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吗?——与刘小枫对话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阴毒论文,阴冷论文,无赖论文,刘小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站在“上帝之善”的立场，将整个现世的中国文化斥为 恶的文化。但是，如果说刘小枫将“恶之花”送给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误读”，那么 送给鲁迅则是一种“正读”。我在拙著《走向21世纪的鲁迅》一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 ，就从鲁迅与尼采的关系以及鲁迅的人格精神、文学观念、小说创作、散文诗创作乃至 鲁迅的动物爱好与鬼魂爱好等各个层面，全面地论述了鲁迅作为“东方的文化恶魔”的 现代意义。不过，上帝耶和华差遣来的大善人——几乎是第二个耶稣基督的刘小枫是容 不得一点恶魔精神的，于是他在《拯救与逍遥》中就开始对鲁迅进行诋毁和漫骂，而这 种诋毁和漫骂几乎也超过了一切王朔与葛红兵们。他甚至将鲁迅当成是遮蔽中国精神的 “黑暗的闸门”，骂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奇怪的是，当王朔、冯骥才、葛红兵等 人非议鲁迅的论调刚刚发表的时候，就引来了一大片反驳的文章，而对于诋毁、漫骂鲁 迅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刘小枫，学术界却保持了少有的沉默。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今天笔者就算是在沉默中爆 发吧，因为笔者既不惧怕刘小枫的大神耶和华，也不会为刘小枫玩弄的那套哲学概念所 糊弄，而想秉持公心为鲁迅说几句在本人看来还算公道的话。
人们不是说鲁迅清醒深刻吗?但是在刘小枫看来清醒深刻又算什么：“觉醒的冷眼有什 么了不起?难道清醒、理智地看透一切，就算是了不起的精神?”(注：刘小枫《拯救与 逍遥》第3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修订版，下同。)这话似乎在告诉人们，迷迷 糊糊在睡梦中是了不起的，因为相信上帝就不需要清醒，反而需要迷糊，个体的人即使 面对着巨大的不公正和荒谬，也不要抗争，这样你在此世的受苦就会成就在来世的幸福 。不过，清醒深刻毕竟还是有点褒义意味，要彻底否定鲁迅就应该连他的清醒深刻也一 并否定：
鲁迅觉醒的冷眼犀利吗?看到现实的严酷、历史的荒唐甚至中国的国民性，并不需要特 别犀利的目光。鲁迅的“觉醒”深刻吗?看到历史的恶必然会嘲笑人的善良愿望，有何 深刻所在!(第330页)
在《拯救与逍遥》中，刘小枫论鲁迅的部分是全书中最缺乏逻辑和庞杂的，你很难找 到一个线索，或者说唯一的线索就是抓住鲁迅几句话就破口大骂。有时候他似乎是很真 诚地说鲁迅几句好话，但是你读着读着就会发现，原来他这几句好话是为了更狠毒地贬 低和漫骂鲁迅。他开始说鲁迅清醒深刻，但是不一会他就认为鲁迅一点也不清醒深刻； 他忽而说鲁迅伟大，目的是说鲁迅伟大得卑鄙、不值一文。为刘小枫辩护一句，他并不 全然不通逻辑，他有时采取的仅仅是欲扬先抑的战略。不信，我就再引他一段原文：“ 鲁迅精神的伟大，也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懂得所有的良善都是虚假”。(注：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332、332、331、338、339、341页 。)但是不一会，鲁迅的自知之明就随风飘走了，伟大也就没有了着落：“比起卡夫卡 的自知之明，鲁迅是不是根本算不上有自知之明?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这国 魂是否就是他批判的国民性自身?”(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 、329、70-71、332、332、331、338、339、341页。)他一会儿说“《野草》当然可以 算作存在主义，但那是施蒂纳、萨特式的存在主义”；一会儿又用装傻的方法来贬低鲁 迅：“一直传说鲁迅那里有一种哲学”，但他对这个“传说”几乎没有论证，就下了断 语：“鲁迅精神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哲学性的”：“既然如此，人们称他为伟大的 思想家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思想富有政治性、战斗性就变得伟大了?政治性的思想难道 就非得如此恶?传统的吃人以礼教为口实，如今，为了未来的幸福和光明地作人(似乎是 别字，原文如此)，也得吃人。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 ”(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332、332、331、3 38、339、341页。)
