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泽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思想论文,战略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战略是无产阶级政党确立的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长远目标及其实施的全局性方略和艺术。江泽民在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面，逐渐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处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系的战略性原则、党掌握各种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战略性任务和思想文化工作者的意识形态使命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并用以指导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新闻出版工作和教育工作，始终不断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着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保证了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江泽民的意识形态战略思想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指南。
一、“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理论界、文化界对改革开放前相当长时期内意识形态工作极“左”做法记忆犹新，还有别有用心的人，对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加分析地一概拒斥和否定，“淡化意识形态”、“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滋生蔓延开来。针对这情况，江泽民鲜明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关系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江泽民，1991）。
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后，在不少人甚至在不少领导干部的思想上，意识形态工作被边缘化，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被漠视、忽视甚至被否定。尽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信念使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意识的发展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马克思还是把社会观念强调到社会生死存亡的程度，他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社会意识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p.35)伯恩斯坦针对教条式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时特别提出，原始社会有原始社会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就连一直对意识形态持批评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也无可奈何地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能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可以没有意识形态。”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理解，列宁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泽东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因此，对社会发展、对任何一种大规模社会实践而言，问题不仅仅在于是否有意识形态指导，更在于是否有科学的意识形态指导。
不少人习惯于单纯从政治方向理解意识形态，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从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葛兰西开始，就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实践，把意识形态视为一般意义的世界观，一种特别的观念体系，它内在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以及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全部现象中。西方学者更是把意识形态由政治哲学范畴界定为社会哲学范畴。意识形态的社会哲学化，使西方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宽泛，策略更灵活，手法更隐蔽。也因为如此，当我们的学者口诛笔伐意识形态的“冷战性格”和我们党的所谓“泛意识形态”行为时，尼克松还是大书特书，美国要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灯塔”，布热津斯基大谈“伟大国家”的观念条件。
意识形态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是任何社会都不可缺乏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一般，或一般意义的世界观，它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它又是一定的价值观体系，任何阶级或社会群体总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改造社会、建设社会，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一定的社会现实存在又必然是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群体价值观的物化形式。如果说一切社会形态都需要意识形态条件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更是如此。因为社会主义与其他先前社会形态的价值观有着根本不同，这就是，虽然社会主义最终是为了所有社会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社会主义总是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这就需要意识形态的支持。用西方学者的话说，就是“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来为它们辩护，并且还需相应的个人良知促使人们去实践它们”。反过来说，没有意识形态的强有力支撑，人们形不成普遍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制度的设计目的也会落空。因此能否科学、合理、有效地表达、理解、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及其历史合法性，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
江泽民通过总结我们党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和教训，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作了符合当代世界要求的定位。这一定位最突出地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关于意识形态的战略地位。江泽民从党的事业、社会主义事业存在和发展的高度，把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提高到应有的战略地位上，他提出，意识形态“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力量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江泽民，1998）。在谈到贯彻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思想政治工作时，江泽民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江泽民，2000）。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始终把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当作“事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和全党的一件大事，置于党的宣传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
第二，关于意识形态导向的战略意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的运作对社会的重大影响，自列宁始，马克思主义阵营就形成共识，意识形态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江泽民把意识形态的真理评价范畴创造性地转换成实践价值范畴，鲜明地提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教训证明的一条不争的事实。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江泽民，1996）
二、“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就意识形态之于社会主义制度而言，江泽民把邓小平的思想推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整体中给意识形态建设（江泽民常使用“思想政治建设”概念）作了科学定位，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根据当时人们的思想现状和社会现状，提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邓小平在1980年12月的一次重要谈话中说：“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他还提醒全党，如果我们的物质文明上去了，却出现社会性的精神颓废，这样的物质文明还有什么意义呢？江泽民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精神文明、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更精辟、更到位、更具警示性的强调。1995年5月26日，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更不是社会主义。”1997年1月29日，在中央纪委第八次会议上他又提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并且一次又一次地阐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强调精神文明对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他向党的领导干部介绍美国人写的《西方社会病》和日本人写的《清贫的思想》，警示全党，“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先进。一个国家在精神上挨饿，那么，迟早在物质上也要挨饿。”（江泽民，1997）
市场经济的动力源泉是市场主体的利益追求。马克思曾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物的关系的颠倒、物对人的奴役的“物化”现象、拜物教现象。在我们开始建构市场经济机制的时候，江泽民就要求全党保持高度警觉，他一再强调，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该崇拜市场经济的自发机制，而应该最大限度地用社会主义自觉统摄市场机制，避免重复西方国家原发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老路，防止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近几年，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讲政治”，其核心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政治方向。
根据对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江泽民提出，必须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各个思想文化阵地”，为此，他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性任务。
三、“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
意识形态领域是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领域，因而，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关系，至关重要。
