹。这条口碑资料似乎有“升华”乃至“神化”李大钊思想的嫌疑，但是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就不难发现，二者可以互为补充、互为印证。因而，笔者认为，应该承认这条口碑资料有一定史料价值。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李大钊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有无可能确立救国救民的志向或产生以往人们所说的“革命思想”呢？也就是李大钊自述的“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最早时间会不会是指八岁或稍微靠后的时候呢？因为，关于成童的年龄，还有八岁一说。而现存的一件文物，据说是李大钊手抄的《重译富国策》[4]，其时间在九岁时，和成童年龄的另外一说八岁，大体也吻合。李大钊手抄的《重译富国策》如果确实像一些人所说的是真品，那么，则可以说明李大钊在九岁左右就开始有意识地接触西方资产阶级先进的文化思想了，而这种有意识的学习和抄写，应该说是“矢志”的体现之一，这样李大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的最早时间就应该定在这个时候[5](P51)。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手抄本的《重译富国策》究竟是否为李大钊手抄，疑点颇多，应特别慎重对待。
“富国策”，最初是在华传教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在北京同文馆所开设的课程名称，即现在的“经济学”课程；其教材选自英国经济学家亨利·福西特(H.Fawcett,1833-1884)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出版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今译《政治经济学教本》、《政治经济学指南》）。不久，该书由汪凤藻翻译，丁韪良校订，即以《富国策》为译名，由同文馆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此为中国翻译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之始。《富国策》一书在清士大夫中流传颇广，后来重印、重版多次，如日本排印本、美华印书馆本、益智书会本、实学新编本等。此外，《尚贤堂月报》、《无锡白话报》等报纸亦摘要连载。另外，根据有关资料，还有其他人的经济学书籍，译名有的也是《富国策》。
其中，陈炽的《重译富国策》为福塞德《政治经济学提要》一书的节译，最初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二月刊登于《时务报》。陈炽在《叙》中将原作者误说成是“斯密德”（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其名著《原富》，严复翻译，清光绪二十七、二十八年，即1901年和1902年分卷出版），并以为自己与其他人翻译的《富国策》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富》）。
署名“李大钊书写并叙”的《重译富国策》，实际上应该是陈炽的《重译富国策》。该件原由书法家林恒非收藏，后藏中国革命博物馆，现藏国家博物馆。封面左侧有18厘米×2.5厘米的白纸贴条，贴条上用隶书书写“《重译富国策》”字样，右侧下有“李大钊书写并叙”字样。叙文第一页写着“光绪戊戌八月一日”，叙文末第三页书写“光绪戊戌八月一日抄”下署名“李大钊”。共有68页，约1.3万字，系抄录《富国策》的序言及卷一、卷二部分内容。
虽然这册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手抄的《重译富国策》的字迹颇像李大钊的童年笔体，但是并非没有可疑之处。第一，李大钊原名李耆年，“李大钊”这个名字是1913年夏天才改的，此前只用“李耆年”一个名，而此件却有两处署“李大钊”名。第二，一般来说，一个九岁的孩子不大可能有自己的印章，但是该件却盖有“李大钊”的印章；而从后来的情况看，李大钊素来不喜欢使用印章。第三，书名处所签“李大钊书写并叙”，表明“李大钊”不仅是“书写”了《重译富国策》，并写了“叙”；而《〈富国策〉叙》中有“因忆十五年前，曾见总署同文馆所译《富国策》，词旨庸陋”，“适有友人自南方来，熟精西国文字，下榻寓邸，退食之暇，晨夕剧谈”等语，显然不是李大钊所写，而应该是翻译人陈炽。或认为是李大钊九岁时抄写了《重译富国策》，而在即将走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重新装订而成。但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时的李大钊绝对不会出现“并叙”之误。因此，如果不是另有一个名“李大钊”者“书写并叙”，那么，这册署名“李大钊书写并叙”的《重译富国策》上的署名就是伪造的，而手抄本《重译富国策》究竟是否为李大钊所抄，姑且存疑①。
综上，笔者认为，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李大钊所说的“束发受书”是指李大钊八岁时，而指他十五岁时则已经得到可靠证明，所以李大钊“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是从十五岁进入永平府中学堂后开始的。当然，此前李大钊也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偶尔接触到一些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同时，在一定条件下，偶尔也会产生一些变革社会的想法。
二、关于李大钊从拥护立宪到支持革命的思想转变
在永平府中学堂，李大钊和后来成为反清爱国烈士的同学蒋卫平极为友好。他们相处时间不长，蒋卫平即转到保定学习军事，但是二人几乎无话不谈，特别是谈论戊戌变法以及谭嗣同的事迹，使李大钊深受影响和感染。后来，二人一直书信诗文来往不断。通过和蒋卫平等同学的交往，特别是课余自学和阅览书报，李大钊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变法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其思想成果对于当时的广大进步青年来说，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李大钊在“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5](P282)。从此，李大钊开始初步接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暗暗赞同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6]。这时，他虽然立志救国救民，但是经过两年的学习和思索，还是苦于找不到“良策”，只好寄希望于继续深造，进一步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如果说李大钊进入水平府中学堂是时代进步使然，那么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则是他第一次独立自主进行的人生重大选择。因为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大钊报考时，抚育他成人的大祖父李如珍已辞世近一年，再也不能给他任何忠告了。