据刘小枫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鲁迅。但是在刘小枫笔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 非常的善良伟大，鲁迅却是非常的卑鄙渺小，因为鲁迅并不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 论，而仅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塑造的恶魔式的坏人。而且即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笔下的恶魔式人物如伊凡、伊鲍里特，鲁迅也还不配。不仅是因为鲁迅“没有达到伊凡 和伊鲍里特的深刻和真诚”，更重要的是，“鲁迅的心灵从来不曾被缠绕伊凡和伊鲍里 特的问题(没有上帝，现世恶的事实该怎么承受)纠缠过。鲁迅实际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 笔下的斯塔夫罗金、韦尔霍文斯基甚至斯切潘诺维奇”。为什么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的差距有如此之遥呢?说穿了，就是因为鲁迅不信上帝，而据刘小枫说陀思妥耶夫斯基 是在绝望之际也笃信上帝。又据刘小统，从来就没有为他提供过对爱心、祈告寄予无限 信赖的信念，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和气质似乎可以理解。但据说鲁迅通西学，事 实上，他的确知道遭‘众犹太人磔之’的耶稣基督，知道西方精神在深渊中祷告的基督 教信念，而且也晓得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问题在于，鲁迅并不相信 认信基督教的信念，而是相信恶的事实力量。”(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 1、336-337、329、70-71、332、332、331、338、339、341页。)
刘小枫终于把谜底道破了，原来一个艺术家伟大不伟大，仅仅是看他相信不相信上帝 。传说刘小枫获得过文学学士学位，从他的大著经常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来看他仿佛也 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他似乎没有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知道弗洛伊德对《卡 拉玛佐夫兄弟》的解读，更不知道巴赫金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理论”以及对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它评论。否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眼里也就变得不崇高不伟大 了，即使还有点价值也比不上中世纪对上帝的颂歌。事实上，刘小枫的艺术准则绝对是 反现代的：“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所表达的波希米亚式世界观鄙弃现存的道德原则， 其理由是，接受任何非由自己创造的价值就是不诚实。自此之后，‘恶之花’成为现代 诗的原则，着意破坏有意义的内容，希望通过表达破碎世界的形式来取得某种意义，抵 抗生活中意义的毁灭。”但是，“如果生活世界的本相就是破碎、荒诞、无聊，而今诗 人把诗变成破碎、荒诞、无聊的形式本身，怎么会成了对破碎世界的诗化反抗?……明 明自己随同世界的沉沦一起坠落，却自己认为在反抗”。总而言之，“凡没有担当起在 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中真正的诗人”(注：刘小枫《 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332、332、331、338、339、341页 。)。刘小枫的前提如此，鲁迅又有什么资格称作诗人呢?
