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版不除，国无宁日——我国目前盗版出版物的情况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无宁日论文,出版物论文,我国目前论文,情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首先，请介绍一下我国目前出版物被盗版的情况。
刘：目前市场上的盗版出版物，总体上分类，大致有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这3块。近几年，我国打击侵权盗版的行动每年都有，但犯罪行为受利益驱动，屡禁不止。以光盘为例，它包括VCD、LD、DVCD、CD—ROM、CD，现在还有DVD，从1995年开始， 音像制品的盗版便愈来愈猖獗，这和老百姓文化生活水平提高有一定关系，市场需求量大，家庭里的VCD机，目前国内保守量有4000万台， 再加上计算机约1000万台，据最新统计，今年网络化的比例要成倍递增。因此，老百姓有需要，于是就有市场。音像生产从我国统计数字来看，每年不到两亿张，但从市场销售来看，我们统计过，不低于10亿张。
记者：根据这个数字来看，是不是每年有8 亿张音像制品都是盗版的？
刘：可以这么理解。说盗版占了全部音像制品的4／5，是很保守的数字，有的人说达到了90%～95%。经统计，全国各个城市都有盗版情况，甚至国营的商店也在销售盗版，而且占有相当比例。我们的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存在着巨大的空差，于是就有极大的商业利润促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盗版情况的出现，最初源于我国东南沿海，此后逐渐扩散，目前为止，可以说，我国音像制品的盗版范围已遍布全国。它们大量充斥市场，价格便宜，一张正版盘成本几块钱，而盗版才几毛钱，而且不给国家交税，另外，盗版盘占领市场速度很快，如《没完没了》，电影刚公映，盗版盘就出来了，甚至有的新片子还未公映，盗版盘却已经出来了。
记者：这8亿张光盘主要源自何地？
刘：据我们调查、分析，分三种情况：
①最严重的一类，是走私光盘。这一类占70%，犯罪分子主要是在中国的港、澳、台等地区生产成品，然后通过走私返回大陆销售。
②境内仍然有少量非法光盘生产线，大肆生产盗版光盘，它们占20%。
③一些不法分子与我国一些地区的正式光盘复制厂内外勾结，见利忘义，私自生产了一定数量的盗版光盘。
从分布来看，中国的香港、澳门及东南亚地区，向中国大陆境内走私光盘，占相当大一部分。去年海关刚刚查处一个案子，收缴了盗版光盘452万张。从光盘内容上看，大部分是VCD或卡拉OK，也有CD音乐片。
王：书的盗版情况非常普遍，被盗版的内容主要分三大类：畅销书、长销书、教材教辅。只要一本畅销书一出世，肯定会伴随着盗版现象。如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有的盗版书能同时有若干种盗版本。甚至正式出版的书还未面世，盗版者已闻风而动。最近作家出版社拟出版余秋雨一本散文集，书尚未出，所谓《千禧日记》已经满街皆是。有些长销书，像《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等等盗版之严重也令人瞠目，教材、教辅的盗版也很多，有书商搞的，也有教育部门自己搞的，不仅违反了国家的出版法规，而且粗制滥造，祸及子孙。盗版书以大中城市为主，但也分几种情况：像教材、教辅书籍的盗版现象，在中小城市居多；而有的书，像名著，或社会科学、科技书籍，还是大中城市盗版居多。这几年，有些新情况，一是参与盗版的人和所盗版的书的层次比以前要高，因此，盗版书在内容、装帧上质量也较高，一些盗版书，如果不是该书出版社的专业人员亲自验别，则很难辨别真伪。二是这两年我们发现，有一些国营大厂也参与了非法盗版行为。三是盗版出版物有向中小城市及农村发展的趋势。这说明盗版现象愈加严重了，需要我们严加管理，出现问题要严办。
记者：国营印刷厂盗印，您是否指的是出版社给印刷厂的印单所开数量之外的加印现象？
王：这只是其中一种，盗版主要有几种类型，也有私自盗印的。从受损失情况看，如商务印书馆，估计每年要减少上亿码洋的销售量，被盗版的主要是它的那几种长销书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另外，一些外文书，过去盗版有难度，目前也都“照盗不误”了，像外研社的工具书，估计每年也有一亿码洋的量被盗版。从事盗版的犯罪分子中，有高学历者，所以他们选择的盗版书的档次也在相应提高。另外，也有买卖书号的形式，合同上说印5000册但实际上印20万册甚至上百万册，犯罪分子披上合法的外衣做掩护。我们一查，出版社说是正版书。这种行为其实对出版社来说是饮鸩止渴，对社会来说，既破坏了出版物市场的正常秩序，又坑害读者、偷漏税收。而因为它有合法外衣，我们查处的困难也就大一些。教辅、教参书籍一直是盗版犯罪分子关注的一个方面，最近教育部专门有批示，要严厉打击这类行为，目前好几个省（湖南、安徽、河北、河南）已开始打击教辅盗版的活动。
