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研究——以民族、民族性、民族国家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民族性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罗家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他曾是五四时期《新潮》杂志的创办者和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起草者，也是“五四运动”这一名词的创造者。五四后，罗氏先后留学于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回国后历任国立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中华民国首任驻印度大使，晚年任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并在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在民国思想文化史上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罗氏在他的著作《新民族观》中，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分析等民族理论问题有过较为系统的阐发，本文即对此做粗浅的探讨。
一、民族
民族的形成由来已久，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则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兴起、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相联系的。1924年，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的演讲中指出，统一民族的形成要素包括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这五大要素，“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的，不是用武力征服得来的。”[1](P619—621) 在民族形成的问题上，罗家伦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与孙中山的认识一致。他批驳了以构成民族的某种单一要素如种族、语言、领土、宗教划分民族的做法，认为这种认识容易造成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也容易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所利用。他认为民族是人类进化到某一阶段的高级集团，其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民族的构成因素十分复杂，“常时各种因素相摩相擦，更常时相辅相成。”虽然促成民族形成的因素很多，但“以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溶解力为最多”。具体说来，有九大要素：即种族（生理基础）、地理环境（栖息场所）、人口（基本要素）、经济（重要基础）、政治（包括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宗教（具有促进或阻碍民族进步的双重作用）、语言文字（工具）、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历史（凝聚民族的精神源泉）。民族就是“综合以上九种重要因素，由其互相摩荡，互相渗透，互相镕铸的结果”。[2](P97—108) 罗家伦提出的九种要素中，既包括种族、地域、语言等自然历史方面的客观因素，也包括了融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在内的共同文化、历史等主观因素。他的研究取向与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界定民族的尺度基本一致。[3](P93)
在民族与种族的关系问题上，罗家伦一方面指出，种族是纯粹血统的问题或生物方面的问题，民族则为人种、人口、土地、语言、宗教、文化等多种不同的因素之复杂的结晶品，二者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种族是构成民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民族与种族之间存在错综复杂、不能一致的情形。种族优劣论毫无科学根据。他指出，种族之间纵有文化进步与落后的不同，也多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所造成。“至于民族本身的优劣，是无从判别的。各个种族后天的教养显有高下，而其先天的本质却很难鉴定。何况现在世界上的一切种族，一般都不是纯一不杂的，而往往是几个种族混合的结果。试问凭什么去评种族真正的优劣？”
罗家伦还探讨了民族融合问题。他指出，历史上各民族或种族混合的方式主要有武力、文化和交通三种，而中国历史上还有两种特殊的方法：杂居和和亲。他认为和亲方式是混合血统，维系感情，消灭民族间血统优越感的绝妙措施。[4](P233) 在此基础上，罗家伦论证了中华民族血统的混合性质。他认为，华夏族或汉族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民族，经不断融合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从中国土地上四面汇合的结晶体”，“看我们一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实在是一部不断血统交流、种族结合记载。”他还将中华民族血统混合的历史具体分为春秋战国、东晋五胡十六国、隋唐宋元、明清等四个时期。[5](P234—255) 关于这个问题，1989年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去你来，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6](P1) 罗家伦的研究虽未达到“多元一体”的理论高度，但他思考的路径显然是与此相同的。
二、民族性
民族与民族性的形成过程几乎是同步的。民族性又称国民性，它是民族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落后国民性的批判不遗余力，但大都只限于对落后国民性现象的针砭、形成原因的分析及改造方案的设计，而对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内涵、结构、层次等理论问题却有所忽略。在这一点上，罗家伦的探索具有相当的补遗作用。