不过，以上所引，还是刘小枫对鲁迅比较客气的论述，而他大部分行文都充满了对鲁 迅的蔑视、攻击和漫骂。刘小枫直接将“文化恶魔”与现实中的道德堕落者相提并论， 他说鲁迅会赞成这样的话：“然而现在却必需有一代或两代腐化堕落的人；需要那种骇 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这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 、332、332、331、338、339、341页。)将汉语中所有肮脏的字眼往鲁迅身上堆砌，似 乎这样一来就达到了否定鲁迅的目的：“据说鲁迅的思想特色是‘杂’，在我看其实是 ‘阴冷’。这阴冷从大荒山、无稽崖创造性转化而来，成了西化式逍遥(现代虚无主义) 的同路人。”(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332、3 32、331、338、339、341页。)“在鲁迅那里，只有理知，没有‘相信’。”而所谓“ 理知”则是“阴冷理知”。“在把自己的血涌出来饲别人，却由于自己的心灵的‘黑暗 ’，血成了阴毒。鲁迅的自知是真的，因自己饲人的血带有阴毒而对自己绝望。如何与 自己的绝望搏斗?除了通过小说叙事描绘鬼魂的自我，就是对世态热讽和冷嘲。无论哪 种方式，都是鲁迅自称的无赖手段。”“传说鲁迅灵魂中的阴毒有其私人原因。鲁迅小 时候活得像王子，家世变故，就被人看成叫花子，从此开始‘恨这个社会’”。所以， “鲁迅的灵魂在怨恨中早熟，怨恨的毒素已经把人灵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噬蚀净尽，空虚 的灵魂除了鬼魂的自我刻画、冷嘲和热讽，还能向往别的什么高贵的精神?”“鲁迅为 了肩起黑暗的闸门，灵魂越来越阴毒”，那么，“‘肩起黑暗的闸门’不是成为黑暗的 闸门，又是什么呢?……如果不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中国精神有指望见 到光明的未来?”(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7、341、336-337、329、70-71、332 、332、331、338、339、341页。)
刘小枫的背后有西方的大神耶和华和耶稣基督为他撑腰，在漫骂鲁迅之后终于道破他 漫骂的“天机”：他是将“鲁迅精神”当成了遮蔽“中国精神”的一道“黑暗的闸门” ，并且认为只有将“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挪开，耶和华大神的光辉才可以光 照赤县神州，耶稣基督背负的十字架才能牢固地安插在中国大地上。这是世纪之交砍杀 鲁迅最凶蛮的豪言壮语!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十四年以前为《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一书撰写《孔子与基督》 一章时，对基督精神很有好感，尤其是对这种精神孕育出来的西方的文化成果给予了极 大的肯定，当然我同时指出，上帝的死亡又是这种精神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言下之意， 还有点哀悼死去的上帝的意味。但是，刘小枫对鲁迅的诅咒和漫骂，让我感到这个上帝 一点也不可爱，就像是一阵风，把我对耶和华和耶稣基督的好感给吹得无踪无影。而且 当时我认为鲁迅虽然不信上帝，但是对耶稣基督的言行也给予极大的肯定，从《文化偏 至论》到《野草》中的《复仇(其二)》，鲁迅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将耶稣基督拯救世人却 为世人钉死，引为救国救民却不为民众所理解反遭其迫害的知己。这种思路在《狂人日 记》、《药》等小说中都是一以贯之的。中国人能够如此对待耶稣基督已经是非常不错 的了，可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刘小枫却对鲁迅极尽诅咒漫骂之能事，将汉语中最下流 肮脏的字眼一古脑地将鲁迅罩住，难道这就是上帝耶和华的神恩?
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5章第38节到第48节，在《路加福音》的第6章第27节到第36 节，也就是在俗称的“登山宝训”中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 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们若单爱那 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鲁迅早年想以尼采来 振奋国民精神，又以托尔斯泰来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五四时期在以个性自由揭 露国民性的时候，又以人道主义对国民“哀其不幸”；晚年将全部精力和心血抨击妨害 中华民族发展的一切邪恶势力，实践了其“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壮志，称为“国魂”、 “民族魂”是当得起的，而刘小枫作为一个中国人，对鲁迅不仅一点敬意没有，连一点 同情的理解也没有，难道这就是刘小枫所谓的“善”?退一万步讲，纵使鲁迅真像刘小 枫描绘的那样是一个恶人，而爱国主义也像刘小枫在论述屈原的时候所说的，是一种“ 使人堕落的恶”，但是你刘小枫所崇拜的大神明明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的 仇敌；但是你却口出恶言，舌泼脏语，一点也不爱你的仇敌，你如此违背你的神的旨意 ，你难道就能得到拯救?你的神不是已经告诉你：入口的不会污秽人，出口的才会污秽 人吗?莫非真是像蔑视基督教的尼采所说：“基督教的起源是来自于憎恨心理”，“是 一种残忍本能”?