目前，非法的地下印刷厂非常多，他们的盗版行为也十分猖獗。因为印厂太多，为了抢活干，所以，有的印厂只要有利可图，就干，不管有没有手续，只要查不着就干。有时还有地方保护主义，我们曾接到山东的举报：山东仅一个梁山县非法地下印刷厂就有200余家， 这种情况当地政府能不知道吗？大量的盗版，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许多家出版社都找到我们，要求我们尽量查处这些盗版出版物，他们愿意尽全力协助我们。又如，作家出版社为了一种盗版书，自己去查，跑了几个省，投入了几万元。他们到一个地方，发现盗版后，即请当地“扫黄”办查处，查处后马上开新闻发布会，把声势造出去，用这种方法与犯罪分子宣战。外研社仅在两个省的图书批发市场上看了一下，就发现了10万码洋的盗版书，每个市场，少则七八家，多则十几家都有盗版外研社的书籍在销售。目前有不少出版社自己在市场上查对本社的盗版书。
记者：这几年来，盗版现象猖獗，这一现象是否与我国目前缺乏健全的出版法律法规有关？比如说目前我国还未出台《出版法》。
王：法律法规是一个方面。在新刑法出台以前，扫黄打非主要的适用刑法是按照投机倒把罪论处的，新刑法出台后，中间有一段空当，因为是以罪名法定原则，没有明文规定，就无从定罪。比如我们曾查处一例音像盗版，出版物堆了满满一屋子，犯罪分子说这都是我个人收集的私人物品，你们无权干涉，当然卖的时候抓住他是可以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有些无法可依的感觉。在中宣部、公安部、政法委、高法的关注下，1999年12月23日公布了有关的法律法规，查处力度明显加大，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几年我们在逐渐完善法律法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除新刑法的司法解释外，新闻出版署近期颁布了《印刷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发行管理暂行规定》等。
大量的盗版都按侵犯著作权法定罪，此项罪最高判7年，因此， 不少扫黄打非第一线的同志都感到打击力度不够。再比如，《海关法》里对打击走私VCD光盘以前一直没有明文规定。所以， 目前是在向着法律健全的方向努力。
刘：目前，一些地方上的同志纷纷要求对著作权法进行修改，以便严厉打击非法盗版。像邓振宇案，非法盗版经济所得上千万，只判了他3年，这样，他出狱后照样可以从事这些非法活动，他不在乎。 对于社会上反动的或黄色的盗版出版物，国家有明令禁止，一旦抓住，判得很重，所以不法之徒不敢染指。可现在社会上到处充斥的是那些“不黄不黑”的，犯罪分子还美其名曰“发展地方经济”，他们打着“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幌子搞出版物盗版的活动。过去，我们在这一块的确感到无法可依。1998年底，我国公布了打击非法出版物活动的司法解释，这对全国扫黄打非战线的同志是一个极大鼓舞，我们可将这种行为判为非法经营罪，如果非法所得金额高，我们可以判他10年，甚至无期。所以这几年我国有关法制在逐渐完善，在发展。但目前在买卖书号方面，司法解释上定为非法出版物，但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太广。
记者：有的群众认为：盗版出版物很便宜，买得起，内容也很及时，所以客观上它们起到了普及和繁荣老百姓文化生活的作用；另外还感到有的盗版出版物质量也还不错，用起来挺好。所以也想请谈谈正版、盗版二者如何鉴别的问题。
刘：在正版和盗版二者区别问题上，差别最小的要数光盘了。做得好的，也可能就和正版分不出来。音像制品中，正、盗版的区别，就在于正版打上了SID码正版标志，而盗版的没有，正版有质量检验， 盗版的没有，有时就这些区别，别的都一样。有的盗版出版物母盘较好，包装也好，如VCD的“金华纳”系列，有几十种，上百种， 居然成了一种“著名品牌”，堂而皇之地在各个大商场公开销售，这种猖獗的行为必须禁止和严办。
对于消费者来说，首先是自己需求什么，其次是市场提供货源的丰富程度，第三是商品的价格是否能被接受。从这些因素看，我们正版生产的数量、内容、价格都无法与盗版竞争：数量小，内容不丰富，生产成本比盗版高得多，因而价格高，于是老百姓自然会选择盗版。这也说明我们普通群众对反盗版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
记者：可不可以这样说，盗版出版物虽然损害了国家利益，但对老百姓生活有好处？
刘：不可以这样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行为。首先，盗版破坏了知识产权，在国际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加入版权贸易组织后，如果有侵权行为，国际上可以301条款来制裁这种行为；第二， 影响了正常的出版秩序；第三，导致大量税收流失；第四，影响了科教兴国。