罗家伦认为，民族性的形成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其形成必须经历民族情感、民族意识、民族风格三个阶段。所谓民族情感是指民族成员之间“聚族而居”，朝夕相处，在共同的语言、信仰、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基础上产生的对本民族利益、荣誉和前途爱护的一种情感体验。它“是经过历史上和政治上共同的社会生活而产生的，也是经过以往经验中共同的荣辱悲欢之情绪而产生的”，是“形成民族性的基础”。[7](P109—110) 民族意识即指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升华，它是由历史和习尚、利害和兴趣以及理想和愿望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构成。历史和习尚是民族过去的传统，利害和兴趣则着重在现阶段，理想和愿望主要着眼于民族的将来。“把这过去、现在、未来三部分联合在一起，于是民族意识的发扬乃能‘六辔在手’。”民族意识的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1）争取民族的统一， 不让其他民族分解与摧残；（2）争取民族的自由，务使自己能独立生存；（3）争取民族的个性，不但保持其过去的特质，而且要发挥他独立发展、自由创造、别具一格的精神；（4）争取民族的荣誉，务求其民族有庄严的生活、相当的声望，能堂堂正正，共存于各民族社会之间。这四个方面应当平衡发展，否则，“为自己的发展而以暴力凌人，必致国际秩序大乱，小则吃尽苦头，大则自身难保。”所谓民族意识主要是指民族成员对所属族体的一种认识，包括民族自我意识和对民族关系的意识。它包括了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命运意识、民族的权益意识、民族分界意识、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竞争意识。[8](P169) 罗家伦的论述正确地指出了民族意识的内涵，而且，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民族意识正、负两个方面的功能，即民族意识中既有理性、冷静和科学的自我认知的内涵，也包含有非理性与情绪化的自我体验的内涵。因此，他既指出了民族意识凝聚民族成员的精神纽带作用，维护民族独立、促进民族发展和进步的护卫与推动作用，也指出了民族意识所具有的一定的褊狭性、排他性和利己性及其所带来的阻滞或破坏民族正常发展、正常交往的负面作用，这就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民族意识的内涵和功能。
民族意识经过锤炼就成为民族风格。罗家伦所说的民族风格是指表现在各民族成员身上的特殊的心理、行为、风俗习惯、共同观念的特质，它“常常于不知不觉地表现于有民族的各分子之中。”民族性就是经过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和民族风格三个阶段凝聚而成的存在于民族成员内心深处的稳定、强烈的认同、归属与对族体的忠诚意识，“民族是国家的基础，民族性就是灵魂！”[9](P93—118) 在这里，罗家伦实际上已经指出了民族性的实质，即一个民族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于民族共同文化特点上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特征。[10](P12)
必须指出，对于民族性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面临的难题之一。哈佛大学教授亨利·亚当斯（1838—1918）认为：“在所有历史问题当中，民族特性的本质是最难把握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代美国学者英克尔斯和列文森认为：“民族特性概念，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聚讼不已的概念。”[11](P81) 对于民族性，当代学人宁骚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行为方式和态度上所表现出的较为普遍和稳定的心理特征”；[12](P81) 沙莲香认为，民族性是“某种在民族内部一以贯之的文化精神，它具体地表现为民族心理和由民族心理构成的特有民族性格、民族风采、民族风调”，“是一个民族多数成员共有的反复出现的心理特质和性格特点之总和，是人格的综合体。”[13](P2—3) 李宏图则把民族性归结为每个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共同观念、心理、行为、风俗习惯等特质，并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精髓所在，决定着这个民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潜在基因。每个民族的民族性不仅规范和决定着整个民族的行动，而且也成为民族主义的渊源和根基之所在。[14](P13—23) 罗家伦虽未给出民族性的确切定义，但从他对民族性形成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把握的民族性概念的内涵与当前学术界对民族性的认识基本相同。他强调了民族情感（基础）、民族意识（核心）、民族风格（结果）在民族性形成中的作用，指出了民族性是民族的灵魂，分析了民族意识的功能和表现，认为民族性就是每一个民族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他使用风格一词），这些见解产生于距今半个多世纪以前，应该说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欧洲近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资产阶级兴起及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而产生的。对此，罗家伦也指出：“近代式民族的形成和近代式民族的发扬，乃是近代史上的产品，更是1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里的狂潮。”“‘民族的国家’是一个近代的观念，不但是观念，而且是力量。”
在讨论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罗家伦特别强调了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的作用，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史上一件惊心动魄的大事，也是造成近代西方局势的动力”，“更是近代民族国家觉醒的最大刺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加上拿破仑的武功及其在国外的威力，把法国的民族意识唤醒了”，也把由法国革命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了整个欧洲。由拿破仑的征服而引起的民族独立、民族统一观念把欧洲各国人民凝结在各自的民族意识之下。“‘民族’这个名词，也在这时候由法国开始通用”，民族国家观念开始普遍起来，这样，民族与国家二词开始逐渐同一，相互通用。[15](P79) 此后，欧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决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由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罗家伦得出三点结论：多民族的国家是最不稳固的；无国家的民族是最痛苦的；只有民族的国家是最理想的组织。他说：“现在一个民族的安全，无国家不能保障；民族的事业，无国家不能经营；民族的文化，无国家不能掩护；民族的地位，无国家不能提高；民族的进步，无国家不能开展；民族的愿望和理想，无国家不能达到。”
从世界转向中国，罗家伦指出，中国“经过秦汉几个大朝代，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早经划一。文化的力量，深入各处。血统的混合，成立了宗族的关系；许多种族的界限，历朝代都不断地在逐渐消弭。各处的地方观念，比较很少。”经过近代历次的挫折，尤其是这次伟大而长期的抗战，使潜伏的民族意识，不由得不觉醒过来。因此，“中国成为近代的民族国家，是不成问题的事实。”[16](P87) 他批驳了只承认中华民族而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观念，认为是一个大错误。因为民族与国家不可分离。国家是民族的国家，民族是国家的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不可分离。他的这种认识带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思想动机。