经济上要开放，思想文化上就不能不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世界，谁不开放，谁就等于拒文明于国门之外，就等于自我消解本国的发展条件。只有在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中，才有各个民族、国家的共同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同样沉重：西方大国在经济活动中，始终没有忘记“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图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惟恐中国的改革开放“夭折”，他呼吁美国和西方应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起“核心作用”，以为通过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可以自然而然，又让中国不知不觉地“结束共产主义统治”。
面对这一严峻的实践课题，江泽民一方面提醒全党，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能变，要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地搞改革开放，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开展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交流，不这样，中国的发展就没有希望。同时，他又要求全党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一定要有一根弦”，对西方国家“西化”、“分化”的企图保持足够的警惕。他说，国门打开，好的东西进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进来。因为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更是紧锣密鼓，扬言要快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地球上消失。如果我们不绷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根弦，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实现不是没有可能的。正是为应对这样严峻而复杂的形势，江泽民提出这样一个战略性原则：“国家要独立，不仅政治上、经济上要独立，思想文化上也要独立。”（江泽民，1996）
关于思想文化独立，江泽民主要强调了三点：第一，保持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邓小平在谈到我国的国际地位时教导各级领导干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就不可能成为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思想文化上，江泽民要求，在与西方国家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中，我们要大胆地、毫无偏见地学习借鉴一切文明成果，但必须保持思想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说到底，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去指导理论、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文学艺术等部门的工作，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舆论阵地”（江泽民，1989）。第二，我们的思想文化作品应该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即鲜明的民族特色。马克思说过，随着国际交往的增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2](p.276)在世界思想文化和民族思想文化的关系中，愈是民族的才愈有可能成为世界的。民族思想文化走向世界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扬弃的只是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不是民族精神本身。我们的思想文化作品“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江泽民，1996）。第三，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思想文化成果的目的是博采众长，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局。江泽民指出，学习、吸收、借鉴外来思想文化，目的是提高自己思想文化的创造力，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他要求我们对外来文化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腐朽、有益与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衡量思想文化是否先进、科学、有益的根本标准，就是它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一关系，我们党始终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才更有保障，才能更好地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四、“一切思想文化阵地，都应该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
江泽民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都应成为我们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的阵地。”这里，他郑重、鲜明地提出了一切思想文化形式、领域应当承载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使命，服务于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总体战略。
当代意识形态实践启示我们，意识形态不是思想文化的全部形式和全部内容，但它内在于社会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新闻作品等社会意识的具体思想文化形式之中，意识形态就是这些具体的思想文化中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实践主张以及世界观内容。可以说，意识形态是各种思想文化形式的灵魂。各种思想文化形式总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表达某种意识形态，创设某种社会观念，通过各种思想文化具体形式的共同作用，形成并强化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体系。因此，思想文化各具体领域，都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职责，担负起应当承载的意识形态使命。因此，江泽民讲到新闻，他说：“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舆论形式，应当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讲到文艺，他说“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斗的号角”；对社会科学，他在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题词中希望“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他要求各种思想文化阵地都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是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要把握好宣传方向。思想文化的发展史证明，只有那些负有意识形态使命、自觉承载社会责任的作品才是经过历史风浪淘磨而不朽的作品。
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各种思想文化形式得以体现或表现，这就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阵地意识”，切实加强对思想文化阵地的领导，把各种思想文化阵地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真正握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处理好主旋律与多样性的关系，真正贯彻“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江泽民对弘扬主旋律有明确的论述，他说：“弘扬主旋律，就是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大力倡导一切用诚实劳动争取更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江泽民，1994）也就是说，在指导思想上只能是一元的而不能搞多元化。江泽民同时也十分强调多样性。因为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尤其是思想文化的演进与发展总是在不同思想文化的并存、碰撞、冲突、融合中，通过存优汰劣实现的。有了多样性才会使人们在比较中认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弃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要真正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主旋律与多样性和谐，必须保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主战场响彻马克思主义声音，同时，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同观点可以争鸣、对话、辩驳，以理服人。没有多样性便无所谓主旋律，没有主旋律就没有和谐。
五、“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意识形态战略目标必须依靠一支意识形态队伍来实现，因此，意识形态队伍建设是江泽民意识形态战略的重要环节。广义说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都应该同时是意识形态工作者。江泽民要求，“宣传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化艺术工作者、新闻出版工作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负有更为重要的使命，起着骨干的作用。（江泽民，1996）邓小平曾经根据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位置和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重大作用，提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3](p.40)。江泽民就此指出，这既是一种很高的评价，也是一项很高的要求。
对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江泽民在1994年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其职责要求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一切思想文化工作者，都必须认真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和意识形态效果。为此江泽民对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自身素质提出了“12字要求”，即“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1996年9月26日他在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中，对新闻工作者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对所有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共同要求。一是打好理论路线根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并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保证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能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二是要打好政策法律纪律根底。准确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意识形态的工作纪律，使意识形态工作成为社会秩序化的重要手段。三是群众观点根底。意识形态工作既是对社会的调控，也是对人的教化。如果意识形态战线人才辈出，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队伍，才能保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同时，也才能不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使意识形态建设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建设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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