鲁迅作为“东方的文化恶魔”的现代意义以及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价值，笔者在《走 向21世纪的鲁迅》一书中已经予以充分、详尽的论述，在这里无须和刘小枫饶舌。鲁迅 是清醒而深刻地看到缺乏恶的否定性的中国文化的发展缓慢乃至停滞，才想从西方输入 恶魔的批判性力量，以便使中国文化在动态中加快发展。黑格尔不是早就说过，恶比善 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吗?为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求助于西方 恶魔的文化力量，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所以，刘小枫的伪善让我想起他在《诗化哲 学》中推崇过的尼采对伪善的攻击：“善良的人从来不说真话。善良者教你们走向错误 的海岸和港湾。你们生长在善良者的谎话中。由于善良者，所有事物都已变成虚伪的而 且歪曲根本。”“在一切中最可怕的——所谓善良者这个概念，渐渐变成了意指一切柔 弱、病态、祸害和自苦的东西，意指一切应该消灭的东西。”(注：尼采《瞧!这个人》 第94页，111页，116页，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年。)
需要指出的是，刘小枫对西方近代与现代的恶魔出笼的现实根源，根本就不屑一顾。 事实上，文化恶魔的出笼是与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市场的自由竞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鲁 迅在五四时期是以个性自由的倡导者为己任的，难道这比将个性束缚在传统的伦理之善 的牢笼中更该受刘小枫的诅咒?就当代的现实来看，互助合作的经济形式与市场化的自 由竞争的经济形式都在中国上演了一番，结果是诉诸人性之善的互助合作的经济形式搞 得全社会普遍贫穷；而中国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给予了个人攫取财富的获 取欲望和自由空间，但是，正是在这种诉诸人性之恶的市场化的自由竞争中，个人的潜 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社会财富也滚滚而来。刘小枫是从那个推崇互助合作、一大二公 、“狠批私字一闪念”的时代过来的人，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
鲁迅作为“文化恶魔”培植具有强力意志的个性自由的“狂人”，是为了打破东方的 “静止不动”与“和谐团圆”，从而使中国文化快速发展，使中国摆脱被瓜分的危难处 境而具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体力量。这和伦理道德上的损人利己、腐化堕落完全不 是一回事。刘小枫将振奋中国国民精神向上的文化恶魔与道德上的损人利己的腐化堕落 者等同起来，对鲁迅进行冷言冷语的恶毒诅咒和漫骂，用日本人的话语方式说，就是“ 良心的大大的坏啦坏啦”。刘小枫说鲁迅赞同“骇人听闻、卑鄙龌龊的腐化堕落，把人 变成可恶的、胆怯的、残忍的、自私的败类”，就完全是招摇撞骗式的污蔑!即使在张 扬恶性推崇恶魔派文学的语境下，鲁迅与张大个人意志而露出“毒牙”的尼采等西哲仍 然不同，而且这种不同恰恰是鲁迅的善性使然，就是通过肯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 ，在人道主义的名义下可以向传统的善认同，从而对恶有一种抑制作用，《呐喊》中的 《一件小事》，《热风》中的《无题》等，就是托尔斯泰和人道主义的结果。尼采反对 同情，他说弱者没有承受痛苦的能力，既容易同情他人而侵害他人的个人自由，也希望 在痛苦之时得到他人的同情。但是，鲁迅就从来不反对同情，他对于笔下受苦受难的下 层人民就一直是充满了同情，这表现在他的《祝福》、《故乡》等许多作品中。正是这 种思想基础，加以中国人性本善的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使得鲁迅后期对恶的文学甚至 产生了怀疑和否定：“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吗?倘使社会 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隐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注：鲁迅《译文序跋集·<信州杂 记>译者附记》。)因此，鲁迅虽然在性善平和的中国输入了一个恶魔，但他在为人为文 的许多方面，都充满了传统的善性。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柔石有这样的评价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这个 评价用在鲁迅身上，我看也基本上合适。所以美国学者李欧梵说：“鲁迅本人几乎是以 存在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存意义，而对其他人来讲，他的生存意义则是人道主义 和利他主义的。”(注：李欧梵《<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当代英语世界 鲁迅研究》第20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小枫不是有神的天通眼吗，为什么对 此视而不见呢?