从李大钊的选择过程不难发现，“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为公”等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大钊生于晚清中国社会急剧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时代，中华民族正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国家时刻面临着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生灵涂炭，国家危亡。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李大钊深受这种时代精神和氛围的影响，响应时代召唤，立志救国救民，“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P713-714)。后来，他在《狱中自述》中回忆说：“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1](P719)也就是说，为了救国救民，李大钊早在立世之初就已经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了，远非“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流可比。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暑假前夕，在毕业考试合格就可以顺利进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习的情况下，李大钊决定到天津去报考更加符合个人理想和志向要求的新学堂。其实李大钊当时面临着多种选择，他之所以毅然放弃进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天津银行专修所学习的机会，选择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因为他早已立志救国救民，而唯有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才符合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理想要求，这是他在走上革命道路前自主选择迈出的十分关键的一步。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作为新式学校，管理十分严格，课程繁重，李大钊的家庭条件不太好，可以想象他的学习生活比较艰苦寂寞。加之管理人员仍然是封建旧官僚，无条件地秉承清政府的旨意，强调忠孝为本，经学为要，特别突出“忠君”、“学生不许妄干国政”等。当时，由于立宪派、革命派的活动十分活跃，学校当局为了禁锢学生的思想，一方面对立宪派的呼声和要求敷衍塞责，另一方面严防革命派的思想可能会对学生思想产生的“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理想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显得既虚幻又渺茫，因此他异常苦闷烦恼。现存李大钊最早的作品，写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登楼杂感》正是他这种苦闷心情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李大钊等在课堂上又受到了较为系统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教育，通过学习，李大钊等人逐渐被这些思想武装起来。例如，预科《法学通论》讲义开篇讲述的就是“国家的概念”和“国体及政体”等。现代的国家观念、西方政治学说中关于“君主政体”、“民主政体”、“寡人政体”的论述[7](P9-13)。对于处于清末新政中的青年学子来说，应该具有何等的思想魅力！如此新鲜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在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的强健躯体之内，却活生生地被禁锢在旧的体制和思想之下，又是何等的不堪！这种精神力量的聚集、释放乃至爆发，已为时不远。
如果说李大钊写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登楼杂感》表达的还仅仅是为国家效力的思想情怀的话，那么其后不久所写的《岁晚寄友》抒发的则是通过反清排满报效祖国的思想。在这首写给好友蒋卫平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慷慨思投笔，艰难未去师。”[7](P572)而在革命派的舆论宣传当中，戎夏之辨，九世之仇，早已成为反清排满的革命口号，“九世仇堪报”在此时出现于李大钊写给好友的诗歌当中，说明其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即萌生了反抗清朝政府专制统治的思想。然而，是通过立宪还是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李大钊尚未形成独立自主的看法，在不久发生的立宪请愿运动中，可以看出李大钊的这种犹豫和彷徨。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天津学生发起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李大钊作为骨干之一是积极参加者。自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立宪派在直隶（今河北）就一直非常活跃，不断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清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直隶咨议局成立，其后不久即成立了直隶自治研究总所与国会请愿同志会，强烈要求速开国会，立宪救国，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一至十月先后发动了三次立宪请愿运动。但是，由于校方的封锁和钳制，立宪派的活动在校内并未引起较大波动。然而，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却是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为主发动起来的。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李大钊有生动回忆。他说，当时北方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同学多数属于立宪派，少数属于革命派”，“立宪派公开运动，革命派秘密运动”，“立宪派打算全体往北京请愿，要求政府开国会”[1](P321)。李大钊还谈到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大讲堂开会时，秦广礼断指、孙可断肘，“不要”、“推倒”、“破坏”清政府的呼声[7](P368)，以及次日天津各校在广东会馆召开大会等情况。虽然李大钊没有谈到自己的思想和具体表现，但从他所说“对于同学的政治运动知道的很少”[1](P320)来看，他并不了解来龙去脉和第四次立宪请愿运动的全局情况。然而，从刘寿山写于1964年的回忆文章中还是可以看到李大钊在当时的一些表现和作用。