关于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从文化与政治的角度来区分。如安东尼·史密斯就强调民族着眼于文化心理层面，而国家则是一个政治单位和法律概念。他指出：“民族基本上是个文化的和社会的观念，指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纽带，此纽带把享有共同神话、追忆、象征和传统的人们连结为一个有声望的共同体。”尽管在共同地域共同公民方面，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明显地重合，但就文化而言，民族的概念限定了政治并使政治合法化，所以今天有合法性的国家都宣称其代表“民族”的愿望。[17](P78) 另一种观点则注重民族与国家在政治上的紧密联系，侧重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释二者的关系。如徐迅指出，使“臆想的”民族共同体得以体现、民族情绪得以寄托、民族意识得以觉醒、民族身份得以界定的是社会运动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主权”概念的形成。[18](P33—34) 这两种看法应该说各有其合理之处。从罗家伦对民族与国家关系的解析来看，他注重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民族与国家之间的重合及其相互依附的生存关系，着重强调了民族的国家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性，认为每一个民族应当建立自己的独立主权的国家。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事实，意在以对中华民族的族体认同和对“中华民国”国家观念的认同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不但建立我们大中华民族的‘中华民国’，而且把‘中华民国’建立为现代化的国家”。[19](P93)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民族学界流派繁多，学者辈出，但从研究内容来说，却大多局限于边疆民族和少数民族历史、人种、语言、生活习俗等问题的研究。论者指出，中国近代民族学的主流是研究“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氏族、部落的原始民族的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方面”，这也就是所谓传统民族学的研究领域。[20](P21) 在对原始民族、少数民族和边疆民族的族群文化及其历史进行的研究成为近代民族学主流的情况下，理论民族学的研究只能屈居支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从近代欧洲民族及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与理论出发，对民族、民族性的构成要素、形成过程及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类型等民族基本理论问题都进行了颇具深度的阐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近代中国理论民族学研究的不足。罗家伦对民族理论的研究最终落实到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点上。他的主要动机乃是借助对民族、民族性与民族国家的理论探讨增加国人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民国的认识，了解民族性、民族精神及其作用，维护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以利于抗日救亡。他的这些看法在抗战时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对民族基本理论的阐释在20世纪40年代具备了较高的理论水准，在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收稿日期：2006—01—19WWXXCK
[1] 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A].孙中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7][9] 罗家伦．民族与民族性[A].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编辑委员会编，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6—1989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第2册，[C]（以下简称《文存》，不再注明编者及出版时间）．
[3] 在民族界定的问题上，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比较合适的尺度是将社会群体的主观归属感和划分群体的客观标准结合起来，认为民族的形成不仅包括共同的血缘、居住土地、语言等自然共同体的方面，还理应包括对民族自我同一性的认识。相关论述参见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李宏图．民族与民族主义概论[J].欧洲，1994,(1):13—23；李少军．论民族与民族主义[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5):38—44.
[4] 罗家伦．民族与种族[A].文存第2册，[C].
[5] 罗家伦．民族与种族——中华民族血统的混合性[A].文存第2册，[C].陈连开在1996年第4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分期》， 文中指出，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的整体出发来划分其各个历史阶段，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展开讨论。实际上，罗家伦此文即是对此问题的初步讨论．
[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8] 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 温元凯，倪端．改革与国民性改革[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
[11][12]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13]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14] 李宏图．民族与民族主义概论[J].欧洲，1994,(1):13—23.
[15][16][19] 罗家伦．民族的国家[A].文存第2册，[C].
[17] 许法明，武庆玲．民族特征与欧洲统一观[J].欧洲，1994,(1):78.
[18] 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0] 施正一．简编广义民族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