出版行业由于长期受到非法盗版行为的侵害，于是我们的出版产业难以形成规模，它难以拿出大的资金投入再生产。整个出版产业如不能有效发展，必然较大程度地影响了这方面的国家税收。这些税收本来国家是要用于公益事业的，但公益事业却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老百姓是吃了亏的。比如，1996年9月19日开始， 我国逐步查出了86条非法光盘生产线，主要在广东。我们采取举报一条盗版生产线，奖励30万元人民币的方式。为什么要这样做呢？1996年北京的一张盗版光盘卖35～40元，而实际生产费用仅为2元钱，这有着近20 倍的高额利润。因此有人讲：做盗版生意，有贩毒品的利润，无贩毒品的风险。一条生产线，一天生产2万张光盘，一个月是60万张，一年720万张，而86条生产线一年达6亿张光盘。按一张光盘15元算， 国家损失税收是几十个亿。如果86条生产线没被查掉，4年下来就影响国家税收达100多亿，这是一个很严酷的现实，而且这还仅仅是目前已知并查处的音像制品这一块。所以，扫黄打非的工作这几年已为国家做出了明显的成绩。
另外，制黄贩黄对青少年的成长有许多极坏的影响，这怎么能说盗版出版物对老百姓生活有好处呢？还有黄色的软件游戏，对国民素质的不良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盗版出版物，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对老百姓都有巨大危害。
记者：目前我国打击盗版出版物采取联合办案的方式，即公安、工商、出版管理部门共同办案，这种方式是否不利于统一管理出版物市场，不利于打击非法出版物？
刘：出版物市场包括书报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物。目前我们的情况是，出版物市场由几家共管：书报刊和电子出版物，由出版署管理。音像制品中再分两块，出版社和复制厂由出版署管理，音像市场由文化部管理，其中还有一部分划到广电部管理。这是由一些历史原因造成的。这种出版物市场多头管理现象，在某些方面容易让不法分子钻空子。
办案问题上，打击盗版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工作，它的问题出在出版物市场上，但涉及的范围很广，如包括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有的又和腐败现象、当地黑社会相结合，犯罪的样式也很多，所以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目前，我国由中央组成全国扫黄小组，其成员单位由15个部门组成，这些部门都要对自己所承担的责任负责，这有利于联合打击盗版行为，有利于大案要案的查处。
记者：由于出版物市场缺乏一些必要的法律法规，老百姓购买力也较低，不法之徒遍及各地，等等，是否可以说：盗版出版物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它是否还要存在较长一段时间？
刘：盗版问题严重，要分析原因，这种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市场需求比例失调。我是指有效需求，即指实际购买数量，老百姓的需求和市场供应有差距，这就给盗版盗印创造了机会。第二，出版物市场是一个垄断市场，由国家统一控制，我们实行的是审批制而不是登记制，在审批制条件下形成的市场，必然要产生高额利润，产生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但国家又在控制，于是不法分子就采取非法的盗版盗印方式。第三，刚才讲过了，多头管理，也易导致不法分子钻空子。第四，地方保护主义，是使这种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第五，司法惩治上，我们感到力度还很不够，像刚才讲的，最多才判7年。 第六，日常监管方面，我们还要下些功夫，比如稽查队伍的建立，制订细致有效的法规。1999年底，出版署新出台的《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它对规范出版物市场起到良好的作用。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建立了扫黄打非的组织机构，先由中央成立全国扫黄打非小组并下设办公室，为各地扫黄打非班子起到协调、指导、服务的作用。各地的扫黄打非工作小组负责人都由该省省委副书记或副省长兼任，小组大多落实在当地新闻出版部门中，一旦出现案情，由该小组协调当地各个有关部门共同破案。
另外，面对日益猖獗的盗版现象，各地出版社也在最近自发地组织起反盗版联盟，各社团结起来，共同打击盗版。比如，吉林省几家出版社1999年底成立了反盗版联盟组织。
打击盗版盗印活动，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最后希望，不仅国家的执法部门、各地出版社要团结一致打击盗版，更重要的是：广大著作权人、广大读者或消费者要增强版权意识，遇见这种行为能积极干预，如果国家能出台一个《反盗版赔偿法》，无论哪个公民买了盗版出版物都有权投诉并要求赔偿，这样才会从根本上逐渐消除社会上的盗版出版物毒瘤。