立宪请愿的学生公推普育女学监督（即校长）温世霖（举人出身）为总代表，议定的口号主要有“立宪救国”、“速开国会”、“誓死请愿”等。而李大钊和白坚武等八人则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推举出来的请愿代表，他对直隶当局答应上传请愿要求持怀疑态度。在广东会馆大会结束回校的路上，同学们议论纷纷，为直隶当局表示支持学生请愿感到高兴。“独李钊先是默默不语，继而愤然说：‘他们哪有好心，还能办出人的事吗？准备上当吧！’有人反驳说：‘你就是过激派。’”[2](P41、43)三天后，立宪请愿遭到当局镇压，温世霖被流放新疆。此事结果不幸被李大钊所言中。后来，李大钊指出：“这次风潮，算立宪派运动失败，而革命派进行越发有力，从此立宪派的人也都倾向革命派。”[1](P322)因为，过去不少人还相信立宪，“满清政府立宪之闷葫芦从此一砖打破，立宪之伪面目从此一手掀翻”[7](P366)。从这些资料来看，李大钊这时赞成并积极拥护立宪，是骨干人物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清政府能够真正实行君主立宪制，彻底改变专制统治，李大钊就会予以支持，所以他积极参加了请愿活动，并且被推举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立宪请愿代表，同时也可看出他对立宪请愿活动在内心深处并未抱有很大希望。
李大钊虽然倾向于立宪，但是在立宪和革命之间也有某种程度的彷徨，而在这之后，由于了解了清政府所谓预备立宪的真面目，因而逐渐转变到赞同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并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派的报刊，如上海的《克复报》、福建的《民心报》、香港的《中国报》等。
与此同时，中国同盟会则进一步加强了在北方的工作，一方面大力发展组织，另一方面积极为在各地发动起义作准备。同盟会发展组织的特点是为便于活动建立了不少外围组织，如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建立的北方共和会即是。该会会长是该校地理教员、同盟会会员白雅雨，副会长即李大钊的同学胡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响应，随即同盟会多次派人策划滦州起义以为响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果。11月，北方共和会多次派人和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张之江等进行联络，密谋策划滦州起义。12月7日，北方共和会派敢死队奔赴滦州，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12月下旬，白雅雨等率领北方共和会骨干秘密奔赴滦州。12月31日，起义被迫提前。1912年1月3日，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起义军虽然和清军进行激战，但因叛徒告密，起义于1月7日失败，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先后壮烈牺牲。
李大钊后来一再深情地怀念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等革命烈士，但对自己在这次起义中的活动却从未详细作过说明。他只是在回顾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发展历史时这样笼统地说：“革命派组织秘密团体”[1](P322)，“我们同学当时也参加革命运动，白雅雨、于永滋往滦州，王德斋往徐州”[1](P317)，“我们没有开出路子来”[1](P323)等。从“我们”一词来看，李大钊应该是参加了革命派的一些活动，比如参加滦州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等，但是并未亲赴前线。滦州起义失败后不久，李大钊在《哭蒋卫平》一诗中慨言：“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我入平山迟一步，君征绝塞未曾回。”[7](P625)“平山”在卢龙城中，因为高度和南台山持平故名，此处当系指滦州[8]一带，暗含李大钊还没来得及亲赴前线、滦州起义就失败了之意。
后来，有一些回忆资料曾谈及李大钊在这时的情况。最早是1927年5月高一涵在《李大钊同志略传》中所说的“辛亥革命，守常奔走之力亦极多”[9]。此后，王法勤回忆说：“守常先生最早就得青年的信仰，滦州一带又是他的家乡所在，当时我们的秘密联系主要都是白雅雨和他负责。”[10]共和会敢死队队长凌钺和张良坤在1930年代回忆北方共和会有关情况时说：“天津学校，又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人才为最多。如凌钺、李大钊、胡宪、张良坤等，富有国家思想，革命志愿，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由凌钺、王法勤、李大钊、胡宪、于树德等，密约至日租界荣华里开会，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革命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起敌探之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密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11]此外，他们还谈到滦州起义失败后，会中同志马浩、汪瀛、李大钊等痛心疾首、愤恨不已等情状。张申府晚年所写的《忆守常》也说：“守常同志本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中之一人，但他其实早参加过辛亥革命了。”[12]这些回忆不是出自当事人，就是出自和李大钊长期共事的同志，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仅仅凭推测就完全予以否认，显然不妥。笔者认为，李大钊等“早与革命同志秘密结合”，当系指和他们的老师、同盟会会员白雅雨的秘密联系，综合凌钺、王法勤所言，李大钊参加了白雅雨任会长的北方共和会，在滦州起义的筹备当中负责联络工作。至于李大钊为什么来不及到前线去，不得而知。行胜于言，这时，李大钊在行动上对辛亥革命显然是支持的，并且参与了北方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一些准备工作。
综上可知，李大钊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忧国忧民，立志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辛亥革命以前，他在思想上就已经完成了从拥护立宪到支持革命的转变；后来，参加了北方共和会，并在该会发动滦州起义的过程中，一度负责联络工作，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用实际行动参加、支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注释：
①虽然李大钊写于1909年的《岁晚寄友》一诗中有“九世仇堪报，十年愿未违”之语，但这里的“十年”究竟系何指，尚有待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