刘小枫为了达到“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的目的，竭力颠倒是非、混淆 黑白，他对鲁迅有三个莫名其妙的判断：第一，鲁迅因批判国民性而成为国魂，而这国 魂却正是鲁迅批判的国民性自身。换句话说，在鲁迅与阿Q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鲁迅 也就是阿Q。第二，鲁迅改变的只是吃人的口实，屈从的却是吃人的事实。这就是说， “救救孩子”纯属欺骗，鲁迅照样吃人。这不禁让人想到高长虹当年嘲讽鲁迅的话：“ 没有吃过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第三，鲁迅试图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 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是因为不信上帝，到头来鲁迅却变成了遮蔽中国人见到光明 的黑暗的闸门。
我喜欢与讲道理的论者商榷，但是面对刘小枫这种在大神耶和华的名义下的颠倒是非 ，真有点无话可说，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话不知道从何说起。鲁迅与阿Q在现代中国 代表着文化对立的两极：一个是于狂歌浩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一个是于逆境 中发现顺境，于屈辱中感到自满和喜欢；一个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 味何能知?……”一个则是“永远得意的”。从阿Q到鲁迅，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对 阿Q进行启蒙，是鲁迅终生致力的工作。但是刘小枫却不加分析地将鲁迅与阿Q混为一谈 ，将肩住黑暗的闸门的人与黑暗的闸门混为一谈，你让人怎么和他商榷?像他诅咒鲁迅 那样将他漫骂一顿，笔者又做不出来，因为笔者深信那不仅不是“哲学性”的，连“政 治性”的也算不上，顶多算是黑社会的小流氓的街头所为。
鲁迅控诉传统的礼教和家族制度吃人，在《狂人日记》中是象征性与寓言性的，但是 在杂文《灯下漫笔》中却是诉诸明确的概念的：“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贴了，有贵贱 ，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 。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 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 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 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 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 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注：《坟·灯下漫笔》。)这就是 鲁迅理解的礼教和家族制度的吃人。而冲破礼教的束缚，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 主义，自由地发展人的个性；同时又以人道主义抑制个人的自由发展对他人自由的侵害 ，对广大民众进行个性自由的文化启蒙，并将之与民族的独立自由联系在一起，就是鲁 迅等人建立的中西合璧的新文化的伦理道德。试问，这种新文化的伦理道德怎么会同礼 教和家族制度一样吃人?鲁迅的人道主义以及将个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密切联系在一 起的献身精神，又怎么背上了恶名?
关于刘小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误读，我将专门撰文予以商榷，成为《与刘小枫对话 》的一个部分。在这里，笔者仅仅结合鲁迅就善恶问题表达一下对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论的异议。在刘小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生于一个富有基督教信仰的文化语境中 ，即使绝望也有上帝救助，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显得伟大和高贵；而鲁迅因为处于一 个无神论的文化语境中，是故无能为力地陷入邪恶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当然，我并不认 为鲁迅在艺术成就上超过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感到不对胃口的是仅仅靠相信不相信上 帝来褒贬一个作家。刘小枫指责鲁迅的也不是艺术表现力，而是鲁迅的阴冷、阴毒和恶 。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或许鲁迅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对上帝感兴趣，却未必比陀 思妥耶夫斯基更恶更阴毒，这从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中也能看得出来。
鲁迅说：在他读过的西方作品中，有两位作家是他敬佩而爱不起来的，就是描写地狱 之惨状的写《炼狱》的但丁，还有表现人的罪恶、阴毒达到令人恐怖的深度的陀思妥耶 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精神的酷刑，将他笔下的人物置于万难忍受、不堪设想的 境地，送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的路上去，又用精神的酷刑送他们到那反省 、矫正、忏悔的路上，甚至是自杀的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 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 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 ，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 问者。”他的文本，“对于爱好温暖或微凉的人们，却还是没有什么慈悲的气息的。” 即使是刘小枫所说的阴冷、阴毒的鲁迅，也感到冷气逼人，“常常想废书不观”。(注 ：《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集外集·<穷人>小引》。)
在这种比较中，人们难道看不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毒，表现的罪恶也更令人恐怖?当 然，“残酷的天才”并不是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命名，而是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 基在同名论文中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命名的，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善于描写“狼吞噬 羊时和羊被吞噬时的感觉”，是一个“以苦难为快乐的虐待狂”。而高尔基也曾经称陀 思妥耶夫斯基为“恶毒的天才”。毋庸置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醉心于犯罪和谋杀使许 多人都受不了他。著名作家普鲁斯特就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醉心于谋杀，这是一 件非常奇怪的事，这使得他很难为我所接受”。(注：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 概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67页，176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也许 刘小枫会辩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相信上帝，尽管他很恶，但心是向善的。”如 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真的很毒恶，那么仅仅有向善的心就能使邪恶变成善良吗?这不是一 种伪善是什么?《金瓶梅》每生动详细地描写一段不同方式的性交，都要骂上几句吐上 几口唾沫，按照刘小枫的逻辑，《金瓶梅》是不是完全有资格充当禁欲主义的教科书呢 ?
在《拯救与逍遥》的最后一章中，刘小枫不惜以萨特的描写对象来否定萨特：“在萨 特的作品中，人们差不多看到的都是叛徒、性欲反常者、娼妓、阳痿的男人、阴冷的女 人，这些人就是自由选择而成为自己人(疑是自由人，原文如此)的样板?”他找不到鲁 迅这方面的把柄，就从主体的角度对鲁迅进行挖苦，说鲁迅阴冷、阴毒、无聊、冷嘲。 但是，在刘小枫推崇为救赎典范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各种各样的自杀者，谋杀者，犯罪者，发疯者，癫狂者，歇斯底里者，变态者，精神失 常者……如果不是从艺术的表现力和思想的深刻性上，而是从刘小枫的善恶比较论上， 有谁会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说他是巨人呢?著名英国作家劳伦斯就直言不讳地说他不 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责他令人恶心地“混淆了上帝和虐待狂”：“他就像老鼠，咬 牙切齿地在阴暗的地方溜来溜去，可是为了要依附光明，却口口声声要爱、博爱。” (注：韦勒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史概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83页，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弗洛伊德认为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看作罪犯并不冤枉，罪犯的利 己主义冲动和破坏性冲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都很强烈，“他的关于强奸过一个少女 的事的坦白，这一坦白可能是真的。如果我们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相当强烈的破 坏本能——这种破坏本能本来很容易使他变成一个罪犯”。(注：弗洛伊德《陀思妥耶 夫斯基与弑父者》，《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151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对于他的强 奸少女的罪行，法国著名作家纪德是这样记述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一 些特别暧昧的事。其中之一他已在《罪与罚》中作了暗示(卷2，第23页)，此事似乎也 成了《群魔》中某章节的主题……事情涉及到强奸一个小姑娘。被奸污的孩子在一间房 子里上吊，而罪人斯塔夫罗金就在隔壁的房间中，他知道她上吊了，并等着她断气。这 个罪恶故事的现实成分是什么?我并不急于知道。尽管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样一 段经历之后体验到了人们称之为内疚的感觉。无疑，他自己对自己说着索尼娅对拉斯柯 尔尼科夫所说的话。他感到有必要去忏悔，然而不仅仅是神甫。他寻求忏悔对象，好让 忏悔变得更为难堪。”作为一个俄罗斯民族的“土壤论”或“根基论”者，陀思妥耶夫 斯基找到的忏悔对象是他非常憎恶的欧洲文明的赞赏者屠格涅夫，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注：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谈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93—9 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在《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文 中也叙述了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细节是纪德没有提到的，就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 几岁已经大名鼎鼎的时候，当着一家人的面谈起一部长篇小说来：“当时在场的还有几 个孩子，都是些小姑娘。他说小说中有一个地主，一个生活优裕、受人尊敬而且待人和 蔼的人，猛然想起来，二十年前在一次通宵狂欢后，在一群喝得酩酊大醉的酒友的怂恿 下，把一个年仅十岁的幼女强奸了。”这时家庭主妇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叫喊起来：“ 你行行好吧!孩子们都在听哪!”可能的情况是，听讲的小姑娘让他联想到自己的难堪往 事，他在难堪的讲述中悔恨自己的行为，犹如到屠格涅夫那里去忏悔。问题是，那个被 奸污的年仅十岁的小姑娘已经上吊自杀了，你就是用全球扩音器对着全球的人忏悔，就 能救活她吗?就算刘小枫的上帝神通广大，能够使这个小姑娘像耶稣基督一样死而复生 ，但是她被强奸时所遭受的蹂躏和巨大的心灵创伤，难道会在忏悔者忏悔之后的快乐中 得到补偿了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不是说过，上帝最高的和谐还抵不上一个 孩子的眼泪?而更大的问题是，既然世界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那样变态和荒诞， 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自杀、谋杀、发疯、神经错乱、歇斯底里，那么，上帝又怎么让人相 信?难道万能的上帝故意创造罪恶和灾难?或者反过来说，制造出大灾难大罪恶才叫万能 ?这样上帝与魔鬼有什么区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中显然既有施虐的倾向又有受虐的倾向，施虐的倾向导致他不 断地犯罪——那怕仅仅是心灵意义上的，而受虐的倾向在很多时候都是借助基督教的忏 悔加以发泄。他的性格的病态在于他似乎能够从忏悔中得到乐趣和快感，而不犯罪就没 有忏悔的机会，于是他就不断地犯罪，不断地忏悔，在施虐与受虐、犯罪与忏悔之间歇 斯底里地循环，就好像他隔一段时间就发作一次癫痫病一般。这难道就是刘小枫说的比 鲁迅高贵的品格?如果没有基督教，使他不能在忏悔中得到乐趣和快感，那么，犯罪行 为或者意念的减少不是更高贵更健康吗?刘小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推崇是基于他的道 德家的善的面孔，但是无论如何，这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天才作为道德家是很苍白的。如 果一个人只有犯过残酷的罪恶经过忏悔才会道德完善，那么宗教道德不就成了罪恶的帮 凶了吗?虽然弗洛伊德执着于精神分析与刘小枫执着于神的拯救对于分析陀思妥耶夫斯 基伟大的艺术创造同样无助，但是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道德家的置疑还是有 一定道理的，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使人想起大规模迁徙的野蛮人，进行屠杀，又以苦 行赎屠杀之罪，直到苦行变成进行屠杀的一种实际手段”(注：《弗洛伊德论美文选》 第150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因此，尽管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大量地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将之当成砍杀其他 作家的棍子，但是，刘小枫要想深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还要跟鲁迅学几年。事实 上，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读出了与刘小枫迥然不同的观点。 弗洛伊德让人留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将自己的癫痫病送给了杀 死父亲的私生子。俄国形式主义的著名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 信仰曾比他的信仰更为强烈。”“这位《宗教大法官》的作者便是宗教大法官的破坏者 ，虽然他曾以宾客身分拜访过波别多诺采夫，掩藏了自己的否定态度。当他说，如果要 求或与基督在一起，或与真理在一起时，那么他会选择基督，此时他就是一个旧神话的 破坏者。但是，在信仰者看来，基督与真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他却把基督与真理对立 起来。这意味着他不是基督徒。”(注：维·什克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著名德国作家海塞认为陀 思妥耶夫斯基以对东方精神和亚洲精神向原始的创造之母的回归，显示了欧洲的没落。 著名新批评派的批评家理查兹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之后，认为 在斯塔夫罗金这个人物的处理上，艺术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战胜了说教家的陀思妥耶夫 斯基，神的拯救和支持“并非必不可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他创造力全盛的时候已 经认识到他自己被迫抛弃了这种支持”。“价值体系与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 于神的存在，只不过这两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纠缠在一起而已。”而且对于人生的出路 ，“他通过艺术家的创造性工作找到了这条途径。他在临终之前的一封信里写道：‘疗 救之途、逃避之途只有一条，那就是艺术，就是创造性的工作。’我还认为，对于创造 性较差的人来说，答案也是一样的”(注：理查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陀思 妥耶夫斯基的上帝》第155页，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按照这位著名批评家的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神的拯救而走向了刘小枫所谓的逍遥之路。因此，不仅刘小枫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贬低鲁迅的企图落了空，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实之剑也刺穿了 刘小枫拯救的梦想。悲夫!
在刘小枫看来，非拯救即逍遥，而没有神恩的逍遥就极为可恶。鲁迅不相信神，就不 可能获得拯救，当然更拯救不了别人，而他居然被称为国魂，就更可恶。有趣的是，对 于使命感强烈得对其纯艺术的创作都构成妨害的鲁迅，也被刘小枫冠之以逍遥之名。庄 子是《逍遥游》的作者，所以刘小枫就以鲁迅自称中过庄周韩非的毒，给鲁迅与庄周拉 近乎，并无根据地说什么“庄子精神与进化论的糅合是鲁迅思想的基点”，而且鲁迅“ 看透了恶有最后的力量的冷眼知道启蒙最终不可能，反抗恶就不过是‘玩玩’”。但是 ，鲁迅从五四时期的杂文到晚年的《起死》，经常批判庄子，批判庄学塑造的国民精神 ，并将他的庄子批判与文明批判结合在一起，刘小枫为什么提都不提呢?就常识而言， 逍遥和怨恨是两种不同的情感方式，要想逍遥就必须没有怨恨。但是刘小枫却说：在鲁 迅那里只有怨恨，怨恨使得鲁迅容纳不下任何美好的东西，鲁迅的救人是谎，他要救的 仅仅是他灵魂的阴冷。(注：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35页，332页，338页，339页。) 我觉得刘小枫的这种论述仿佛是从朱大可的《殖民地鲁迅及其仇恨政治学》那里抄来的 ，要不就是朱大可从刘小枫那里抄来的，不然二者怎么会这么相似?但是朱大可的文章 至少其本身的逻辑没有什么问题，但据说是懂哲学的刘小枫怎么一会儿逍遥，一会儿怨 恨，难道真到了为咒倒鲁迅这道“黑暗的闸门”连基本的逻辑也不顾的地步了吗?事实 上，从科学救国、文学救国，到后期为了同中国的腐败势力作战连纯文学创作都耽搁了 的鲁迅，总给人一种风沙扑面、行色匆匆为中国奔忙的感觉，这么一个“我以我血荐轩 辕”的热爱祖国拯救民族的志士仁人，其灵魂怎么会全是怨恨和阴毒呢?其逍遥表现在 那里?为了实践“救救孩子”的诺言，鲁迅终生帮助文学青年的成长，不但消耗了大量 的时间，而且也经常予以金钱上的扶助，其灵魂怎么会全是怨恨和阴毒，其逍遥又表现 在哪里?
鲁迅当年曾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刘小枫蔑视鲁迅，把辱骂当成宝贝自然也不 令人惊奇。但是，仅靠漫骂和诅咒就能够挪开“鲁迅精神”这道“黑暗的闸门”而让耶 稣基督及其乃父耶和华的神恩普照中华大地?我看很难!而且“阴冷、阴毒的无赖”之称 号，鲁迅也受用不起，还是刘小枫自己戴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